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回顧｜從下海廟探尋城市空間的歷史

下海廟位于上海虹口區昆明路73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佛教寺廟。而在開埠后的城市化進程中，它超越了單一的信仰體系，也超越了本地人群的生活圈，擁有西至里虹口，東至楊浦張家浜的香客，成為當時滬東區域香火最為旺盛的廟宇之一。

空間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它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今天，我們再次走近下海廟，東面舟山路的琳瑯小鋪仍然保留著歷史的氣息。周圍既有復建的白馬咖啡館，也有陰森的提籃橋監獄舊址。而在下海廟西面靠近唐山路的小廣場，則是阿婆阿公們曬太陽、交談的一個開放場所。廟北面是清一色的五金商店。

下海廟周邊的城市空間形態源于百年前，時至今日，街頭巷尾依舊能找到它的影子。第12屆上海雙年展的城市項目“你的地方”中，我們制作的“從下海廟走進大上海”，正是在下海廟的歷史與現在之間架起了一座橋，讓大家思考城市空間從哪里來，可能到何處去。

《老上海百業指南》中的下海廟及周邊（時稱河海廟）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信仰需求與民間傳說

下海廟，又稱夏海廟、夏侯廟、義王廟。根據同治年間《上海縣志》卷三十一“義王廟”條所載，下海廟建于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原占地僅一畝，房舍9間。民國時期的《上海縣續志》（1918年）載，下海廟因嘉慶年間（1796-1820年）荒坍無主，有尼到此主持法務，改為尼庵。供奉釋迦牟尼、觀音等佛教神像，以及城隍這一民間信仰的神祇。

清末民初，全國興起的“廟產興學”使得許多傳統的寺廟不動產丟失，開埠后既已興起的城市化，土地緊張所致的廟產買賣，使許多寺廟隨意遷移、增設神像，導致信仰體系混亂。下海廟也根據“需要”，增設了許多其他信仰和民間的神靈。

由于下海廟中原本只供奉城隍像，卻沒有城隍夫人，香客們認為應該集資另塑夫人像，更有甚者認為該為城隍老爺配婚。1882年10月20日《申報》記載，因虹口下海廟只供奉城隍神位，而其他地方城隍廟皆有寢宮及城隍夫人神像，唯獨下海廟欠缺，附近的居民議論，應集資塑建夫人像，為這里的城隍“相親”。

至1889年，《申報》記載，居住在此處的寧波人某某借此斂財，造出謠言：浙江某大家的女兒患病求簽問卜，得知城隍想娶其為妻，于是裝扮成城隍夫人在附近的三官堂，等待迎娶。借此讓附近民眾前來供奉賀禮。這樣的記載荒誕無稽。有意思的是，今天下海廟西偏殿中正是同時供奉著城隍老爺和城隍夫人。

除了增祀城隍夫人，下海廟在開埠以后還迎請了天后娘娘。天后娘娘，又稱天妃、圣妃等，是發端于中國東南沿海的海神信仰，漁民為了祈求出海平安而祀。

在《中國舞蹈志》記載的民間傳說中，下海廟里的天后娘娘也被稱為“下海娘娘”。相傳，當時蔡同德藥房創辦人蔡嵋青的女兒，到虹口的作坊去探望親戚，走到提籃橋附近，看到下海廟很是熱鬧，便去進香。蔡小姐抬頭看菩薩時，菩薩對她一笑。當天夜里，菩薩托夢給老爺，說是看中了小姐，要娶她。蔡家小姐不久即生急病，不治身死，臨終前，再三叮囑父親將她嫁往下海廟。其父到下海廟拜訪住持師太，捐贈銀兩，供放在菩薩身后，遂成了下海廟的娘娘。

今天的下海廟，除了佛教主供的釋迦摩尼、觀音、珈藍、地藏、四大天王、十八羅漢之外，還供奉著城隍老爺、城隍夫人、天后娘娘、財神、藥神、眼光娘娘等民間神祗，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的神祇相互參差。盡管《申報》的記載頗為荒誕，民間傳說也不能作為論據，但這更加證明，新的信仰內容正是在口耳相傳中被神化，從而走進廟宇。個體需求通過他者的表達，最終實現信仰體系與民間群眾的互動，也促使我們更有興趣去看看信仰背后的人群是怎樣的面孔。

從下海廟走進大上海

開埠給下海廟帶來的另一個大改變就是，走出本地人的生活圈，成為江北人逃難至上海的第一站。江北移民在此開啟他們上海的日常生活。這也是近代以后上海很多民間寺廟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1884年9月21日《申報》這樣記載：外虹口的下海廟向來是女尼住持，近來幾日有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敲門希望在此避荒，借宿到下海廟。趁住持不備竟然有百余人蜂擁而入，住持便留下這些難民，讓他們砍枯枝為薪柴。

