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斯特“信息時代三部曲”，展望網絡時代新的社會可能性

曼紐爾 ·卡斯特的《網絡社會的崛起》《認同的力量》《千年終結》分別著于1996、1997和1998 年（2000年修訂新版），從經濟、社會與文化三維視角分析我們所處的信息技術時代，成為互為聯系的“三部曲”。

盡管卡斯特用14年時間寫作的著作出版已近30年，全球格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可能本人孤陋寡聞，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比卡斯特更加深刻全面分析“網絡社會”的論著。“三部曲”仍然是我讀到的對當下世界認識最為清醒而清晰的著作，其對于網絡社會的基本認識仍然有效，這正是高明的學者和高瞻遠矚的名著的魅力所在。

卡斯特的三部曲出版之后，還是發生了很多他未曾料到的世界大變化：新冠疫情的發生，俄烏戰爭、巴以沖突、以伊戰爭的爆發，無人機變成“殺人機”，太空武器化，“核戰爭”風險加劇，甚至一場大熱戰的可能性也在升溫；特朗普的關稅戰和背后的總體戰影響二戰后的國際秩序，中美國家戰略的對決，新冷戰的卷土重來，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格局的改變，全球化向半球化、區域化逆轉，單邊主義和多極世界漸成趨勢；移動互聯網的深度運用，手機的“軀干化”，ChatGPT以及DeepSeek的出現，短視頻所帶來的圖像文化勃興，人型機器人高速發展，人工智能將技術發展推進到挑戰人類物種本身的境地，生物醫學的突破使“人造人”成為可能；資本和技術的狂飆突進在給人類帶來物質進化的同時，并沒有解決人類的心靈迷惘和痛苦，甚至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

世界的變化如此迅速，超過人們的想象。“千年終結”只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世紀的結束，并不能作為世界變化的一個質點，因為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當然，最近的一個焦點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 這是卡斯特寫作三部曲時沒有預料到、也沒有條件重點展開分析的，我們當然有理由期待健在的卡斯特對其有進一步的論述，或者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能誕生像卡斯特這樣的大學者和相關的系統著作。

2004年，曼紐爾 ·卡斯特在華東師范大學演講 圖源：東方早報

一、以觀察與分析為方法：只做推測，不做預測

首先要強調的是卡斯特的研究方法。在中文版作者序中，卡斯特特意指出：“中國人許多有關新信息社會的觀點大都取自美國的意識形態專家——未來學家，這些人是商業作家。他們的觀點，多半是沒有學術研究根據的臆測，以一種新版的文化殖民主義，將美國所發生的經驗推延至世界各地。”

《網絡社會的崛起》，（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中文版作者序。以下簡稱《網》） 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未來學家漫無邊際的預測的不屑 （我們可以自行“腦補” 一下看過的那些風靡一時的暢銷書），提醒人們“不要去迷戀那些未來學派的毫無學習基礎和理論的預測”。卡斯特強調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將分析奠基于觀察，并避免將理論化約為評論，以及盡可能讓我的觀察與觀念來源具有文化多樣性”（《網》，24）。卡斯特的目標是“通過分析實踐來傳播理論”，他的理論著作充滿豐富而具體的案例研究。卡斯特論述的高明之處和超越之處，或者說最值得推崇的地方， 一是真正擺脫了西方中心論，具有全球視野。他走過全世界很多國家，懂六國語言，通過沉浸式行走考察，對世界形勢有一個全面的、不受種族偏見和中心局限的全球化視野。比如在《千年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6年， 以下簡稱《千》） 中，他同時關注到亞太、歐盟和非洲，認為亞洲將成為未來的制造業中心，這從世界發展趨勢來說，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已經在逐步實現。二是不過分迷戀現成的理論體系和工具， 而是側重觀察與分析， 只做推測， 不做預測。通過切實有效的觀察與分析， 他往往能夠得出非常驚人的深刻見解，這種研究方法深得我心。三是與現實緊密結合，聚焦當下社會，尤其是信息技術條件下的網絡社會，與我們當下的世界息息相關。卡斯特與彼得 ·霍爾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和合作者，后者主要探索文明中的城市發展，卡斯特則更為關注當下的網絡社會。除此之外，卡斯特到過中國， 他對中國發展的觀察與分析也頗有獨到之處，雖然不盡準確，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也預料不足，但比一般的西方學者要靠譜得多。

