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暫停的退休改革和通不過的富人稅：馬克龍和法國邁不過的兩道坎

近日，法國總理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為了爭取2026年預算案的最終通過，正挨個議員，挨張贊成票地去爭取，從而拼湊出通過預算案的票數。他很清楚，從去年立法選舉至今這一年多來法國政壇發生的這些事表明，自己不可能再像2023年的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Elisabeth Borne）那樣，靠憲法第49.3條通過抵押政府信用的方式來硬推新一年的預算。他想讓自己領導的這個弱勢政府存活下來，就只能和社會黨談，和中間派談，甚至不得不容納極右翼國民聯盟。

而10月31日在法國國民議會里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反映出這場看似技術性的預算拉扯背后，各黨派之間真正的立場沖突：一是社會保障預算委員會（PLFSS）表決通過了暫停實施2023年退休改革的條款；二是所有針對“超高財富人群”的征稅方案，包括祖克曼稅（taxe Zucman），全部在會場里折戟，最后只通過了一個被各方都稱作“有限修補”的“非生產性財富稅（imp?t sur la fortune improductive）”。

這看似是財政議題，實則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第五共和國的權力結構，尤其是總統中心制是否仍然擁有合法性？對于馬克龍政府而言，這兩道坎既是執政邏輯的邊界，也是社會信任的斷點。退一步，意味著否定過去八年的路線；不退，則意味著承受不斷累積的政治與社會質疑，甚至導致更大的政治危機乃至政體危機。

在這兩件事的背后，真正被暴露出來的，是馬克龍政府已經繞不過去的兩道政治上的坎——退休改革，和富人稅。

法國總統馬克龍。視覺中國 資料圖

養老金改革：政治記憶里最難動的一塊

法國的退休制度從來不是一張財政表格，而是一段共和國的“情感史”。1945年二戰后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在戰后廢墟中錨定的社會承諾：國家要保證每一個勞動者工作一生之后能體面退出勞動市場。退休年齡因此成了一種“被社會承認的尊嚴門檻”，而不僅是精算師寫在模型里的數字。

問題是，人口結構變了：老齡化推進、繳費人口增速下行，精算結果越來越不樂觀。于是，在技術官僚的話語里，“延遲退休”“延長繳費年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可在政治現實里，在民眾的理解中，這句話直接等于：“要你們多工作兩年。”

退休改革對馬克龍來說就好像一道魔咒，從2016年宣布參加總統選舉以來，直到如今都未能脫身。在他第一任期內的2019到2020年，在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任總理時期，馬克龍推出的是徹底的“結構性改革”（réforme systémique），統一養老金的計算標準。但隨著新冠疫情暴發，這項改革隨即因為更要緊的疫情管控而被擱置。到了第二任期，馬克龍在連任成功之初，曾經將退休改革比作是“其他改革之母”，并且縮減了自己的雄心，將目標從“系統性改革”變成實行一場“參數性改革”（réforme paramétrique） ，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措施就是將退休年齡由62歲調整到64歲。

這項改革盡管在2023年強行通過，但在當時所引發的社會運動、工會的不滿以及左翼政黨的反對都為后續一系列危機埋下了伏筆。2024年9月，作為解散議會提前大選后上臺的第一位總理，巴尼耶（Michel Barnier）試圖對這項改革進行完善，但還未等他完成修改措施，巴尼耶政府便被議會推翻。繼任總理的貝魯（Fran?ois Bayrou）則通過召集勞方和資方代表協商的方式試圖完善這項改革，但最終雙方在最終關頭未能達成共識，讓這一路線也落為泡影。

經過幾輪的拉扯，馬克龍原本旨在延遲退休年齡、平衡財政支出的退休改革，在實踐中卻成了撕裂國家與瓦解執政基礎的導火索。對總統而言，這項改革早已超越技術層面的預算問題，成為其政治身份和執政合法性的象征——堅持意味著孤立，退讓則意味著自我否定。在困難重重的馬克龍第二任期內，退休改革甚至也是他能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政治遺產之一。

勒科爾尼與馬克龍：一個詞的分歧

10月14日，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做他的第一次“總體施政方針演講”。這是一次真正帶存亡味道的演講，講錯一個詞，議會就可能發起不信任動議推翻政府。他在演講前半小時給社會黨第一書記奧利維耶·福爾（Olivier Faure）發了一條短信：“我賭這一把。”隨后，在直播鏡頭前，他說出了那個所有反對黨都在等的詞：“暫停退休改革”。

暫停什么？暫停2023年退休改革的執行：暫停提高退休年齡、暫停延長繳費年限，一直暫停到2027年總統選舉之后。這個說法一出來，社會黨席位上響起了掌聲，極左保持冷峻，國民聯盟冷笑，馬克龍陣營有人低頭記筆記——這是一個真正的議會型政治時刻。

