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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響力中國女作家,曾提名諾貝爾,今年94歲了
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1967年,聶華苓與丈夫保羅·安格爾,
共同創立了對世界文壇影響深遠的
“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
至今,邀請了100多個國家的上千名作家,
到愛荷華進行創作、交流,
包括華人作家莫言、白先勇、林懷民、汪曾祺……
1976年,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PaulEngle)
一同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早在60年代時,還在學生時代的陳安琪,
就和聶華苓與其家人相識,
1970年,陳安琪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留學,
與聶華苓、保羅·安格爾保持著交往。
后來陳安琪成為一名電影導演,
2009年決定拍攝聶華苓的紀錄片,
3年后,《三生三世聶華苓》制作完成。

白先勇、林懷民、莫言、遲子建談聶華苓
聶華苓一生輾轉于大陸、臺灣和美國,
陳安琪走訪她生活過的地方,
采訪了白先勇、莫言、遲子建、蔣勛等
三十余位當代知名作家。
“聶華苓是非??蓯鄣娜耍?/p>
她對文學的貢獻代表了我們國家的蛻變,
她的一生值得做一個記錄?!?/p>
撰文 張銳嘉 自述 陳安琪


“聶阿姨!”陳安琪擁抱推開紗窗門的聶華苓,紀錄片以二人在愛荷華的相見開場。


聶華苓從1964年移居美國起,就和丈夫保羅·安格爾一起居住這棟紅房子里。1991年保羅去世后,她獨自一人住在這里,至今也不打算離開,每年都進行修繕。
在加拿大和美國東部的兩個女兒常說要把她接到身邊,她不肯,因為房子里有太多美好的回憶,是她和保羅創造出的一個獨特的世界,是這輩子都無法釋懷的地方。

? 陳安琪認識“聶阿姨”的40年
陳安琪十三四歲的時候,與聶華苓(與前夫)的女兒王曉薇在中國臺灣是初中同學,經常去聶華苓家玩。
1970年,陳安琪去美國愛荷華大學讀書,拿到了聶華苓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的一個獎學金,因此也熟識了許多作家、文化人。后來,她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電影,成為了一名導演。

2008年,陳安琪有一天在整理文件的時候,看到保羅·安格爾寄給她的一封拍攝允許信。“看到信的時候有點感觸,因為他已經去世很久了,于是我心血來潮打電話給聶華苓:‘聶阿姨,我現在再拍你們的故事會不會太晚了?’”

聶華苓笑了,陳安琪《三生三世聶華苓》的拍攝由此開始了。
之后的兩年里,陳安琪多次跟隨聶華苓到臺灣、香港、美國愛荷華等地拍攝,并采訪了30余位聶華苓的身邊人,包括她的兩個女兒、弟弟,以及當代文壇的知名作家。
這也是一份非常珍貴的當代中國文壇作家的群像記錄。

? 從武漢到臺北
聶華苓1925年出生在武漢,祖父是個詩人,從小受到祖父和朋友在家中吟詩的熏陶,她從小寫作、語文成績一直很好。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聶華苓一家逃難,住在村里。媽媽執意讓聶華苓去鎮上讀書,她自此離開家。聶華苓同學姜德真在采訪中回憶:“那時離家后,家庭經濟來源斷絕了,家里的信息全無了。我們那個時候一想到家,大家就哭?!?/p>
抗戰時期的日子,聶華苓和同學們過得很苦,每天只能吃炸黃豆、大饅頭充饑,餓得不得了,用勺子刮飯桶底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但當時精神食糧是充足的,每個人都是“我們要讀書,我們要救國”的心態。聶華苓忠于寫作,自此開始了文學創作。

聶華苓1944年被保送西南聯大,后來決定去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讀外文系。1948年畢業,完成了第一篇文章《變形蟲》,描述當時對自己身份的糾結和迷惘。
1948年,24歲的聶華苓帶著全家搬到臺灣。
初到臺北,機緣巧合被一個朋友介紹給雷震——《自由中國》雜志的創辦者之一,去雜志社參加工作。起初她負責管理文稿,后來被人挖掘做編輯委員。那段時間她跟殷海光、毛子水、張富強等一流的寫作頭腦一起工作,聶華苓是最年輕的,也是唯一一位女性。日復一日受到文學熏陶,對她的影響是巨大的。

