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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研討會丨守護健康:多視角下的公共衛生史寫作
2025年10月18日,《守護健康:紐約市公共衛生制度的構建(1866—1920)》新書研討會在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舉行。這部由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晶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近30萬字,對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紐約市公共衛生改革進行了系統分析,揭示了這座城市在迅猛城市化進程中對公共衛生領域的影響及因應,以立體的敘事模式描摹了當時社會生活的諸多面相。中國的美國城市史研究權威學者、廈門大學王旭教授親自作序,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書比較圓滿地闡釋了紐約如何在快速城市化階段應對日益惡化的公共健康問題,是一部“上乘之作”。本次研討會邀請了國內美國城市史學界的一眾學者,圍繞李晶教授的新著展開討論。會議由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羅思東教授主持。

《守護健康:紐約市公共衛生制度的構建(1866—1920)》
因故未能與會的李晶教授以視頻形式介紹了該書的主要內容。該書聚焦于1866—1920年美國城市化進程中紐約市對城市健康危機的因應,并以之為鏡,透視美國社會的深刻變革。李晶指出,這一變革使紐約市率先確立了政府保障公共健康的現代責任,并通過公共衛生制度的構建重構了美國社會對公共衛生的認知框架。其意義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開創了政府主導的公共衛生治理范式。通過制度構建,不僅顛覆了小政府傳統,更為后來聯邦層面的公共衛生治理體系提供了科學化、專業化的制度原型。第二,塑造了健康責任的社會共擔機制。通過公共衛生教育,啟蒙公民衛生意識,將衛生個人習慣上升為市民身份的社會契約,這正是現代公共衛生個人義務論的源頭。第三,確立了跨越階層的公共衛生共同體理念。疫病能夠跨越一切階層鴻溝,使中產階級意識到全紐約的衛生利益緊密相連。這種對健康利益相互依存的深刻認識,不僅催生了19世紀美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公共衛生集體行動,其強調社會團結與共同責任的精神內核更在今日社會中回響。通過該書,李晶希望揭示,健康權從不是孤立的個人權利,而是社會文明的集體承諾。
廈門大學韓宇教授以城市治理為切入點,高度評價了該書的學術貢獻。他指出,李晶教授實現了研究視角的重大轉變,將傳統醫學技術史研究轉向治理史體系,以扎實的內容清晰闡述了1866—1920年間美國公共衛生體系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演變。李晶曾赴美國查詢相關檔案資料以為該書的寫作服務,這也奠定了該書內容扎實的史料基礎。韓宇特別強調,該書將公共衛生制度的演變視為政治妥協與利益糾葛的產物,并非簡單的醫學進步或人道主義的自然延伸。這一視角突破了過去公共衛生史書寫中常見的英雄敘事,超越了社會環境決定論,將公共衛生治理置于城市政治生態系統的核心位置。這點尤為出彩。韓宇認為,該書具體創新點有三:首先,揭示了紐約市公共衛生管理體制從碎片化、危機驅動模式向現代化、專業化體系的轉變;其次,闡明了公共衛生制度構建乃是城市權力政治沖突與利益糾葛的產物,具體考察了以州政府為代表的改革者如何通過推進《大都市衛生法案》來干預地方事務,對抗腐敗的地方政治機器;第三,從城市政府職能轉變的角度,分析了公共衛生如何成為美國歷史上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突破口,政府以維護公眾健康為名義,直接干預原屬私人領域的事務。韓宇也提出建議:該書過分聚焦于紐約這一個案,缺少系統化的城市間比較。通過與芝加哥等美國其他城市或歐洲城市比較,或許更能凸顯紐約這個案例的價值與特色。總之,該書是中國的美國城市史研究領域首部公共衛生史專著,有開疆拓土之功。