勒科爾尼的路數其實很清楚：既然總統這一派在國民議會沒有多數，那行政權力就要降檔，要進入“議會協商模式”。暫停改革，就是給社會黨一個能向選民交代的成果，同時保住預算案不被立刻否掉。

然而，三天后，試圖挽救自己政治遺產的馬克龍在斯洛文尼亞公開表態：“改革并不是暫停，而是延后。”馬克龍甚至還提出要對這一問題舉行全民公投。

兩種敘事的差異揭示了兩種政治結構的沖突：對總理勒科爾尼來說，政府必須重新贏得社會信任，第一步就是暫停退休改革。而在總統馬克龍看來，退休改革的路線正確，只是需要更合適的推進時機。馬克龍和勒科爾尼這場內部不一致不僅是策略分歧，更是權力模式之爭：總統中心制是否繼續、議會是否重新獲得實質性角色、政黨能否回歸政治組織功能？

馬克龍這一表態顯示的是他不愿意喪失對法國內政的掌控力，尤其是將話語權留給反對派。但他這一表態立刻起了反作用，中左派社會黨幾乎在第一時間就表示如果退休改革不被暫停將會尋求推翻政府。勒科爾尼隨即在議會中公開“修復”馬克龍講話的裂痕，他明確將會把暫停退休改革以“修正函”（lettre rectificative）的形式寫入《社會保障預算》，以確保其具有法律約束力。這一機制意味著，暫停不再是“政治承諾”，而變成了制度動作。

10月31日晚，國民議會社會事務委員會通過了這一條，明確把退休年齡的上調節奏往后推：1964年出生的人保持在62歲+9個月，1965年出生的人從2028年起在63歲退休，真正到64歲的是1969年之后的世代。這正是社會黨要的“讓選民來決定”式的暫停。

這就是第一道坎：總統要守住自己的改革遺產，總理要讓政府存續下去，議會要恢復存在感，這三件事是一起發生的。

2025年10月31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法國議會下院）就2026年預算進行議會辯論時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圖

富人稅：從財政工具變成合法性考題

如果養老金改革關乎“時間的再分配”，那么富人稅則關乎“資源的再分配”。在政治心理層面，這是民眾最直觀的比較：為什么普通人要多工作兩年，而富人卻不需要多交一歐元稅？

但現實并未完全按預期發展。資本確實回流，卻主要流入金融投資、房地產和高收益資產，而非實質推動就業的生產性投資。更有法國媒體爆出，知名法國企業米其林輪胎利用法國政府的補貼來購買設備，又將設備運往美國的工廠進行生產。社會心理的結果是清晰的：富人得到了可見的稅收紅利，而普通勞動者則被要求延長工作時間。養老金改革越是推進，人們就越是呼喚富人稅。

尤其在預算緊縮、公共財力被拉至極限的當下，富人稅重新上臺已經不再只是左翼的呼喊，甚至不少中間派和溫和保守派也承認：如果不在稅收層面體現“共同承擔”，政治信任修復就無從談起。因此，富人稅已經從一個經濟議題，轉變為一個政治合法性議題。它考驗的是國家還能否以“稅收公平”作為自身行動的正當化理由。

這樣的社會氛圍也為社會黨提供了要價空間。他們提出要增設祖克曼稅——以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命名的方案，旨在針對極高財富人群全部財富征收最低限度的有效稅率。

祖克曼的邏輯很簡單：在全球化與金融化的時代，真正的超富者往往并不依靠工資收入，而通過資本收益、股權增值和家族信托實現財富增長。傳統稅制往往只觸及勞動所得，卻放過了資本積累。結果是法國最富有的 0.1% 人群在統計意義上繳納的稅率甚至低于部分中產。祖克曼因此主張，為凈資產超過1億歐元的個人設立最低有效稅率2%，以避免稅收體系被“法律性逃避”侵蝕。

社會黨迅速將這一理論轉化為政治籌碼。對他們而言，“祖克曼稅”既是象征性正義——讓被削弱的社會契約重獲尊嚴；也是策略性妥協——它的目標足夠精確，不會傷及創業者和中產階層，因此在政治上更易被中間派接受。

在國民議會中，這一提議成為社會黨與政府談判的關鍵條件之一。社會黨領袖奧利維耶·福爾多次公開表示：如果政府在稅收公平上沒有明顯進展，他們將重新考慮對預算案的支持，甚至不排除發起不信任動議。

與此同時，執政陣營顯得進退維谷。勒科爾尼與財政部長羅蘭·萊斯居爾（Roland Lescure）私下認為，完全拒絕這一稅種將再次引爆左翼陣線的聯合反彈；但馬克龍本人則擔心，恢復富人稅無異于“向民粹屈服”，將動搖法國在投資者眼中的信譽。

因此，中左翼的社會黨試圖向政府靠攏，并提出了一個別稱“輕量祖克曼稅”（Taxe Zucman Light）的溫和折中版本——對凈資產超過 1000 萬歐元的高凈值人群征收極低比例的“最低稅”，同時豁免中小企業與創新型公司。這一版本被諷為“祖克曼稅的影子”，但在政治層面，它成了維持政府運轉的臨時性安全閥。

