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東傳視野下的赫胥黎《體用十章》研究

《〈體用十章〉整理與研究》，梁佳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體用十章》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近代生理學的譯著，在中國近代醫學史、科學史和科學翻譯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但長期以來學界對這部著作的關注和重視不夠，以至于人們對其內容和價值缺乏應有的了解和認識。梁佳媛博士多年來不懈努力，對《體用十章》做了專題研究，論證它是首部系統引介西方生理學的中文譯著，揭示了其重要的歷史與學術價值。近年來，她又研讀原書文本，比對英文底本內容，旁征博引，完成了《體用十章》清刻本的點校整理工作。

西洋醫學傳入中國始于明清之際，最初產生影響的主要是西方解剖學著作。由耶穌會士鄧玉函（Johann Terrentius，1576-1630）口述、明末學者畢拱辰筆述的《泰西人身說概》，耶穌會士羅雅谷（Giacomo Rho，1593-1638）等人翻譯的《人身圖說》，是最早的西方解剖學著作漢譯本，它們雖介紹了一些生理知識，但相關論述皆屬西方早期的生理學認知，傳教士的其他涉及生理學的譯著，均不涉及血液循環論等近代生理學內容。直到咸豐元年（1851），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編著的《全體新論》刊行，才將哈維（William Harvey，1578-1657）的血液循環說等近代生理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但《全體新論》主要論述西方解剖學，對生理學的介紹不夠系統。

此后，英國醫生德貞（John Dudgeon，1837-1901）來華行醫傳教，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受聘到京師同文館任教，講授生理學課程，他在《中西聞見錄》上發表了介紹哈維及其血液循環說的文章。一直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光緒年間，中國才出版了三種專門論述近代生理學的漢譯著作，包括《體用十章》（1884年博濟醫局刻本）、《身理啟蒙》（1886年總稅務司署刻本）、《全體功用》（1886年益智書會刊本）。從成書與刊行時間看，以《體用十章》最早。

目前學界對《體用十章》的了解十分有限，甚至存在不少誤解。有的醫史論著認為《身理啟蒙》是中國最早的近代生理學譯著，還有不少科學史與醫學史著述誤以為《體用十章》是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John Kerr，1824-1901）撰寫（或翻譯）的著作。最近的一個例子，就反映了學界對《體用十章》缺乏了解的狀況。2023年發表的一篇題為“晚清時期西方人體生理學在華傳播與本土化”的生理學史專題論文（見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編，《西學東漸研究》第13輯《嶺南與中外文化交流》，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270-304頁），作者指出“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嘉約翰撰有《體用十章》等人體生理學讀本，筆者暫未得見”。現在要查閱《體用十章》原書存在不少困難，真正讀過原著的專家學者也不多，而普通讀者要看到原書更是不易。因此，為了方便讀者利用，出版《體用十章》的現代整理本，非常必要。

通過閱讀原書，既容易消除誤解，又可以糾正一些錯誤說法。《體用十章》卷一開頭署“英國哈士烈先生撰，沈陽孔慶高繼良氏筆譯，美國嘉醫士約翰氏校正”，說明此書是譯著，不是嘉約翰撰寫的著作，而主譯者是中國學者孔慶高，嘉約翰是校訂者。孔慶高在“敘”中對該書的底本選擇與翻譯情況做了說明：“泰西自尚格致以來，體用之書，代有發明，然編卷太繁，譯錄恒非易易。自余去歲選譯《體質窮源》，每憾言只及夫全體，未嘗及夫功用。適余師嘉約翰先生，檢得哈士烈先生所注《體用十章》。其說理明晰，證據確切，凡一切人身消長之機，血脈運行之理，與夫氣機流行、知覺運動，莫不推詳備至、圖注分明。誠泰西不可多得之書，亦中土目所僅見之說也！余是以不揣固陋，謹即其文而譯之，亦冀資以養身之一助耳。”當時稱解剖學為“全體”之學，而生理學為“體用”之學。孔慶高在翻譯了解剖學著作后，有感于當時中國缺乏生理學譯著的狀況，希望翻譯西方的生理學著作，但苦于找不到合適的論著。嘉約翰幫他選出了哈士烈的生理學著作，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關于英文原書作者哈士烈，梁佳媛博士在“導言”部分有詳細考述。哈士烈即英國著名生物學家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今譯為“托馬斯·亨利·赫胥黎”。他就是我們熟知的進化論著作《天演論》的原作者。赫胥黎是一位擅長生理學的著名科學家，他的生理學著作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基礎生理學教程》）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教科書，自1866年初版發行后，又多次增訂再版，在歐美十分流行。

關于《體用十章》的英文底本，目前廣為流行的說法認為是Huxley與Youman合著的Manual of Physiology，即二人合著的《生理學手冊》。這一說法出現甚早，在《體用十章》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885年，《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發表的一專題文章稱“A translation of Huxley and Youman’s Manual of Physiology，repared by Dr.Kerr，has been published”。據該文的線索加以考索，可知二人分別為英國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與美國出版家威廉·尤曼斯（William Jay Youmans）。但二人都沒有名為Manual of Physiology的著作，兩人合撰的唯一著作是名為The Element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生理衛生學初階》）的生理衛生學著作，由美國阿普爾頓公司（D.Appleton Company）于1867年首次出版。由此梁佳媛博士推定《體用十章》英文原書作者哈士烈確為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而稱其底本為Manual of Physiology，則與實際不符。通過將《體用十章》與1884年之前出版的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不同版本進行細致對比，她發現《體用十章》的內容與赫胥黎英文原書第三版（1872）的結構框架完全吻合，文字內容與插圖也相一致，但原書為十二章，《體用十章》只有十章，刪去了英文原書的第十章和第十二章，并將第十一章改為第十章，有的章內小節也有合并、拆分或調整的情況。她由此斷定，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的第三版系《體用十章》之確鑿底本。