至1893年，下海廟一直是外省難民進入上海的首選地之一。該年7月，263名江北難民從江灣鎮抵達位于虹口東北下海浦邊的下海廟，在廟中借宿。這一情況被公共租界巡捕得知，最后稟報上海縣，通過同仁輔元堂等撫恤機構，向每名成人發放四十文、未成年人發放二十文，才得以解決。而在1932年上海《生活》雜志中提到，江北人因水災浩劫，民眾多數背井離鄉，上海也成為他們避難的一大去處。

待得在上海安頓之后，這些難民往往從事較低檔的職業，上海市社會局檔案記載了江北旅滬同鄉服務社成員的職業和住址，其中位于虹口的大部分從事屠宰業、鹽業、紡織、運輸、搬運等生活生產服務類職業。

江北災民圖，載于1912年《真相畫報》

在中國古代，民間寺廟一直與社會慈善相關，并成為少數可以容納底層民眾的公共空間。在這里，他們可以留宿，可以釋放心靈需求。下海廟也不例外。這些災民進入上海，往往沒有生計依托，遇到病痛饑餓，只有依靠神靈的力量與僧眾的救濟。由于移民的虔誠信奉以及寺廟自身樹立的公共慈善形象，這里也分布了大量外鄉移民停放棺槨的地方。下海廟的西首被認為是義冢所在，當地居民常用來停柩。此事在1896年曾被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明令禁止，但相關行為并未停止。

在1926年的《新定虹口租界章程》中，《上海公共租界地皮章程》的相關規定得到了重申，明確公共租界中之三官堂、下海廟、魯班殿、天后宮、凈土庵等不受工部局管轄。對下海廟附近集中的外來移民特別是底層工人而言，下海廟也就成為少有的、不受外國人控制的“樂園”。

但是，也因不受巡捕管轄，而華界對此又鞭長莫及，下海廟附近也成為社會案件和聚眾賭博頻發的地方。在廟內，七八間矮平房里，往往被人為安放了不少泥塑木雕的神像，兩旁裝上肅靜、回避的木板，即構成一個“廟中廟”，供奉各路神靈，以此吸引過往民眾捐香火錢。在1928年一則《申報》記載中，我們就讀到這樣一個可悲的故事：江蘇鹽城一位女工喬劉氏，一直在閘北的某個絲織廠做工，她的丈夫喬某在黃浦江畔做水手。由于劉氏沾染了花會賭博，惡習難改，聽說下海廟十分靈驗，于是將所有財物甚至包括床帳都交與典當，用來祭拜神靈，最終敗光家財，人也因而瘋癲。

勞動人民的公共狂歡空間

虹口境內的近代工業始于19世紀50年代，美商首先設立杜那普船塢和泊維船廠。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耶松船廠、國內官辦的江南制造總局先后在此區域創立。江南制造總局的短暫停留開啟了這一區域工廠聚集的先聲，鐵工廠、翻砂廠、五金工廠，以及黃浦江沿岸相關的匯山碼頭、華順碼頭、招商局北棧碼頭、公和祥碼頭、順泰碼頭等，集聚了大量的碼頭工人、產業工人。

下海廟往西的丹徒路有國華棉織廠和染織廠等，是女工集中的地區。往北相隔四條馬路是虹鎮老街，熱鬧非凡。往東就是紗廠、紡織廠密集的楊樹浦區域。民國以后，民族工業迎來春天。上海的紡織等工業表現出很強的勢頭，楊樹浦、虹口鎮附近形成了許多民族工業的集中分布區，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產業工人的集聚。這一區域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變得十分多元、有趣，而下海廟舉辦的迎神賽會則是這種多元文化生活的集中體現。

民間寺廟的迎神賽會，是一種古老的民俗及民間宗教文化活動，舊俗把神像抬出廟游行，并舉行祭會，用儀仗鼓樂和雜戲迎神出廟，周游街巷，以求消災賜福。近代上海的民間寺廟，仍然保留著傳統的信仰習俗，但由于不同地方的移民來到這里，他們也根據自己的需要建立不同的寺廟，又使得這些廟的習俗被打上了區域的烙印。

較大的寺廟經常舉辦迎神賽會，并且有自己固定的賽會路線，所游行的神像必須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申報》記載了三次下海廟的迎神賽會，抬著泥木神像游行，大旗在前，繼以儀仗、彩亭、彩幡、龍燈、魚燈及高蹺等，爭艷斗巧，以媚神邀福。

以1893年為例，第一次賽會安排在當年4月10日。《申報》記載了當時萬人空巷的盛況：每年春秋兩季，下海廟的賽會有舉國若狂的態勢。這一次賽會，各會首齊集廟中，排列儀仗，旗鑼傘扇之外，還有執事旗牌敕命等，馬數十匹。“繼以逍遙傘十頂，臂香臂鑼，笙管悠揚。更有抺粉涂脂，肩負花籃，色染朝霞，香凝曉露，扮成各種故事。踏高蹺者數十人，蕩湖船一艘。神像以綠呢大轎，舉抬經過張家浜、土家宅、新馬路，穿里虹口。”一路觀禮膜拜的人填阡滿陌，出巡所過之處的鋪戶人家均要擺設香案，以至于“租界捕房預飭巡捕數名，以免滋事。”

