圓桌｜美國B-1B轟炸機逼近委內瑞拉，拉美如何成為特朗普的后院秀場

如果說“門羅主義”已是一個過時且有害的概念，那么“唐羅主義”呢？

當地時間10月23日，飛行追蹤數據顯示，至少有一架美國B-1B轟炸機當天靠近委內瑞拉沿岸，這是美國軍機一周內第二次進行此類武力展示。同一天，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很快在委內瑞拉看到地面軍事行動。

美委局勢似乎箭在弦上。作為所謂禁毒行動的一部分，美國已經部署了隱形戰機和海軍艦艇，宣稱在委內瑞拉外海國際水域擊沉多艘所謂“運毒船”并打死數十名“毒販”，并承認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委內瑞拉展開秘密行動，但始終未公布其打擊目標走私毒品的證據。

委內瑞拉國家電視臺23日報道，委當天在沿海多地開始舉行“獨立200計劃”海岸防御演習。委總統馬杜羅多次指責美國意圖通過軍事威脅在委內瑞拉搞政權更迭，并在拉美進行軍事擴張。

當地時間2025年9月30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在一次軍事會議上發表講話。馬杜羅表示，在美國對疑似委內瑞拉運毒船只進行一系列致命襲擊后，他準備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應對美國“侵略”的威脅。視覺中國 圖

除了加大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壓力，特朗普自第二次上臺以來逐漸強化在拉美地區的干預，一方面展現對阿根廷右翼政府的支持，一方面以挑釁姿態破壞與長期盟友哥倫比亞的關系，還以其政治盟友、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遭所謂“政治迫害”為由，對巴西實施高額懲罰性關稅并吊銷多名官員簽證，導致美巴關系急劇惡化。

這些措施引發了外界對“門羅主義”和擴張主義在拉美地區抬頭的警惕。一個新詞“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正在美國媒體界和特朗普政府官員中傳播，將特朗普的名字Don（ald）嵌入“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一詞，用來描述特朗普政府或其支持者在美洲地區所主張的新型或強化版政策。

“門羅主義”有著200年歷史淵源。1823年，美國前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門羅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這一口號，“門羅主義”自此成為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到了奧巴馬任期，美國政府曾宣布“門羅主義的終結”，但特朗普在其首次任期又公開宣稱“門羅主義強勢回歸”。

“直至21世紀，政策制定者與政客們仍在援引這個早已無益甚至適得其反的術語。”戴維森學院政治經濟學實踐教授布麗塔·H·克蘭達爾向澎湃新聞（www.ditubang.cn）指出，如今拉美國家已擁有1823年時不曾具備的自主權與實力。

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的學者看來，拉丁美洲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從未被置于優先考慮的地位。只有當非法移民激增、芬太尼濫用導致死亡率上升或域外國家影響力擴大時，拉美地區才會成為特朗普政府的關注對象。

“在美國有一句俗語，‘所有政治都屬于國內事務’，即外交政策最終是由國家的國內政治以及選民的需求或愿望所決定。我認為本屆政府并不把拉美地區的長期穩定作為其目標。”克蘭達爾表示。

巴西智庫伊加拉佩研究所的聯合創始人兼研究主任羅伯特·穆加對澎湃新聞表示，盡管諸多討論將美國目前的拉美政策與傳統意義上的門羅主義進行類比，但特朗普的政策似乎并不符合這種單一學說，而是一系列優先事項的疊加。“除了門羅主義之外，美國對拉丁美洲的立場還受到幾個優先事項的影響，包括大國競爭、打擊毒品、促進民主和人權以及在該地區推動市場改革和財政紀律。除此之外，移民管理、邊境控制‘外包’，迎合搖擺州以及古巴裔、委內瑞拉裔選民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他說。

而從長遠來看，專家認為，特朗普政府在拉美地區揮舞“關稅大棒”、使用金融工具施壓和使用武力等做法幾乎無法取得積極成效，在毒品管控、非法移民治理等需要多邊合作的領域，使用單邊懲罰性的做法只會限制美國與拉美國家的合作前景。拉美國家并非大國博弈中的被動一方，它們會極力討價還價，甚至更換合作伙伴。

