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理論動態丨公共品供給的社會與政府互補機制（外三則）

當前，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供給規模不足、質量不高，是阻礙當前農村社會發展的最大短板。

與政府相比，社會在公共品供給上更有效率，因此，近年來政府開始在公共品領域推廣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進一步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體系。但目前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領域依然以政府為主，社會資本的參與還相當不足；與此同時，農村社會資本參與提供公共品的規模在各地區存在很大差異。

本研究從集體行動及宗族極化的角度研究宗族多樣性對中國農村公共品私人供給的影響，并進一步探究政府與社會交互作用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中國21個省758個縣1949年至1990年前后農村公共品私人供給的數據及20世紀80年代姓氏數目和姓氏集中度的數據，發現姓氏數目與農村公共品的私人供給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而姓氏集中度與農村公共品的私人供給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我們用一縣1125至1279年的戰爭次數作為工具變量，證實了宗族多樣性與農村公共品私人供給之間的因果關系。

實證結果進一步顯示，政府公共支出與宗族多樣性存在顯著的互補性，在姓氏數目少、姓氏集中度高的地區，政府公共支出對農村公共品私人供給的促進作用越顯著。

當然，農村傳統宗族網絡的弊端，比如宗族勢力與基層政權的沖突、與現代法律的沖突、宗族械斗等等，需要承認。傳統觀點認為，政府應徹底改變傳統治理方式、加強基層黨建，從而建立一套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新的機制。不可否認，傳統的基于宗族和血緣的資源配置機制將最終被市場機制所取代。但是現實中，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市場機制發育程度較低，傳統社會遺留的資源配置機制仍在發揮比較大的影響。政府需要利用傳統資源配置機制好的地方，不需要急于去取代它，更需警惕基層政權的濫權之害。

具體到農村公共品供給，在姓氏數目較少、姓氏集中度較高的地區，政府應充分發揮傳統宗族網絡的協調能力，堅持推進社會資本參與提供農村公共品，農村集體組織可以與基層的宗族力量相配合，更加有效地利用一些與宗族力量相關的活動場所（例如宗祠），以服務于農村社區的需要；基層政府可以借助于宗族的安排匯聚更多資源，提高公共品使用效率。

在仍然存在宗族沖突的地方，基層政府應加強對利益的協調，讓宗族沖突失去賴以存在的土壤，同時進一步推進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逐漸用法律等正式制度來規范農村的行為。而在姓氏數目較多、姓氏集中度較低的地區，政府更需要加大政策優惠和體制機制創新力度，以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公共品提供。這對我們更好推進社會資本參與農村公共品供給工作，促進農村地區公共品供給方式創新，實現“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原題“農村公共品提供：社會與政府的互補機制”，原載《經濟研究》2020年第9期，第155~173頁。作者王丹利、陸銘。）

轉移支付收入對農民公共品供給意愿的影響

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的“三農”投入不斷增加，2003年，中央財政“三農”支出為2144.16億元，2013 年，中央財政“三農”支出已增長到13799 億元。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作為提升農民生活水平與促進農村繁榮發展的重要手段，占據財政“三農”支出的重要比例。

然而，在對農村公共品自上而下的公共支出力度如此大的情況下，我國農村公共品供給依然普遍嚴重不足。究其原因，政府主導供給農村公共品的模式忽視了社會多元參與對解決公共品籌資問題、實現公共品供求匹配的積極作用，因而供給績效不盡如人意。

在農民轉移支付收入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消費替代效應（即農民獲得的轉移支付收入提升了他們的收入水平，從而放松了他們自愿供給公共品的能力約束）與信任補償效應（即農民獲得的轉移支付提升了農民對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的信任程度，從而放松了自愿供給公共品的積極性約束）兩個機制，試圖解釋轉移支付對農民公共品供給參與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平均而言，農民從各級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每增加1000 元，其愿意參與公共品供給的概率大約平均提高16%。其次，在目前整體補貼力度下，轉移支付主要通過提高農民對村委會的信任從而促進其參與公共品供給，剝離掉信任補償機制的影響后，目前轉移支付力度尚無法通過農民私人消費替代的機制促進其公共品供給。

本研究結論隱含的政策意義是：首先，在基層政府財政普遍困難的當下，鄉鎮層面的政府部門需要重新權衡村級層面的公共品建設資金與對農民的轉移支付資金之間的比例，在考慮轉移支付可以促進農民的公共品供給后，或許可以在財政支出中適當提高轉移支付比例。這樣，可以在不減少村級層面整體公共品供給的前提下，提高農民的私人消費水平，實現帕累托改進。

其次，由于信任在農民能否積極參與鄉村公共品供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鄉鎮政府除了按時足額公正透明地向農民發放轉移支付之外，鄉鎮干部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注意與農民群眾的溝通與交流，建立起農民群眾對自身的信賴感。

最后，當前各級政府對于農民的整體轉移支付力度仍然不足，完善農村民生保障、促進農民增收致富依然任重道遠。

（本文原題“消費替代還是信任補償？——轉移支付收入對農民公共品供給意愿的影響研究”，原載《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第97~110頁。作者黃祖輝、王雨祥、劉炎周、胡偉斌。）

