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再思甲午

【編者按】

《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時刻》是著名近代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的經典之作。出版十年后，該書近日推出了增補版，加入了關于甲午陸戰潰敗根源、德國威廉二世遠東野心、李鴻章歐美之行經濟思想、袁世凱崛起過程等新內容。本文為增補版序言，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位于威海劉公島上的甲午戰爭紀念館

拙作《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時刻》于2015年出版，距今整整十年。承蒙讀者不棄，現在仍時有訪求，作為作者，我深感榮幸；岳麓書社認為此書仍有價值，推出“增補版”，我更要表示感謝。

舊作新出，往往有所增補，十年之后，增補更多。主要增補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武器堪稱良好的中國陸軍在甲午戰爭中為何一觸即潰，甚至組織不起一場像樣的戰役？大眾觀念中的甲午戰爭幾乎就是“甲午海戰”，這固然與電影《甲午風云》大有關系，但此電影之所以選“海戰”而不取“陸戰”，蓋因北洋水師雖然全軍覆沒，但畢竟還是打了一場悲壯慘烈、可歌可泣的戰爭。相形之下，清軍陸軍將士雖然奮勇抵抗，但整體而言潰不成軍。根本原因在于，清軍仍是傳統型軍隊，而不是現代型軍隊。

其實，早在甲午戰爭前十年，中國駐日公使徐承祖工作卓有成效，獲取了日本最高層的絕密情報。日本最高層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進行評估，以此為基礎的戰略方針發生嚴重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經過中法戰爭失敗后，中國一定會振衰起弊，改革軍隊，因此應在中國“強軍”之前盡快侵占朝鮮，并認為當時即使與中國發生沖突，日本也勝券在握。另一種觀點以伊藤博文為代表，他認為日本此時國力不足，不能輕舉妄動，并斷定中國不會變革強軍。得此重要情報，徐承祖立即向國內報告。此情報經軍機處、李鴻章、醇親王轉呈慈禧，但未起任何作用。事實證明，伊藤博文對清王朝一定會因循茍安的判斷完全準確。從1886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年，這八年中日本加速發展，而大清王朝依然在“睡覺”。“睡覺”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將傳統武器和軍隊體制符號化、神圣化。從情報獲取來說，這是一次成功的對日情報工作；從情報研判來說，這是一次失敗的對日情報工作。

“后起之秀”的德國此時尚不是一個世界性大國，卻積極介入甲午戰爭之后的遠東事務，從參與“三國干涉還遼”到占領膠州灣，直接引發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積極介入遠東事務，根源在于年輕氣盛的威廉二世認為德國已是世界性強國，執意要挑戰當時的世界“老大”——?英國，堅決要以“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麥的“大陸政策”。俾斯麥是德國統一、強大的“首功老臣”，他認為德國雖已強大，但仍不具備向英國挑戰的實力，重點仍是歐洲大陸。威廉二世認為俾斯麥保守老朽，于1890年將俾斯麥解職。此時，俾斯麥對于德國積極介入遠東事務深感不安，雖已“被”告老還鄉，但仍通過媒體公開反對侵占膠州灣。1898年3月，德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膠澳租界條約》。四個月后，俾斯麥于7月30日憂心忡忡地離世。

《膠澳租界條約》部分內容

當然，俾斯麥反對侵占膠州灣，并非出于反侵略、反殖民的“正義”，而是出于冷冰冰的理性判斷。他認為德國此舉必然激化與英國的矛盾，而且，以德國的實力不足以維持在遠東的殖民地，一旦與某國發生戰爭，這些殖民地將很快被敵國奪取。十幾年后“一戰”爆發，青島于1914年果然被敵國日本攻陷，證實了俾斯麥的預言。姜，還是老的辣。了解威廉二世的野心，了解俾斯麥的思路，對近代世界的理解將會更加深刻。

無獨有偶，堪與威廉二世“媲美”的，唯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們還真是表兄弟，威廉二世的母親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嫡長女，尼古拉二世的母親的姐姐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兒媳。尼古拉二世也是年輕氣盛，野心勃勃，一心要把包括中國東北和朝鮮在內的遠東納入俄國的勢力范圍，全然不顧必然與甲午戰后同樣野心勃勃的遠東新霸主日本發生激烈沖突。