受訪專家：

羅伯特·穆加（Robert Muggah）：巴西智庫伊加拉佩研究所的聯合創始人兼研究主任，安全與風險分析機構SecDev集團及SecDev基金會的聯合創始人

布麗塔·H·克蘭達爾（Britta H. Crandall）：戴維森學院政治經濟學實踐教授，曾擔任芝加哥第一銀行（Bank One in Chicago，現被摩根大通收購）拉美主權風險分析副主管以及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的國際項目審查員。

特朗普如何“升級”拉美戰略

澎湃新聞：“對話”網站（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分析提到，美國在拉丁美洲有干預的歷史記錄，例如政變、軍事介入和秘密行動。特朗普的一些言論或行動，比如“不排除奪取巴拿馬運河的可能性”以及對委內瑞拉附近海域所謂 “販毒船只”動用軍事力量，則被國際社會視為一種更強硬、更具威脅性的姿態。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在拉美的干預策略是否表現出新的形式？如果有，這些方式有哪些特點？

羅伯特·穆加：特朗普最新的拉美戰略將干預升級到一個“反毒品、反恐和金融制裁”時代。首先，華盛頓通過將犯罪集團重新分類，將毒品戰爭與地緣政治結合起來（以便啟動類似反恐制裁和資產凍結的措施）。其次，美國通過取消對某些國家的認證（編者注：特朗普政府于9月取消哥倫比亞作為全球禁毒合作伙伴的認證資格），將點名羞辱作為在援助、貿易和安全等領域的武器。最后，美國加強了海上打擊，將風險轉嫁給他人，同時最大限度地制造聲勢。

盡管美國此次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升級行動提供了諸如法律、金融和海外施壓等新手段，但它仍是美國在西半球長期干預主義的一部分。想想美國對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占領（1916年至1924年）；中央情報局策劃的危地馬拉政變（1954年）；在豬灣入侵古巴（1961年）；大規模干預多米尼加共和國（1965年）；美國支持智利反阿連德行動（1970年至1973年）；入侵格林納達（1983年）；20世紀80年代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伊朗門事件支持；以及入侵巴拿馬（1989年）。

特朗普在社交平臺發布的美軍打擊“販毒船只”畫面

布麗塔·H·克蘭達爾：回顧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的漫長而多變的歷史，就會發現其中總會存在與當前政策做法的相似之處。有人可能會認為，20世紀初的“炮艦外交”或“美元外交”最能與特朗普的政策做法相呼應。但這并不是說特朗普的政策中沒有“新內容”。就該地區的自主權以及中國的作用而言，我們所處的世界已截然不同。如今的政策和策略在定義上是不同的，但使用軍事力量和經濟脅迫等手段，以及運用這些手段來施加影響并非新事。

澎湃新聞：特朗普將經濟脅迫、關稅武器化和軍事干預威脅結合起來的政策似乎產生了一些預期的結果。例如，墨西哥政府加強了對芬太尼販運和犯罪組織的打擊，而巴拿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撫特朗普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您如何評價特朗普自上任以來的拉美政策效果？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羅伯特·穆加：從狹義上說，華盛頓結合關稅威脅、金融壓力和有限使用武力的方式取得了一些快速成果。墨西哥加強了合作，包括移交通緝嫌犯和共同處理案件。巴拿馬也向華盛頓方向靠攏，于2月初正式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一個月后又批準和記黃埔出售其在巴爾博亞和克里斯托瓦爾港口的股份給美國企業，盡管這些步驟仍在等待監管和政治批準。

