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觀｜論采摘：自然精粹脫離母體的微妙時分

對當代都市人來說，采摘離我們有多遠？這個連接人類生命與自然精粹的古老手勢，如今可能在城郊的采摘園里被實踐，在自家窗臺的一盆青蒜間被實踐，也可能在引申和比喻的意義上生動地活躍于日常語用之中。但總體而言，我們太習以為常地享用采摘的成果，卻幾乎不曾好好關注這個古老的手勢本身，以及那些或柔弱或粗蠻，或生死疲勞或豐裕閑暇，或爐火純青或人工智能的面貌各異的采摘者。

搜尋、挑選、累積

采摘是人類的行為，采摘的對象則大都是自然界的精粹。它們或是嫩芽嫩葉，代表著新生，孕育著最蓬勃的生命能量；或是果實，代表著成熟，凝結了最醇美的歲月芳華。人類擇取精華，目的是“為我所用”，無論是基于口腹之欲還是情感意圖，采摘行為大多是目的性、功用性的。采摘果蔬是為了食用，進而攝取能量；采摘鮮花是出于審美化的意圖；“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王維《相思》）道出了采摘的情感目的；“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詩經·采蘩》）則是古老的宗廟祭祀傳統。

在豐裕社會的我們看來，采摘似乎就是收獲——從人工種植的作物之上擷取具有價值的成果。然而采摘悠遠的歷史卻揭示著它更為復雜的行為鏈條：收獲只是采摘過程一個理想化的結果，采摘事實上是人類主體在接觸自然、改造自然時一個包含搜尋、挑選、累積等諸階段的行為過程。

遠在人類文明的早期，采摘意味著在山林曠野間長時間的艱辛搜集，這是采摘實踐“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般的原初敘事。然而搜尋之于采摘的重要性，事實上一直延續，只是存在難度、危險度、時間長度等的差異。

在兵荒馬亂或是災害頻仍的匱乏年代，富有成效的采摘離不開大量人力投入的大面積搜尋：“爵相創軍府于嚴州，嚴當兵燹之后，田疇荒蕪，草木暢茂，遺民無所得食。爵帥于賑濟之外，發銀萬兩購買茶筍，俾百姓得采擷于深山窮谷以為資”（陳其元《庸閑齋筆記》），“深山窮谷”是廣泛搜集采摘對象的艱苦的實踐場。人類為了獲取最稀有、最珍貴的自然精粹，還往往不惜冒險，挑戰高難度的搜尋。比如石耳生長于懸崖峭壁的陰濕石縫中，卻獨具營養價值，采摘石耳者“以長繩一頭束腰，一頭綰鐵釘，陷石罅中漸移，遇上下亦如之”，“間或偶遇飛虎剪繩，則立成齏粉”。（《永定縣志》）

如果說晚近基于人工培植的采摘是一種主流、有效、產量可觀的“作物中心主義”，那么采摘野果、野菜等野生生物就像是細分種類高度豐富的“野味的長尾”。在匱乏年代，它們是“雪中送炭”式的生命補濟；在豐裕年代，采摘“野味的長尾”則是一種“錦上添花”般的別有滋味。

但不論在什么時期，可采摘物無比豐富的“長尾”都要求一定的識別能力——在相關或近似的自然物中挑選出真正能“為我所用”的采摘對象。汪曾祺在《故鄉的野菜》提到他的同鄉、散曲作家王西樓的《野菜譜》，其中收錄白鼓釘、蒲兒根、馬欄頭、青蒿兒、枸杞頭、野菉豆、蔞蒿、薺菜、馬齒莧、灰條等野菜五十二種。可食用的野菜恐怕還遠不止這么多，不可食用的野菜有些卻能致命。可見，采摘遠不僅僅是一個摘取的手勢這么簡單，還對調動各種感官的識別和挑選能力有要求。

即使對于“作物中心主義”而言，挑選同樣重要。在豐裕的田園里，如何采摘到更鮮嫩、更成熟、更可口的對象，這些都考驗著采摘者的經驗智慧。而一旦對采摘物的品質有更高的要求，挑選便要升格為嚴格的甄選，比如采茶時對“一芽一葉”的嚴苛摘選。搜尋初步框定了采摘“量”的基礎，挑選則能決定采摘成果“質”的高下。

