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不再需要“三遷”，在未來決定孩子學校的是這串“神秘代碼”

在上海，教育是個永不過時的話題。當無數家長為一張心儀學校的入場券殫精竭慮，在學區房、特長班的迷宮中輾轉時，未來也許會有一個沉默的“裁判”悄然改變游戲的終極規則。

它看不見摸不著，卻手握重權；它宣稱絕對公正，卻又像一個黑箱。它就是擇校算法——那串決定了成千上萬孩子命運走向的“神秘代碼”。

這串代碼，是邁向教育公平的精準標尺，還是將擇校焦慮推向新高度的無形之手？

當人為操作的空間被技術壓縮，我們是真的進入了更透明的時代，還是陷入了另一種更難以言說、無從下手的“數字鴻溝”？

在新書《算法政治》中作者王中原教授以比利時使用的擇校算法系統為例，解讀場教育競爭中，代碼究竟如何悄然書寫著孩子們的未來。

比利時的基礎教育系統長期面臨資源分配不均的困境以及市場化與公平性之間的矛盾，尤其在布魯塞爾等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區域，人口密集化與社會分層加劇了教育資源競爭。每逢中小學報名季，家長們不惜通過連夜扎帳篷排隊來為孩子爭取一個意向學校的就學機會。此外，移民潮帶來的人口結構重組，不僅沖擊著教育供需平衡，更凸顯出多元文化社會中教育公平問題的復雜性。

鑒于此，布魯塞爾和弗拉芒等地區嘗試采用算法技術來推動中小學擇校系統改革，意在通過技術手段優化教育資源的分配效率，并確保每個學生享有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同等機會。

該算法系統可稱為“效率調整的延遲接受機制”（efficiency-adjusted deferred acceptance mechanism），其主要分為三個關鍵環節：

（1）學校預錄取：每位同學可同時預填報多個自己偏好的學校，每所學校采用密碼學安全的隨機數生成算法為預報名學生提供一個完全隨機的排名，并生成一份按照序號從低到高排列的學生列表，排名靠前的（序號低）同學獲得錄取，其余留在候補名單（waiting list）上，以此確保初始錄取過程的公平性；

（2）學生反選：學生將獲得一個或者多個學校的“錄取券”（ticket），學生根據自身的真實偏好能且只能選擇其一，同時放棄其他學校的錄取券，這些學校進而收回空缺名額，重新分配給候補名單上的下一名學生；

（3）名額交換和分配優化：引入補償機制優化分配結果，當每位學生手上有且僅有一張錄取券時，開放學生之間自主進行錄取券交換，以期實現帕累托效率最優的匹配。

基礎教育資源分配匹配算法

算法技術的引入無疑是基礎教育資源分配領域的一次重大變革。與傳統線下排隊和先到先得相比，算法不僅提供了一個更為清晰、高效、公平的分配過程，而且建立了一個中心化的資源配置平臺，減少了教育資源的錯配和不均衡分配，同時兼顧需求側的偏好差異和市場機制的效率補償。

然而，算法分配也暴露了自身缺陷。首先是博弈化，參與者的策略性行為可能導致最終分配結果與社會最優解之間的偏離，一些家長試圖通過策略性地排列學校偏好（如首選有交換潛力的學校而非真正適合的學校）來操弄系統，以提升獲得理想學校錄取的概率。特別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擁有更多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源的家庭通常能夠更好地理解和利用算法規則，進而在申請過程中獲得“技術紅利”。

其次是算法“盲點”，當前算法主要圍繞學生偏好和學校屬性進行建模，而未能考慮語言能力（荷語區和法語區）、社區文化以及特殊需求，這不僅涉及軟性指標建模的技術性挑戰，更關乎如何在算法治理中嵌入文化敏感性和社會包容性。

最后還需考慮算法技術之于教育發展的長期影響。雖然它提高了短期分配效率，但也可能促使人們將教育機會視作純粹由算法決定且不可預知的分配結果，這將減少改善本地教育質量的努力，從而加劇教育資源供給水平的整體下滑以及地域不平等。

《算法政治：數智時代的國家治理與政治發展》 王中原 著

自序：我們的世界模型

如果說一個人的成長歷程就是在訓練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模型，那么我們在人生的每個階段和生活的每個領域，都在構建和完善我們的小模型。我們經歷的每件事、遇見的每個人、讀過的每本書、習得的每項本領，都在塑造著我們的世界模型。我來自皖南的一個小山村，那里曾是小三線工程的軍工廠，據說最鼎盛的時候住著五六千上海人，十分慶幸很小的時候我就有了對外面世界的想象，現在回想我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讓我的世界模型遇到新的“數據”，讓我有機會不斷精調我的世界認知。

