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中間選擇的美國文化內戰：要么贊成，要么反對

原創 維舟 維舟

美國歷史上有兩場（而不是一場）內戰：一是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它改變了美國之前實行的“一國兩制”，決定了之后一百年內美國的道路；第二場內戰同樣影響深遠，但卻相對地鮮為人知——那就是1960年代的文化內戰。這場沒有硝煙的內戰孵化出一個新的美國，使它在各方面都和過去有了極大的差別，而且這場內戰一直沒有結束，因為它所激發的話題至今都仍然在爭論之中。

1960年代的文化內戰可能永久性地分裂了美國社會的共識和認同，使美國人圍繞著一系列議題分別站在左右兩邊，而政治家們不是去彌補裂痕、解決爭議，卻相反只是為了贏得選舉而一次次地重啟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議題。其結果，這些議題沒有得到任何新的解釋和解決，只是舊有的憎恨和憤怒一遍遍地被攪起來，而左右兩群美國選民之間的觀點也愈加不可調和。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場文化內戰的議題本身就很難給人有什么中間選擇——你要么贊成，要么反對。新文化脫胎于一個富裕社會，認為公開的性欲、和平反戰、平等主義都是美德，其道德命令是：“如果你感到不錯，那就去做吧！”而在價值保守的美國人看來，這卻是美國家庭價值觀走向崩解墮落的征兆。在一個人看來是自由的爆發，在另一個人看來則是道德的崩潰。

有幾項備受爭議的社會議題最受人關注：同性戀婚姻、死刑、槍支管制、學校祈禱、色情業，而最不可妥協的焦點，則是墮胎。在左派看來，婦女是否選擇墮胎是她的基本權利；但對右派而言，墮胎則是對嬰兒的謀殺。這兩個立場之間沒有達成一致的任何余地，雙方也幾乎不存在對話。

這樣，這些議題實際上劃定了美國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邊界，政治主要變成了一個立場問題：你要么向左，要么向右。想要彌合兩派分歧的結果多半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為難，不被任何一邊接受。德克薩斯州政治家Jim Hightower形象地表達了這種政治格局：“在道路中間不會有什么，只會有一條黃線和一只死掉的犰狳。”

令人遺憾的是：這并不是“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之間的斗爭，從兩邊的觀點看，它們都是“正確路線”。那些倡導自由放任、要求允許墮胎、廢除種族隔離、放寬各文化領域的限制的斗爭（“別管我們”）聽上去很有正當性，但反方也不無道理：自由不是沒有限度的，更不意味著做壞事的自由（保守主義的核心信念就是：人本身存在深深的缺陷，需要通過傳統來約束他們胡作非為）。

更復雜的是，很多人本身的理念也會發生變化，有句名言說：“所謂社會保守主義者，就是一個有女兒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義者。”——其意無非是：就算你年輕時向來支持墮胎合法、吸食毒品，但你現在可不希望自己的女兒那么干。

公眾輿論也嚴重分裂了。在文化內戰最高潮的1960年代就是如此：嬉皮士主導了當時的反戰運動，但美國中產階層卻從來不喜歡這些人；參與反戰的盡是中上層白人，但在前線作戰的卻絕大多數都是勞工階層。近五十年來，政治立場已經全面滲透了美國的各種媒體和傳播渠道，使人們的觀點更加分化：看CNN的美國人和看福克斯新聞網的人，通常在價值觀和政治觀點上相去甚遠。

吊詭的是，正是左翼自由主義在文化議題上的勝利（成功推動婦女和黑人等弱勢群體的權利平等，使墮胎合法化等），導致了右翼新保守主義的反彈和崛起。在美國這樣一個復雜的政治生態中，幾乎任何一種觀點都會遭遇到它的反駁，從而保持整體的“生態平衡”。

有人提出一個算數規則：反戰集會上每出現一面越共旗幟，十個新保守主義的同情者就誕生了，十個已經信奉保守主義的人就更右了。尤其在美國西部和南部的白人聚居區，民主黨支持民權和自由主義的立場使它的選票大量流失。事實是：自從1968年以來，保守傾向的共和黨幾乎壟斷了美國總統這個職位長達40年之久（克林頓是期間唯一的民主黨總統）。

保守主義或許贏得了選舉，但在一些人看來，美國卻失去了幾十年時間。通過設定一系列虛假選擇，整個國家陷入長期的意識形態爭論之中，但既沒有讓爭論獲得最終的定論和平息（在民主政治中這或許也是不可能的），又延誤了解決真正問題的時間。

到1980年代，糾纏不休的爭論已導致幫助黑人家庭的計劃長達20多年不能列入國家日程，從而導致了一個吊詭的現象：在黑人獲得平等權利之后，他們的生活處境反倒惡化了。許多美國人覺得國家過去20年被大大浪費了。

政治學者R.A. Dahl曾評論道：“所有競爭性政治的實質都是政治家對選民的賄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認定美國政治家只是不道德地迎合選民來獲取選票而不去真正解決問題，可能也有點過分苛責。因為議員們也只能在這個體制的框架內進行政治博弈，他們面對的是一群分裂的選民，如果他們不迎合其中一邊，那么結果可能是得不到任何一邊的選票，最終他也沒有辦法去解決困擾美國政治的問題。

問題在于，這樣非此即彼的抽象命題框架面對的是不僅是分裂的選民，而且還是觀點復雜的選民：美國人既是個人主義者又是社群主義者，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既不喜歡“放縱”也不喜歡“自私”，他們同時信仰富有同情心的國家與自強自立。

問題是一個政治候選人很難表述這樣復雜的情緒，因為那會給人一種糟糕的印象：此人立場極不堅定或沒有立場。其結果是一種兩極化的政治對話，除了少數像尼克松那樣表面極右，但事實上“同時向左向右”移動的政治家。

到1988年競選時，選民投票率創下64年來的最低值。美國政治學者E.J.Dionne, Jr.就此寫了一本《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Why American Hate Politics）來討論這個問題，認為雙方都浪費了他們寶貴的驅動力，而沒能解決真正的問題。雖然他開出的藥方是使兩種價值和平共處，但事實是，在他這樣呼吁多年之后，現在的情形并沒有改善，甚至倒是更糟了。

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因為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大多數沒有提出來討論，許多年過去，他們發現自己仍深陷在1960年代文化內戰的泥潭里。金錢繼續在選舉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通過選舉能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少，相反，政治爭斗通過法院裁決、國會調整、媒體披露獲得解決。

既然自己參與的結果不能改變什么，人們也就可以理解地表現出對政治的成熟的冷漠，轉而表現出一種自戀的自我關注。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冷淡是民主政治中最值得警惕的訊號，使許多思想家為之憂慮。要想改變這種狀況，甚至比兩黨政治更棘手，那可能要首先重塑美國的公共生活，而那，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議題了。

原標題：《要么向左，要么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