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警惕疫情PTSD

文/陳根

盡管COVID-19大流行影響了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但人們對疫情給心理健康帶來的潛在影響卻知之甚少。關于疫情大流行的的新聞從不間斷，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心理變化。

《柳葉刀》子刊近日發表了第一個系統回顧和薈萃分析，研究了3550多名SARS、MERS和COVID-19住院患者冠狀病毒感染的精神癥狀后果。研究結果顯示，如果SARS-CoV-2感染的病程與2002年的SARS和2012年MERS的冠狀病毒流行過程相似，那么大多數因嚴重COVID-19感染入院治療的患者在不經歷心理疾病的情況下即可康復。但是，SARS和MERS幸存者可能在出院后的幾個月和幾年中依然面臨精神疾病的風險，如抑郁、焦慮、疲勞和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研究人員分析，在SARS和MERS幸存者中，創傷后應激障礙的患病率在急性期后的平均34個月為33%（4項研究中共計有121/402例），急性期后平均23個月時抑郁障礙的患病率（5項研究中的77/517例），急性期后平均1年時焦慮障礙的患病率（3項研究中的42/284例）約為15%。

事實上，早在2006年04期的《中國行為醫學》中，就有研究人員對SARS患者、一線醫務人員和疫區公眾進行創傷后應激障礙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其PTSD癥狀檢出率分別是55.1%、26%、31%，SARS患者PTSD癥狀的檢出率最高。

北野武說，“災難并不是死了兩萬人或八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如今，國內疫情在慢慢好轉，疫情的反彈也終將被控制，疫情初期的恐慌和無措漸漸平息。但除了身體健康，我們的心理健康也尤為重要，因此疫情過后的PTSD更應值得我們警惕。

什么誘導了PTSD？

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指個體經歷、目睹或遭遇到一個或多個自身或他人傷害后，導致個體延遲出現并長期持續的精神障礙。

它不僅有可能會影響到創傷事件的經歷者，也有可能會影響到目擊者，甚至是其他需要與創傷事件接觸的人。造成這種心靈創傷的應激病因有很多，自1980年以來，PTSD的定義和診斷標準一直處于爭論當中。當時，《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將這一術語作為一種焦慮癥收錄其中，認為可能導致PTSD的創傷應激源，包括自然災害、事故、他人故意行為造成的嚴重人身傷害（如侵犯或酷刑），以及軍事戰爭。

Norris等系統整理了1981至2001年發表的160篇有關災后反應的報告，發現大多數的研究指出，受災人群的心理癥狀會隨著時問減緩，大多數的應激反應會隨著時問的流逝而消失，但一些研究顯示，受災人群的心理癥狀是持續增加的。汶川地震發生兩個月后，研究人員對820名災民的調查顯示，其PTSD的檢出率為12．4％。在汶川地震4個月后，二次研究對1960名受災中學生的研究顯示，其PTSD的發生率高達78．3％。

此外，在第四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中，“致命疾病”作為新的創傷應激源，被添加進去。而后，第五版將創傷應激源重新定義為“突發的災難性事件”，例如在手術期間醒來。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有時出現在三個月以內，但有時可能出現在創傷事件發生一年以后。

疫情背后的龐大神經活動機制

疫情以后的長遠的心理影響，背后是龐大的神經活動機制。

神經解剖學研究認為，與精神應激相關的腦結構有：前額葉、杏仁核、海馬、扣帶回、后腦區、背縫核等。有研究者指出，這些變化常常是精神應激相關疾病尤其是PTSD的病理基礎。研究精神應激生物學致病機制時，前額葉、杏仁核、海馬這些腦區尤為值得關注。

一般情況下，PTSD患者出現的臨床障礙以記憶損害為主，這預示著PTSD的腦活動區域與記憶的腦區活動有關。神經解剖學的研究者們指出，在精神應激狀態下中樞神經系統可能會發生結構可塑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與應激損害的大小和持續時間長短有關系，也與個體的易感素質有關。簡言之，強烈的心理應激可能導致大腦相應區域結構可塑性的變化。

PTSD的動物模型研究也表明，創傷后應激障礙中長時程留存的恐懼性記憶、高喚醒等癥狀與大腦杏仁核、內側前額葉皮層和海馬三個腦區密切相關。

其中，內側前額葉皮層與杏仁核的去抑制及海馬向杏仁核傳遞的威脅性環境信息有關，其變化可能促進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的出現。杏仁核活動增強是條件性恐懼記憶獲得、保持和表達的關鍵神經基礎。此外，PTSD也可能與前額背外側皮質、眶額皮質、前扣帶皮質的功能抑制以及后扣帶皮質過度激活有關。