二、網絡和自我的精神性分裂，認同能修補嗎？

卡斯特多次強調：“一個新社會正在浮現。” 這個新社會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壞的年代，是一個天使與魔鬼并存的半明半暗的時代。卡斯特眼中的“新社會”包括三個過程：信息技術革命；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經濟危機及再結構；文化上的社會運動。“這三個過程的互動與它們所觸動的反應，帶來了一個新的支配性社會結構，即網絡社會； 一個新經濟，也就是信息化/全球經濟；一個新文化，真實虛擬的文化。而深植于這種經濟社會和文化之內的邏輯，已經成為整個相互依賴世界里的社會行動與制度的基礎。”（《千》，321）三部曲中貫穿了“網絡與自我之間，資本主義網絡的力量與認同的力量之間，公司全球化與另類的全球運動之間的矛盾邏輯”（《認同的力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頁。以下簡稱《認》）。

一般讀者對《網絡社會的崛起》較為熟悉，卡斯特在書中論述信息技術條件下產生的“網絡社會”， 敏銳地發現了“網絡與自我”之間、功能與意義之間、網絡社會的崛起與認同的力量之間的結構性精神分裂過程。他說：“我們的社會逐漸依循網絡和自我之間的兩極對立而建造。”關于“網絡”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相信我們都有深刻體驗，卡斯特概括道：“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會的物質基礎。”（《網》， 1）無疑，“技術”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要誘導力量。科技發展之快， 已經大大超出我們個人、組織、文化與道德的控制能力。卡斯特認為“要改善的是人類自身，而不是機器，因為科技是人類的折射，而我們并不十分善良”（《千》，346），“今天我們擁有最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幫助我們，或是毀滅我們，現在我們做的正是后者”（《千》，347）。被稱為“AI教父”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辛頓在新近來華演講中就談到“聰明的”人工智能和“善良的”人工智能是兩個體系。作為救贖，在信息技術導致的“網絡社會”乃至“人工智能”所導致的“數智社會”環境下，回答“我們是誰”尤為重要。

關于“自我”，卡斯特在《認同的力量》中作了較多分析，著力闡述如何通過“認同的力量”構建“自我”。他說：“我所謂的認同，是指社會行動者自我辨認和建構意義的過程，它主要是奠基于既定的文化屬性或一組屬性上，而排除了其他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參照點。”（《網》，20）概括來說，就是歷史、地理、意義、精神四個參數。在網絡社會中，“失落的自我”只能以共享的、重構的認同為核心，追尋新的連接狀態。“對抗信息化與全球化邏輯的社會的表達，圍繞著原初的認同而建構起來，形成以上帝、地域、種族或家庭之名而建立起來的防御性社區。”（《千》，1）“在財富、權力與意象全球流動的世界里，對于集體或個人、認定或建構之認同的追尋，變成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 ……在一個普遍充斥著組織崩潰、制度喪失合法性、主要的社會運動消失無蹤以及文化表現朝生暮死的歷史時期里，認同變成是主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意義來源。”（《網》，3）作為網絡社會的抵抗方式，“認同的力量”也在全世界滋長。卡斯特所謂 “原始認同”指的是宗教、民族、種族、地域的認同，并在后續分析中，將認同的力量劃分為合法性認同（如權威、國家、民族和公民社會）、抗拒性認同（如反支配性邏輯的行動者和各種共同體）和規劃性認同（如女權主義、環境主義等新的主體建構）三種。