經過搜尋與挑選，當采摘的手勢一次次重復，被采摘物逐漸堆積起來，這才有了物理層面“收獲”的意味。累積是采摘的最后步驟與理想結果，它從面積與體積上刺激著采摘主體的感官，激蕩起“豐收”的情感波瀾。《詩經》中的這首《芣苢》就以重復的句式與差異化的動詞精妙地傳遞了采摘實踐的重復性過程與累積性成果：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最終衣襟滿滿兜起的，既是勞作的成果，又是勞作主體的滿足感與成就感。從“采擷于深山窮谷”到滿載而歸，只有完整認知了采摘的行為鏈條，才能深切感受到采摘的意義。

采摘的二元關系結構

一旦被采摘，芽葉、果實、花朵就被切斷了與原生植株的關聯，這不是瓜熟蒂落，而是其自然的能量吸收與生命進程被人為地阻斷了。不得不說，采摘是人類主體對自然生命體的某種“侵入”。

這種“侵犯”的目的與結果，是“為我所用”。被采摘物脫離了其原先的生命進程，卻大都進入了人類消化吸收、食品加工或生活日用的全新進程，為人類功用性的目的而獻身。采摘實踐觸發了某種主體—客體關系的生成：主體“侵入”并“阻斷”客體，客體為主體所用，成為某種歸屬物、所有品，被烙上人類主體的深深印記，最終被主體所包納、所占有、所利用，被主體“噬取”能量。在這一意義上，采摘是一個階段、一種手段，被采摘物則是一種合目的性的工具，它們最終為主體在采摘以外的目的服務，為主體奉獻價值。

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元關系結構，在采摘的引申意義層面更加顯豁。當人們說“采摘文化果實”“采擷文明精粹”“擷取思想成果”的時候，不正是以農藝修辭強調客體的精粹性、主體的能動性以及客體對主體基于目的性、功用性的價值貢獻嗎？細味其意，我們甚至能感受到“采擷于深山窮谷”以及一次次重復動作的不易與艱辛，感受到搜尋—挑選—累積的行為鏈條最終創生的收獲意味。然而主體越艱辛，過程越不易，不就越能彰顯客體對主體的價值貢獻嗎？不正進一步體現和鞏固了采摘中所蘊含的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元關系結構嗎？

采摘的這種主體—客體二元關系，甚至能與其他結構進行疊加，最顯著的便是性別。周作人在《故鄉的野菜》中提到，日本《俳句大辭典》有云：紫云英“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里邊，不曾采過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在文明歷史悠久的東方，男耕女織、男獵女采的勞動分工最終固化成了性別差異的文化意義，采摘也成為與女性密切關聯的行為意象。

《詩經·桑中》以采摘起興，直言男女相悅之情：“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詩經·采葛》中，作為采摘主體的女性及其采摘行為，則顯得更加“對象化”，成為男性主體日夜思念、想象的對象：“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而性別二元結構與采摘的主客體二元結構更具代表性的疊加，當屬作為隱喻的“采花”了。采摘主體對被采摘客體的“侵入”與“占有”，也就成了特定語境下男性對女性關系的形象刻畫。在歌詞也是俗諺——“路邊的野花不要采”中，“野花”及其聯想對象——“家花”共同強調、鞏固了主體對客體的所有權關系：不論是野花還是家花，不論該不該采的道德規范如何被規定或違背，花都是能夠被采摘、被占有、被主客體二元結構之下的所有、權屬關系所界定的對象。

對采摘二元關系結構的分析無意于道德判斷，卻有意于提示日常行為實踐中蘊含的權力意味。在高度文明化的當代社會，采摘的主客體結構中所蘊含的性別關系也許并不那么顯著了，但其他一些二元關系又逐漸浮現出來，比如城市與鄉村，文明與自然。

現代休閑農業中的采摘

清代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這樣評說前引的這首《芣苢》：“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余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這樣動人的描述使得樸素詩句勾勒出的采摘場景進一步具象化、生動化了，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田園牧歌圖景怎不令人心馳神往？

