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榮︱今天我們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①：東方主義

密西根大學佛學與藏學教授小唐納德·洛佩茲和他的夫人——密西根大學歷史與比較文學教授增澤知子

3月底，受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邀請，我遠赴紐約參加一項國際性佛學研究獎助計劃的學術評審活動。其間有幸與評審小組的其他成員一起，接受主持這項學術活動的密西根大學教授小唐納德·S. 洛佩茲（Donald S. Lopez Jr.）先生和他的夫人增澤知子（Tomoko Masuzawa）教授的邀請，去他們在紐約的新居做客，面對著窗外哈德遜河如畫般美麗的夜色，賓主共進晚餐，其樂融融。洛佩茲教授是當下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藏傳佛教學者，也是美國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領域內的一面大旗；而同為密西根大學教授的增澤太太，則以十分前衛、犀利和有洞察力的理論建樹稱名于學界，其學術名望絲毫不遜色于她的丈夫，同樣是美國宗教學界很有影響力的大牌學者。她的著作《追尋夢幻時分：尋求宗教的起源》（In Search of Dreamtime: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Religion）和《世界宗教的創造或曰，歐洲的普世主義是如何在多元主義的語言中被保存下來的》（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Or, How European Universalism was Preserved in the Language of Pluralism）等，都曾是美國學界受人稱頌的名著。

增澤知子的著作

這樣輕松愉快的聚會本來不是討論嚴肅學術話題的好時機，可畢竟能見到洛佩茲先生的機會十分難得，我最終還是忍不住開口和他討論起了那個由他最早引出來的話題，即“我們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他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們：藏傳佛教與西方》出版整二十周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為此專門推出了這本書的二十周年紀念版，其中附有洛佩茲新作的序言。 我對當年初讀這本書時所受到的巨大震撼和頓悟式的啟發至今記憶猶新，不料彈指間已經二十年過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同樣也是增澤女史的學術粉絲。二十年前，她曾專門著文對暢銷小說《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創造的那個烏托邦理想——“香格里拉神話”中所蘊含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思想，作過極其深刻的理論反思和尖銳的政治批判。她的那篇鴻文《從帝國到烏托邦：〈失落的地平線〉中的殖民主義印記的抹消》（“From Empire to Utopia: The Effacement of Colonial Markings in Lost Horiz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Fall 1999, pp. 541-572）我曾捧讀再三，其言辭之犀利和理論之精深曾令我擊節嘆賞、佩服之至。它和《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樣，對我理解西方的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以及它和西藏、藏傳佛教研究的關聯，具有特別深切的啟蒙意義，給了我很多學術的和理論性的啟發和激勵。

洛佩茲和增澤伉儷無疑都是極具創造力的天才型學者，他們分別在各自專擅的行業內銳意進取、筆耕不倦，幾十年如一日，至今都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但他們依然還在不斷地開辟新的學術領域，開創新的學術理念。二十年來，我持續不斷地讀到他們一本又一本的新著，每每斬獲新知和啟發，但心里最忘不掉卻還是那本《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不知不覺間，我心中也滋生出了一個揮之不去的“香格里拉情結”，如今可算得上是一位相當資深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了?；叵攵昵埃迮迤潯拔覀兌际窍愀窭锢那敉健钡暮袈曊衩@發聵，一時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激烈的爭論（《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出版后，美國宗教研究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很快就組織了國際性的學術專場研究會，會后還編集了那場專題討論會的評論集，參見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9, no. 1 [2001], pp. 163-213）；二十年來，這樣的爭論不絕于耳，至今依然時有所聞，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雖然時移勢遷，我們對“香格里拉”的認識已經不斷地被賦予了新的視點和內容，但我們依然必須時常捫心自問：“今天的我們依然還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

看起來，習慣于開學術風氣之先的洛佩茲夫婦，或早已經不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他們對我等依然津津樂道的這個舊話題顯然不復有往日的那份激情了（洛佩茲當年聲稱“這本書并不是在囚牢的墻外寫成的，它也沒有擁有一把可以讓人逃離［囚牢］的鑰匙”，見1998年版，13頁; 但在他為出版二十周年紀念版新寫的序言中，他基本上沒有討論“香格里拉的囚徒”這個主題，見2018年版的二十周年版序言）。不過，洛佩茲先生十分肯定地對我說，他對他當年提出的“香格里拉的囚徒”這個觀念至今沒有任何的疑慮，他相信二十年后的今天“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不但沒有在世界上消失，而且其數量還在不斷的增長之中。他的這本舊書二十年后并沒有過時。

