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馬聰玲：城市、文化和旅游互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自2018年初原國家旅游局和文化部機構合并以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機制和融合路徑等問題，成為各級管理部門、業界和學界關心的熱點。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體制機制”，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推動旅游高質量發展”，為新時期文化和旅游發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和旅游的互動關系如何？如何促進文化和旅游的良性互動？文化和旅游的具體融合機制和路徑是什么？如何以城市為承載空間，推動文旅融合的落地實施？這些問題，還值得深入探討，從而推動旅游業和城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文化總是和一定的族群、場域聯系在一起的。而旅游活動則以位移為測度，因此談文旅融合不能脫離地域要素。國家、城市、鄉村、景區是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脫離了空間載體的文旅融合，容易陷入大象無形的縹緲困境。文旅融合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服務廣大人民的美好生活，其承載空間和重點區域仍然是在城市。當前鄉村地區作為國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以文化遺產、古村鎮、創意酒店、民俗節慶活動等為代表的文旅活動頻現，仍然是以迎合城市需求為目的，以城市資本和人才為主導的。

文旅融合古已有之，而城市則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市為文化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空間承載，城市是文化的儲存、傳播和創新之所。一般認為，城市經濟的發展為文化繁榮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隨著城市對生產要素的集聚，分工和協作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出現了有閑階層的文化需求，同時經濟繁榮也帶來文化精神產品投入的增加，推動了城市中的博物館、影劇院、藝術中心、圖書館等文化設施和服務的發展。同時，近些年來文化對城市的反哺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化在城市的誕生、城市的更新和城市的發展壯大中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美國學者喬爾·科特金在《環球城市史》中認為，“神圣”“安全”和“繁忙”是城市的三大特征。如果說安全和繁忙針對了城市的保衛功能和經濟功能，神圣則與城市的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往往是城市有機更新的重要助推力。無論是老工業城市的轉型、還是城市老區的有機更新，以工業遺產、文化街區為吸引物，以旅游為依托引入外來需求，激活城市特定區域，實現產業的更迭和升級，成為多個城市經濟重新煥發生機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城市從區域中心向全國中心乃至全球性城市的成長過程中，文化也發揮彰顯城市精神、凸顯城市特色、進一步集聚人才和要素的重要作用。2002年，英國《創意階層的興起》一書說明了文化創意產業對倫敦國際性大都市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后工業時代，城市對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集聚能力成為城市競爭致勝的關鍵，而文化特色以及包容性則成為促成各類生產要素聚集的核心吸引力。

文化和旅游的關系則更為龐雜。文化通常是和民族、社群、本土等聯系在一起的概念。它是一定的社會族群的物質表象與精神內在的整體。具體包括了族群的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藝術、規范、制度、價值觀念等諸多方面。而旅游這一概念則從位移、時間和目的的角度來界定，對短時間離開常駐地以休閑娛樂為目的的活動定義為旅游（ 狹義概念） 。因此文化是與本族群相關的、長期形成的、本土性的，而旅游則是其他族群的、短暫的、外來的。在旅游發展的歷史中，文化是旅游最主要的動機之一，文化差異和文化吸引是旅游者進行旅游活動的主要動因。特別是民俗旅游、宗教旅游、遺產旅游等，更是文化含量很高的旅游活動。文化的本土性在于文化是本族群自得其樂的自覺行為，如果文化一旦以吸引外來需求、滿足外來需求為目的，則會喪失其本真性，成為舞臺化的表演，反而會逐漸失去旅游吸引力。從另一方面看，旅游活動帶來的人員交流、物資流動、產業發展也帶動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融合甚至沖突，因而旅游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每一次旅游流動都會撥動文化的漣漪。在文化和旅游的互動發展中，以文化帶動旅游發展，以旅游彰顯和傳播文化，形成文旅相互促進的正向循環，無論在世界旅游發展還是我國旅游實踐中都有很多成功案例。例如遺產地通過旅游方式實現了保護和利用的平衡，走上了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瀕臨消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旅游需求而得到復興。但是，仍然不容忽視的是，在旅游和文化融合發展中，也存在很多文化沖突、文化變遷的負面案例，例如過度旅游問題，旅游帶來少數民族文化的快速變遷、道德水平的墮落、傳統家庭觀念的喪失等等。因此，在文化與旅游互動發展中，如何促進正向循環而避免落入反向循環，尤其值得深思和警惕。