“導言”部分還對《體用十章》內容進行了分析與探討，通過與同時期出版的生理學、解剖學譯著進行比較，揭示了《體用十章》的特點。首先是它反映了十九世紀生理學的新成果與新進展。如第五章第26節“論糖質在肝內變化之源”，系生理學家克勞德·伯納德（ClaudeBernard，1813-1878）于1853年之新發現，即肝臟“生糖作用”與“糖異生作用”。到1857 年，肝臟糖原生成說得以確立。再如“論眼腦衣逐層不同”一節，論述感光細胞層之構成與置位，以顯微圖表示兩類感光細胞之形態，其內容為赫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與舒爾茨（Max Schultze，1825-1874）兩人于1863至1867年間的各自獨立之新發現，為當時生理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而這些內容在《身理啟蒙》等譯著中并未出現。《體用十章》對于實驗方法的闡述與運用也更加多樣和深入，不僅有模擬類比和實證歸納實驗，而且還有眾多推理嚴謹的論證性實驗，如“證驗人身行動，氣體皆有所消耗”一節，先提出猜想：機體于活動時有所消耗，同時生成二氧化碳，產生熱能；繼而設計驗證猜想的實驗，觀察體重減輕、石灰水稠白、冷氣管消融等諸多現象；最后依現象發生與否驗證猜想之正誤。這與普及性生理學譯著的內容也有明顯差異。此外，《體用十章》的內容豐富而全面，體系較為完備，已具現代生理學的理論框架。后人評價稱“舊譯生理學書，應以此本為詳”，是符合實際的。

需要指出的是，《體用十章》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由于出版該書的博濟醫局為教會醫院，嘉約翰本人是美國長老會教士，審訂譯稿時在書中加入了少部分不屬于赫胥黎原著內容的宗教性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譯本在理論闡述方面的完整性和科學性。

梁佳媛博士對譯者孔慶高的生平事跡也做了梳理和挖掘。孔慶高，字繼良，原籍沈陽，藍旗駐粵漢軍，光緒三年（1877），入廣州同文館學習英文。光緒六年（1880），因成績優異，獲御賜獎俸。同年秋，廣州將軍長善考核同文館諸生課業，孔氏再拔頭籌，并獲準“翻譯生員”資格，兼作譯員受差于署衙。他與中醫出身的同文館漢文教習李定源為同鄉，交誼匪淺，在醫學方面曾得到李氏的幫助。另外，孔慶高也拜嘉約翰為師，學習西醫，使他能夠勝任翻譯醫書的工作。嘉約翰翻譯醫書，是與中國學者合作進行的。早期的合作方式是，由嘉氏本人先譯得中文大旨，然后由中國學者修改潤色。然而《體質窮源》《體用十章》等書的翻譯，在合作方式上卻發生了變化，它們均為孔氏主筆譯述，嘉氏輔以審訂。孔慶高雖非獨立譯者，卻也實開國人主譯西文醫籍之先河。這無疑也為考察西方近代醫學的本土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

《體用十章》沒有標點，許多術語與今天的術語大不相同，原刻本也存在訛脫舛誤之處，一般讀者閱讀起來存在困難。為了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原書內容，梁佳媛博士對全書施以新式標點，對訛脫舛誤進行了校勘、訂正。書中異體字頗多，也進行了統一處理。

本書稿的完成與出版，是《體用十章》研究的一個標志性成果，同時也為開展更深入的研究創造了條件。關于《體用十章》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如該書的底本問題，梁博士確定為1872版的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并認為是第3版，然而原書標注的版次是SIXTH EDITION，即第6版，序言亦題為PREFACE TO THE SIXTH EDITION，“導言”雖然對此做了說明，但不夠清晰。實際上，該書在1868年第二版出版后的十多年，每年都再次印刷發行，1872年至1884年之間有多個這樣的重印本，如1878年重印本的版本標注為ELEVENTH EDITION（第11版）。它們是否確實都是1872年版的未經改動或校訂的重印本？尚需考察。又如，《體用十章》在翻譯和內容取舍上是否也參考了赫胥黎與尤曼斯合著的The Elements of Physiology and Hygiene？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另外，《體用十章》對晚清時期的醫學教育與生理學知識的傳播究竟產生了哪些影響？也有待進一步考察。丁福保的《辛丑日記》記載他在光緒辛丑年（1901）二月，連續三天都在閱讀《體用十章》，如二十一日的日記稱“《體用十章》，第二卷畢”。他在二十八日又記“晴，譯《生理學》”。丁福保后來曾在京師大學堂譯學館任生理衛生學教習，也編過《生理學綱要》等書。《體用十章》對丁氏的工作有哪些具體影響？也有待探討。

總之，此項工作不僅可為讀者提供便利，也有助于推進和深化中國近代生理學史的研究。我相信，書稿的出版，對于促進清末漢譯西方生理學乃至醫學文獻的整理研究，必將產生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