北京大學侯深教授則認為,該書最出色的一點恰恰在于它聚焦紐約。縱觀國內對公共衛生史、醫療衛生史等領域的研究,往往過于寬泛、不夠深入,而李晶的這本書強調了紐約作為美國最特殊的城市在其發展道路中如何應對公共衛生問題,這種深入的個案研究恰好是當下所需。侯深進一步闡述了這項研究的理論意義。她指出,該書自然會讓人聯想到醫療衛生史、醫療文化史領域的大量研究,包括關于上海的公共衛生研究,以及衛生概念本身在中國及其他高度殖民化國家中如何產生、發展和被接受或對抗的問題。相比之下,以后殖民主義研究視角為代表的既有研究往往是對衛生概念的解構,將其視為現代科學的發明,甚至試圖顛覆傳統的公共衛生認知。而李晶的研究相當于從另一個角度,通過公共衛生來證明其歷史價值。侯深強調,這并不意味著強化英雄敘事。恰恰相反,李晶的研究將公共衛生發展視為一場全面的博弈,但同時強調了一個關鍵點:當人們共同面對疾病威脅時,是可以找到化解之道的。公共衛生不僅僅是需要被解構的文化對象,更重要的是思考現代衛生理念和現代科學在人們面臨共同的身體痛苦和死亡威脅時的真實意義。李晶在這個層面上做得非常好。當人們面對共同的困境——對疾病的恐懼和由疾病威脅帶來的真實健康焦慮時,這種并非被規訓而是被客觀威脅激發的共同感受,會促使人們選擇合作而非僅僅抗拒。因此,侯深認為,李晶這本書的最大意義在于重新讓我們認識衛生問題,而不僅僅是在后殖民視角下思考衛生,這提供了一個新的、更為人文化的認識框架。
廈門大學李莉教授認為,這項研究最大的特點在于能夠將研究放回到紐約從鍍金時代到進步時代的歷史場域之中。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研究完全解構了我們習慣的兩個刻板印象。一個是認為從鍍金時代到進步時代,紐約處于城市治理的真空狀態,城市老板橫行霸道。另一個則相反,認為成功的衛生治理應該完全屬于政府。許多學者認為,中央政府、聯邦政府在地方無力處理時應該天然地介入此事。以紐約為中心的聚焦研究使我們發現,傳統上被認為具有歐洲特性的紐約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打破了人們的固有認知,證明地方層面也可以興起公共衛生治理,并形成影響國家治理的經驗。李莉進一步指出,雖然書中一直在破除英雄敘事,但還有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當低收入群體面臨環境和衛生問題時,這些問題最終會威脅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從而促成跨階層合作。但為什么這些問題拖了那么久,直到這個時期才開始治理呢?更深層的問題在于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性。當我們將參與者分成不同群體時,會發現一個矛盾現象:最后治理取得的成果,比如上下水管道等基礎設施的改善,真正受益的卻是中上階層。例如街道上的水管需要房東同意才能接入,而低收入群體的房東往往不愿意配合。一場由底層問題引發的全民運動式治理,理論上大家都應該在衛生改革中獲益,但最后卻發現,改革者和中上階層歡欣鼓舞,而底層人群仍在望梅止渴。
上海師范大學李文碩教授分享了閱讀這本書的四點學習心得。首先,李文碩指出了權力與健康的關系這一經典研究話題。權力如何介入到個體健康和公共衛生領域,把醫療技術問題、科學問題轉化為與權力相關的社會問題,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方向。這一話題在冷戰以后也經常出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其次,李文碩肯定了書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作者采用了類似于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這種經典研究方法,對于公共衛生制度的構建,基本分析路徑圍繞“危機出現—解決危機”這對矛盾展開。當危機出現時,紐約的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都會思考如何應對、如何較量,最終選擇以公共衛生為切入點解決危機。這種分析方法清晰呈現了制度發展脈絡,是比較經典和有效的研究路徑。第三,李文碩指出這本書啟發了他關于歷史研究整體性的思考。1866—1920年這個時間點對應進步主義運動時期,進步運動時代是改革的時代,改革涉及環境問題、行政體制適配問題等諸多方面。在這樣一個包羅萬象的進步運動時代,如何梳理歷史脈絡、從整體上理解進步運動的特點及其歷史實際?李文碩認為,這本書通過選取公共衛生制度這一具體方面,讓我們可以通過這一局部去思考進步運動整體的發展特點。在霍夫斯塔特的改革年代之后,很少有學者從整體上討論進步運動,而這部著作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最后,李文碩提出了關于歷史行動者定位與建構的深層思考。書中呈現的是不同社會集團、利益群體圍繞如何應對危機展開的“沖擊—反應”過程。但李文碩進一步思考,站在當時的立場,歷史參與者是如何認識這些問題的?他們為什么認為這是危機,而其他問題不是?這涉及視角轉換的問題——并非以研究者角度識別危機發生與否,而是從歷史參與者角度去理解他們如何識別危機,理解他們認為真正面對的危機是什么。李文碩認為,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知識體系下去理解、分析、解釋并解決問題,這是這部著作給予的最有價值的啟發。