事實上，創傷心理與不同腦區功能活動失衡、病理性認知和負性情緒有關。創傷心理體驗能被重新喚起，但不同于常規的回憶，而會以強烈的情感體驗、軀體感覺或深刻的視覺表象等形式重現，如噩夢或閃回(flashback)，而且似乎是永久的和無法被未來經驗所修正或替代的。

由于PTSD患者的記憶的碎片多為感覺性的、無意識的、與情境有關的粗感覺，我們可以推測，PTSD患者的反復出現闖入性的重現創傷體驗，可能是皮層（可能是海馬）對情緒性記憶的遺忘無法受到其他皮層（杏仁核和前額葉）的有效抑制和調控的表現。創傷心理本質上也許是我們對負性的情緒性事件痛苦體驗的記憶，而與創傷有關的“痛苦”記憶的抑制失敗或不能控制這些記憶的激活強度可能是創傷后應激反應與PTSD的重要心理學機制。

那些被疫情傷害的人們

目前醫學上認為PTSD的臨床表現主要在于：復發性癥狀(Intrusive memories)：閃回（反復重新體驗創傷并伴有心臟劇烈跳動或出汗），噩夢，可怕的念頭；逃避癥狀(Avoidance)：遠離讓人想起創傷經歷的地點、事件或物品，逃避與創傷事件相關的念頭或感覺；促醒和反應癥狀(Negative changes in thinking and mood)：很容易受驚，很容易緊張或焦躁不安，入睡困難和/或怒氣爆發；認知和情緒癥狀(Changes in cognition and emotion)：很難回憶起創傷性事件的關鍵特征，對自己或這個世界的負面想法，扭曲的感受（如內疚或自責），對喜愛的活動喪失興趣。

此外，有時患者會出現非常嚴重的癥狀，然后在數周后消退，這被稱為急性應激障礙(ASD)。如果癥狀的持續時間超過一個月，對人行使機能的能力造成嚴重影響，那么患者出現的可能就是PTSD。PTSD通常伴隨抑郁、藥物濫用或者一種或多種焦慮癥。

在疫情中很多因素會決定一個人是否出現PTSD。其中一部分是使人容易出現PTSD的“風險因素”，另外一部分是有助于減少出現PTSD的“恢復因素”。這些因素有的出現在疫情之前，有的也可能出現在疫情之中及之后。

香港的研究者曾采用生活事件自評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R）和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追蹤研究了131名SARS幸存者的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研究發現，情緒支持（有可以傾訴的家人或朋友）能夠增加幸存者的心理韌性，而醫護人員、有既往心理咨詢史的人、或身邊還有其他人也被感染，這三類人是出現心理癥狀的高危人群。另一項在疫情結束30個月之后的研究表明，女性群體和在疫情之前已患有其他慢性病的群體，這兩類人群較易長期受PTSD困惱。

2020年3月12日的《護士進修雜志》期刊，對新型冠狀病毒一線護理人員創傷后應激障礙進行了調查分析。結果顯示，一線護理人員的PTSD水平是（40.85±15.81分），遠高于常人。

其他風險因素還包括：兒童期創傷、經歷疫情后獲得的社會支持微乎其微、經濟壓力等。由此可見，對普通人來說，及時尋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尋找支持性的社會團體都是有助于他們早日恢復的正確舉措。 

疫，民皆疾也

瘟，疫也；疫，民皆疾也。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從來不止是一個醫學事件，而對抗疫情既是一場生理戰，也是一場心理戰。

如今，國內疫情已然好轉，復工也在全面推進。恐慌褪去，無措平息，經濟重建，熱搜也再次從疫情屠榜到泛娛樂的歌舞升平。但難以否認，疫情給太多人心里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傷害，有些傷痛或許會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被淡忘，但有的或許不能。

疫情彰顯了國家的進步，政府正在變得積極且富有效率，媒體和信息變得前所未有的開放和透明。但疫情過后，我們要面對的或許更多。或許是經濟下行帶來的危機，或許是疫情過后留下的PTSD。

根據《柳葉刀》發布的一篇對于PTSD的傳代研究報告，調查以期確認父母經歷難民生活出現的創傷后應激障礙是否與兒童的精神疾病狀況有關。研究選取了符合條件的51 793人；其中，1307名(2.5%)兒童有精神疾病的接觸史，7486名(14.5%)難民兒童暴露于父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而從分析結果來看，父母創傷后應激障礙會顯著增加子女精神疾病的風險。

這也意味著，PTSD不是單純的個人事件，我們需要面對個體的PTSD的治愈與恢復，而從社會的層面，我們則要有更多的關心和安慰。我們要永遠記住6000名醫護精英從祖國四面八方飛向武漢，記住前線的醫生不遺余力地搶救患者，記住后方各地基層工作人員風里雨里堅守崗位，記住普通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幫助祖國渡過難關。同時，也應記住疫情里無限的哀傷，記住每一個具體的人。這或許是另一種PTSD的社會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