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②

新政對成都的社會結構以及有形機構造成的沖擊，在第四章中有詳細的審視，該章還對幾個領域內發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做了說明。例如，國家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經濟生產能力和“街道清潔”，承擔起了更大的社會福利責任。周善培和其他的官員們開始在城里協調開展經濟發展項目，例如：新建了供照明用的發電廠和電話系統。在此過程中，他們改變了城市的外觀景象，建起了新的建筑，鋪設了新的街道。他們還將日本和西方的現代城市具有的特色引進到了成都，例如：公園、商業場和公共戲院。不過，在成都，新政的最初焦點是堅決地放在對制度和社會的改革上，而不是在城市的有形改變上。周善培還努力改善婦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鼓勵戲院為女性設立專有的座位區，還制訂計劃，讓成都那骯臟而不合法的紅燈區升級為雅致的“有合法執照的街區”，就像東京那樣。正是在這一點上，周善培遭到了來自成都精英階層最為強烈的反對；他們完全否決了他的允許婦女和男人共享戲院的計劃，而且提出抗議，強烈反對賣淫合法化的打算。然而，周善培通常總是能夠成功地集合精英人士來支持他的計劃；他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與城市中一些有影響人物的密切關系來達到于他有利的目的。新成立的商會便是明證，他和商會一起合作促進了他的發展計劃。

由于周善培擅施手腕，他的許多改革舉措，在下一步的新政改革的主要措施被引入到成都之前，都已經穩固地建立了起來（見第五章）。在世紀交替之際，許多中國人終于相信中國能夠強大起來，只要它的國民能夠成為公民：在政治進程中由全體國民來參與和決定國家以及地方政府要優先考慮的事情。到1906年他們已經說服清政府允許成立地方議會，在公共事務上起到作用。當會聚于成都的省議會、市議會和縣議會于1909年開始尋求參與事務時，他們不管不顧地將周善培的創制完全棄置于一邊。可即便政府已經愿意讓他們在管理上扮演角色，他們卻發現自己對于像成都的警察局這樣已經相當成熟的機構，難于插足。鑒于此，省政府試圖限制議會的權力，讓他們只處于一個從屬的位置，起顧問的作用。總的來說，政府對待成都的市議會和縣議會的做法，還是成功了，雖說這些議會在省城之外還是經常表現得十分活躍。至于省議會在涉及全省的問題上，例如計劃將四川與華東連接起來的那條鐵路的所有權這個事情，則向政府發起了挑戰。當清政府于1911年宣布計劃將這條鐵路的建設權和管理權都授予外國人以換取一筆貸款時，成都發出了可怕的怒吼，最終加速了清王朝統治的滅亡。第五章以一段對于成都1911年革命的討論為結束，其中提到了警察和其他的新政機構以及觀念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清王朝的崩潰在成都的歷史上標志著一個急劇的轉折點。民國時期的政治分裂降低了成都作為省城地位的重要性。成都周圍幾乎不斷發生的戰爭，1911—1935年間四川的戰禍，將成都與這個省的腹地分隔開來，時不時地也將成都與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切斷開來。成都缺少一位人們熟悉的鐵腕總督，處于不斷的內戰中，這些內戰只是帶來了一連串軍閥的控制，他們主要關心的事就是如何去抵擋他們的敵手。在這期間，這座城市是如何運轉，進行自我管理的呢？第六章和第七章對此進行了一番探討。第六章還指出了一些清朝機構，包括警察隊伍在內，在此期間雖然幸存了下來，卻由于支撐它們的資金來源被轉移到了四川正在擴大的軍隊手中，而開始了緩慢地衰落。地方議會被遣散，又幾次被召集，但是卻從來沒有對地方事務行使過多少權力。更為有影響的人士來自兩個群體，他們共同填補了由于成都軍閥對城市事務的冷漠所造成的管理真空，他們就是“袍哥”組織和被稱為“五老七賢”的杰出人士。

“袍哥”是成都對地下兄弟組織或是秘密會社網絡成員的稱呼。這個網絡在晚清時期已經遍布整個四川省。這些群體在1911年的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一個明顯而又殘酷的角色，一時之間他們的首領成了公眾的英雄，受到了成都報紙和新政府的一片贊揚。秘密會社不久便再次遭到了禁止，但他們繼續在成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很大比例的男性市民加入了兄弟會組織，他們的首領成為社會上具有權威不可小覷的人物，他們裁定糾紛，操控市場。有錢的人家小心翼翼地維持和他們的良好關系，因為沒有有效的國家安全機關可以來保護他們免遭綁架和其他的威脅。而“五老七賢”在成都的社會中占據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他們是成都最為杰出的學者，在舊有的清朝體制中獲得過功名，是受人尊敬的老師。即便是軍閥也不得不對他們尊敬三分。這些長者和賢人因為他們的影響力和道德修養，深信當軍閥們對地方利益踐踏得太過分時，他們有責任來為社會各界說話。在為城市進行居間調解時，他們常常要和外國傳教團體聯合起來。外國傳教團體對于軍閥也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特別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總是力圖去說服成都的軍閥支持它為成都市造福所制訂的計劃。