同時聶華苓開始寫作,花了兩年時間于1960年完成首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展現少女暗戀的情懷、守節女子的苦澀、女性向往自由的憧憬。小說在《聯合報》連載首發,引起轟動。

作家蔣韻在采訪中說道:“《失去的金鈴子》這本書對我的意義特別特別巨大。她文字的詩意、清新,她對于人性的理解,是之前我在中國小說里沒有讀到過的。”


一段浪漫的跨國婚姻
寫出《失去的金鈴子》4年后,聶華苓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人——保羅·安格爾。
保羅·安格爾是美國人,早在1936年便在愛荷華大學開辦作家寫作坊,是美國最早開設寫作班的學校,作家白先勇、林懷民均曾為其學員。
1964年,保羅·安格爾去臺灣做文學交流,對聶華苓一見鐘情。余光中邀請幾個人一起吃晚飯,大家在飯桌上談笑風生,突然保羅問聶華苓:“你想去愛荷華嗎?”
晚飯后他們散步回家,途中看到天上幾顆心形的云朵,保羅告訴聶華苓在美國遇到這樣的心形是要許愿的,被問到有什么愿望?保羅說,“我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見到你?!?/p>


后來保羅·安格爾回到美國,鼓勵聶華苓申請愛荷華作家工作坊。于是1965年,聶華苓來到了美國,1967年二人結婚。
聶華苓形容保羅·安格爾像一座大山,微風也好,暴風也好,什么人來都是擁抱的姿態。紀錄片里,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鐘玲說,聶華苓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只有像保羅·安格爾這樣的人,才能讓她變得小鳥依人。


影響世界文壇的“國際寫作計劃”
有一天聶華苓和保羅在愛荷華大學校園散步,她突然出現了一個想法:“可不可以請全世界的作家都來這個優美的校園里寫作,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帶著不同文化,一定可以碰撞出不一樣的創作靈感。”

于是1967年,兩個人一同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每年把全世界的作家邀請到愛荷華來創作、交流,每次40多個作家,均來自不同國家,一住就是九十個月。
這個期間,你可以寫作也可以不寫作,參加活動也可以,抽煙喝酒也可以,各種派對,氣氛十分活躍。


慢慢地,國際寫作計劃由資金上的“不可能”,發展成由不同機構資助的具有影響力的組織。還邀請了很多跟美國有外交摩擦的國家的作者,來參加寫作計劃,美國政府答應任何保羅·安格爾邀請的作家,都能順利進入美國。
1979年中美建交后,聶華苓開心不已,終于可以請中國作家了,同文同種的作家便在愛荷華有了第一步的交流。


中國作家畢飛宇參與工作坊時,聶華苓曾指著家里客廳桌子說,全世界600多個作家圍著這個桌子坐過,這張桌子就是一部歷史。作家季季說聶華苓的家就是個小型聯合國,各國作家在她家用不同語言交流,但最重要的語言是笑聲。
“他們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協作交流項目,完全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绷謶衙襁@樣評價國際寫作計劃。
因為每個人都講著不同的語言,來自不同文化和背景,其中也會發生不少小插曲。比如埃及和以色列打仗時期,兩國的作家在桌子上怒目而視,甚至互扔酒杯,結果幾個月后兩個人要分別的時候,在機場突然間相擁而泣。

聶華苓的三生三世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边@是聶華苓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聶華苓輾轉大陸、臺灣、美國,一生感到流離失所。在臺灣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個外省人;后來到了美國,發覺自己還是個外人?!八晕艺媸欠浅7浅5毓陋殹!贝箨憽⑴_灣、美國這三個地方的生活,就好像聶華苓的三生三世。
聶華苓一生“逃跑”的命運,在她自己看來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命運。這顛沛流離的一生也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創作。