作者根據《申報》記載復原的迎神賽會路線

而該年秋季的賽會狀況，《申報》也同樣記載詳細。程序大抵一致：各會首先到廟中拈香，然后儀仗出巡。與春季不同的是，秋季賽會增加了“回避靈佑護海公”（即指城隍）的銜牌。

1894年的賽會路線又有所改變，由下海浦經東巡街，過老街菜市街，轉至新虹橋，過魯班殿，入里虹口菜市，經石橋頭向北而去。

下海廟的迎神賽會路線，正是其所信仰人群的大致分布區域，而超過其廟境范圍則不允許巡游。例如1882年秋季的賽會就因出巡由里虹口至外虹口，再至頭壩，超過巡境而未能出巡。

不難看出，開埠以后的下海廟迎神賽會，已經脫離了單一、單純的信仰儀式，而是將社會區域群體納入其中的狂歡行為。迎神賽會經過的地方，透露了香客的類型、分布，這一區域幾乎成為勞動者狂歡的公共空間。

中西文化并存的多元面向

1933年，朱學范同易禮容（曾任中國勞動協會書記長）、趙樹聲在上海工人中開始組織一個抗日救國的團體“勇進隊”，并創建《勇進》半月刊。在該年第7期雜志上，刊登了一篇《下海廟禮贊》，回憶了1930年前后的下海廟，稱之為勞動者的“樂的地方”。

文章中描述，下海廟周邊有“雜耍、本地灘簧、寧波灘簧、無錫灘簧，說文書、說武舊，賣梨膏糖，露天京戲、賣武藝”等游藝節目，還有應時小吃攤，“南翔蒸饅首、牛肉排骨面、油豆腐細粉、雞鴨血湯、加利牛肉湯、白糖粥、五香豆、冷面、西瓜……測字問卜、看相算命、賣藥草、拔牙齒、教戲法等等。”

由于租界基本不予管轄，在此設攤并不需要申請照會。在這樣的狀況下，民間活力得到激發。此時的下海廟已經由一個傳統的信仰空間轉化為兼具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公共空間，成為門類齊全的城市公共商業、生活空間。其中有各色飲食店面、各類消費項目，用以滿足各地旅滬移民的需要。

下海廟勞動生活寫真片段（七），《勇進》1933年第7期第155頁

而隨著城市擴張，下海廟周邊也逐漸出現種種新型娛樂設施。與下海廟正門相對的海門路144號，是曾經的東海大戲院，它于1939年2月租地建造。民國時期的導覽類書籍《上海門徑》記載：“東海大戲院在下海廟，那里的商市很蕭條，完全工廠區域，東海設立在那里是為勞動階級謀高尚娛樂。”東海大戲院上映的影片基本與其他老牌影院同步，并增加消遣性質的影片排映。

《申報》所刊東海大戲院的影片廣告

在下海廟所在區域的舟山路，既有逼仄、老舊的中下層市民聚居的石庫門里弄住宅，也有歐式風格的紅磚尖頂房屋。近代城市空間屬性往往并非只有單面。1933-1941年間，舟山路、霍山路等區域成為猶太難民的集中區。這里有歐式古典的摩西會堂，有眾多西式小型的面包店、咖啡館。猶太人和上海本地居民，以及外省進入上海的移民，盡管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不同，但在下海廟區域和諧相處，共渡難關。

與此相應，下海廟逐漸成為提籃橋的地標。在《上海道契》中，自光緒十二年（1886年）起，就記載了大量的下海廟周邊土地買賣的資料。道契是1847年至1930年間，在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中國地方政府簽發給外國租地人的地契。上海的道契，最初只有經過上海道臺簽發才生效，因此稱為“上海道契”。

隨著土地買賣的發展，下海廟周邊的鄉村景觀也逐漸向城市景觀轉化：周邊土地大部分被美商、英商用來開設工廠、店鋪，或者由工部局建造馬路；其中也同樣有純粹的炒作買賣。從這些卷帙浩繁的資料中，可以看到，下海廟從一個廟名，慢慢被用來標明方位，“下海廟東”、“下海廟南”……從而成為一個標識性的建筑，更成為一個城市區域，代表著綜合的社會空間。

城市空間以它神奇的韌性，讓我們感受到歷史上人群的活動及他們的文化生活。它有著自身的性格與空間語言，多元并存，這正是近代以來上海文化的特色與魅力所在。面臨新時期的城市空間改造、城市更新，黃浦江濱江正向縱深發展。在實現濱江與歷史文化區聯動的同時，如下海廟這樣的傳統文化的代表，如何能既保持活力，又在城市空間中繼續沉淀，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參考資料

《申報》

同治《上海縣志》

上海市社會局檔案

《中華舞蹈志》

《虹口區地名志》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民間信仰與近代上海移民社會適應研究”（18CZS070）成果之一。作者朱恬驊、陳云霞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項羽雯系華東師范大學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