然而，左翼陣營并不打算輕易讓步。“不屈法國”（LFI）的領袖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指責社會黨“陷入技術細節的陷阱”，呼吁恢復被廢除的“財富團結稅”，并稱“祖克曼稅”只是“安撫選民的假象”。與此同時，綠黨（Les écologistes）則把祖克曼稅與生態財政掛鉤，提出其收益應全部用于資助可再生能源和氣候轉型項目，讓“財富再分配”與“生態轉型”在政治上合流。

于是，10月31日那天的最終結果就是真正的“祖克曼稅”沒過；社會黨妥協版的“輕量祖克曼稅”也沒過；但議會通過了一個看上去像是“回歸財富稅”其實更像是“擴大版房地產財富稅”（imp?t sur la fortune immobilière, IFI）的東西：“非生產性財富稅”。它把黃金、游艇、藝術品、老爺車以及加密資產這些原本不在IFI里的資產拉進了稅基，把起征點從130萬歐元拉到了200萬歐元，又把最高檔稅率從1.5%統一成1%。最終可能的結果就是：真正的超級富豪反而因為稅率降到1%，負擔可能比現在還輕；那些資產剛過200萬，但有點房、有點收藏、有點存款的“法國式小富階層”，反而要交更多稅。

這就是第二道坎：馬克龍要維護2017年“取消巨富稅”的路線，左翼要拿到一個可向社會交代的“誰來為暫停退休改革買單”的結果，法律上還要防止稅種被憲法委員會以“沒收性”為由卡掉。三者只能選兩樣，不能全要。

不僅是馬克龍的兩道坎

但這興許并非是這段故事的結束。中右翼的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出于維護財政平衡，已經表示將會在國民議會投票中反對暫停退休改革。此外，在右翼明確掌握絕對多數的參議院（Sénat）中，出身共和黨的參議院主席熱拉爾·拉爾謝（Gérard Larcher）也在媒體采訪中明確表示，如果退休改革被暫停，將會在參議院的審議中重新恢復。也就是說，這場暫停只是暫時占領了國民議會，距離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共識”還差一院。

至于富人稅的討論，表面上關乎稅率、財政規模或資產結構，但真正的問題是：在法國，成為“共同體的一員”究竟意味著什么？是按法律納稅即可？還是要在危機中承擔額外的責任？國家是否仍能要求公民相信，它的分配行為是正當的？

這一政治與道義的沖突，在2025年10月的預算辯論中達到頂點。財政部長萊斯居爾突如其來地宣布，將針對大型企業的附加稅提高20億歐元，使財政收入總額達到60億歐元，以彌補養老金改革暫停后的預算缺口。共和黨指責這是一場“財政瘋狂”，而社會黨則辯稱：“要求四百家最大企業多作一點貢獻，這不叫沒收，而叫責任。”

“沒收性稅收”（imp?t confiscatoire）隨即成為辯論焦點。法國憲法委員會依據1789年《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第13條多次裁定：當稅負剝奪個人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時，即違反憲法的“平等貢獻”原則。實務上，當邊際稅率超過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之間，就可能被認定為“沒收性”。

這條模糊的紅線，讓政治陷入兩難：社會要求富人承擔更多，而憲法提醒政府這一責任必須合理；道義呼喚再分配，制度卻設下法律上限。富人稅之爭因此超越了財政技術，成為一場關于合法性與正義能否共存的試驗。

而左翼陣營內部的分裂，使這場試驗更趨復雜。在“祖克曼稅”辯論中，社會黨與“不屈法國”公開決裂。后者主張對全球富人實施普遍征稅，哪怕跨境；社會黨則認為此舉缺乏執行基礎，主張以“最低財富稅率”實現漸進改革。前者堅持道義與對抗，后者傾向務實與協商。結果，“不屈法國”怒斥社會黨“向資本投降”，而社會黨反擊“不屈法國”是在“用姿態取代政治”。

與此同時，政府卻在這種對立中找到喘息空間。馬克龍作為總統依舊握有解散議會的憲法權力，卻已失去政治威懾力。最新民調顯示，即便重新選舉，沒有任何黨派能獲得多數，而馬克龍的“復興黨”及其盟友將進一步失勢。原本用作震懾政黨游戲的尚方寶劍，如今卻反而成為砸在總統馬克龍及其盟友頭上的那塊石頭。

如果非要給這些爭論總結出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法國的治理已經不能靠一個人在愛麗舍宮里寫一篇演講稿來完成了。退休改革過不去，是因為它觸的是共和國的情感；富人稅過不去，是因為它撞的是共和國的法律與資本結構；馬克龍過不去，是因為他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既不信任他，也互不信任彼此的議會。

（張鈺韜，畢業于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院，現為中國社科院歐洲學會法國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