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京：在《白露春分》中捕捉分岔的時間

11月1日，青年作家遼京憑借長篇小說《白露春分》摘得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遼京的作品以家族史為脈絡，通過女性視角的細膩刻畫，將線性時間打碎重組，在記憶的褶皺中挖掘人性的復雜與真實。作家遼京在獲得文學獎后，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她表示：“我是一個女人，習慣使用我最熟悉的視角，用自己的經驗去面對小說里的全新世界，每個角色身上都有作者的一小片影子。”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這位不愿意披露真實名姓的80后女作家介紹說，在準備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新婚之夜》（小說合集）的時候，都還沒有合適的筆名，只有一個很淘氣的網名，“編輯建議我取一個筆名，我就揀了兩個常見簡單的字‘遼、京’，當時怎么想到這兩個字的情形，我已經不太確定了。”

北京80后女作家遼京摘得第八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

衰老與記憶：秀梅的“聲音”如何穿透時間

《白露春分》的創作源于遼京對祖母的回憶。她在自述中寫道：“我奶奶是一個有聲音的形象，她很健談，愛說，愛唱，也愛笑。后來她不愛笑了，因為同她聊天的人變少了……從熱鬧，到靜默，是一個人衰老的過程。”小說中的核心人物秀梅，正是這種衰老過程的文學投射。遼京將家族閑談中的時間感融入敘事：“閑談中時間是充滿彈性的，就像小說。說完人的一生，也不過剛剛到了該準備晚飯的時候。”

《白露春分》 遼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這種非線性時間觀與本屆文學獎主題形成呼應。遼京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解釋說：“在這本小說里，我嘗試重新整理記憶和時間，小說中發生了許多次時間的跳躍，故事不斷回到過去或者跳到將來，一切人事都不是在線性的時間上依次發生，而是細碎地分布在小說的各個地方，像人的真實記憶一樣隨機。當我們回想自己家的往事的時候，也常會如此，因為遙遠，時間的先后順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些對人和事的印象，組合起來，留在心里。”

她認為，中國大家庭的消解是時代共性，而寫作正是通過重組記憶，讓私人經驗與集體共鳴交織：“每個人都有一個家，中國人的大家庭在近些年漸漸消失了，它是如何消失的，如何現實中后退到記憶中，這是我想用這本書講述的主題，也是許多人都有共鳴的故事，因為大家都是從那里走出來的。”

熟悉就是穿透力：女性角色在寫作中逐漸擺脫作者控制

遼京在創作中敢于直面家庭“最難堪的根底”。她筆下的陳立遠是一個中年失意的長子，失業后欺騙母親秀梅的裝修費，卻始終被內心的羞恥感折磨。“這樣的人其實很痛苦……他心底里存著一把戒尺，一直在悄悄抽打自己。”遼京指出，傳統家庭中“孝道”的虛偽與真實情感的缺失，導致成員活在“面子”的枷鎖下：“至親的人，也不講真話。”

這種對家庭關系的冷峻觀察，與評委、作家孫甘露對時代共性的洞察不謀而合。孫甘露在評獎討論時提到：“此次入圍的作者經歷、受教育背景乃至工作都非常相近……這也許是時代的文化氛圍對創作者帶來的影響。”他引用貢布里希的比喻：“旗幟在飄揚，其實是風在吹。那么，這個支配寫作者的時代力量是什么？非常值得玩味。”

遼京則通過女性視角的“穿透力”回應這一問題，她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是一個女人，習慣使用我最熟悉的視角，熟悉就是穿透力，不一定是完全的自我代入，而是用自己的經驗去面對小說里的全新世界，每個角色身上都有作者的一小片影子。”

她認為，女性角色在寫作中逐漸擺脫作者控制的過程，正是敘事生命力的體現：“佳月、佳圓和秀梅的視角，是女性的視角，我的視角，也是女性的視角。作為作者，我似乎擁有著控制她們的特權，但是寫到后來，我發現她們的聲音越來越大，擺脫了我的控制，要想得到救贖，就非如此不可。”

現實主義并非枯竭的路徑，而是無限的探索

施戰軍以時間比喻五部決選作品：《野蜂飛舞》是“時間的聲音”，《天鵝旅館》是“時間的結構”，《不上鎖的人》是“時間的工具”，而《白露春分》則是“時間的秘密”。他認為，文學的價值在于捕捉線性歷史之外的“分岔點”：“在直線當中尋找分岔的沖動，展現了一種在冗長歷史情境之下的野心的存留。”

遼京對此深有共鳴。她表示：“寫作這件事，既消耗時間，也在對抗時間。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那些記憶才會活過來，紛紛涌到我的眼前，寫作即是回憶本身，不寫是不會去想的，而一開始寫作，新的世界就形成了，像題目里講的，時間就此分岔。”

在疫情期間完成的《白露春分》，通過回溯家族記憶，構建了一個與現實并行的時空。遼京強調，現實主義并非枯竭的路徑，而是無限的探索：“家庭的內幕，是一個幽深的所在，常被遮蔽和忽略，我想要揭開這個蓋子，曬出那些人人心里有，卻沒人講過的故事。而現實主義是永遠講不完的，故事越真，反而材料越多，可能性也就越多。我不覺得人的經驗會被寫作寫到枯竭，因為小說允許作者進行各式各樣的嘗試，舊故事，新視角；或者新故事，舊手法，永遠可以找到那一點點新。”

死亡與救贖：文學中的必然與偶然

對于小說中衰老與死亡的主題，遼京認為：“對每個人來說，死亡是最古老的問題，也是最新的答案，它對每個人是一視同仁的，它就是它，無所謂開端和結束，既是必然，也是偶然。小說里寫了衰老和死亡必然性的那一部分，也只是呈現，追問留給讀者。”

她通過秀梅的死亡和家庭的離散，呈現了一種超越倫理枷鎖的救贖可能：“寫到最后所有人的選擇都只剩下唯一的一個，成長的離開了，衰老的死亡了，剩下一個空屋子，和一些曾經熟悉卻變得陌生的鄰人。”

施戰軍在評委對談中進一步闡釋了文學與時間的關系：“我們已經習慣于線性的思維……提出‘時間的分岔’很有意思，它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文學和藝術的本體。”他以茨威格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為例，說明個體在特定時刻的行動如何改變歷史軌跡，而作家的任務正是捕捉這種“分岔的沖動”。

本屆評委對青年作家的創作生態多有探討。施戰軍指出，當下寫作資源駁雜，但部分作品缺乏“野趣”與“本質性的東西”：“不要盲目排斥‘宏大’與‘深刻’，要重新喚起對于野趣的興趣。”孫甘露則提醒，青年作家需警惕同質化：“此次入圍的作品差異性不強、特異性不明顯……這也許是時代的文化氛圍對創作者帶來的影響。”

圖：主辦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