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或擴大社會不平等

大暑已至，熱浪正濃。

氣候變化是我國面臨的重要環境問題，其重要表現之一是更頻繁、持續更久且更強烈的高溫天氣。7月初，我國華北、黃淮多地出現高溫天氣。6月底，歐洲也遭遇熱浪襲擊，多國高溫打破歷史記錄。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夏季的平均氣溫一直處于線性上升趨勢（圖1）。2018年，我國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夏天，中央氣象臺首次連發了33天的高溫預警。從全球尺度來看，2015~2018年也是地球有記載以來氣溫最高的四年（圖2）。

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未來我國高溫天氣將趨于常態化，極端高溫的范圍將擴大，發生頻率加快；強降水事件也將增多、增強。面對更熱、更澇的未來，社會需要充分了解極端天氣的各方面影響，以便更有效地降低氣候變化的經濟損失。尤其高溫會對勞動生產率產生不利影響，進而加劇收入不平等問題。

氣候變化對公共健康存在巨大威脅。基于我國2004~2012年死亡率數據的一項研究顯示，極端高溫使得我國人口死亡率顯著上升，且影響系數是基于美國數據估計值的3倍。另一方面，職業人群的勞動生產率也是公共健康的重要方面，但氣候變化對我國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尚未得到普遍關注。降低氣候變化對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對于保障我國高質量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高溫不僅能降低社會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更有可能對不同人群、不同地區的勞動生產率造成顯著不同的影響，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弱勢群體（比如農村居民）更可能在缺乏適應性設施的環境下生活，因此更容易受到極端天氣的負面影響。事實上，聯合國的一項報告已經指出，氣候變化對貧窮和弱勢群體造成的影響最大，氣候災害風險正在加劇業已存在的社會與經濟不平等現象。若不加以有效的干預，將難以提高社會整體的氣候變化適應能力。

筆者的一項跨學科研究利用了2010年至2016年中國職業射箭運動員的競賽成績數據，估計了溫度與室外工作人員的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因果關系。室外射箭是一項對運動員的體力要求相對較低但對精神集中度的要求頗高的運動，因此研究結果適合推廣到既需要體力也需要腦力活動的室外工作。

通過上述研究發現，與18-22℃的舒適溫度區間相比，當熱度指數超過34℃時，運動員的成績顯著降低了11%。高溫對較難的比賽以及女性、工作經驗較少的人群存在顯著更大的負面影響。不僅如此，高溫對過去的成績或排名較差的運動員有更大的負面影響：當熱度指數超過34℃時，排名前25%的選手成績比排名后25%的選手受到的負面影響要低62%。因此，高溫不僅能大幅降低室外工作人員的勞動生產率，還會使得位于勞動生產率兩端的人群的差距變得更大。

該研究也發現，積累工作經驗可以較容易地降低高溫對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并且，雖然短期中的高溫經歷并不能降低當前高溫的負面影響，但與北方地區相比，來自南方地區的選手確實受到高溫較少的影響，這說明人體對高溫的適應在較長的時間段中才能顯現出來。

基于美國和印度等其他國家數據的研究也證實，極端高溫會大幅降低勞動生產率。印度統計研究院的一項近期研究發現，在舒適區間以上，溫度每上升1℃，工廠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平均下降2%~4%。高溫在許多維度上都有顯著的異質性影響。比如，與炎熱地區相比，高溫對寒冷地區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較大；與當地人相比，高溫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更大；與環境暴露較多的行業相比，高溫對環境暴露較少的行業的工資有較小的負面影響。學術研究似乎印證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覺：對極端天氣的部分適應在長期中是可以培養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人們在反復的經歷中積累了應對大自然的智慧。

然而，氣候變化加劇了極端天氣的頻率，而已有的適應性策略大多基于過去的環境，未能充分考慮未來氣候發生急劇變化的可能性，然而，氣候變化正在使得極端天氣的范圍從零星分布走向區域化甚至整體化。比如，歷史上的氣候差異導致南方地區的空調普及率遠高于北方地區，然而，2018年夏季吉林、遼寧等北方省份比南方地區經歷了更嚴重的極端高溫，類似的現象在歐洲多國也存在。若不加以有效的信息干預，人們未必能及時采取有效的應對極端天氣的措施，導致極端天氣暴露，健康和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乃至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將有所上升。高溫預警的意義正在于及時為大眾提供應對高溫的信息。但是，根據北京大學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一項研究，當熱浪來臨時，雖然城市地區的空調購買量顯著上升，但農村地區的空調購買量和能源消耗都保持不變，這說明農村地區可能沒有在積極應對高溫，農村居民可能受到高溫更大的負面影響。探索哪種干預方式能幫助弱勢和適應行為較缺乏的群體改善適應行為，是急需思考的問題。

只有充分重視和了解高溫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才能全面有效地提高職業人群的氣候變化應變能力，降低氣候變化相關的社會不平等情況。根據中山大學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我國仍有37%的城市人口和超過80%的農村人口在室外或者缺少溫度調節設施的環境下工作。雖然空調和電扇可以幫助保持較舒適的室內工作環境，這些外部氣候調節措施對絕大多數室外工作來說并不適用。針對這些職業工作人群，發現氣候敏感人群，將適應資源和投入優先用于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區，優先滿足其基本需求并提升長期可持續能力，將有助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另一方面，高溫對哪些類型的工作有較大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較多的未解之謎。體力勞動者受到高溫較大的負面影響似乎不足為奇，但生理學和環境科學的研究發現，高溫對需要較多注意力、精神運動、感知能力和數學推理能力的工作有更大的影響。筆者的跨學科研究發掘了一項對工作人員的體力要求不高但對精神集中度要求頗高的室外工作場景，我們對高溫對勞動生產率的負面影響的估計值，恰好印證了其他學科在不同實驗場景下的發現。有趣的是，即使是室內的腦力工作，高溫也能影響工作結果。比如，一項基于美國移民法庭判決數據的研究顯示，即使法官的工作環境非常舒適，高溫仍能顯著影響法官的判決結果。這說明，針對室內工作，使用空調等有助于降溫消暑的電器也未必能完全抵消高溫對勞動者的影響。

在幫助工作人群更好地適應高溫方面，高溫預警、高溫補貼等政策已經在發揮作用。更廣泛地來看，修復濕地、擴大綠植面積，乃至海綿城市的建設，也有助于降低城市熱島效應，進而降低熱浪對工作人群的影響。但人們必須認識到，極端天氣正在變得更頻繁，且可能變得越來越具有破壞性。主動地獲取相關信息、采取預防措施，在不遠的將來很有可能會變得非常必要。

“適應氣候變化需要人們認識到生活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相信另外一種行為比他們本來的行為方式要更好，并且有能力去實施他們相信的較好的行為。” 斯坦福大學的Burke教授和塔夫茨大學的Emerick教授如是說。改變行為或許需要較長的時間，但認識和求證問題的存在就在當下。

（作者邱筠系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