反觀我們的現實生活，確實如此，除了大的“原始認同”，其分解衍化出的各種新的社會認同力量也在不斷誕生，可稱為“現代認同”。  一場音樂會也會變成“粉”和“黑”的相互較量， 中醫和西醫、西方偽史論和反偽史論者各不相讓， 甚至寧愿滑入反智主義的邊緣，也絕不改變“人設”。除了環境主義、寵物主義等社會團體之外，在“網絡撕扯”和“多極錘擊”下，社會被切割成越來越小的“碎片”，以網絡為基礎，以族群、性別、年齡等社會屬性為勾連，根據不同興趣愛好自愿集結的朋友圈、“飯圈”比比皆是， 形成“碎片化”的社區認同。人們的內心因為多元極化而四分五裂甚至遍體鱗傷，無所適從的人們急切地尋找“認同的力量”，尋找靈魂的安放之處，與以網絡為基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奴役”相對抗，建構起“自我”身份。畢竟，一個社會人仍然需要某些群體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社會關系，也需要某種認同，才能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找到生活意義和價值。社會運動已從“共識抵抗”轉向“碎片抵抗”，從“積極抵抗”轉向“消極抵抗”，從“階級抵抗”轉向“群體抵抗”，甚至從“興趣抵抗”轉向無興趣的“躺平抵抗”。年輕人認為世界就是一個“草臺班子”，干脆“你說你的，我做我的”，甚至奉行“現代犬儒主義”，以穿衣自由、吃飯自由和打卡自由為滿足。“世界破破爛爛”，要靠“認同的力量”來“修修補補”。認同的力量導致21世紀身份政治成為路標。

三、網絡社會、流動空間、無時之時和第四世界

提出一個好的學術概念，不僅有助于學術研究，也有助于我們對世界的言說，提升人類的思辨力。在三部曲中，卡斯特不僅提出了“網絡社會”，還連帶提出“網絡國家”“網絡城市”“網絡企業”等概念，但其最為人認可的學術貢獻是概括出了“流動空間”一詞，其指“允許在沒有地域毗鄰的情況下實現社會實踐同步性的物質組織”，它并非純粹的電子空間，而是由三個層面構成： 一是由電子通信、信息系統和高速運輸線路構成的技術基礎設施層；二是構成這些網絡的節點和樞紐 （如指揮中心、金融中心、高科技園區、國際機場等）；三是在網絡中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間組織。能夠占據“流動空間”的全球精英、跨國公司、金融市場和高層管理者，其權力是“無地方性”的，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時運作。紐約董事會的一個投資決定可以導致俄亥俄州一家工廠的關閉。與“流動空間”對應的，是邏輯和意義被吸納進網絡的“地方空間”。絕大多數人都被束縛在“地方空間”中， 生活經驗受地域限制。抽象的“流動空間”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和空間分層， 即“全球連接者”與“地方脫節者”之間的分層。

與“流動空間”相對應，卡斯特還提出了“無時間之時間”（或可更簡短地譯成“無時之時”） 概念， 指的是在新技術支持下，對線性的、按年代順序的時間序列的系統性擾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時間壓縮，即時性成為常態（如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在幾分之一秒內完成的交易，卡斯特比喻為“全球賭場”），漫長的時間被壓縮成“瞬時”。二是序列模糊化，異步通信（如電子郵 件）、多任務處理等實踐打破了事件的固定順序， 將過去、現在和未來混合在一個永恒的當下。“流動空間”的“脫域性”和“無時之時”的“瞬間性”帶來了社會組織方式和人類生存方式的巨變。

卡斯特還提出了被網絡淘汰的“第四世界”概念，指的是被網絡排除在外的地區和人口。卡斯特認為：當今世界，差異不再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也不是簡單的貧富差異，而是（網絡）入局與出局的差異。卡斯特或許還沒有預料到，在人工智能成為發展趨勢的今天，又出現了一道分界線：根據牛津大學2025年7月出爐的一份最新的AI研究報告，人工智能已經把全球分裂成擁有建設尖端 AI系統計算能力的國家和沒有這些能力的國家。全球大約有130座AI算力工廠，僅分布在32個國家，美國本土26座，中國22座，整個歐洲32座，印度4 座，日本4座，其余160多個國家連參與的資格都沒有。“算力地圖”劃出了一道新的“AI鴻溝”。

卡斯特許多敏銳的分析都和當下的全球形勢和現實現象契合，比如他關注的“異常聯接”，即通過與互聯網的“灰色聯接”和“黑暗聯接”進行全球犯罪的行為。除了恐怖主義，還有人體器官買賣、網絡電信詐騙、小型“臟彈”的網絡交易、灰色地帶的全球代孕等等，都是我們可以從現實中認識到的。

四、巨型城市：信息時代的“都市新形態”