上海大學楊長云副教授指出該書在研究視角上的重要價值。首先,該書為城市史學開拓了醫療社會史的研究視角,其次,又為醫療社會史領域注入了城市視角。但楊長云坦言,讀完后有一種戛然而止的感覺,期待了解的一些內容沒有充分呈現。他指出,歷史研究的本質是講好一個歷史故事。雖然從不同視角切入、用不同方式展開都有很多選擇,但最終呈現的故事應該相對完整。誠然,做到絕對完整是不可能的,在現有知識和材料基礎上,把公共衛生制度構建的相關內容呈現好已經很不容易。但他更關注的是,公共衛生制度及其機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公共衛生的相關知識是如何產生、如何構建的?書中對這一過程中的一些環節講得還不夠清楚。楊長云進一步指出,該書缺少了對公共衛生改革在不同城市、不同層面上的比較與傳遞的關注。關于紐約市政層面的公共衛生措施如何影響到聯邦層面,又如何對其他城市產生影響,這一整套傳導機制在書中也沒有太多呈現。此外,在史料方面可能還需要補充——歷史研究很注重檔案資料,其實還有一些相關檔案可以進一步挖掘。不過,楊長云認為這本書的價值還在于,它為在座的同學們提供了很多可深入研究的方向。公共衛生現在越來越受重視,可研究的內容還有很多,大家可以沿著李晶老師的研究方向繼續深挖,開拓更加廣闊的學術前景。
安徽師范大學曹升生教授以個人經歷開始分享。時至今日,不同地區、不同醫院的醫療水平與管理水平仍參差不齊,那么醫療社會史與公共衛生制度所關注的學術領域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曹升生指出,李晶選擇這個研究題目在同門里獨樹一幟,完全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選題。書中把公共衛生的演變過程、制度建設框架都闡述得很細致、很完善。不過,曹升生認為仍有一個關鍵點講得不夠透徹——衛生實驗室的發展。衛生實驗室的發展是一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當今國家也很重視衛生實驗室建設,這一歷史維度的深入探討對現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這個題目應該在書中得到更充分地呈現。此外,曹升生提出了兩點改進建議。首先,可以加入更多統計數字、圖表或比較分析來支撐觀點。其次,書中缺少一個近代美國公共衛生制度的大事紀年表。這樣的附錄不僅能使內容更加清晰,還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宏觀的時間框架,幫助他們更好地把握整個公共衛生制度從萌芽到完善的發展脈絡。
武漢大學郭巧華教授高度評價了該書宏觀分析框架及層級深化的敘述方式。在具體探討的過程中,郭巧華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概念問題。首先,公共衛生到底如何才能真正“公共”,“Public health”到底該怎么翻譯,它和大眾健康之間的關系是什么,與當今的公共衛生概念又有什么區別,這些概念界定尤為重要。其次,該書涉及“小政府大社會”概念。科馬克也談到公共衛生與小政府大社會的關系,這是政府監管的經典案例。在這種政府與社會互動的關系下,紐約市所構建的制度對后世的影響也成為重要問題。在閱讀過程中,郭巧華也提出了諸多問題。首先,書中描述了衛生學術界從瘴氣論到細菌論的轉變,這引出了兩種理論的支持者之間到底如何博弈?各個社會階層又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階層之間如何博弈,存在什么樣的利益糾葛,這些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其次,公共衛生本身作為概念應成為重要學術問題。該書涉及公共衛生概念的泛化問題,公共衛生到底發揮了什么作用,公共衛生和個人之間存在什么樣的張力關系,政府在其中的邊界在哪里,在食品安全等領域又如何體現,這些問題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鄭州大學王毓敏副教授指出,醫療社會史實際上是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作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始于上個世紀。公共衛生史是醫療社會史中一個內容豐富的重要分支,研究的是人類社會有組織地應對疾病現象、健康威脅的觀念、政策、制度和實踐的歷史發展。李晶選取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紐約市公共衛生制度作為研究對象,是一個非常具體且經典的城市公共衛生史案例。這一階段是紐約從瘟疫肆虐的“死亡之城”轉變為現代公共衛生先驅的關鍵時期,也是一個充滿斗爭、創新以及深刻社會變動的過程。從1866年《大都市衛生法》頒布開始,紐約市通過一系列立法、機構創建和科學實踐,逐步建立起現代化的公共衛生制度,這一時期的努力不僅挽救了無數生命,也重新定義了城市治理的范疇和現代生活的標準。