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珠海惠州共建“示范區、試驗區”，深圳能否“出圈”

6月以來，圍繞著深圳等中心城市的大灣區內部的“合縱連橫”、深度融合消息不斷。

6月初，廣東劃定廣深兩個4萬億級超級都市圈的消息開始刷屏；

6月8日，中央黨?！秾W習時報》刊發題為《“三區”疊加 擴權賦能 探索建設大深圳統籌合作示范區》的長文再掀一波熱浪，該文認為深圳“大馬拉小車”的困境日益明顯，必須在擴權統籌、體制機制上改革創新，向內整合資源、挖掘內生動力，向外拓展空間、借助發展外力。

時隔一天，珠海市市長姚奕生在珠海市九屆人大八次會議上作市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珠海將推動建設珠江口西岸高端產業集聚發展區，謀劃建設“深珠合作示范區”。而此前，深圳與珠海兩個經濟特區之間互動并不算頻繁，官方層面也鮮有具體合作。

就在這幾天，惠州市自然資源局再發布了一個重磅消息：48平方公里的秋月湖生態智慧城納入市級國土空間規劃，旨在爭創“深惠協同發展試驗區”，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和廣東省“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新格局，全面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

……

在小政印象中，深圳一直是一個自帶話題屬性的城市。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加持下，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這個節點上，深圳更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無論是學術文章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還是周邊城市主動謀劃的新概念、大動作，都撩撥著外界關于深圳擴容的討論和猜測。

1

競合

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將社會空間分成兩類：場空間和流空間。作為空間載體的城市強調的是等級、邊界，對應于場空間；而信息化社會中各種要素流動建構起來的，則對應于流空間。

與之對應，有兩個經典理論：一是德國地理學家瓦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論，強調城市間的競爭和等級次序；二是英國學者泰勒（Peter J. Taylor）提出的中心流理論，強調城市間的互動與交流合作。

小政認為，一個區域的發展，既離不開城市之間的有序競爭，也離不開要素流動的暢通高效。本質上，正是不同城市的競合與各種要素的流動，定義和塑造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體系。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對外鏈接全球城市網絡、對內輻射區域腹地空間的“兩個扇面”已初步形成。未來，進一步強化城市間的聯系合作與優勢互補，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主要議題。

2

劃圈

放眼全球，每個超級都市背后，都自帶一個“圈”，像漣漪一樣向外擴散。東京、紐約、倫敦、巴黎，無不如此。

深圳經濟特區的出生，就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場而劃的一個圈。一石激起千層浪。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圈，成了如今更大圈層的中心。

2009年4月，國務院批準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正式確定將深圳、東莞和惠州三地，作為深莞惠經濟圈和珠三角一體化的重點區域。

2014年10月，深莞惠經濟圈“擴容”，廣東省政府正式批準河源、汕尾加入行列，形成現有的深莞惠經濟圈（3+2）。

2018年4月，深莞惠經濟圈（3+2）黨政主要領導第十一次聯席會議提議，推動在東莞、惠州臨近深圳地區劃出一定區域，規劃建設跨行政邊界的功能協調、產業互補、成果共享的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

在小政看來，深莞惠區域協同發展試驗區的提出，意味著三地合作進入新階段，由單純的經濟合作區逐步演變成多維的區域一體化。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也為深圳都市圈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早在多年之前，就有專家建議，深莞惠經濟圈（3+2）應升級為以深圳為龍頭的C5深圳大都市圈（C5即City Five），向紐約、東京、倫敦等大都市圈看齊。

2019年，國家發改委出臺《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標志著我國現代化都市圈時代正式開啟。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更是公開預言，今后5—10年，中國最大的結構性潛能就是都市圈加快發展。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編寫出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9》，多次“點名”廣州、深圳都市圈。

而在此之前，廣東已經將“圈”劃好。5月8日印發的《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點名”廣東五大都市圈——科學制定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發展規劃。

