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律師告別350年假發傳統？從一場持續百年的拉鋸戰說起

在英國，律師佩戴假發出庭的傳統至今已持續將近350年。今年7月，英國大律師公會（Bar Council）發布了《出庭著裝指南》（Court dress guidance），其中指出，若某些族裔的律師因其發型傳統，導致佩戴假發不舒適或者不可行，此類律師在需要穿著出庭服裝的場合則無需佩戴假發，且無需提交申請。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23日，英國愛丁堡，一名律師在法院外拿著假發。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媒體報道稱“英國近350年刑事法庭律師戴假發傳統已終結”并不準確。10月27日，英國大律師公會在官網上發布公告，對近日各媒體關于假發的報道作出澄清。公告指出，在此之前，出于宗教和信仰原因（例如佩戴頭巾的人）已經可以豁免佩戴假發。2025年7月發布的更新版《指南》旨在需要時將豁免范圍擴大到不同的種族、性別和殘疾人，并試行三年。同時《出庭著裝指南》明確指出，對庭審流程的管理由各位法官自行決定。

在《出庭著裝指引》發布前后，圍繞是否應廢除律師佩戴假發的傳統，英國法律界爭論不休。其中，王室法律顧問萊斯利·托馬斯（Leslie Thomas）呼吁廢除這一傳統。他批評傳統的法庭假發“缺乏文化敏感度”，基于白色人種的發型設計而成，其他族裔佩戴則顯得滑稽。同時他認為，假發是十七世紀男性的潮流，在二十一世紀延續這樣的裝扮是荒謬的。前司法大臣、前大律師羅伯特·巴克蘭（Robert Buckland）則持反對意見，認為假發與校服類似，不應該迎合社會變遷。在他看來，假發使年輕律師在法庭上獲得與資深律師同等的尊重，同時假發保障了律師的安全，因為他們脫下假發之后難以被辨認出來。

影視作品中的司法假發（Forensic Wig）

為何律師佩戴假發出庭的傳統，在英國持續如此之久？為何面對這一傳統的存廢問題，產生了明顯的分歧乃至激烈的爭論？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佩戴假發的潮流興起于十七世紀的法國，成為君主權威的象征；隨后，這一風尚傳入英國，自十七世紀八十年代起，英國法律界普遍將假發納入出庭裝束，以此彰顯法律的權威和莊嚴。十八世紀以后，假發在西歐社會得到進一步普及，凸顯出不同職業的特性，凝聚了職業的社會聲望，從而增強了職業認同和社會認同，并使社會秩序得到鞏固。盡管十八世紀末以來的革命和變革浪潮不斷對假發傳統產生沖擊，但法律行業連同英國民族的獨特性，使律師佩戴假發出庭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得以延續。

一、假發潮流的興起與權威的彰顯

佩戴假發的潮流興起于十七世紀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和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是這一潮流的引領者。隨后，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將這股時尚風氣帶回英國，使之在王室和上層社會傳播開來，從而逐漸被法律界接受。假發的傳播和發展過程，彰顯了政治權威和法律權威。

戴假發的路易十四

路易十三

在十七世紀的法國，佩戴假發風氣的形成和發展，與君主權力不斷強化的趨勢密切聯系。在這一過程中，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初，這兩位國王都是出于維護個人形象的目的而佩戴假發：路易十三年輕時便遭遇禿頂問題的困擾，為了掩蓋缺陷而戴上由三大塊頭發拼接而成的假發；路易十四則因治療斑疹傷寒而失去大量頭發，從而戴上由私人理發師伯努瓦·比奈（Beno?t Binet）設計和制作的波浪卷長假發。佩戴假發的路易十四，如同雄獅一般雍容華貴、氣度不凡，盡顯君主的威儀。因此，路易十四將假發作為彰顯君主權威的象征，賦予假發比其他服裝配飾更優先的地位；他也將佩戴假發納入繁復的宮廷儀式當中，并雇傭了48名假發匠，為其設計和制作不同樣式的、適用于不同場合佩戴的假發。在路易十四的引領下，佩戴假發的潮流在法國宮廷里傳播開來，大臣們為了迎合國王的喜好，紛紛戴上假發。這一潮流的盛行，使國王和大臣們的等級差異得到了更加直觀的體現：只有國王才有權佩戴波浪卷長假發，大臣們只能佩戴其他和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假發。愈發明顯的等級差異，則有助于進一步鞏固宮廷內部的權力等級。由此可見，在十七世紀的法國，佩戴假發成為彰顯君主權威的重要象征，以及鞏固宮廷等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推動權力集中化的進程中發揮了顯著的政治和文化作用。

