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移支付速覽：廣東最慷慨，四川河南拿錢最多

文丨西部菌

地區之間綜合實力的對比，參照維度有很多，最直觀的是GDP，不容忽視的還有財政收入。

但由于發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區稅基稅源可能相差甚大，落后地區依靠自身造血能力，未必能消化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的供應負擔，所以才有了作為財政平衡術的轉移支付。

通俗來說，就是國家通過國稅等手段把錢收上去，然后二次分配給地方，由富裕的省市輸血供養落后地區。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一般轉移支付、專項轉移、稅收返還三大類。

和GDP、財政收入飛速增長對應的是，轉移支付的力度，在不斷加強。分稅制確立的1994年，全國經濟總量是48637.5億，2018年增長到900309億，翻了18倍左右；同時期的國家轉移支付總額，則從497億元增長到7萬億，翻了140倍左右。

這兩天，第一財經對中國的2018年轉移支付數據進行了梳理，哪些省份拿的補貼多？轉移支付的整體地理分布有什么規律？

01 轉移支付總量排名，四川河南全國領先

先來看第一財經制作的圖表。

轉移支付總量排在前五的地區，分別是四川、河南、湖南、云南、湖北，其中四川和河南超過了4000億，分別是4779.66億，4252.79億。

超3000億的地區，除了上述五省外，還有河北、安徽、黑龍江。

總量排在最末尾的五個地區，分別是北京、寧夏、海南、上海、天津，正好屬于五個沒有超過千億的省市。其中天津只有551億，不到四川的零頭。

觀察轉移支付總量的省市排名可以發現，它和發展水平有一定的關聯度。

江浙和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財政創收能力向來很強。像上海的一般預算收入在全國可以排第三，比絕大多數省份還要高，2018年超過7000億。

自己掙的錢花不完，還可以向外輸血，拿到的轉移支付自然相當少。比如浙江是1029.76億，為四川河南的四分之一左右。

另外轉移支付總量靠前的，大部分都是中西部地區，前十只有河北一個東部省份，沿海省份輸血供養內地，體現出轉移支付讓區域經濟平衡的初衷。

像拿錢最多的四川，它的扶貧壓力并不小，國家給的錢有不少是留給了川西三州。排第四的云南同理。

除了經濟水平之外，人口同樣是轉移支付的重要參照。總量排在前三的四川、河南、湖南，都是傳統勞動力大省，2018年的常住人口數，最低的湖南也有6860.2萬，河南更是接近一個億，僅次于廣東和山東。

02 人均補貼數據，西藏最高

轉移支付總量，如果拆成人均數據，排名又會產生巨大差異。

排在前五的地區，分別是西藏、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其中西藏人均轉移支付高達52217元，是排在第二的青海的兩倍。這五個地區，人均恰恰都超過了10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它們都是民族構成比較復雜的地區，同時區位和資源稟賦又相對較差，國家在輸血上的力度，是全方位考量的結果。

此前西部菌曾發文《西藏的平均工資，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提到，2016年當地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就突破10萬元大關，直追上海和北京。

工資高，很大程度上是轉移支付補貼的結果，比如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補助、調整工資轉移支付等等。它體現出國家的照顧，當然也是吸引人才去支援落后地區的建設。

排在最末尾的五個地區，分別是山東、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其中經濟總量全國最高的廣東，一方面最慷慨，財政貢獻大，另一方面人均轉移支付只有1409元，是西藏的2.7%。

按照人均數據的省市排名，和GDP的排名高度吻合。因為轉移支付總量最高而成為話題中心的四川，人均數據只排到中游水平，并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夸張。

有的地方要靠輸血，有的地方能自給自足，依據財政的盈余情況，各省市對國家轉移支付的依賴程度同樣不盡相同。

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收入比例，最高的西藏達到764%，最低的上海只有9%。這個榜單和人均轉移支付排序比較吻合。占比超過100%，也即轉移支付比公共預算收入還高的地區，以安徽為界，一共有18個。

值得一提的是，“PPP領投會”的梳理顯示，用一般預算收入減去支出，收不抵支的地區共有24個。

就是說，中央財政依賴背后，其實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蘇、廣東、浙江和福建在內的7省市，加上深圳、寧波、青島、大連、廈門5個計劃單列市在主要輸血供養。

03 也要看到落后地區的稅收貢獻

前面反復提到“輸血”，要指出的是，這里并沒有任何褒貶色彩，只是一種客觀描述。但在現實討論中，它很容易引發各種與此相關的爭吵。

比如不久前，養老金全國調劑制度實施后，南方養老金調劑東北救燃眉之急的話題，招來廣泛的吐槽。

其中遼寧2018年的養老金補貼，就達到596.49億，全國第二；黑龍江456.72億，全國第五；吉林286.1億，全國第八。

東北之外，飽受爭議的還有四川，經常被指靠國家投錢。在普遍觀念看來，就該自己掙錢自己花，富裕地區供養窮省有些不公平，會挫傷發達地區的積極性。

這種觀念大前提沒錯，但忽視了重要一點。其實國家在對各地進行輸血前，地方之間存在著典型稅收和稅源背離的情況。

說的直白點，富裕地區掙的錢，同樣有落后地區的貢獻。

稅收和稅源背離體現為多種情形。比如跨區域經營企業在注冊地繳稅，另外還有典型的總部經濟策略。

很多大型國企，企業總部往往在北京、上海等地，其制造工廠則分布在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地區。進行匯總納稅時，企業稅收最終流入了總部所在地，導致稅收發生了轉移。

國家對地方稅收返還的，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的返還。之所以返還，是因為它們并不是在稅源的貢獻地被征繳。以增值稅為例，最終是由消費者承擔，導致落后地區稅收流向了商品生產發達的富裕地區。

類似稅收和稅源相背離導致的不公，多年前就被學者廣泛注意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課題組2011年調查顯示，稅收收入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

像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都屬于稅收的移入地區，湖北、湖南、廣西、四川等大部分省份，則處于移出狀態。

基于公平考量，近幾年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才會逐漸加大，也是為了補償落后地區所做出的犧牲，讓它們能夠有充分的公共品供應能力。

因此在評判各地的轉移支付依賴度時，同樣得看到，富裕地區對它們也有某種依賴，沒必要徹底割裂開。

當然話說回來，轉移支付追求的公平，不能等同于大鍋飯和平均主義。轉移支付能夠緩解地方的財政困境，但它并不是經濟發展的解藥，對方來說，過度依賴國家輸血，反而容易喪失轉型的動力，安于現狀，同時影響發達地區的經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