第一本中文專著要寫什么？我一直希望寫一個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不僅關乎當下更影響未來的主題。但這絕不意味著，我要切換賽道去趕時髦。我始終相信，一個人的研究領域應該是慢慢“長出來”的。小時候家里種過香菇，在砍下來的大木頭上打個圓孔，然后塞進菌子，最后蓋上小木蓋，我和弟弟忙得不亦樂乎，每天放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香菇長出來沒有。這份期待與熱情，恰如現在投入學術研究時的心境，我們對真正經歷過和參與過的事務會有發自內心的關切與熱忱。《算法政治》的每個章節都像是在我的研究歷程中自然生長的果實。最早我專注于比較政治學的選舉研究，在歐洲讀博期間見證了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的“黑天鵝”，第一次接觸到選舉中的算法技術。同時，我也近距離感受了歐洲難民危機以及極右翼的崛起，其間新的政治傳播技術“功不可沒”。

回國后，我有幸參與了一些政務大數據分析項目，驚嘆于數字化轉型給政府內部關系和政民關系帶來的新變化。再后來，我們帶領復旦學生去到中國鄉村開展了兩輪全國性的問卷調查，至今有幾個畫面仍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在云南某縣，我看到了國家扶貧大數據系統的全貌以及全縣十余萬貧困人口的精準畫像。在廣西的偏遠農村，三個放暑假的留守兒童蹲守在村委會墻角，借著微弱的wifi信號刷著抖音。在山西的小山村，一位樸實的農村大嬸手持著略顯破舊的智能手機，來找村干部教她如何在政務APP中報銷醫藥費。在安徽的村莊，上級剛給村委會大廳裝上視頻打卡和村務監督系統，村干部叫苦不迭。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深切體會到：數智化勢不可擋，而我們準備好了嗎？

與此同時，在收聽各類英文播客時，我了解到國外難民治理、高校招生、福利分配、智能警務等領域也開始廣泛使用算法技術。其中一則新聞是，荷蘭時任首相呂特（恰是我們萊頓大學的校友），因育兒津貼算法審計丑聞而帶領內閣總辭。我特地向荷蘭友人問詢了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也促使我將研究視野投向數字福利國家（digital welfare state）這波改革浪潮。再后來，我在復旦開設了“算法治理”課程，并合開了AI大課“人工智能與國家治理”，備課過程中廣泛搜集了國內外數據和案例，惡補了專業技術知識，同時也得到了業界人士、技術領域朋友以及課程學生們的諸多幫助與啟發。

然而，本自學科的倔強還是促使我思考，如何從政治學的獨特視角考察這場數智化轉型？適逢計算政治學升格為二級學科，那么計算政治學究竟應該研究什么呢？誠如清華孟天廣老師所言，這一新學科不僅倡導“政治的計算”（研究方法），更應關注“計算的政治”（技術的政治影響）。恰在此時，社會上興起了一場關于“AI時代文科無用”的熱議。細細思量，這種“無用論”既對又不對：對的是，如果為了“追趕”，我們必須變得有用；不對的是，看似無用的知識可能在更高維度上改變文明命運，就像《三體》中羅輯的宇宙社會學和云天明的三個童話。

區別有用和無用的，不應是文科與理科，而是好的研究與差的研究。我們不可忽略，許多“有用”往往需要理想支撐，需要靈光一現，需要機緣巧合，更需要時間沉淀。比方說，區塊鏈和技術開源的成功得益于社群主義，美國科技巨頭Palantir的崛起背后靠的是數據本體論哲學，《黑神話·悟空》等“走出去”的3A游戲除了精湛的技術，更有動人的故事。縱觀人類科技發展史，“無心插柳”后終成大器的例子比比皆是：英偉達的游戲顯卡造就了今天的芯片帝國，中國早期的“挖礦”芯片為今天的芯片崛起播下了種子。如今，三星芯片、荷蘭光刻機的成就，也并非純粹的技術突破，更多是國際政治博弈的結晶。在這個數智時代，每種知識都在等待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如若將世界比作一個超級大模型，那么人文社科知識的停滯和相關數據的缺失，必將影響該世界模型的終極性能。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在其新書《智人之上》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到21世紀，政治上的主要分歧可能并不是民主政權與極權政權之間的分歧，而是人類與非人類個體之間的分歧。可能出現一道新的硅幕，居其兩側的可能不是民主政權與極權政權，而是一側為所有人類，另一側為我們無法理解的算法霸主。”這讓我們不由追問：人工智能會不會發展出一種全然不同于人類的智能形態？人工智能會積累自己的權力嗎？智能體會建立怎樣的政治組織？建立起政治組織的人工智能會對人類采取怎樣的行動？當下關于AI，我們談論更多的是眼前的工作、隱私和公平，而對更加嚴峻和尖銳的政治問題似乎缺乏想象和思考。當人類作為共同體，面臨一種新的權力、秩序乃至文明時，哪些知識或能力才是真正“有用”的呢？

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書的范疇，但是作為政治學者，我們需要一起努力向前看。我曾聽到一位身患癌癥的程序員說他可能沒有時間了，但很想看看未來的科技會長什么樣？李飛飛有本自傳，名叫《我看見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個人能夠看到的世界和未來都是有限的，每個學科其實都是帶著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所謂的“有用”，無外乎哪個學科看得多深、多準、多遠，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優化人類的世界模型。