推動假發潮流從法國向英國傳播的，則是英王查理二世。英國內戰期間，查理二世的父親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被處死，英國廢除了君主制，改建英格蘭共和國。英國王室失勢后，查理二世被迫流亡。其間，他得到路易十四的政治庇護，并見證了假發潮流在法國宮廷中的興盛。1660年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國擔任國王，標志著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而他也將佩戴假發這一“法國風尚”帶回英國，致力于效法路易十四，推動男士假發在英國王室和上層社會傳播開來。也正是在這一“上行下效”的過程中，假發逐漸被英國法律界接受。

英王查理二世

在假發興起之前，英國法官和出庭律師的裝束同樣遵循嚴格的規范。十二世紀末，英國律師佩戴一種白色緊身帽（coif），這種帽子緊貼頭部，遮住雙耳，并通過一根細繩固定在下顎處。到了十六世紀末，英國律師和法官普遍在白色緊身帽的外面再佩戴一頂黑色無邊帽（round black skull cap），按照規定，白色緊身帽的邊緣必須露出來。關于假發在英國法律界的傳播，有兩個細節值得留意：一方面，此前的白色緊身帽和黑色無邊帽，并未因為假發的流行而迅速“退場”，而是得到了保留。它們先是相疊加套在假發上，而當它們因佩戴假發之風的盛行而越發顯得累贅時，其尺寸便逐漸被縮減，最終化作假發頂部的白邊黑色小圓布片。另一方面，法律界對假發的接受，事實上經歷了一個磨合過程。起初，年資較高或立場保守的法律人士對佩戴假發持冷漠乃至抵觸態度，直到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法律界才普遍將假發納入出庭裝束。

假發之所以逐漸被英國法律界接受和采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凸顯了司法的功能，彰顯了法律的權威。在現實層面，當律師和法官佩戴假發出庭時，他們的表情和情緒便得到了弱化，這有助于提高庭審效率，并營造出客觀公正的庭審氛圍。倘若上升至象征層面，假發這一庭審裝束則體現了法律的超然性，它使律師和法官彰顯肅穆莊嚴的氣質，成為至高無上的正義的化身——正如英國學者佩妮·達比希爾（Penny Darbyshire）指出，假發是“脫離軀體的正義之臉”。

由此可見，佩戴假發的風尚在十七世紀由法國傳至英國，在這一過程中，假發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象征，與權威緊密聯系。在法國，假發主要彰顯了政治權威，為權力集中化進程提供助力；政界在英國，假發除了體現君主的影響力以外，還因彰顯了法律權威，而逐漸被律師接受和采用。各有側重的領域，連同傳播速度的差異性，折射出該時期英法兩國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圖景。

二、假發的普及化與社會秩序的鞏固

進入十八世紀之后，假發在西歐社會的普及程度逐漸增強。借助各式各樣的假發，許多職業得以凸顯自身的特征，以及維護自身的社會聲望。在假發新風尚的影響下，個體的職業認同感和社會認同感得到增強，社會秩序則得到鞏固。

