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小區業主為何對年輕高大的保安充滿執念

一

2017年的一天，一個穿短裙的年輕女子經過大地的一號門時，站在門口值崗的小亮注意到她性感的身體曲線，拿出手機拍下了她的背影，隨后把照片發到保安隊的微信群。他的同事，尤其是那些年長的保安，帶著看似羞澀的笑容點開了這張照片。

小亮那年二十三歲，已經在大地工作一年多了。他身高一米七左右，中等體形，長著一張白凈的娃娃臉，說話聲音很輕，略有些結巴。其他保安大多來自貧困的農村家庭，學歷不超過初中，而小亮與他們不同，他是縣城中產家庭的獨生子，有高中學歷，父母經營著一家純凈水供應站。

高中畢業后那兩年他在老家游手好閑，父親對他很失望，要求他趁著年輕去大城市闖一闖，鍛煉一下自己。于是，帶著父親給的5000元，小亮于2015年和高中好友一起來到上海。

但他的父親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兒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夜店當“公關”。

在那家知名的夜店里，小亮的同事們是清一色的年輕男孩，而顧客大多是富有的女性。他們的工資分為兩部分：很少的基本工資和顧客在包廂消費的提成。為了業績，這些男公關需要不斷認識富有的女性，與她們保持友好聯系，吸引她們來消費。除消費提成之外，長得帥氣、嘴甜的男子還可以獲得可觀的小費。

小亮和朋友剛到這個城市，幾乎沒有任何途徑認識有錢的女性。開始兩個月，經理把一些回頭客的酒水提成算到他們頭上，幫他們漲業績。那段時間他們每月可以拿到8000多元。

為了讓顧客愿意多花錢，這些年輕男孩有時也會提供其他服務。他們私下里最津津樂道的是，某個同事被富有女性長期包養，過上了奢侈輕松的生活。據新聞報道，2019年1月，上海一家俱樂部的男公關在過二十八歲生日時，從一個女顧客那里得到了二十八份奢華的生日禮物，包括一輛奧迪汽車、一只裝了二十八萬元現金的盒子和一只純金的杯子，等等。這則消息在網上廣為傳播，警方隨后取締了那家俱樂部。小亮那個朋友身高一米八，長相帥氣，能言善道，在頭兩個月里成功與幾位客戶建立了聯系，從第三個月起能保持差不多的收入。但小亮就沒那么幸運了。接下來幾個月，小亮的收入急劇下降，最后不得不另謀生路。他離開夜店時，賬戶里只剩下幾百元。

小亮認識到自己不可能在銷售行業取得成功，但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從事什么工作。幾天后，小亮經過大地小區門口和一名保安閑聊，聽說文武還在招人，便在第二天住進了保安宿舍。

盡管保安的收入比夜店公關少，但小亮每個月可以存下大約800元，反而比之前多。首先，他不需要支付房租，以前他和朋友合租一居室公寓，每月要為客廳的地鋪支付2000元；其次，他在社交和生活上的花費少了許多。夜店的工作時間是晚上八點到凌晨兩點，每天下班后，這些年輕人都會輪流請客喝酒、吃夜宵。相比之下，小亮的保安同事們全都過著節儉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自己做簡單的飯菜充饑，何況他們每天工作十三個小時，也沒有時間吃喝玩樂。大地周邊小商鋪很多，小亮不用自己做飯，可以買到便宜的一日三餐。

除了能存更多的錢，小亮喜歡當保安是因為有健康的作息。在夜店時，酒精和放縱的生活方式總是讓他萎靡不振，而作為一名白班保安，早睡早起使他精神煥發。

盡管小亮在與業主打交道時容易緊張，但他能回憶起的關于這份工作最快樂的時刻，都是從業主那里收到小費和小禮物。有一次他幫業主將魚缸搬上樓后收到了兩包中華牌香煙，這讓他高興了兩天。他還對業主結婚和喬遷的喜事感到興奮，因為一些慷慨的業主會在現場給保安發紅包，他收到過的金額從50元到200元不等。小亮的外表看上去年輕、白凈、乖巧，所以有時能比那些年長保安拿到更豐厚的紅包和禮物。

小亮一直沒如實告訴家人自己在上海當保安，他認為父親若知道實情會覺得丟人，在親戚中間抬不起頭，因此他長期謊稱自己在上海當房產中介。

“保安應該是社會上最受歧視的職業了，對吧？”他有次問我，沒有等我回答，接著說道，“特別是因為我的年齡，就連我的同事也看不起我。他們經常問：‘為什么你這么年輕就當保安？難道你不能做些更有挑戰的工作嗎？’”