上有所好，下就不乏投其所好者。無人會想到，一個名叫別佐勃拉佐夫的退役騎兵上尉，竟然在把俄國推入巨大災難的日俄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沙皇政府內以財政大臣維特伯爵為首的有識者，意識到了這種政策的危險性，但沙皇為排除阻力，將維特伯爵解職了。為了更好地貫徹自己的意圖，沙皇竟將遠東事務從外交部剝離。遠東素有“亞洲的火藥桶”之稱，此間國際關系高度敏感、復雜。俄國的遠東政策，竟然被一個絲毫不懂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只知道一味“激進”的退役上尉步步主導，而專業外交官反被摒除在外，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整個國家步入深淵。

甲午戰爭后，李鴻章被“投閑置散”，開始了為期190天、行程9萬里的歐美之行。這次“西游”主要是“禮節性訪問”，禮節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他訪美期間正是美國排斥華工浪潮高漲之際。李鴻章總是從自由市場，世界市場，勞動力自由流動，商品的流動、壟斷、價格，市場的行政干預等方面反駁美方的觀點。他依據的基本概念與基本理論框架都來自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今日稱之為“古典經濟學”，當時卻是最“現代”的經濟學理論。而且他斷言，今后中國將成為世界工廠。凡此種種，頗出人意料。

原本寂寂無聞的袁世凱，在甲午戰爭之后卻突然崛起，通過練新軍，掌握了帝國最精銳的部隊，因此在險惡的政治風波中成為各方爭取、爭奪的對象。1895-1900年，政壇波詭云譎，一些反對慈禧“懿旨”的大臣和一些贊成慈禧“懿旨”的大臣先后被殺或被“賜死”，袁世凱卻通權達變，連升數級，實現了“驚人的跳躍”，最終成為清王朝最后時刻位高權重的大員。

清王朝的最后時刻，袁世凱大權在握，“南北和談”主要看袁世凱的態度。立憲派張謇以華盛頓為例，激勵袁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革命派黃興也勸袁成為中國的華盛頓；甚至袁的心腹也密電袁贊成共和，要他成為中國的華盛頓。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后，鎮壓“二次革命”，破壞約法，也要搬出華盛頓為自己尋找合法性。華盛頓一時有取代堯舜成為中國“合法性”符號之勢。但將華盛頓納入中國政治的合法性話語，將其符號化嵌入中國政治道統，殊非易事，最終失敗。

袁世凱

從全球化視角來看，甲午戰爭與現代世界的形成關系重大，但這一點被長期忽視。

甲午戰爭使日本不僅想成為東亞強國，而且想一躍成為太平洋強國，居然企圖染指美國想要吞并的夏威夷。日本染指夏威夷，美國絕不能容忍，于是也派出艦隊，與日本在海上對峙。日本自知實力遠不如美國，悄然撤回軍艦。40余年后的珍珠港事件，與甲午戰爭還有著某種歷史淵源。

甲午戰爭直接導致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直接導致俄國1905年革命。列寧說：“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边@是俄國1905年革命的意義，而俄國1905年革命，明顯與甲午戰爭有直接的歷史淵源。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具體的前因后果自然不同，但都是地區均勢被打破的結果，因此給人意味深長的警示。在“炮艦時代”，既有均勢被打破，往往通過暴力重新塑造。但均衡總是相對的，不均衡是絕對的，幾十年或上百年，某個地區內國家間的實力總會發生此消彼長、此強彼弱的變化，難道只能通過一次次戰爭來重新洗牌？如果這樣，人類將永遠無法擺脫戰爭。戰爭結束，戰勝者如何處理戰爭遺留問題，如何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戰爭的伏線，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在21世紀，人類應當認識到，地區均衡格局被打破時，應當以和平的方式重組，絕不能重蹈覆轍。

2025年8月于北京

《從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時刻》，雷頤/著，岳麓書社，202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