我告訴洛佩茲先生，我敢說眼下我們中國已經是這個世界上“香格里拉的囚徒”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了。在二十年前的中國，“香格里拉”作為一個名稱或者一個概念，均遠非家喻戶曉、人人明白。但在今天的中國，它卻絕不僅僅是一個人人向往的旅游觀光勝地，而已經是一個在中國人生活中產生重要影響的物質的和精神的雙重存在了。隨著中國在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香格里拉”這個本來虛無縹緲、若隱若現的世外桃源，已與全中國人越走越近，成為他們物質和精神生活中的一個無法規避的真實存在了。

聽我這么一說，洛佩茲先生和其他在座的朋友們看起來多少都有點將信將疑。中國人對香格里拉（西藏和藏傳佛教）的認識和看法在這前二十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足以令我們自己瞠目結舌，不敢回望，更何況對于像洛佩茲先生這樣基本只能依靠西方媒體的報道和說法了解中國現狀的西方人呢？在晚宴的這個短時間內，我很難把我自己對這一個于過去二十年間發生在中國的“香格里拉現象”的觀察和思考很好地組織起來，并用比較簡單但又具有說服力的事例和語言告訴他們，與他們分享和交流。

必須承認的是，我雖然早已經被“香格里拉之魅”擊中，但從來就不是一位“香格里拉神話”的研究者。閱讀和體會洛佩茲《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一書是我嘗試“祛魅”的開始，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屈指算來，我對“香格里拉”的關注和思考已歷二十余年之久（關于我早年對此問題所作的一些相關的觀察和思考，見拙著：《尋找香格里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不得不說，二十年確實不是一個短時間，細細思量，可察見世人對香格里拉（西藏和藏傳佛教）的看法，已于不知不覺間發生了許多的變化。同樣，我自己對“香格里拉神話”的認識和批判也處在一個不斷改進和加深的過程之中，于此，我愿將自己近期新獲的一些粗淺的觀察和思考表達出來，以受教于洛佩茲先生，以及廣大與我一樣關心西藏和西藏文化的“香格里拉”的粉絲、“囚徒”或者批評者們。

《失落的地平線》初版本

大家知道，“香格里拉”（Shangri-la）是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  1900-1954）發表于1933年的一部暢銷小說——《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中虛構和創造出來的一個烏托邦式的世外桃源。1933年的歐洲正處于二戰前夕，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黑云壓城城欲摧。飽受了一戰兵燹禍害的歐洲百姓，惶惶然若驚弓之鳥，他們懼怕再受戰火災難，渴望能生活在一個歌舞升平、喜樂自在的世外桃源之中，于是，一個集聚自然之富美、文藝之喜樂和精神之自在于一體的位于東方的“香格里拉”便隨之應運而生了。不言而喻，香格里拉不過是歐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想象和創造出來的一個子虛烏有的烏托邦。

本來，香格里拉雖然被定位于東方雪山峰巒之中的“藍月谷”（Blue Moon Valley），但它不但與藏傳佛教徒們自己創造和尋找中的理想國——“香巴拉”（Shambhala）毫不相關，后者通常也只在有成就的佛教上師們禪修所得“凈相”（dag snang）中顯現，而且也不見得真與約瑟夫·F. 洛克（Josef F. Rock, 1884-1962）筆下的云南漢藏邊境地區，特別是納西的民族風情，有任何直接的關聯（關于洛克在云南所做民族學調查的詳情，參見斯蒂芬妮·薩頓：《苦行孤旅：約瑟夫·F. 洛克傳》，李若虹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墒?，在西方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背景下的東方想象中，希爾頓虛構的這個“香格里拉”卻給他們“想象西藏”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腳本，并由此途徑而漸漸地將西藏全盤香格里拉化了。洛佩茲的《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借助了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先生的“東方主義”理論，對西方想象西藏和藏傳佛教的歷史過程，以及它對現實國際政治、社會的影響進行了生動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薩義德著《東方主義》1978年初版

《香格里拉的囚徒們》告訴讀者，西藏從來就不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主題”，而是一個西方幻想的對象，而這個想象出來的“虛擬的西藏”對于當下西方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都有著十分特別和巨大的影響。在西方，西藏不是一個具有自己的歷史以及獨特的社會構成和文化傳統的現實存在，而僅僅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它是一個由西方人、為西方人設計和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式的、超現實的存在。有時西藏被理想化為一塊凈土、圣地，是集聚人類一切智慧的寶庫，一個完全奉獻給佛教實踐的田園牧歌式的社會；有時西藏又被妖魔化為一個充滿了各種迷信、巫術的地方，一個中世紀的腐朽和罪惡的淵藪，一個令人厭惡的瘋狂剝削和壓迫農奴的神權政體。不管是理想化，還是妖魔化，總而言之，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刻板印象的流行，均表明西藏絕對不是一個真實的、現實的存在，它只不過是一個被幻想的對象。