作者深刻展示了公共衛生如何從一個純粹的科學問題,轉變為政治權力爭奪的戰場——醫生與政治家、房地產商人、社區活動家、州政府與市政府,圍繞誰有權控制城市衛生環境展開激烈交鋒。這場較量不僅塑造了公共衛生體系的結構,也重新定義了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界限,明確了國家在保護公民健康方面的責任和權利。該書深度分析了衛生改革與社會改革的辯證關系。書中提到的各類治理措施,不僅降低了死亡率,還重塑了市民對政府責任的認知——公共衛生逐漸成為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政府有義務保障這一權利。這一觀念的轉變,標志著現代福利國家的萌芽,也意味著政府職能的重大轉變。最后,王毓敏提出一個建議:作者在結語中雖然闡述了紐約市公共衛生制度構建的意義和影響,但可以做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全書內容都很充實,但結語相對簡略,且與正文部分的銜接還有提升空間。王毓敏認為,可以將結語擴展成第六章,更充分地闡述這一制度構建的歷史意義,這樣會使整部著作的論述更加完善。
云南師范大學王洋副教授首先高度評價了該書的學術價值。她認為,一部學術著作的好壞可以從兩個方面判斷:一個是它是否能提供新的知識,另一個是它是否能啟發新的思考。從提供新知識的角度看,這本書聚焦于以往城市史研究中比較忽略的公共衛生問題,在這方面豐富并擴展了知識范圍。從啟發思考方面看,李晶這本書既討論城市公共衛生問題,也幫助我們思考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城市治理之間的關系。王洋以新城研究為例,闡述了公共衛生在城市規劃中的重要作用。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描述了工業化時期城市街道狹窄、陰暗、骯臟的狀況,正是從改善這種衛生條件出發,推動了后來田園城市建設,甚至后續新城區的建設。因此,公共衛生在推動城市規劃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這讓她在研究新城時,不再只關注系統的城市規劃方案和措施,而是會思考能否以衛生為主線切入以凸顯新城建設的意義。王洋還對這本書提出了兩點建議。首先,書中的研究截止到1920年,期待未來能夠進一步探討公共衛生在郊區化發展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其次,希望能看到更多比較研究,比如以其他城市或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發展為研究對象,從而形成更加系統和深入的學術成果。
華東師范大學劉敏認為,這本書通過豐富的案例和深刻的分析,展現了公共衛生在城市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令人耳目一新。涉及生老病死的公共衛生問題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更關乎我們的生活空間,和我們的身體、生活環境都密切相關。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該書奠定了中國相關研究的風采。書中詳細描述了一些具體案例,例如紐約為控制天花而推廣牛痘的歷史事件。這涉及地方政府行政權力與公民人身權利的關系,特別是將牛痘接種與小學生入學掛鉤的做法,引發了部分民眾的抵制和抗爭。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是政府權力的邊界過度擴張的表現,也引發了對公共政策與民眾權益平衡的深入思考。盡管部分教育數據尚待完善,但書中對地方政府權力演變的分析,為理解公共衛生政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太原師范學院王宇翔副教授認為該書以城市公共衛生史為切入點,用這一主旨將城市發展、城市中的人、城市社會治理等要素串聯起來,拓寬了城市史研究的寬度和內涵,從公共衛生角度闡釋了為何“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從紐約大都市衛生局的建立到紐約市衛生署的出現,一系列公共衛生制度、醫療衛生改革、住房衛生改革等各種運動逐漸展開。今天習以為常的許多公共衛生工作——街道衛生、疫苗接種制度、垃圾分類、牛奶滅菌等,都源于書中所研究的那個歷史時期,這使歷史與現實的聯系變得清晰而具體。在學科貢獻方面,這本書從公共衛生史角度補充和深化了對進步主義運動的研究。此外,該書內容涉及城市史、政治史、移民史、憲政史、醫學史,乃至自然科學領域的醫學基因理論,如此學科跨度既意味著巨大的研究難度,也使該選題更具研究價值。最后,王宇翔從權利博弈角度提出思考:書中提到司法在公共衛生治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社會中至關重要的私有財產權、個人權利與自由,在公共衛生需求面前紛紛讓步。他建議可以從憲政史角度進一步考察這種權利讓步與歷史選擇之間的深層關系。