其中，深圳都市圈包括深圳、東莞、惠州、河源和汕尾五市。據小政所知，深圳都市圈范圍的劃定有歷史淵源，深莞惠河汕五市在1980年之前同屬當時的惠陽地區，聯系比較緊密。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認為，五市闊別40年后再聚首，并不是單純的原點式復歸，而是一次螺旋式上升和全新合作模式的創造，是資源、運營和利益的共生、共榮、共享性探索。

同時，深圳都市圈范圍的劃定也有現實考量。2019年，深莞惠河汕五市GDP約為42747億元，占廣東省的39.7%；常住人口約為3290萬人，占廣東省的28.56%；土地面積約為36312平方公里，占廣東省的20.2%。有調研顯示，深圳都市圈是目前除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外，發展潛力最大的一個都市圈。

不同于過去廣佛肇、深莞惠等經濟圈以各成員城市合稱命名，如今國家發改委、廣東省發改委提及廣深兩大都市圈時，均以中心城市稱呼。這既有利于廣深這樣的超大城市提升城市能級和輻射力，也有助于近鄰與中心城市加速同城化。對于深圳來說，建設深圳都市圈，一方面有利于從被動的功能外溢轉化成主動的協調共建，另一方面則是對深圳的核心引擎功能和先行示范作用的一次重大考驗。

3

出圈

按照國際上都市圈發展的一般規律，都市圈具有開放的特征，都市圈之間也會有重疊，形成“跨圈”合作，實現共生共贏。

6月5日，廣東省發改委公布的《廣東省開發區總體發展規劃（2020—2035年）》就明確提出，要推動廣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深度融合。

珠江東西兩岸發展不平衡，一直是廣東存在的大問題。與廣州、深圳都市圈相比，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也明顯缺少核心城市。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中，都強調要促進珠江東西兩岸協同發展、融合發展。

小政獲悉，從去年開始，深圳官方就釋放出要加強與珠江西岸合作的信號。在去年的“深圳市政府重大研究課題”中，就有關于“深圳與珠江西岸城市合作研究”的課題。

深圳“出圈”，與珠江西岸城市跨圈合作的可能性在于：珠江西岸城市有產業發展升級的需求，深圳則有創新外溢、空間拓展的需求。

據小政了解，在珠海主動提出謀劃建設“深珠合作示范區”之前，在今年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規劃建設深圳—中山產業拓展走廊、珠江口西岸高端產業集聚發展區。廣東省人大代表、中山市經濟研究院院長梁士倫則建議，在中山東部臨深片區劃出一定區域，規劃建設跨行政邊界的功能協調、產業互補、成果共享的深中跨江融合發展示范區。與此同時，順德、江門也多次來到深圳開展招商引資。

深圳“出圈”，向外輻射的觸角越伸越遠。

4

擴容

“圈”里“圈”外的熱鬧場景，構成了目前關于深圳“擴容”的基本語境。

建設都市圈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做大做強中心城市，讓其更舒展，有更多的產業和人口承載空間。在此意義上，往往需要通過調整行政區劃來實現中心城市的擴容——要么是吞并其他城市的外延式擴容，要么是通過撤縣設區實現內涵式擴容。

小政認為，目前來看，這種傳統意義上的物理性擴容，對深圳來說是不現實的。不過，擴容不僅僅只是物理空間的擴大、城市規模的擴張，政策空間、制度空間、要素空間也有擴容的可能。正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所說，從市場和城市發展規律來看，深圳的外溢效應產生的輻射、服務的半徑更大，確實是擴容，但不是傳統意義的擴容。

如果非要找個概念來指代政策空間、制度空間、要素空間的擴容，小政愿意將其稱之為“功能性擴容”。

事實上，無論是物理性擴容，還是功能性擴容，都需要打破既有行政區劃的限制。只不過，前者動“硬刀子”，落腳于一種新的行政區劃；后者則動“軟刀子”，落腳于體制機制創新。

以往坊間關于深圳“擴容”的傳言或猜想每每落空，其實只是物理性擴容的落空。小政覺得，國家把深圳“束縛”在有限的空間內，可能就是想逼深圳多動腦筋、想辦法，“螺螄殼里做道場”，為全國城市集約發展探索經驗，而不是像以往一樣攤大餅式的粗放增長。這也是深圳先行示范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實，深圳的功能性擴容一直在推進。2018年12月，深圳市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委員會正式揭牌。這意味著成立于2011年的“深汕特別合作區”，體制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深圳與汕尾共管”，變成由“深圳全面主導”的飛地。這就是一種功能性擴容。