洛佩茲以薩義德式的犀利的批評手法，對西方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一貫的東方主義式的想象和誤解做了精彩的描繪和入木三分的批判，成功地揭露了西藏何以一直被西方人當作一種神話式的超現實存在的原因，并通過對西方想象西藏的歷史過程的分析，揭示了隱藏在今天的西藏被徹底地香格里拉化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刻的西方社會文化背景，以及這種“神話西藏”現象對于今日之世界政治和國際社會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至少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西藏可以說是整個西方世界的一個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他者”，西方把西藏想象成為一個理想社會，一塊由神王（god-king）統治的人間凈土。在他們眼里，西藏人酷愛自然、綠色、和平、和諧，他們生來就平等慈悲、發心利他，視世間萬物皆如夢如幻、也不為利衰毀譽等世間八風所動，一心只想著早日獲得出世的解脫，所以，西藏天生就是一個人人渴望擁有的綠色環保、智慧、慈悲、和平、幸福和非暴力的和諧社會。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可以作為治療所有后現代社會種種弊端之對治，和作為它們的楷模來追尋和效法的理想社會，這個當代的人間香格里拉，卻正遭受著“外來邪惡勢力的侵略”，這令西方人無法容忍。

《失落的地平線》的作者詹姆斯·希爾頓

如前所述，對于西方的香格里拉化西藏的想象，洛佩茲和增澤夫婦都曾做過十分尖銳的批評。增澤直言不諱地指出《失落的地平線》中的“香格里拉”是一個充滿了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腐臭的地方，香格里拉化西藏，將西方人想象出來的那個“西藏”強加給這個現實中的西藏，它無異于對西藏實施精神殖民。增澤把帝國主義分成“接觸”（contact）和“比照”（contrast）兩種不同的類型，前者是直接的政治、軍事和物質干預，而后者則是在東西之間作出一種精神的和非歷史層面上發生的兩極對比，即把東方設計為一個超越時間、超越歷史的，非物質的理想空間，把它型塑成為一個高度物質化的、充滿沖突和危機的西方現實社會的反面和對治，而香格里拉化西藏無疑就是她所說的“比照”型帝國主義的一個典型形式。這種精神化和神話化了的西藏與現實的西藏本來風馬牛不相及，它完全是西方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愿和理想，特別是按照他們對失落了的過去的好時光的懷戀（nostalgia for the good old times）而作的一種對“他者”的天才的想象和精心的設計（增澤上揭文；亦參見拙文：《接觸和比照：“西藏問題”的國際背景》，載汪暉、王中忱主編：《區域》，總第三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年）。

與增澤對隱藏于香格里拉化西藏這一現象背后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本質所做的一針見血的揭露和批判不同，洛佩茲對西方神話化和香格里拉化西藏的批判相對溫和，后者是從這種后現代的烏托邦想象有可能對現實中的“西藏事業”帶來嚴重危害這一視角出發，來批判西方人的西藏想象的。洛佩茲認為將現實的西藏理想化為香格里拉對于“西藏的事業”是有害的，其后果必然是將西藏邊緣化，因為它的一個潛在的危險必然就是有可能因此而將西藏移除出現實政治行為所能觸及的范圍，并把西藏放進一個純粹理想化的和幻想的區域內，把它當作神明供奉起來。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洛佩茲認為西方那些熱愛西藏和藏傳佛教，熱情地支持“西藏的事業”的人，實際上已經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因為他們不是真的在關心和支持一個現實的西藏，而不過是在和他們自己的影子作著堂吉訶德式的搏斗，是在奮力和他們自己設計和熱愛的那個不可或缺的“他者”較勁。他們把全部的熱情和力量錯誤地投注到了一個他們為自己設計和構建的烏托邦理想之中，而且執迷不悟，無法逃出他們自己構建的這個精神囚牢——香格里拉，所以，他們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參見喬治斯·德雷福斯[Georges Dreyfus]：《我們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嗎？東方主義、民族主義和西藏研究》 [Are We Prisoners of Shangrila? ]，October 2005, pp. 1-21. 在基本同意洛佩茲的主要觀點的前提下，德雷福斯堅持認為西藏人本身沒有像洛佩茲所描述的那樣為這種香格里拉神話的創造作出了十分積極的貢獻，他們也不應該被同樣視為“香格里拉的囚徒”。事實上，對于流亡藏人參與香格里拉形象塑造早已有很多實際的個案研究。）