“平原繡野、風和日麗”，濾除勞作艱辛與田間地頭臟亂的如畫田園，代表了城鄉分化后許多都市人對鄉土風光的理想主義想象。人類懷著對城市文明的美好憧憬離開鄉土，卻逐漸感受到都市的種種不愜意，于是又念起鄉村的好，這是一種基于對當下不滿意、不滿足的選擇性懷舊。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休閑農業誕生了，“農業”不再有勞作的艱辛，而是充滿“休閑”，令都市人采擷田園牧歌的鮮果，撫慰疲憊的身心。

采摘，是現代休閑農業中常見的體驗方式。作為現實勞作的采摘固然辛苦，但確實是人與自然最親密的接觸，這是與自然之精粹零距離的身體、感官交互，對遠離自然又向往自然的都市人來說，新鮮而刺激。輕輕旋下成熟的無花果，原本連接果蒂的傷口竟立刻滲出乳白色的汁液，令人新奇萬分；嗅著柑橘類的芬芳，將手指伸向果實累累的枝頭，不料卻被尖刺劃傷，于是又“痛”又“快”，嗔怪而驚奇：“金桔樹怎么還有刺？！”

現代休閑農業中的采摘隱去了種植、勞作的過程，甚至隱去了搜尋、挑選的不易，直接向都市人展示累累的碩果，靜候采擷。遙遠或匱乏年代采摘的艱辛，不僅僅在于勞力的投入，更在于尋而不得、無處挑選、勞而無獲的可能：“辛苦的勞力未必能帶給你所要的食物，在采獵生活中沒有所謂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勞力與成果不一定有關聯”。（波倫《雜食者的兩難：食物的自然史》）現代休閑農業以規劃的大棚、悉心的指引、高密度的碩果最大程度地降低搜尋與挑選的難度，讓主體盡情享受采摘、收獲的滿足感與成就感。現代休閑農業中的采摘同樣證明了“勞力與成果不一定有關聯”——甚至不需要耕耘，就能有收獲。

采摘的過程不乏一次次重復動作的單調，卻也富有尋覓與發現的趣味，正如周作人筆下浙東人對采摘薺菜的樂此不疲：“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游戲的工作”。（周作人《故鄉的野菜》）彼時，薺菜在浙東春季的鄉間甚至城里都可“隨時采食”，它們更像是飲食的補充而非果腹之必需。當采摘不具有必需、迫切的功用性目的時，就多少產生了游戲般的趣味，也就是“休閑”的意味。對現代休閑農業體驗中的都市人而言，采摘當然不再為了果腹等迫切的功用性目的，休閑才是目的；于是，采摘行為原初指向采摘以外目的的階段性、手段性以及被采摘物的合目的性都有所削弱了，采摘作為一種新鮮的體驗，本身就成為了目的。

然而，現代休閑農業中采摘的主體—客體二元關系結構卻并沒有被消減，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來自城市的采摘者與靜候采摘、投采摘者之所好的休閑化了的鄉村場景構成一組新的二元結構，并與采摘固有的主客體關系相疊合。于是，采摘與被采摘的似乎就不僅僅是人與物，而更是城市與鄉村，工業化的文明與理想化的自然。

美國景觀設計師約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遜在其名著《發現鄉土景觀》中敏銳地指出：“我們與自然的關系少而簡單，并且日程固定。這種關系僅僅發生在假期和周末，受城市工作的約束而非季節的影響。因此，與自然的這些聯系被渴望，被規劃，并將被長久記住。自然環境成為一種體驗的場所，而非體驗本身。”現代休閑農業中的采摘不就是這樣一種“被渴望”“被規劃”卻又“僅僅發生在假期和周末”的人與自然的聯系嗎？被隱去了勞作艱辛的采摘園，不就是一種提供新鮮、有趣、滿足感與成就感體驗的場所嗎？現代休閑農業中的采摘既為都市人帶來身心的慰藉，又令人泛起鄉愁與懷舊意緒地揭示了當代田園圖景本質上的“人造性”，以及城市—鄉村、文明—自然二元關系結構的堅不可摧。