而基于市場要素流動的“圈”里“圈”外的互動合作，則將深圳的功能性擴容推向了一個新高度，資源配置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也都將得到極大提升。

5

鋪路

城市之間，人口、資金、產業、技術等要素功能的外溢是分圈層的，有效輻射半徑很難突破一定物理距離的阻隔。過去幾十年來，因為珠江口交通瓶頸制約，深圳“向西輻射”受限。

深圳與珠江西岸城市跨圈合作，深圳都市圈和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的融合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格局和城市格局，這是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這個變化首先是由建設中的深中通道和規劃中的深珠通道帶來的。

據小政所知，按照主流的定義，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東京都市圈就是通過軌道交通的1小時通勤空間把周邊城市聯系起來。

小政認為，建設都市圈，推動都市圈融合發展，基礎工程是“鋪路”。不僅要完善交通基礎設施，也要把營商環境、公共服務、生態環保、民生事業的共建共享之路打通。

交通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有利于實現創新要素更快速、更自由流動集聚，為“圈”里“圈”外合作互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比如，深中通道、深珠通道建成通車后，深圳至中山、深圳至珠海的行車時間將縮短至半小時。這種快速連通的時空距離，也是謀劃建設“深中跨江融合發展示范區”“深珠合作示范區”的最大底氣。

同時，高標準推進營商環境、公共服務、生態環保、民生事業協同發展，積極構建資源配置合理、創新發展協同、產業分工協作、空間對接便捷、人才流動流暢和公共服務共享的共同體，區域一體化發展才能高質量落地。

6

拆墻

打破交通瓶頸為“圈”里“圈”外合作互動打開了一扇窗。但這還遠遠不夠，關鍵還要“破墻”——既包括行政區劃的“有形之墻”，也包括思維觀念的“無形之墻”。

用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的話說，都市圈關鍵是要破除行政區域壁壘，以市場經濟的原則跨區域優化配置資源。用一句更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

建設都市圈的根本邏輯，就是在不觸動城市行政管轄邊界的前提下，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用法律保護的市場力量突破行政藩籬，推進圈內各城市間的資源要素加速流動和合理配置。

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場自發行為走在了政策規劃前面。以華為為例，其總部在深圳，手機終端基地在東莞，電池、天線、屏幕等領域的供應商在惠州。企業、產業的自然外溢，實質上是以市場化合作互動、輻射帶動的方式突破了行政藩籬，深圳作為中心城市的功能性擴容率先在經濟層面上顯現。與此同時，深圳的思維觀念、產業意識、營商理念、行事風格等軟實力，也在此過程中一道輸出了。

深圳與中山、珠海等城市的跨圈合作，也是同樣的路數。官方合作落地之前，企業早已先行一步。

2015年，深中通道獲國家發改委批復。2016年，在中山一年一度的招商引資·招才引智洽談會上，來自深圳的項目達18個，總投資額99.71億元，占境內市外項目投資額的三成以上。

圖為深中通道東人工島島壁施工現場。

在“深珠合作示范區”提出之前，2019年，騰訊和華為先后與珠海香洲區簽約，后者收獲了騰訊云啟基地、華為在大灣區珠江西岸重要的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中心。今年以來，深珠產業合作加速，特別是珠海高新區，積極承接深圳外溢產業項目，新引進深圳項目12個，總投資額達30億元。

在良好產業協同的堅實市場基礎之上，橫亙在“圈”里“圈”外城市合作互動之路上的堅固之“墻”正在被一點點拆除。企業做不了的事情交給政府去做，譬如理順合作機制、優化利益分配方式、完善公共服務配套等。而這正是制定都市圈規劃的靶向所在、價值所在。

原標題：《“深圳都市圈”有大動作：深珠“示范區”深惠“試驗區”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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