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細節｜那些延誤的航班

近日，南京的薅保險公司羊毛案頗受關注，行為人李某的罪與非罪也引發了法律界的熱議。根據警方通報，李某虛構不同身份，購買大概率延誤航班的機票及延誤險，2015年以來多次向保險公司索賠，獲得理賠金近300萬元。警方認為李某涉嫌保險詐騙，將其刑事拘留。

從刑法條文本身來看，李某的行為似乎契合兩個罪名：一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的保險詐騙罪，“投保人故意虛構保險標的，騙取保險金的”；二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合同詐騙罪，“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如果罪名成立，李某的詐騙行為或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可能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無期徒刑。

顯然，李某的行為違反了保險法上的誠信原則，屬于民事上的欺詐，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返還收益。但其行為是否構成刑法上的詐騙，需要付出至少十年監禁的代價，則是一個需要慎重思考的問題。

本案的關鍵在于李某是否虛構事實。據警方通報，李某自親友處得到20多個身份證號及護照號，每次以四、五個不同身份進行機票購買，每個身份一次最多購買30-40份延誤險。這種行為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欺騙呢？

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欺騙，比如相親時化妝，直播時開美顏，甚至擇偶時整容，但都不宜理解為刑法上的欺騙。刑法意義上的欺騙必須是一種嚴重的欺騙，在經驗法則中高概率地讓他人產生錯誤認識，進而處分財物。反過來，如果受害人明知真相，也有可能簽署合同、處分財物，就不構成刑法上的欺騙。

回到李某的案件上，需要考慮幾個問題：

第一、欺騙與保險公司的財物損失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如果行為人有欺騙，但這種欺騙與保險公司的財物損失沒有因果關系，自然也不構成詐騙罪。比如張三有一份人壽險，最后得性病而死。張三之妻去保險公司理賠，不好意思說出真相，偽造了病例材料，謊稱丈夫得了肝病而死。從表面上看，張三之妻虛構了事實，編造了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但這種虛構并不會導致保險公司遭受財物損失。因為按照張三得性病而死的事實，保險公司也要理賠。至于張三之妻偽造病例的行為，也許手段行為可以評價偽造文書印章類的犯罪，但絕不構成詐騙罪。

類似的案件還有很多，李四的車被搶了，但是他覺得去派出所開被搶的證明太麻煩，所以向保險公司報案說自己車被偷了，從表面上看，這也是虛構了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但是，這種欺騙與保險公司的財物損失并無因果關系，因為即便車被搶，保險公司也是需要進行理賠的。

在本案中，既然飛機延誤，保險公司就應該理賠。如果說真的有人遭受了財物損失，那也應該是被李某冒用身份的親友，這些延誤險本來是應該賠給他們的。所以，如果非要定罪的話，這而可能屬于不當得利型的侵占罪；但侵占罪是親告罪，不告不理，親友會去告李某嗎？這個公安機關說了不算。

第二、保險公司如果知道李某為他人代買延誤險，是否依然會出售保險？

我們知道，延誤險是一種事務性保險，只要延誤就理賠，其本身并不具有太多的人身依附性。從保險公司的角度出發，當然是希望保險賣的越多越好，即便知道有人會想用概率賺延誤險，它依然會出售此類保險。甚至當保險公司知道有人冒用他人名義購買了機票和保險，它也不會舉報和制止，因為從概率上講，保險賣得越多，它就賺得越多。

其實我自己也不時用他人名義購買延誤險。作為晚輩，長輩出行一般都由我代訂機票，而我往往也把延誤險也都買了。當然，這要瞞著長輩，因為節儉持家的老一輩決不同意任何非必要支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航班延誤，保險收益一定是打入我的個人賬戶。從表面看，這也是冒用他人名義簽訂保險合同，但這也構成詐騙罪嗎？如果在購買前，我明確告知保險公司，長輩不同意購買延誤險，那么保險公司是否會拒售保險呢？常識的答案當然是“否”。

在判斷是否欺騙的時候，一定要堅持行為時標準，而非事后標準。不能因為事后發現賣保險賣虧就認為自己被騙了，賺了就沒有騙。這種事后標準只會讓人覺得保險公司缺乏誠信，輸不起。

第三、延誤險的保險標的是否“時間損失”？

有人指出，延誤險的保險標的在于時間損失，本案中李某沒有遭受時間損失，所以其行為屬于虛構保險標的。這種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一定恰當。如果不趕時間的話，人們有時對飛機延誤并不是很介意，多出來的時間正好吃個飯看本書。在這種情況下，購買延誤險的乘客并沒未遭受時間損失，那他是否就自動失去了索賠的權利了呢？

必須說明的是，在這類案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民法和刑法的關系。

多年前有一起帥某騙保案，非常經典。行為人帥某為其母親向某保險公司投保了康寧終身保險，死亡保險金27萬元。根據康寧終身保險條款的規定，凡70周歲以下、身體健康者均可作為被保險人，由本人或對其具有保險利益的人作為投保人向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經查，帥某篡改了母親的戶口年齡，將當時已經77歲的老母年齡改為54歲，使其符合投保年齡，并找他人代為體檢參保。三年后，被保險人因疾病身故，帥某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理賠，要求保險公司支付身故保險金27萬元。保險公司發現有詐，遂向公安機關報案。

這個案件從表面上看，符合刑法有關保險詐騙罪的規定，但根據當年的《保險法》第五十四條，“投保人申報的被保險人年齡不真實，并且其真實年齡不符合合同約定年齡限制的，保險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續費后，向投保人退還保險費，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也就是說，虛構事實的保險合同如果履行了兩年以上，那就按有效合同對待。換言之，如果這種“騙保”行為在保險法上被視為有效合同，那么它也不宜在刑法上被看作犯罪。

司法實踐經常出現一些“怪異”的案件，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對刑法的補充性和最后性始終缺乏認識——刑法是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輕易動用。如果一種行為在民商法中是合法的，或者通過民事處理、行政處罰已經足夠，那么就不宜以犯罪論處，否則整個法的秩序就會出現體系性的錯亂，就會回到諸法不分，以刑為主的古代法思維。

就在筆者寫作此文的時候，南京警方發布最新通報，稱李某多次偽造航班延誤證明等材料，虛構航班延誤事實。如果沒有航班延誤事實，行為人通過偽造航班延誤等材料，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那么其行為構成保險詐騙罪，沒有太大爭議。但如果航班延誤的事實存在，行為人只是因為無法獲取理賠所需的航班延誤證明而偽造相關文件，則其行為是否屬于詐騙犯罪，就非常值得研究了。

說到底，這依然是一個對待刑法的立場問題：面對層出不窮的經濟現象，刑法是應該無限擴張，還是應該保持適度的謹慎？

刑法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在刑法中不宜推行道德完美主義。如果航班延誤的客觀事實存在，李某薅羊毛的行為固然違反了保險法上的誠信原則，也應該在道德上予以譴責， 但這種譴責不宜達到刑法評價的程度。當然， 如果根本不存在航班延誤的事實，李某的行為自然是構成保險詐騙罪的。

在此，我想重提詹姆斯.斯蒂芬的教導：在任何情況下，立法都要適應一國當時的道德水準。如果社會沒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譴責某事，那么你不可能對它進行懲罰，不然必會“引起嚴重的虛偽和公憤”。公正的法律懲罰必須取得在道德上占壓倒優勢的多數的支持，因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優秀，盡管它能夠隨著標準的提升而日趨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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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翔，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