然而，這些成果看起來很脆弱。可卡因的生產和消費仍接近歷史最高水平，提醒人們毒品供應鏈具有靈活性，鎮壓行動往往只是改變了毒品的運輸路線，而不是減少。問題與應對措施之間也存在不匹配：流入美國的大多數非法芬太尼是在墨西哥制造的，而政府最具戲劇性的行動卻集中在加勒比地區。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場行動與其說是一項反毒戰略，不如說是美國試圖以此重新確立其在西半球的影響力，試圖削弱中國在運河和關鍵港口的存在。政治代價同樣在上升。美國與關鍵伙伴哥倫比亞的關系惡化，因關稅威脅、激烈言辭和美方襲擊導致平民死亡，遭到哥倫比亞當局和人權組織譴責，并引發有關削減安全與援助合作的討論。

布麗塔·H·克蘭達爾：這些政策的效果取決于所設定的時間框架。如果只看短期結果，可能會認為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短期的“勝利”。當然，其局限性在于長期影響，而且我認為這些影響幾乎全是負面的。北美面臨的最具前瞻性的挑戰（非法毒品、移民潮、氣候問題等）需要多邊、集體的應對措施。當一個合作伙伴采取單邊、懲罰性的做法時，有效應對這些挑戰的合作前景就會受到限制。

“高關注度的中等優先級”

澎湃新聞：分析認為，特朗普的拉美議程（如移民和毒品問題）與他的國內選舉議題密切相關，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是否有外交戰略或意識形態因素在推動特朗普當前的拉美政策？

羅伯特·穆加：白宮的禁毒政策明顯已變得具有國內導向色彩。移民潮、芬太尼致死事件、關稅威脅以及對涉嫌販毒者的襲擊視頻，都成為了宣揚“法治”理念、迎合國內輿論的有力例證。因此，出現了那些能吸引媒體關注、但在解決根本問題上作用甚微的措施：旨在為將大型販毒集團列為恐怖組織鋪平道路的一項行政命令，一系列有關美國在加勒比海打擊“毒品船只”的引人注目的視頻，以及對地區政府“采取強硬措施”的承諾。

從國外的角度看，這項政策看起來更像是為了重新確立美國在西半球的影響力以及遏制中國的影響而采取的行動，而非一個旨在實現地區穩定的長期規劃。這種勢力范圍的框架策略是有代價的。這些海上行動引發了法律和事實層面的質疑，同時與主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哥倫比亞）的關系也因公眾指責、援助威脅以及平民死亡報告而惡化。這種“本土化”外交政策的風險顯而易見。它可能會削弱信任、抑制情報共享，并促使各國政府尋求與中國等國達成妥協，從而逐漸削弱華盛頓原本試圖恢復的威望和影響力。

布麗塔·H·克蘭達爾：在美國有一句俗語：“所有政治都屬于國內事務”，意思是外交政策最終是由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以及選民的需求或愿望所決定的。我認為本屆政府并不會把拉丁美洲的長期穩定作為其目標。相反，這種關系是基于交易的。你支持我，那么我就支持你。

澎湃新聞：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是古巴移民后裔，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蘭道曾任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這樣的外交團隊是否會推動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加重視拉丁美洲？考慮到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對拉美的政策，拉美在他的外交政策議程中有多重要？

羅伯特·穆加：人事任命反映優先事項。有魯比奧擔任國務卿、蘭道任副手，拉丁美洲注定會受到更多關注，尤其是在毒品、移民、（拉美）威權政府和中國的影響方面。魯比奧的政治立場和履歷顯示，他可能會對那些被認為親近中國的政府采取更強硬的態度，而蘭道在墨西哥的經驗意味著他會更加關注跨境安全與貿易的日常事務。實際上，這可能意味著更多的高層訪問、更多對地區領導人的公開施壓，以及更緊密地把貿易規則、投資審查與執法和軍事合作聯系起來。

2019年，佛羅里達州多拉爾，時任美國參議員馬克·魯比奧與委內瑞拉社區領袖一起向媒體發表講話，呼吁美國軍方支持人道主義援助。

但更多的關注并不等于持久的戰略。如果政策主要依賴關稅、簽證禁令、削減援助、戲劇性的攔截行動和軍事打擊，它可能會制造頭條新聞、換取短期讓步，但會削弱與關鍵伙伴的關系。這種做法可能引發法律挑戰、激起主權怨恨，并推動各國與中國等國平衡。如果沒有更穩定的多邊合作——如聯合警務、金融犯罪控制、前體化學品監管和國內需求減少——結果可能是美國在該地區雖然聲量更大，影響力卻更弱。