對于將城市管理運動帶入成都，基督教青年會起到了部分的作用，這個運動是第二波改革的巨浪，也是我們第七章的主題。這個運動是20世紀早期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城市改革的一個分支。城市改革運動在美國催生出了街坊文教館，在英國是花園城市運動，還有一系列在城市設計和管理方面的其他創新。在國外留學的中國學生偶然看到了這些創新，便將其帶回中國，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學里提出了城市管理綱要，為推廣現代城市的新理念而成立了專業的協會。在這方面，清朝的新政設想出了一個有序的社會，以服務于現代化的國家，這個新運動強調在設計規劃時要有科學的合理性，有時候甚至可以無視國家主義的情感，盡管通常這兩者被認為是可以一致的。和新政改革不相同的是，城市管理運動認為城市的問題與鄉村問題不相同，特別著重城市的改革。在成都，與新政將重點放在機構改進上形成對比的是，這第二波改革浪潮強調加強社會的基礎結構和對城市的形態再造。1920年代，為現代城市的每一個部分都起草了設計藍圖，每一份計劃的起草都由一位與之相對口的專家來主持。這些策劃者們在 上海干得格外起勁，他們也從中國其他主要城市吸引到了支持者。

這個運動在成都的擁護者是楊森（1884—1977），他是一位軍事指揮官，他于1923年打入成都，占領了這座城市，僅僅一年半之后便被趕了出來。然而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成都被猛烈地“現代化”了。楊森，一個在四川的內戰中身經百戰的老兵，希望作為一名城市管理者來建立自己的聲望，結果是他抓住城市管理運動的哲學宗旨，促進了一些項目的實行。楊森特別迷戀現代交通系統建設，將成都的許多街道拆毀、拓寬、推平。他對于由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人以及其他城市管理運動的擁護者，就一系列基礎結構和社會的創制提出的建議，也提供了支持。然而，與周善培不一樣的是，他不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的處事方式疏遠了許多人，也阻礙了他的目的的達成。在楊森離開成都之后，要不是在“五老七賢”的幫助下，他的一些改革悄無聲息地以溫和一些的方式得以恢復，他對這個城市造成的影響也許真的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些老人盡其所能地將1920年代完成的工程上所帶有的反傳統的“科學性”和“理性”的風味去除，在他們的干預下，成都的城市管理運動最終以晚清城市改革的風格得以復興，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

本書最后一章反映成都在1895—1937年的城市管理，1937年，成都成了難民為逃避日本人對華東地區的占領而避難的中心。這些年里，在城市改革的歷史上，成都曾經有過飽滿的一筆。在清政府時期它曾經被認為是這個帝國內最為“進步”的城市之一。此后就迎來了相對敗落的時期，在1920年代的改革引進了許多當時正在中國沿海城市進行的基礎結構的創新。然而，這座城市在民國時期，它的城市建筑師、設計師的雄心抱負，在地方上的抗拒、政治的不穩定和資金缺乏的共同作用下，遭受挫折。在他們看來，四川作為抗日的中心，這個新位置的聲望，將會給他們提供另一個機會，來促進他們重新設計和發展這座城市的計劃，但是1930年代末蜂擁進成都的來自華東地區的政府機關和學院、研究院的逃難者，卻對這些計劃甚少感興趣。對于從東部地區來的人，成都只是一個從戰爭的蹂躪中逃脫出來的臨時避難天堂。他們于灰心喪氣中，對它那充滿了田園風味的落后和保守十分欣賞，甚至陶醉其中。外來者自以為是地主張，說是戰前已被城市管理當局進行過重建的城市的某些部分，對于四川本地人來說太過洋氣，使得這些城市的設計者、建筑者十分擔憂。成都的戰時經歷大大地消減了它的早期城市改革者們留下來的遺存。無論如何，成都的外貌、文化和管理在1895—1937年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到了1980年代的新城市建設時期還可以看到開始于晚清時期的城市改革的積極作為留下來的影子。

新政就這樣給中國的省城留下了一筆有持久影響的遺產，當年改革的實行付出了多么大的力量！在成都，周善培在支持他的改革的社會群體的幫助下，成功地建立了新機構。對于政治，他是內行的實踐者，他熟悉中國傳統的治國之術。他在這樣一個體制內，為了達到增強國力，并使之長治久安的這個傳統目的，他實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他的成就被革命的動蕩不安給摧毀了，改革運動從此衰敗了下來。然而，最終來說，周善培的成就為后來的改革提供了基礎。后來的改革由軍閥楊森開始，由專業的城市規劃者繼續。這些設計者們處于這樣一個背景中，城市的管理在它自身的權利中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活動，而且它與國際風潮相聯系，成為它的一個分支。當此之時，變革和動蕩已經造成了混亂的局面，在此情況之下，1901—1911年的改革已經被成都那些為當代尋求管理和統治模式的保守主義人士看成是他們懷念過去的一個思鄉之物了。從成都的改革歷史上我們能夠看出中國城市的官員和成都的市民怎樣對城市管理產生出信任的感情，并想要盡力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和如何去做，才能夠完成對城市管理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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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新政之后：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

社科類重磅作品。讀過《袍哥》的人，都會來看這本書。

關于20世紀初清末新政和民國初年在中國內陸城市成都所發生的變革，特別是警察在這個變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侖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瑩譯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4-1

定價：78.00元

裝幀：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