作為一個城市研究者，自然會關心卡斯特如何看待網絡社會中的城市。在“流動空間”一章中，出現了這樣一個小標題：“電子別墅里的日常生活：城市的終結？”信息技術的發展讓一些未來學家預測：一旦城市的功能消失后，城市便會衰亡。先進的電子通信技術，似乎可以容許辦公地點無所不在，讓企業總部離開那些昂貴、擁擠、使人厭煩的中心商業區，遷移到全球各地景色宜人的基地。 由于網絡的出現， 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工作、購物、娛樂、保健、教育、公共服務、政府服務等， 與“空間鄰近性”逐漸失去了關聯。卡斯特對此并不贊同，認為電子購物并不意味著購物中心與零售商店的消失，醫療復合體也只會出現在大型都會地區，教育質量仍然和面對面互動的密度有關。卡斯特還引用其他學者關于電子通信對曼哈頓企業影響的統計數據，說明新的先進電子通信設施反而是減緩企業離開紐約的因素之一。密集的都市環境仍然是需要的，都市環境的活力與面對面互動，幾乎未曾受到新媒介的影響。遠程辦公和虛擬企業網絡，并不意味著辦公室的結束，而只是將工作場所多樣化（《網》，368—372）。比如我們發現工作日上海的咖啡館里也擠滿了人，有人問年輕人難道都不工作 嗎？其實這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是在利用網絡工作或找工作。但同時，卡斯特也發現，確實有許多重要的信息技術制造業創新中心崛起在非商業中心的新地區，比如硅谷、波士頓128號公路、南加州的科 技城、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園區等，并不需要人口密度。

在分析了美歐“邊緣城市”和“城市邊緣”的狀況后，卡斯特提出：“巨型城市”是信息時代的新空間形式，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為圍繞具有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內涵的大城市的“都市圈”或“都市地區”概念，而不是傳統行政區劃下的城市，比如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等。他認為， 巨型城市是“腹地的磁石”， 巨型城市不能只論人口規模，而要考察其相對于世界主要區域的 “重力函數”。正是這種“全球連接”和“地方脫節”的獨特性，使得巨型城市成為新都市形式。 一 個城市的意義不再僅由其內部的社會經濟活動決定，更取決于它能否成為全球資本、信息和人才流動的節點。

巨型城市連接了全球經濟和信息網絡， 跨越了廣大領域而建立起功能性連接，卻在土地使用模式上有明顯的不連續性，在這些都市地帶，鄉村聚落、農業用地和未發展地區分割了都市中心， 而工廠遍布整個區域。巨型城市是空間片段、功能碎片和社會區隔的“不連續群簇”。這個區域的內 部聯系，以及整個體系與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連接，都經由多重通信連接，依賴一個有巨大技術密集基礎設施的功能單位。

卡斯特舉出的例子正是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認為它很可能形成21世紀最具代表性的都市面貌。確實有人認為，城際輕軌和跨海大橋已經把粵港澳大灣區連成一片，濃縮成一個巨型城市。做金融的去香港，做科技的去深圳，做外貿的去廣州，各自歸位，互不“虹吸”。從香港借來的錢，在深圳創新研發，在東莞、佛山、珠海搞先進制造，在江門、中山做基礎制造，由廣州銷 往全世界，賺了錢后到澳門消費。對應的產業都有對應的人群。

巨型城市將決定所在國家的未來。但是卡斯特又小心翼翼地推測，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大規模的傳染病和其他區域的逐漸發展，將使得巨型城市的吸引力降低（《網》，382）。我們不妨將此留待時間檢驗。

五、卡斯特如何看待中美兩個大國

當今世界，中美關系無疑是重中之重，卡斯特又是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國和中國的呢？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不能再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 義”這樣簡單的意識形態標簽來定義國家了。卡斯特認為：新的社會結構方式是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或后工業社會）。

作為一個美國學者，卡斯特清醒地看到“美國不去理解這個新世界，也不去尋找解決其問題的新途徑，卻決心利用它的以技術優越性為基礎，從而以它在技術革命上的先行一步為基礎的軍事優勢來使這個世界適應于它本身，適應于它的利益要求， 適應于它的思維方式、存在方式”（《認》，3），以此來理解特朗普主義，切中肯綮。在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環境下，信息資本主義正在進行一個再結構過程。卡斯特認為，國家是決定技術進步與否的關鍵因素， 國家干預主義并不必然導致技術的遲滯。或者還可以在這個“國家”之后加上一個“制度”，是國家制度決定了技術創新的高度。

