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走得遠遠的”，然后呢？｜翻翻書·書評

在完成小說《鳳凰籽》書稿那一日，青年作家東來說，自己仿佛卸下了背負多年的行囊。

這部長篇小說是“遷徙一代”年輕人的自我書寫，具有私密卻普遍的心語意義。故事中，一次偶然的“互換人生”機遇，小鎮(zhèn)少年通過一檔綜藝節(jié)目，與在城市生活的同齡人相遇，自此，他們的生活有了交集。可是，難以逾越的壁壘，從未設(shè)想過的彷徨，都隨著這段不可復(fù)制的城市生活，在少年的心頭升起。他似乎從小鎮(zhèn)那穩(wěn)固庸常的日常中抬起了頭，看見一種陌生的可能，但他卻無法真的將之抓住，對未來的茫然，也在節(jié)目結(jié)束后籠罩在少年心間。

熟悉的故鄉(xiāng)，還是流動的都市？這是當代青年的遷徙困局，而每個人的答案，都蕩漾著私人記憶的痕跡，也決定著自己的人生走向。我們注定帶著這道印記前行，在走入新生活的某個時刻，它也提醒我們，回頭看看自己的來處。

此前，我們發(fā)起了「從小鎮(zhèn)到都市：我們注定帶著裂痕生活，但這就是生命的厚度｜翻翻書·送書」的征集活動，最后選出三位讀者寄送了這本書。如何安放我們的記憶？如何回望我們的來處？如何完成自己的敘事？關(guān)于這些追問，三位書評人給出了各自的看法。

以下是他們的書評：

若將無處可退的凄苦轉(zhuǎn)過向來

文｜拉普

這本書讓我錯覺自己已重拾學生時代的閱讀能力，在火車、飛機、高原和雨季的切割下，每次打開都能夠順暢地續(xù)讀，并在某個深夜直抵尾聲。我想這種順暢感并非來自共鳴，而是由語言的能力造就，字順文從——流暢、清脆，玻璃一般通透，似要碎掉，實則堅不可摧——是我的第一印象。

在第一人稱的視角下，這段被《變形計》式的短暫交換攪動的人生竟讓我想到了雷普利，一個被動的、消極的、早慧但溫情的、內(nèi)斂而面目不清的“中式雷普利”。跟著他涉過人生之河，不會有刺激腎上腺素的驚險橋段，多的是叫人喉頭發(fā)緊的所謂“人性世情”，被凝練起來的人物立在河道之中，緊盯著你，又看不見你，張張嘴，風吹過的話里皆是腐朽的新鮮，教人成長又打得人措手不及，從被遺忘之處、從邊緣之外向上、向心的攀爬之路，只有方向，沒有目的，數(shù)十上百年來或許都是如此。我想或許只有國勝接近了掌控命運。

高度概括的人物也帶來了一些臉譜化的弊端，大部分角色的復(fù)雜性被簡化，人物的對話之中也似乎能讀出同一個底層聲部，我并不介意作者的聲音出現(xiàn)，或許處理上還可以更自然些。

而故事本身的流動，與情、景的流轉(zhuǎn)一道，在精妙的文字之中迂回向前，也正如一條蜿蜒河流，有急有緩，有窄有寬，濃郁的不至于郁結(jié)，稀薄的不至于窒息，行至尾聲，咚——地，山霧里，似夢似真之處，草籽長出一棵來，無根之河終以自己為原點。

我想這又暗合了周作人寫“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xiāng)”。我常想，無處可退的凄苦若是轉(zhuǎn)過向來，也可以是處處可去。我們的來處是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記憶卻也是時時刻刻在生長，斬不斷的就不斬它，我們胚胎時的形狀，吃的第一口飯，走的第一步路，說的第一句土語，看過的第一回四季，不復(fù)存在的燕子窠也永遠在那霧中，如同在人夢中。

讀畢，依然更喜歡《涉過岐流》這個名字，我注意到英文書名是A Fork in the River，也很喜歡。在河流分岔之處，是岐流鎮(zhèn)，也是苦行人，是綿延的進行時，是過去又未過去的，是將來又未來的，是時代的眾聲里有時會被當作噪音的，流徙之聲。

“你要有點骨氣，走得遠遠的”

文｜假我

《鳳凰籽》中的故事相較于像我一樣的“遷徙者”的人生軌跡來說，可謂極具傳奇色彩。在生命的前二十年里，我既沒有經(jīng)歷大風大浪，也不曾成為“天選之子”，絕大多數(shù)時間，像嚴格遵循節(jié)律的動物，上課、考試、遠走他鄉(xiāng)，在十八歲那年得到沉甸甸的自由。東來筆下的少年是特別的一個，但也是典型的一個。

從我的燕子窠來到北京，我見識到了城市包容的一面。現(xiàn)代化都市是真正的原始森林，當陽光灑下來的時候，每一棵樹只需自在地、自足地、自立地汲取。只是草籽生長出的根系上，一定帶著家鄉(xiāng)的黃土。更何況，比起能夠扎根的草籽，我更覺得自己是一頭被放歸山林的家畜，不敢忘情撒歡，總是一邊小心翼翼地試探前路，一邊不斷磕磕絆絆地登上山頂，回望來處的炊煙。