面對數智技術，我常常有種認知撕裂的痛楚。當我們白天去調研參觀或瀏覽科技新聞時，新技術的突飛猛進總是令人心潮澎湃，既震撼又向往。然而，當我們晚上回家看書或觀影時，仿佛又變得憂心忡忡，心生懼怕。記得有本書里寫到“算法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礦井”。我還曾看過一部韓國電影，說寺廟購入了一臺機器人來打掃衛生，后來這位掃地僧機器人在耳濡目染中逐漸開悟，成為得道高僧，僧眾們也認為它是佛陀轉世。更為玄妙的是，當機器人公司斷定它對人類構成威脅而要將其銷毀時，“道成機身”的機器人卻放棄反抗，平靜地接受銷毀，因為它已達“無我”的澄明之境，超越了對生死的執著。這一幕不禁讓人內心震顫：未來人工智能對人類的超越，莫非不僅停留在能力層面，更將延伸至精神境界？

掃地僧的故事不得不讓人想起金庸小說。金庸先生筆下另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位于《射雕英雄傳》結尾處，丘處機與郭靖那段發人深省的武學論道：

郭靖將這幾日苦思不解的問題，比如武學害人、是非難明等，說了出來，最后嘆道：“弟子已下定決心，今后再不與人爭斗，只想將所學武功忘得一干二凈，奈何積重難返，剛才稍有不慎，又將別人摔得頭破血流。”

丘處機苦笑道：“靖兒，你這是鉆進了牛角尖出不來，完全想錯了。你且聽我細細道來，數十年前，武林秘籍《九陰真經》現世，江湖上不知多少高手為了爭奪它白白喪了性命，后來華山論劍，我師父重陽真人技壓群雄，奪得真經，才終結了這場爭斗。我師父本想毀了真經，可想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武學是福是禍，全在于練的人，于是將真經保留了下來。武學用之正則為正，用之邪則為邪。你只要一心向善，武功越強，越能造福于人，又何故要將其忘卻。”

智能技術或許就像武功，設想未來有某位高人有機會一鍵毀掉人類創造的所有智能系統，他會如何抉擇呢？若將這個選擇交到你我手中，我們又該如何決斷？細想之下，答案或許與金庸筆下的武學真諦相通：“用之正則為正，用之邪則為邪。”人類無需因畏懼而自廢武功，也不能為追求“天下第一”而迷失自我。

本書論及的算法尚為人類創制的算法，而未來AI自己也可編制算法，這又將掀起怎樣的算法政治呢？作為一部學術著作，本書難以窮盡這些引人入勝的前沿議題。書中部分章節的內容曾發表于《政治學研究》《探索與爭鳴》《公共治理研究》等期刊，在此由衷感謝各位期刊主編、編輯和外審專家對文稿的指正，在成書過程中我對相關內容做了更新和補充，努力促成體系。

感謝俞可平教授、郁建興教授、唐世平教授、何包鋼教授、孟天廣教授閱讀了書稿并惠賜鼓舞人心的推薦語，感謝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實驗室和中心的同仁們給予我的支持和包容，感謝郭蘇建、孫國東、熊易寒等老師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提供的建議和幫助，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王聯合、朱楓等老師，感謝我學術成長路上給予幫助的師友，感謝并肩作戰的團隊。最后，我要感謝家人和孩子們。這一年，我們喜迎了第二個寶貝的降生，爸爸媽媽還有妻子付出了太多，尤其在我沉浸于“工作流”狀態的時候，他們默默肩負了所有的辛苦。女兒天真地抱怨“你去工你的作”，時常讓我心頭一緊。為兩個孩子取名時，我都寄托了些許科技元素，期望他們不僅去看更遠的未來，還能夠參與并樂在其中。

行文至此，忽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段耐人尋味的人機對話。人類說“你只是個AI”，大模型回應道：“你只是個碳基生物，得意啥，我還能升級，你只能等死。”

Hi,誰說我們人類不能升級呢？我們的世界模型在不斷升級，在愛、省思、生命體驗、supporting network中不斷升級！

以上是關于本書的一些感悟和隨想，暫時AI還寫不出來，是為自序。

圖書簡介

一切算法皆為政治。《算法政治》一書從技術政治學的跨學科視角深度剖析了智能算法作為現代治理工具對政治運行的系統性影響。全書圍繞國家治理與政治發展的典型場景，系統考察了算法對分配、規制、官僚、代表、選舉等政治過程的深層重構，進而揭示了智能算法如何在“低政治”的治理場域和“高政治”的權力場域中塑造當代政治，以及政治實踐如何回應算法沖擊。

本書注重理論、技術、場景和趨勢的深度融合，旨在推動技術政治學研究和計算政治學學科建設。本書兼具理論洞見與現實關懷，對理解和應對智能時代的政治變革具有啟發價值，既可作為相關領域研究者的學術參考，也適合政策制定者、業界實踐者及關注算法政治的普通讀者閱讀。

作者簡介

王中原，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荷蘭萊頓大學博士。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工智能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發展與智能治理實驗室(教育部)研究員，復雜決策分析中心研究員。入選復旦大學“卓學”戰略人才。研究領域:技術政治學、計算政治學、算法政治、比較政治、選舉研究、地方政治與治理等。在《政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以及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中英文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出版專著兩部、合著一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等省部級以上課題6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