一個好的國家制度的設計，可能推動技術創新； 一個壞的國家制度設計，則可能導致技術創新的延緩乃至寂滅。國家資本主義可能比自由資本主義更能夠快速 推動技術的進步。一個以創新型國家為目標來進行設計的制度，能夠動用全社會的力量來推動技術發展，也可能是有效的。中國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當然并不準確，但中國社會確有自己的特色，強調國家戰略、五年規劃、土地公有制、官員考核、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的高效建設、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群體，以及大量農民工的奉獻，在改革開放中體現出國家優勢，是土地私有化的西方所無法比擬的。新型國家制度的建立可能需要一個外部競爭環境，或者內部實際存在的壓力，否則就會持續以維護穩定為主要目標。這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中也可以得到印證，當外部競爭環境產生壓力，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威脅之后，內部就會產生改革愿望。而從內部來說，人口的急劇增長，耕田不負所用也會導致技術需求的激增。一些偶然的因素也可能導致國家政策改變，比如清朝為防止鄭成功抗清力量與內地聯系而實行海禁，臺灣告平后又重新開禁，之后又因種種原因時斷時開，不僅遲滯了造船業、航海業的發展，而且因為與外部世界的隔絕而缺少了發展的刺激因素。沒有外部競爭環境和內部壓力，并不是說一定就不會有創新，而是說這種創新可能極其緩慢，甚至可能取決于在位者個人的興趣愛好。

中國社會是一個復雜的超穩系統，改革開放的成功取決于三個層面的共進：國家層面的功能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維護統一和穩定；社會層面則依靠具有進取精神的企業家群體和吃苦耐勞的廣大農民工，形成巨大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個體層面則越來越原子化，一方面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信息化和全球化影響。三個層面平行發展，構成一個奇特的、有矛盾但不沖突的穩態結構。車有車道，馬有馬道，三重價值觀共處于一個統一體，看似奇怪，卻在現實中發生。只要對外開放的大門不關，中國內部改革開放的動力就不會寂滅。而每一次外部環境的壓迫，都會導致中國在競爭環境下奮起，壓力變成挑戰，挑戰變成動力，動力推動技術創新發展。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國家層面一方面需要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在外部環境壓迫下產生了構建創新型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愿望和策略。在社會層面，一方面企業家精神存在萎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競爭又會不斷產生壓力，產生新的創新動能。個體層面，則在碎片化的網絡社會中不斷尋找“認同的力量”。

卡斯特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發展得益于中華經濟圈和全球華人企業網絡，以及利用香港作為全球資本的中轉站，并認為中國將面對“無根移民”“區域矛盾”“失業人口”“信息開放”“技術創新”等問題（《認》，288—292），但他還是低估了中國的發展速度和潛力。

2004年，曼紐爾 ·卡斯特在華東師范大學演講 圖源：東方早報

六、三部曲后，卡斯特反思“技術樂觀主義”

當今世界的種種變化或許是在卡斯特論述范疇 之內的“倒退”或“逆轉”，也或許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究竟是“逆流”還是“趨勢”，且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我非常有興趣追蹤卡斯特這位創造力旺盛的大師的最新動向和關注議題，關注他是否根據最新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對已有分析有所修正，或者有進一步的觀點發展。

卡斯特在2009年出版的《傳播權力》一書中， 認為權力主要通過網絡來行使，是一種“關系性能力”，即一個社會行動者能夠不對稱地影響其他行動者的決策，以使其自身的意志、利益和價值觀得到實現。權力在網絡中的運作有兩種核心機制：一是編程能力，即設定網絡的目標、規則、標準和價 值觀的能力。類似于為計算機網絡編寫程序，決定了網絡將處理什么信息、如何處理以及優先處理什么。在社會層面，這就是媒體集團、金融機構和政治精英通過引導公眾輿論、制定市場規則和法律法規來行使權力的過程。二是轉換能力，即連接不同網絡以實現戰略目標的能力。在復雜的網絡拓撲中，這種能力能夠充當政治網絡、媒體網絡、金融網絡等不同網絡之間的“交換機”，通過協調不同網絡的資源和目標，來放大自身的影響力。