文化和旅游作為人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并且長久存在。我們熱烈地談論文旅融合問題，談什么？是文化和旅游的活動層面？事業層面？產業層面？還是治理體制層面？從活動層面來看，旅游活動即文化活動。從事業層面看， 公益類的文化和旅游產品都是構成社會福利的一部分，具有準公共物品的屬性。從產業層面看，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在我國都不過40年的歷史，各自形成了龐大的產業體系和產業規模。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2018）》對于文化產業9大類、43個中類、146個小類的劃分，文化娛樂休閑服務同旅游業的諸多領域都存在交叉重疊。而文化投資、文化傳播、創意設計等和旅游業各個產業環節在未來仍然有很大的融合空間。經過40年的發展，當前我國36項世界文化文化遺產（4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1372 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4296 處國家重點文保單位，135座歷史文化名城、具有文化保護價值的2000多個古村鎮等都成為發展旅游的主力軍。而主題公園、實景演藝、大型演出、民俗節慶、主題酒店等作為文化和旅游融合而生的新業態也異軍突起。從體制層面來看，旅游和文化分屬不同部門管理，2018年機構改革中走到了一起。1982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經合并文化部、國家出版事業局、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直到1998年設立文化產業司，文化產業的發展走向政府主導。同為1982年，中國旅行游覽事業管理總局更名為國家旅游局，設立之初就是政企不分，直到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和政企脫鉤，國家旅游局才開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行業管理上。

在當前語境下再議文旅融合問題，有非常具體而深刻的含義。當前的文旅融合就是要通過文化旅游治理體制的重新調整和梳理，打破日益固化和條塊分割的體制藩籬，促進文化和旅游事業、文化和旅游產業在技術、市場、資本、服務、產業鏈條上的整合與重塑。一方面破除旅游產品文化含量不足、文化淺層次開發、文化品位不高、文化附加值低、消費方式不文明，以及傳統文化機構運營困難、市場化經營水平低等問題。通過提供更多的文化含量高的旅游產品，助力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著眼于旅游作為現代生活方式的教育功能和傳播能力，促進旅游消費中的文化承載、文化傳播和文化輸出，弘揚主流價值、提升中華文化的輻射力。

長久以來，旅游都是關系民生和日常生活的“小事”，即便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旅游助推了國家戰略的實現，其終究是因為旅游具有生生不息的民生基礎，才得以上升為國家戰略。而文化包羅萬象，具有非常廣闊的內容，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文化可分為制度層面、器物層面和觀念層面。而當前我們談文旅融合，亟需思考文旅融合的邊界在哪里，哪些可以融合，哪些不能融合，切忌一窩蜂，一刀切。要細致分析文旅哪些已經融合，哪些尚待融合，哪些是公共產品，哪些是私人產品，還有哪些制約融合的體制機制壁壘需要打通。遵照文旅融合的“十六字”方針“宜融則融、能融盡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找到當前文旅融合的突破口來因地制宜地推進。

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宏觀經濟環境背景下，促進文化和旅游消費在城市場景中的快速釋放具有更現實的意義。2018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9 年的經濟任務連用六個“穩”字，并指出我們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教育、養老、醫療之后，即提到旅游和文化消費問題。2019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0年要“穩”字當頭，產業和消費的“雙升級”。促進文旅融合發展，進一步釋放國內文化和旅游消費需求潛力，也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動力。截至2019年末，我國城市數量為672個，在城市這個空間載體范圍內，主題公園、游樂園、歷史文化街區、博物館、影劇院、城市公園等已經成為文旅融合發展的重點領域。當前各省市的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門紛紛組建，文旅融合發展的治理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城市層面的文旅融合需要圍繞三個方面拓展：第一，引入旅游這個外部需求，推動公益類文化機構、文化設施的市場化運營，提升這類準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和供給效率，擴大旅游消費場所和空間，增加旅游的公益水平，增進人民福祉。第二，推動文化產業同旅游產業鏈條各個環節整合與重塑，實現價值增值。例如演藝、影視、傳媒、出版、設計對旅游產品、服務、娛樂、營銷、旅游商品等環節的滲透，為本地居民和旅游者提供更為細致、豐富、立體、多元的文化體驗。第三，關注城市消費潮流和消費文化。城市消費文化的興起蘊含著很多新的物質和精神訴求， 也催生了越來越多的新業態，有巨大消費潛力。例如汽車文化的興起和演變，汽車競技文化、越野文化、旅居文化、休閑文化的興起，人們對不同車型的需求更為專業和細分，并催生了與此相適應的汽車制造、旅游休閑服務、賽事服務等多個行業的興旺。因此，每一次大規模消費升級的前提都是文化的悄然變遷。而文化賦予產品以個性、內涵、價值觀，大大拓展了消費的廣度和深度。通過文化和旅游在城市空間的深入融合，才能夠推動產業和消費的雙升級，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助力。

文｜馬聰玲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20年第9-10期合刊

原標題：《智庫視點 | 城市、文化和旅游互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