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職業將假發作為自身裝束的組成部分，1764年版的《假發百科全書》（l'Encyclopédie perruquière）便記錄了多達115種不同的假發款式。各式各樣的假發，逐漸成為區分不同職業的標志。其中，全底假發（full-bottomed wig）是十七世紀以來英國法律界佩戴的經典造型，這種假發的兩側和后側布滿濃密的環形卷，從頭頂垂下，一直到肩部和背部。最初，英國的醫生群體同樣把全底假發作為自身的職業裝束，十八世紀中葉之后，內科醫生則改佩戴一種雪白的、環繞后頸部的茂密假發，并將這種他們專屬的假發稱為“內科假發”（physical wig）。至于教會神職人員佩戴的假發，其頂部則呈鏤空狀，戴上后仍有“僧侶式光頭”的效果，同樣體現了鮮明的特征。

假發不僅是彰顯職業特征的標識，而且凝聚了職業的社會聲望。在法律界、醫學界、學術界等領域，沒有佩戴假發便出現在公眾場合是有失社會身份的。十八世紀末期，拿破侖的私人醫生科爾維薩（Jeans-Nocolas Corvisart, 1755-1821）在首次應聘時，便因為沒有戴假發而不被錄用；歌德則在自傳當中，回憶了他年輕時拜訪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教授時遭遇的“罕見經歷”：教授在沒有佩戴假發的情況下，便來到客廳迎接學生，隨后才從仆人手中接過假發佩戴好。在當時的歌德看來，教授忘記佩戴假發就出現在客人面前有失師道尊嚴。在佩戴假發的情況下，假發的外觀便成為判斷社會聲望的重要參考標準。例如在英國法律界，律師或法官佩戴的假發越老舊、越臟，說明他們的資歷越深厚，因此越值得信賴。

1874年，這幅版畫描繪了在法庭上律師發言的情景。

基于上述兩大社會功能，假發成為一種增強個體職業認同感的文化象征。假發將不同職業的差異凸顯出來，有助于個體通過更加直觀的比較，對自己的職業形成更加直觀的認識。同時，佩戴假發使個體所從事的職業更加容易贏得外界的認可和尊重。佩戴假發不僅具有外在的功能和象征義，而且是一種切身可感的個人體驗：假發與個體的身體直接接觸，成為個體外在形象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正是通過這種直觀的方式，假發佩戴者的職業身份和社會聲望得以被外界辨識。由此可見，假發不僅是一種現實的物質紐帶，而且是一種文化和情感的聯結，它使個體與所屬的職業共同體，乃至與更大的社會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通過由外而內的方式，使個體逐漸形成職業認同和社會認同。

假發的逐漸普及，同樣使社會秩序不斷得到鞏固。不同假發在價格、材質、款式等方面呈現出來的差異，直觀地反映了不同職業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最初，一頂假發價格不菲，唯有財力雄厚的貴族和上層社會才有能力負擔，因此，能否佩戴假發，成為判斷社會地位的重要參照。漸漸地，出現了價格不一的、使用不同材質制成的假發，其中使用人發制成的假發最為昂貴，使用馬鬃、羊毛等材料制成的假發價格則較為便宜。假發的款式同樣體現了不同職業的社會地位差異，例如作為“路易十四同款”的波浪卷長款式假發更受高級官員、法官、教授等職業的偏愛，也更為這些“地位較為顯赫”的職業所選擇，而其他職業只能選擇其他款式的假發。在諸多假發當中，十七世紀以來英國法律界佩戴的全底假發體積龐大，多由優質馬鬃手工制成，制作工序繁復，成本高昂，不僅彰顯了法律的權威，而且反映了法官和律師群體的社會地位以及威望?？梢园l現，假發的普及化對社會秩序的鞏固，與路易十四時代假發潮流對宮廷內部權力等級的鞏固，二者存在共通之處。