于此必須指出的是，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并不意味著他們是這場世界性的“想象西藏”運動的“受害者”，正相反，他們更是借助“香格里拉神話”而對西藏進行精神殖民的“施暴者”。當西方利用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話語等多方面的強勢和霸權，要將他們精心設計的這種“香格里拉神話”強加給西藏，并要求將它轉化為西藏的現實時，這就徹底地暴露了他們要對西藏實施赤裸裸的精神殖民主義的本質。正是這些“香格里拉的囚徒們”設計出了一個非歷史的、超越時空的香格里拉，而且還期待在現實政治中將一個虛擬的理想世界轉變成為西藏的現實，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香格里拉/西藏會成為一個越來越為世人注目和關心的世界性話題，而另一方面“西藏問題”卻變得越來越復雜和越來越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

與其說洛佩茲所說的“香格里拉的囚徒”真的就是那個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的囚徒，倒不如說他們是西方在“香格里拉神話”背景下形成的那一套“西藏話語”及其話語霸權的直接“受害者”。長時間來，被廣大西方民眾接受的那一套“西藏話語”的主調是綠色環保、和平和諧、智慧慈悲、平等利他和非暴力等等幾個西方后現代社會最關心、最重視的關鍵詞。與此相應，在這套話語的影響之下，世人對西藏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對西藏自然環境的保護，對藏傳佛教傳統的維護和發展，和一個自治、人權、和平、非暴力的西藏社會的建設等方面，人們更樂于在西藏建設一個“沒有武器的和平區”，一個自然環境保護區，或者說一個集綠色、和平、環保和幸福于一體的主題公園。顯然，這套“西藏話語”與任何武裝、暴力、軍事沖突等等都格格不入，所以，它給或不惜借助武力來實現的所謂“西藏事業”造成了強大的比照和障礙。

而洛佩茲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來詮釋他所提出的“香格里拉的囚徒”這一概念的，他認為正是西方人對西藏所作的這種香格里拉式的想象，在把他們囚禁在自己設計的囚牢（香格里拉）之中的同時，也徹底地改變了“西藏事業”的方向。事實上，每一套被廣泛接受的世界性的“話語”都涉及不同的側面，其話語霸權不可能只倒向事物的某一方。前述這套“西藏話語”無疑具有極大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它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西藏熱”；與此同時，它也給這股西藏熱潮設下了難以突破的限制和障礙，使它必須停留在和平和非暴力的層面，必須走自治和維持民族及其文化傳統的延續的所謂“中間道路”。

洛佩茲想用“我們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這樣聽起來多少有點驚世駭俗的口號來喚醒他的同胞們，希望他們能及早除卻香格里拉的迷思，回到西藏的現實中來。從解構“香格里拉神話”，呼吁正視西藏現實這個角度來說，《香格里拉的囚徒們》是一本發人深省、意義深遠的好書。然而，洛佩茲于書里書外多次強調他用心解構香格里拉神話的目的不過是要喚醒那些執迷不悟的“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令他們早日回歸到“西藏事業”的正道上來，這非常令人費解。如果說打開香格里拉這個囚牢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讓牢中的囚徒們沖出牢籠，去為“西藏的事業”而奮斗，這不但與世間流行的“西藏話語”背道而馳，而且其后果也必將是災難性的。顯然，這樣直白的政治動機亦將大大削弱洛佩茲這本學術著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所謂的“西藏的事業”的設計本來就是他所批判的香格里拉化西藏的產物，是想象西藏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應該受到批判和解構的東西。說到底，這個事業的核心不過是要去拯救一個根本就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而不是要去關心一個現實的、物質的西藏的存在和發展。在驅散了香格里拉的迷霧之后，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現實的、物質的西藏不但面臨著任何一個處于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的地區所面臨的所有問題，而且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形態而面臨更多具體和實際的困難和問題。如果將去除香格里拉迷霧之后的西藏所面臨的問題僅僅歸結為洛佩茲所說的那個“西藏的事業”一項，這不但失之簡單，而且依然完全脫離西藏的實際，或即又陷入了對歷史上的和未來的西藏的另一種想象了。

曾讓洛佩茲大惑不解的是，大部分“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以及它的讀者們）顯然沒有能夠很好地領會他的這份良苦用心。這部著作出版后，洛佩茲一直以為中國方會有人站出來和他對質、辯論，可令他驚訝和失望的是，事實上站出來和他爭論，和從各種不同角度對他這本著作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認為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只是為了“責難受害者”（blaming victims）的那些人，全部都是曾經和他“站在一條戰壕里的”同志和戰友們。他們覺得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洛佩茲“書中說的全是西藏人如何不好的事情”，顯然他們對香格里拉的熱愛遠不是洛佩茲這一本出色的學術著作的出版就能夠被消除掉的，他們公開挑戰洛佩茲說，當今世上哪有什么香格里拉的囚徒？要不然你給我指出其中的一位來讓我們見識見識？（Donald S. Lopez, “Author’s Respon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9, No. 1 [Mar., 2001], p.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