惠州學院董俊從環境史角度介紹了自己的見解。董俊深耕于環境史領域,該書對她的啟發主要來源于書中對街道清潔的描述,這同時也是環境治理的重要維度。從城市角度上來說,受土地資源限制,垃圾處理本身就是重大學術問題。但該問題還能夠繼續闡發,甚至涉及社會公平問題。在垃圾處理等相關衛生措施的推廣過程中,相關機構推廣衛生措施可能會影響部分人的利益。例如,在紐約地區衛生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依然存在,曼哈頓同其他地區所接受的衛生服務存在頻率和質量上的差異。在此之后,垃圾處理方式從原來的掩埋到焚燒,這些處理方式的選擇背后,亦涉及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因素。
湘潭大學張驍虎深受該書啟發。首先,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歷史專業研究者如何將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相結合,賦予研究以現實價值。書中關于公共衛生制度構建的論述,使人們容易聯想到近年疫情期間的相關實踐,這也啟發了未來研究方向應當更加具有現實關懷意識,更要面向現實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其次,這本書使他對美國社會治理中政府與社會自治之間的博弈關系產生了新的認識。張驍虎坦言,自己之前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較為模糊,但李晶通過公共衛生制度這一具體案例的深度剖析,搭建了一個清晰而系統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不僅適用于公共衛生史研究,亦可擴展到教育與環境治理等諸多學術議題的研究中。
廣西師范大學劉博然提出了兩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首先,從市政府的角度看,其責任自然是清晰明確的;但若從社會治理的層面來觀察,將自發性組織納入分析框架,例如城市老板等角色在公共衛生制度構建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是需要進一步厘清的問題。其次,關于城市老板腐敗的經典論斷,劉博然認為這可能更傾向于進步主義運動所構建的現象與敘述。但如果轉換視角,從愛爾蘭移民的社會處境來觀察,城市老板的身份就不再處于這種善惡二元的價值判斷之中了。這一問題涉及歷史解讀中的立場選擇和價值中立的平衡,值得進一步深入討論和反思。
閩南師范大學劉雨石指出,李晶的著作雖以制度史為主,卻在第一章研究了公共意識的產生,這與錢穆先生“制度隨人事變化”的觀點相契合,也與李晶所論述的公與私之間的博弈一致。受啟蒙運動和新教思想影響,美國傳統上視私有財產為神圣不可侵犯。但隨著公共問題凸顯,私人企業壟斷的社會資源逐漸無法滿足公共衛生需求。劉雨石推測,李晶選擇1920年作為截止點,可能與禁酒令頒布有關——這標志著政府開始系統性干預社會生活,古典自由主義也因此受限。以美國學者薩姆·沃納(Sam Warner)的《私人城市》(The Private City)為例,該書研究費城從美國建國初期到大蕭條時期的城市公共改革,涉及分區規劃等議題,都反映了公共領域的長期博弈。因此,李晶的著作不僅關注制度層面,更融入了情感維度,體現了公眾對政策的反饋和中產階級的情感投入。最后,劉雨石建議,書中第四章關于三角制衣廠火災的內容,完全可以展開成獨立研究。類似的案例如1666年倫敦大火催生的建筑材料和消防改革;以及《紐約市經濟住房志》(Biography of a Tenement House in New York City)中紐約下城區因火災改造的公屋,若能深入研究這些事件對公共衛生改革的推動作用,將使研究更加豐富。

研討會現場
本次研討會圍繞李晶教授的新著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與會學者從城市治理、制度變革、權力博弈、社會公平、環境史、憲政史等多個維度對該書進行了全方位的評述。既充分肯定了該書在研究視角、史料運用、理論創新等方面的學術貢獻,也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為公共衛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指明了方向。正如李晶教授在書中所揭示的那樣,健康權從不是孤立的個人權利,而是社會文明的集體承諾——這一歷史洞察,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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