公共品供給視角下的國企改革

基礎設施的多種供給主體各有特點，政府、市場與社會各有不同約束條件下的運行空間。

中國水運基礎設施的主要提供者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中交集團）及其前身企業，清末至今國內的絕大多數航道疏浚、港口建設都由其完成。從清末至今，這一供給主體依次經歷了公益法人、國營企事業單位、現代公司三種模式，也對應著社會、政府與市場三種機制。

本研究首次整理了中交集團跨越三個世紀、具有連續性的中英文原始檔案，進行了深度訪談與實地調研，在此基礎上探討不同機制和社會經濟背景下基礎設施供給主體的特點、約束條件與績效，并進行歷史比較和理論探討。

單一的政府及其所屬國營企事業單位主導基礎設施建設，在計劃經濟之下難以擺脫其根本缺陷。條塊分割無法形成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剝奪了企業的自主權，阻礙生產要素與資源的流動，導致價格信號扭曲。國營企事業單位在行政指令下的供給無法匹配真實的市場需求，從而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閉門造車也切斷了與世界的交流合作，與國際先進技術漸行漸遠。

非營利性、非政府性的公益法人供給方，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盡管其組織與制度不斷趨于成熟，但其業務范圍和資金來源有較強的地域性，缺乏擴大規模和開發市場的內生動力，難以形成擴張性與拓展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清末民國特定時期是中外官商各利益相關方博弈之下的一種選擇，在多元化供給主體的時代則可成為有益的補充而存在。

營利性企業尤其是現代公司承擔基礎設施的供給主體，在市場經濟體系下則具有無限的發展空間。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放權后的水運建設業逐漸市場化，現代企業制度逐步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形成了良性的市場競爭，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配置更有效率。    受益于市場化進程及國企改革帶來的紅利，中國水運建設業在新世紀取得跨越式發展并發生深刻變化，中交集團也在高速發展和國際競爭中邁向世界一流企業。

本研究帶來的啟示包括：

第一，21世紀水運建設業的跨越式發展是中央政府放手放權后由日益成長的市場力量造就，這并非孤立和特殊的存在，而是在各個領域廣泛存在的現象，具有普遍性和一般化的意義。由此，應堅持和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發展方向不動搖。

第二，國企改革歷經曲折與試錯，但大方向是正確的，成效是顯著的。當前，要扎實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重點建設一批世界一流企業。

第三，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和創新市場經濟的平臺，而不是替代微觀主體。

第四，面對國際貿易摩擦與科技摩擦，不應夸大全球化風險而否認開放與企業國際化發展。應該進一步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深度釋放開放市場與全球化帶來的紅利。

（本文原題“公共品供給的微觀主體及其比較——基于中國水運基建的長時段考察”，原載《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220~230頁。作者龍登高、王明、黃玉璽。）

地方政府競爭、公共品供給與消費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消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過去的“輔助”“短腿”逐漸躍升為“主動力”、基礎性地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從1978到2018年，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38.14%、58.08%和3.78%，消費主導的增長模式已經形成。然而，與消費貢獻率和基礎性地位不相匹配的是中國較低的消費率，2000至2018年間，中國年均消費率僅為53.3%，明顯低于世界60%-78%的平均水平。

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中國特有的晉升錦標賽體制，即地方政府間競爭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一些學者從地方政府行為角度展開分析，認為一方面地方政府競爭導致財政支出的結構和方向存在重投資輕民生的偏好，醫療、教育等民生性公共品有效供給不足提高了居民預防性儲蓄傾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競爭下的稅收差異影響了政府、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使收入分配偏向政府和企業，間接導致居民收入減少，消費降低。

已有研究從間接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競爭對消費的影響，但對地方政府競爭對消費直接影響的理論機制和檢驗尚未有充分的分析，依然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期從根源性體制角度分析中國低消費現狀的成因。

本研究以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為研究切入點，通過構建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公共品供給和消費的理論框架，分析地方政府競爭對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的影響以及公共品供給在該影響過程中的作用。

本研究發現，首先，地方政府競爭對消費產生顯著影響。地方政府競爭程度提升將會降低政府消費；地方政府競爭對居民的影響取決于采用何種競爭方式，如果采用偏向投資的競爭方式，如招商引資等，則對居民消費產生消極影響；如果采用偏向民生性競爭方式，如所得稅優惠等，則地方政府競爭對居民消費產生積極影響。

其次，地方政府競爭通過公共品供給對消費產生負向間接影響。地方政府競爭程度加劇，引起政府公共品供給偏向投資，在擠占政府消費的同時，通過收入分配效應和居民不確定心理預期降低居民消費。

第三，相比于政府消費，地方政府競爭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更明顯。對政府消費，地方政府競爭主要通過偏向投資帶來的擠出效應產生影響；對居民消費，地方政府競爭不僅通過偏向性公共品投資影響居民消費，而且也通過影響收入分配格局和社會保障影響居民消費。

（本文原題“地方政府競爭、公共品供給與消費”，原載《消費經濟》2020年第3期，第74~84頁。作者朱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