采摘的手勢：從勞力到操控

一手拈住果枝，一手握住果實，輕輕一旋，既不傷及果蒂，又不傷及植株：這是經驗豐富的果農傳授給都市人的采摘手勢。這個古老的手勢最初連接著饑渴的身體與誘人的果實，宛如自然與智人間一個能量傳遞的神圣儀式。面對難以徒手摘斷的藤蔓，剪刀等工具的使用在身體與采摘對象間增加了一個中介，采摘的手勢有所改變，卻仍是身體能量的投入，目的是對自然精粹所蘊含能量的攝取。

采摘對象的累積必然要求采摘手勢的一次又一次重復，這既是收獲的累積，也是身體能量的持續消耗。因而種植業發達后的采摘，是一件辛苦的事：雖然不再有采獵時期勞而無獲的風險，卻需要勞動身體的高強度投入。

為此，科技時代的農業生產需要破解大規模采摘的難題。大型聯合收割機很早便能氣勢恢宏、整齊劃一地“吞噬”麥浪，相較之下，采摘的機械化有賴于更加精細的研發：在相對復雜的枝葉結構中有效搜尋、精準定位采摘對象，通過人工智能的方式準確識別、挑選符合目的性、功用性的鮮嫩或成熟客體，然后以既不傷及采摘對象又不傷及植株的方式迅速摘取，最后穩妥、有序地累積、運輸。不論這個精致的機械化過程如何實現，采摘主體一端的操作都變得更加簡單、輕松了：只需要點擊鼠標、按動按鈕或操作操縱桿，便能啟動一個持續性的自然能量采集過程，而無需身體能量的過多投入。

采摘機械手或采摘機器人的研發與運用方興未艾，采摘的古老手勢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就將被大規模替代，這事實上正是鮑德里亞指出的某種變遷趨勢：以工作為核心的普遍手勢，過渡到以操控為核心的普遍手勢。在鮑德里亞看來，傳統的手勢是勞力，主體投注在物品上的能量是肌肉式的，即使是鐮刀、籃子、壺罐、耕犁這些工具，也都“完美地配合了人的身體、勞力”：“在人與物之間，這一個深沉的、通過手勢連接的關系中，總結了人如何融入世界和社會結構中的方式”。（鮑德里亞《物體系》）

晚近所誕生的卻是所謂“功能化的手勢”——操控，原先投入勞力的身體而今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參與和能量投注：“按鈕、杠桿、手柄、踏板……它們的操作取代了壓力、敲打、撞擊、身體的平衡、力氣的量或分配、手巧……簡言之，現在只有人的‘外端’積極地參與功能化的環境。”（鮑德里亞《物體系》）采摘的古老手勢將演變為操控，人類與自然精粹間深沉的連接關系以及能量交換的神圣儀式將被機器所介入，這既是勞動生產力飛躍的高昂凱歌，又是蘊藏于采摘實踐中的農耕文化記憶的懷舊挽歌。

自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發明以來，人類便有能力規模化地種植單一作物，進而“把工廠經濟的規模與機械化生產的效率引入大自然”，在農業生產中實現精細的“工業化體制”。除了種植與生產，在運輸與銷售一端，哪怕是一棵所謂的有機生菜，它“從田地前往貨架的這段旅程，自采收的那一刻起，便以精巧的工業化流程飛快進行”。（波倫《雜食者的兩難：食物的自然史》）在農業種植與運輸、農業生產與銷售之間，采摘——這個作物提早離開自然的母體，進入人類文明體系的頃刻，也將被高效、精準、標準化地對待。

對習慣于直接享用采摘成果的都市人而言，這個連接自然能量系統與人類社會能量體系的交換環節，這個自然精華在人工介入下提前告別大地母親的頃刻，卻幾乎不可聞亦不可見。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懷念的頃刻，值得感恩的頃刻，意味深長的頃刻：深山窮谷中的搜尋，物我感應般的挑選，滿載而歸時的累積，仿佛皆凝聚于此。如此看來，現代休閑農業讓都市人重習采摘的古老手勢，用身體的投入去感受自然精粹脫離母體的微妙時分，這種體驗，或許也有某種啟迪人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