值得強調的是，對于白宮來說，在國內政治和大國競爭重合的情況下，拉美地區才具有重要意義，意味著拉美是一個“高關注度的中等優先級”事項：當移民激增、芬太尼死亡上升或中國在該地區取得進展時，它才會成為首要議題。在優先級上，拉美地區仍需要與歐洲、中東和印太地區競爭。貿易是一種工具而非目標。關稅和市場準入被用作杠桿，以換取在邊境執法和反毒品方面的合作，阻止中國在港口、電信和能源領域的投資，并推動供應鏈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就近”轉移。

布麗塔·H·克蘭達爾：可以說，拉丁美洲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從未被置于優先考慮的地位。除非這些議題與毒品或移民有關，否則該地區基本上會被忽視。當然，在冷戰期間也有例外情況。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這種情況似乎也不會有所改變。特朗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的政策深受魯比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由他設計的，并且這一政策的形成也是為了回應特朗普認為在伊朗襲擊行動中取得的成功。在我看來，這并非對整個地區協調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特朗普與拉美右翼的“交易”

澎湃新聞：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當前的拉美政策代表了“門羅主義”的回歸。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羅伯特·穆加：“門羅主義”是19世紀美國對外發出的一種警告，要求外部勢力不要干涉美洲事務。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也成為美國在西半球主導地位的代名詞。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下的某些相似之處確實明顯。政府經常將拉美視為一個戰略后院，認為外國資金、技術和軍事伙伴必須被拒之門外。這套手段或許有所演變，但那種本能反應——即拒絕讓對手占據任何立足之地——卻顯得頗為熟悉。

然而，美國對拉美的態度似乎不像是一種單一學說，而是一系列優先事項的疊加。除了門羅主義之外，美國對拉丁美洲的立場還受到幾個優先事項的影響，包括大國競爭（保持戰略供應鏈遠離對手）、打擊毒品（支持諸如“梅里達倡議”、加勒比盆地安全倡議、“哥倫比亞計劃”等地區的策略）、民主和人權促進（如今通過有針對性的金融工具來推進）以及華盛頓共識的遺產（推動市場改革和財政紀律）。除此之外，還有移民管理、外包邊境控制，以及國內政治（迎合搖擺州利益及古巴裔、委內瑞拉裔選民）。

歷史也提供了一個警示。當美國政策傾向于家長式作風和公開施壓時，會引發拉美國家的不滿情緒，并促使各國政府采取謹慎態度。如今由于貿易關系的多樣化，這種謹慎前所未有地變得更容易實現，并促使各國進行平衡，這在今天更容易實現。拉美國家并非大國博弈中的被動一方：它們會極力討價還價，更換合作伙伴，并在華盛頓所關心的諸多問題上（從移民和反毒品行動到能源和關鍵礦產）采取懲罰性措施，以遏制對方的過度行為。

布麗塔·H·克蘭達爾：直至21世紀，政策制定者與政客們仍在援引這個早已無益甚至適得其反的術語。在美國右翼勢力眼中，“門羅主義”已成為對其勢力范圍采取強硬鷹派立場的代名詞——這種立場將域外勢力的一切行動（無論是20世紀初的德國，還是當今的俄羅斯與中國）視為公然的惡意行為，并要求美國采取強硬回應。在此視角下，該主義實則是對相對實力動態作出的務實性現實政治考量，而非對單邊政權更迭策略的具體背書。

美國永遠會以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區的視角審視其近鄰。但這不意味著美國仍具備條件或渴望如百年前那般對西半球進行單邊干預。如今拉美國家已擁有1823年時不曾具備的自主權與實力。與此同時，多數拉美人現在該主義視作美國單邊主義的同義詞。在此意義上，門羅主義既無關緊要又充滿困惑，更可能損害美國與該地區的關系。