2018年出版的《斷裂：自由民主的危機》，則分析了傳統政治體系在全球化和網絡化沖擊下的崩潰，顯示了他對“網絡與自我”這一核心命題的持續關注，特別是全球化邏輯與地方認同主張如何共同塑造當代政治。在2021年題為“大流行時代下的網絡社會”的演講中，卡斯特將自己的理論應用于分析新冠疫情帶來的全球性挑戰，顯示了其理論框架的持續適用性。

發表于2022/2023年的《網絡社會再探》一文，重新評估了網絡社會理論的啟發價值，審視其面對過去十年全球巨變時的現實意義。一個關鍵的轉變在于，卡斯特承認他早期的分析帶有一定的“技術樂觀主義”色彩，反思自己當時“被硅谷自由主義文化的浪漫熱情所感染”，對互聯網的解放潛力“過于樂觀和不加批判”。筆者曾在2000年專門赴美考察互聯網產業，所到之處無不洋溢著樂觀的創業氣氛，可以理解卡斯特在這種氛圍下的寫作心態。

現在，他以一種更具批判性的視角審視網絡，承認“平臺社會”的崛起，即權力日益集中于少數大型數字平臺并形成“平臺資本主義”，而非如早期設想的那樣分布在水平網絡中。他還更加關 注持續存在的數字鴻溝，以及網絡被用于監視和控 制的現實。被資本平臺控制的網絡世界，有時候比現實世界更為不堪。現實世界尚有一定的秩序和道德約束，網絡世界則是一個法治還遠遠沒有健全的自由世界，也因此讓人性之惡顯露得更加充分。網絡世界中，隨意誹謗他人、攻擊謾罵看似沒有直接的物理傷害，但其實，無所不在的“網暴”因其具有廣泛的大眾傳播力和永久記錄性，對心靈更具傷害力，甚至也會通過“開盲盒”的方式導致實際的物理傷害。在真實社會中很快就會被遏制的犯罪， 在網絡上卻大量滋生蔓延。在網絡以“爽”“博眼球”為傳播要訣的環境下，越是不堪的行為越具有傳播力，越是極端的言論越具有影響力。但人們又無法拒絕網絡，在資本權力、技術權力和景觀權力無比強大的今天，個體的人離開了網絡，事實上已經無法生存下去。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網絡世界比現實社會更好還是更壞，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對于未來而言，都是不確定的。網絡在帶來福音的同時，也可能帶來災難。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就無法再合上。是成為被資本和技術所控制的網絡“異化物”，還是想盡辦法挽回人類的尊嚴和原真的人性，并沒有定局。無論是信息技術還是人工智能，未來都取決于人們如何用好它，以及有沒 有充分的智慧和良善可以用好它。不要忘了，還有 “上帝之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卡斯特發表了題為《從城市到網絡：權力主宰》一文，對自己的整個學術生涯作了高度概括。無論是分析物理城市還是數字網絡，卡斯特社會學研究的根本對象始終是權力關系的構成與抗爭，這讓我們想起另兩位與他的思想有聯系的著名學者： 亨利 · 列斐伏爾和大衛 · 哈維。在所有關于城市正義的討論中，由列斐伏爾提出，并由哈維在英語世界發揚光大的“城市權利”概念，至今仍具有無與倫比的理論穿透力和政治動員力。這一概念主張城市空間和資源的使用價值應優先于其交換價值，呼吁賦予所有城市居民集體塑造城市的權力。近年來，全球城市研究正在發生一個重要變化，充滿爭議的“文明”概念正在被一種強大且多維度的“正義”話語所取代。而 “城市權利”也應該延伸至“網絡權利”來加以探討。

卡斯特的研究并非完美無缺，面對批評，卡斯特為自己辯護，稱其方法為“扎根理論”，認為理論構建是一個持續過程，理論概念是用于探索和發現的工具，而非一個封閉的、一成不變的體系。開個玩笑，卡斯特的研究方法或許正是我們倡導的 “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最好樣板。

（徐錦江，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創新研究院院長、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城市文化與大眾傳播領域研究。本文原題《一個新社會正在浮現》，現標題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