“我唯一的疑惑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割舍什么，留存什么，對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依然意識模糊。”從前，我是賽道上的運動員，聽見發(fā)令槍響就跑，跑到終點，闖過那條白線。可是，闖過去之后，卻發(fā)現(xiàn)世界上根本沒有白線，也沒有人為誰畫白線。我碰上了一個解構(gòu)的時代，一個毀滅與新生持續(xù)發(fā)生的時代，這在大城市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一些事物的分崩離析令人狂歡，可當我看著一些完整的軀殼被擊成碎片時，痛快之余，總有些感傷。標簽一個個剝落，我心頭會浮起荒謬的想法——多想撿幾個，貼在自己身上：我想成為“城里人”，我想成為“鄉(xiāng)下人”，我想成為“工人”，我想成為“知識分子”，我想成為“農(nóng)民”，想成為一個身份穩(wěn)固的人。我知道，這是逆時代車轍而行，也并不符合我所向往的自由精神。可是不確定性如影隨形，讓人不安，書中的少年說，“安迪是怎么一開始就確定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對我而言，這始終是一個謎團”，我的心聲也是如此。

嚴格來說，我不是家里的第一位“遷徙者”。一九四二年大旱災(zāi)，爺爺?shù)母赣H帶著一家人一路乞討到了山西，給人種地謀生。熬過最艱難的歲月，他們就立刻啟程，不遠萬里回到了魯中的小村落，他們從沒覺得可以在別處扎根。后來爺爺進城當工人，實現(xiàn)了階級的“跨越”，可家族中最親近的老人卻接連離開，讓年輕的爺爺不得不擔起頂梁柱的責任，帶著遺憾再次回村。提起當年事，爺爺仍然唏噓感嘆，他曾眼含淚水看著我，說出了我以為不可能從這個三年級文化的老頭口中聽到的話：“你要有點骨氣，有點志氣，走得遠遠的。”我想這話他同時也說給自己。如今我真的走遠了，卻發(fā)現(xiàn)，單憑“骨氣”與“志氣”根本無法自處。

也許等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能夠想起《鳳凰籽》中月龍的話，帶著別樣的心態(tài)回到“原點”，找到自己那時的坐標；最終“原點”消失，我這只家畜會變成一只無腳鳥，“向前，向前，無路可退。”

在歧流中尋找平湖闊海

文｜大壩誰修哈

《鳳凰籽》以一場“城鄉(xiāng)互換”的真人秀為切口，撕開了當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隱秘的精神創(chuàng)傷。主人公無名無姓的設(shè)定恰如一代“小鎮(zhèn)做題家”的集體縮影——他們像被連根拔起的植物，在都市的混凝土縫隙中艱難抽芽，卻始終帶著方言、記憶與身份的“錯位感”。東來通過咖啡師安迪、大學教授等群像，揭露了遷徙者的共同困境：模仿城市口音與消費符號的“自我改造”，實則是精神上的一場慢性自殺。這種撕裂感在書中被具象化為“兩個我”——逃離故鄉(xiāng)的“舊我”與回望來路的“新我”，作者對“優(yōu)績主義”陷阱叩問，就通過這兩者之間的對話來實現(xiàn)。

小說中真人秀節(jié)目的設(shè)定極具諷喻性，鄉(xiāng)村少年的困頓被剪輯成獵奇景觀，“逆襲”敘事也在這個節(jié)目中淪為流量密碼，我認為，東來這樣的處理，是對某種現(xiàn)實的借鑒，實際上，現(xiàn)代媒介已經(jīng)成為了階層固化的某種隱形共識。

主人公養(yǎng)父母家掛著“水晶吊燈與土耳其掛毯”，但是，在他的故鄉(xiāng)小街上，只有被撤銷的鄉(xiāng)村中學。

東來的突破在于，她并不只是簡單地展示苦難。小說采用了狄更斯式“回溯”手法，主人公在三十歲時，重新回到故鄉(xiāng)，與啟蒙老師月龍重逢。這一設(shè)計超越了《遠大前程》的成長敘事，呈現(xiàn)出一種可能的反思，唯有直面“被丟棄的來處”，才能修復(fù)流浪的年輕人割裂的身份認同。書中月龍與大學室友那段關(guān)于“外交官夢想”的對話，讓人感覺尤為震撼，精英階層的薛輕蔑質(zhì)疑“家教是浪費能力”，東來借月龍之口戳破了她的傲慢——“你以為這一切只靠自己的能力？”。這種憤怒并非仇恨，更是一種對結(jié)構(gòu)性不公的清醒認知。

東來的寫作本身即是一場精神考古。她打撈起“固守家園的農(nóng)民”“改名換姓的咖啡師”等微末個體，讓被時代碾過的足跡重獲尊嚴。正如她坦言，這部小說藏著“對逃離者的嫉妒、對留守者的愧疚、對都市精致主義的疏離”。這種復(fù)雜性使《鳳凰籽》超越了簡單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成為奈保爾式“移民文學”的中國注腳——無論是《大河灣》中的非洲漂泊者，還是本書里的小鎮(zhèn)青年，都在證明：裂痕不是恥辱，而是生命的厚度。

《鳳凰籽》并不只是提供“逆襲的想象”那種廉價的安慰，她將遷徙視為一代人必須背負的宿命。

當主人公最終明白“我沒有原點可以回去”時，這種絕望反而成了自由的起點。唯有承認裂痕的存在，才能在流動中建構(gòu)真實的自我。東來的這種努力，封存了那些“未被看見的足跡”。幾乎每個年輕讀者都能在其中照見自己的影子，我們之中，有些人像是困在鏡像中的“桑丘”，或是掙扎著破繭的“鳳凰”，但我們終究都是在歧流中尋找平湖闊海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