聶華苓已出版了20多本書,包括小說、散文、評論及翻譯作品。其中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的英譯本,在1990年獲得“美國書卷獎”。
《桑青與桃紅》是聶華苓于1980年在美國完成并出版,一個人分裂出桑青與桃紅兩個分身,桑青代表了傳統中國女子的道德觀念,而桃紅則表達身在異鄉的華人女性追求自由的意志。
正如作家莫言在紀錄片對聶華苓的評價:“她盡管后期長期生活在美國,但她的根基還是在中國的,因為她是中國的土地培養起來的女兒。她的內核跟西方人是不一樣的,身上有一種英雄的氣概,甚至有一種俠義的情節?!?/p>


以下為陳安琪的自述:
我第一次入行還要追溯到1979年,當時我碩士畢業不久,在洛杉磯遇到了成龍。
我當時剛幫臺灣導演劉家昌拍完一部作品,擔任美國部分的副導演,他和成龍相識,就邀請我一起跟成龍吃飯。那時正值成龍想打入好萊塢,飯桌上成龍突然問我“我現在開始拍《龍少爺》了,下個月就在韓國開拍,你來做我的副導演吧?”就這樣我就從美國回到了亞洲。

80年代我在香港拍了三部劇情片《窺情》,《花街時代》和《愛情謎語》,之后轉戰廣告,一拍就是10年。拍的中途,我會想拍一些屬于自己的東西,所以從2008年到今天的這十年里,三部紀錄長片誕生了——《愛與狗同行》,《三生三世聶華苓》和2017年最新完成的《水底行走的人》。

我拍紀錄片比較不同的是我沒有劇本,我也不用旁白,而且每一部片子我都希望有點不一樣。
《愛與狗同行》的主角,是陪伴了我16年的小狗Baby。

《水底行走的人》拍攝的是香港藝術家黃仁逵。黃仁逵是個畫家,會寫作,玩音樂,玩攝影,給很多電影做美術指導,拿了幾次金像獎。他70年代從法國學完畫畫回到香港,那是香港非常精彩的時代。他的世界也是香港一個角落的典型代表,是一種波希米亞生活方式,任性追隨自己的心去生活。
而《三生三世聶華苓》,在拍攝之前,我看了聶阿姨的自傳《三生三世》,這兩年面對面的親密的拍攝,讓我讀到了很多書本上無法傳達的聶華苓的為人。

聶華苓總是說我好像她的第三個女兒,拍攝前我會擔心這種角色的轉變會不會影響紀錄片本身的表達。真正開拍之后我發覺,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聶華苓一進入這個狀態,就很直接地開始講她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講述者。

后來在香港浸會大學有一個授予聶華苓勛章的儀式,張穎有事只有我一個人去拍攝了,結果聶阿姨還來問我張穎去哪里了?忽然之間想念他。
我第二次去愛荷華拍攝聶阿姨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就住到了她家樓下。這讓我回憶起之前我在愛荷華上學的幾年里,我們幾個同學經常去她家,她下廚給我們包餃子、做蔥油餅。
拍攝時聶阿姨年紀比較高了,很少下廚了,但她總是下意識地用手指把眼前的盤子往你跟前推,這種微小的動作讓我印象非常深,她的為人是很體貼的。


拍攝結束后,我做了一個粗剪DVD給她寄了過去,其實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為之前我把我寫的東西給她看,她作為一個心思細膩的女性作家、編輯,總會很嚴謹地指出我很多不準確的地方。差不多一兩個禮拜后,我收到了她的郵件,她說我看過影片了,我很感動。這樣我就知道是沒有問題了。

時代的記錄
上周我在意大利烏迪內參加一個影展,展映了我1985年在香港拍攝的《花街時代》,講述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灣仔酒吧女的故事,從她的視角看香港的世界?;乜催@部片子,只能存在于那個時代,現在再拍同一個題材都不會有相同的感覺。
我很慶幸我跨越了幾個很重要的時代,70年代從美國接受電影教育,有了新的視野,80年代回到香港,趕上了香港新浪潮,也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我又花了十幾年拍攝廣告,這更磨練了我講故事的精準性。
到現在拍攝屬于自己的紀錄片,無論是聶華苓還是黃仁逵,他們都是有啟發性的;創作上的啟發,更有人格的啟發:誠實、熱忱、正直。這是我認為這個時代值得被記錄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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