澎湃新聞：盡管特朗普在意識形態上與一些拉美右翼或保守政府（如阿根廷的米萊政府和薩爾瓦多的布克爾政府）有共鳴，但他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損害了這些盟友的經濟利益。您如何看待這種右翼跨國聯盟中的共同利益和潛在矛盾？這一聯盟是否穩固？

羅伯特·穆加：華盛頓方面與該地區幾位右翼領導人的敘事確實存在重疊。他們在嚴厲打擊犯罪、“反覺醒”、親市場主義的敘事語言以及質疑多邊官僚機構等方面立場相似。這為他們在警務、引渡以及阻止“外國”利益等顯性優先事項上創造了合作空間，以及與“友岸外包”，即將供應鏈轉向美洲的倡議一致。同時，這種高調的行動也在各國國內政治中產生了良好的輿論效果。像米萊和布克爾這樣的領導人認為，與美國保持緊密關系是吸引投資、獲得安全與財政援助以及贏得外交支持的途徑。

當地時間2025年7月18日，薩爾瓦多拉巴斯，薩爾瓦多恐怖分子收容中心（Cecot），被美國指控屬于“阿拉瓜火車”犯罪團伙的委內瑞拉移民被遣返回加拉加斯。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爾宣布，作為交換10名美國公民和數名委內瑞拉政治犯獲釋的條件，特朗普政府3月驅逐的250多名委內瑞拉人已被遣返回委內瑞拉。視覺中國 圖

但這種聯盟存在諸多矛盾。美國的關稅威脅、“買美國產品”規定和移民打擊行動損害了這些伙伴所依賴的出口和勞動力市場。美國的單邊執法行動也可能與當地的政治和司法體系相沖突，而貸款方的緊縮條件限制了盟友的改革速度。在安全領域，這種轟動性的攔截行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槍支流向南方、洗錢以及化學藥品等問題。

當美國要求只取得結果卻不承擔自身責任時，不滿情緒就會積累。再加上選舉更迭、預算壓力和附帶條件更少的外部融資機會的誘惑，這個聯盟更像是一種交易，而非條約。當各方利益一致時它可能有用，但當成本上升時則會變得脆弱。總之，這是一個權宜性的合作關系，而非穩固的聯盟。

布麗塔·H·克蘭達爾：我不認為這是穩固的關系。特朗普喜歡勝利者，只要米萊和布克爾能夠繼續受到民眾歡迎，并推行類似的右翼民粹主義政策，特朗普就會支持他們。不過，特朗普在對阿根廷進行救助的回應中明確表示，如果米萊失敗，我們就撤資。

澎湃新聞：關于阿根廷與美國的雙邊關系，有學者指出“美國對阿根廷400億美元紓困計劃缺乏經濟邏輯”。所以對于特朗普這樣堅持交易式外交的領導人而言，強化與米萊政府的聯系旨在達成什么戰略目標？《華爾街日報》一文提及特朗普政府將遏制中國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列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在您看來，特朗普當前對阿根廷策略更多受經濟目標驅動（如減少中國在阿關鍵礦產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存在），還是受地緣政治目標（如遏制中國在阿根廷乃至拉美地區的影響力）的驅動？

布麗塔·H·克蘭達爾：我認為限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無疑是特朗普在阿根廷戰略的一部分，并且與該戰略是一致的，但我不認為這是特朗普的首要任務，而且特朗普政府無意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重新確立影響力或作出承諾，從總體上看，特朗普政府也沒有這種意愿。

相反，特朗普的支持是基于個人的意識形態。米萊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理念在拉美地區的代表人物。如果米萊的政策失敗了，那就可以被看作是特朗普政策失敗的延伸。在本屆政府中，美國對該地區的政策更多地是基于個人忠誠和交易性談判，而非任何明確的愿景或一系列優先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