同時應當看到，假發的普及化，使個體與所屬職業群體之間，以及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張力得到顯現。一方面，假發使同一職業的成員形象趨于一致，在外觀上象征著職業內部的平等，從而成為個體職業認同感的重要來源。另一方面，假發也掩蓋甚至消解了個體獨有的外表特征和個性，佩戴假發從事工作或參與社交的個體如同戴上了面具，被外界視為所屬職業乃至所屬階層的“代言人”。羅伯特·巴克蘭在反對廢除律師佩戴假發出庭的傳統時，基于平等和安全的角度提出的兩點理由，正從側面印證了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這種張力。

三、新時代下的假發傳統：廢除還是保留？

十八世紀末以來，革命和變革浪潮的沖擊，使假發傳統的存與廢成為熱議話題。面對新時代和老傳統的張力，英國法律界的態度和應對方式具有獨到之處。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對英法兩國造成了重要影響；英法兩國對大革命的態度差異，體現在他們對假發習俗的態度變化上。在法國，主流聲音反對維持假發傳統，將佩戴撲粉的假發者視為特權階層和“舊制度”的象征。這一時期，革命者當中流行卡拉卡拉發型（Coiffure à la Caracalla）和提圖斯發型（Coiffure à la Titus），其中，卡拉卡拉發型是一種緊貼頭皮、環繞臉龐的濃密短卷發造型，提圖斯發型則更加簡潔利落。而在英國，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年輕自由派放棄佩戴假發，并剪短自然頭發；忠于國王和傳統的保守派，則保留佩戴假發的習俗。值得一提的是，受到法國革命者青睞的提圖斯發型，在傳入英國后，被英國人諷刺地稱為“斷頭臺發型”（Coiffure à la Guillotine）。同時在1795年，英國政府為了資助對革命法國的戰爭而對假發粉征稅，高昂的稅額間接推動英國假發時尚的衰落。

提圖斯發型（Coiffure à la Titus）

在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當其他職業紛紛廢除佩戴假發的傳統時，法律界卻仍然堅持在法庭佩戴假發。在此之后，圍繞“廢除還是保留假發傳統”的問題，法律界內部展開了多場爭論：1868年，有律師抗議在炎熱天氣佩戴假發難以忍耐，提議廢除佩戴假發出庭的傳統，但由于支持人數不足，這一提議以失敗告終；1948年，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常設委員會討論了一項動議，該動議希望在《刑事司法法案》當中加入“禁止律師穿戴假發和法袍出庭”的條款，這項動議遭到壓倒性否決，但受其影響，越來越多人呼吁廢除法律工作者的假發和法袍；2007年，英國的家事法庭、民事法庭和最高法院不再硬性要求出庭律師佩戴假發，但仍然要求刑事法庭的律師佩戴假發出庭。

2013年10月13日在英國的蘭達夫大教堂舉行的法律服務活動

可以發現，在英國法律界，假發傳統的存與廢是一個持久的、爭論不斷的問題；經過持續爭論、協商以及調整官方文件內容，佩戴假發的規定逐漸發生變化。而十七世紀法律界對假發的接受和采用，同樣經歷了一個磨合和適應的過程。至于白色緊身帽、黑色無邊帽等傳統的出庭裝束，它們也沒有因為假發的流行而迅速被取代，而是作為一種傳統，在律師和法官的職業生活當中繼續存在一段時間，直到難以適應時代需要，方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相較于英國的其他行業，法律界對傳統予以更大的尊重，并保留得更為完整。倘若比較近代以來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發展進程，則可發現，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審慎漸進地接受新事物、以緩慢而穩定的節奏前進，同樣構成了英國的獨特之處。與此同時，象征性的物品、儀式和文化符號，在英國歷史和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透過假發以及佩戴假發出庭的傳統，我們得以窺見英國法律界乃至整個英國民族的獨特樣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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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rcouncilethics.co.uk/wp-content/uploads/2017/10/Bar-Council_Court-Dress-Guide_Final_July-20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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