在房地產行業繁榮的那幾年，中介可以獲得十分可觀的傭金，而且大地小區內外都有大量房產中介辦公室，因此我問小亮為什么不真的試試去做房產中介。他反問我：“你覺得我有這口才說服別人買房子嗎？”

由于父母一直催他相親結婚，他自己也認為當保安不是長久之計，2018年底便辭職回去了。他確實考慮過留在家鄉，還與姨媽安排的相親對象談起了戀愛，但他在縣城里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且總是懷念在上海時沒有父母管束的自由自在。

2019年初，周勇帶著六個親戚離開大地，阿德一時沒了白班班長的合適人選，因為當時隊伍里的保安大多超過四十五歲，個別沒滿三十歲的身高也不到一米七。

雖然小亮一米七的身高在夜店不那么受歡迎，但在大地的保安中卻是難得的標準身材，加上當時只有二十五歲，阿德認為他是班長的絕佳人選。于是他給小亮打電話許諾，只要他回來就提拔他為班長。小亮同意了。

從2018年年中起，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上海許多中介倒閉，小亮的父親也讀到了新聞，不相信兒子回上海是繼續當中介。事已至此，小亮不得不坦白自己要回上海當保安，且之前在上海的那兩年也一直在當保安。

我問他：“那你是如何說服你爸讓你回來的？”

他回答：“因為我告訴他，在上海當保安是個特別有前途的工作。”說完，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周勇十九歲的兒子已經離職，二十五歲的小亮成為東區年齡最小的保安，而且因為晉升為班長，他的工資也漲了 300元，為4500元。與他相親的女孩選擇繼續留在家鄉，和他中斷了交往。當小亮第二次成為保安時，朋友已經在夜店混得如魚得水，還找到一位三十多歲的漂亮有錢女性，每月資助他兩萬元生活費，讓小亮羨慕不已。

由于缺乏自信和溝通能力，小亮在指揮一支來自不同省份的中老年男子組成的團隊時頗為露怯。他對自己能否晉升為隊長也不太有信心，因此仍在思考如果不想一輩子當保安，將來應該做什么。“我家那個送水站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不知道將來該怎么辦。我確定最多在大地再干兩年，因為我不想待到年紀太大，那樣就無法重新進入就業市場了。”小亮說道。

2021年1月，澤信物業連帶著文武和柯鑫都被大地的業委會解聘，新入駐的物業公司允許四十五歲以下的保安留下，大部分保安在一夜之間丟了工作。

2024年初，我再次聯系上三十歲的小亮，問他在做什么工作。他發給我一段小區視頻，里面有碧波蕩漾的泳池和樹蔭濃密的花園，他現在在上海的這個小區當保安。我查到這是市中心一個房價昂貴的高檔小區，只有很少幾棟樓。

“你是不是當上隊長了？”我問。

“唉，隊長隊員都一樣的，終究還是個保安。”他回答。

“應該是當了吧？”

“嗯嗯。”

根據我了解的行情，2017年時類似檔次的小區給普通保安的薪資在5000多元，比當時大地4200元的月薪高了不少。2023年，這類小區給保安的工資想必更高。小亮不愿說具體收入，但他告訴我他對當外賣員沒興趣，因為送外賣和他那里的工資差不多，而且一天要干15個小時才能賺錢，相比之下他的工作輕松許多。

無論是小亮現在所在的小區還是接手大地的新物業公司，都對保安提出了一個要求：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僅年齡這一條就篩去了大部分大地的保安。小亮多年來從事保安工作的經歷證明，年齡和身高已經成為保安找到好崗位以及升職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這兩個條件也總是明確地列在招聘廣告上。我曾看到某小區張貼的保安招聘廣告，第一條硬性要求是年齡在十八歲至三十八歲之間，第二條硬性要求是身高一米七以上。緊跟著才是其他軟性要求，如“退伍軍人優先”“普通話標準”“善于溝通”和“心理素質和綜合素質好”。

阿德認為他進入保安行業后能快速晉升的原因正是他的身高——一米八八——遠遠超過了中國男性的平均身高，當然他也足夠年輕，只有二十多歲。阿德面試新保安時最關心的也是求職者的年齡和體形。其他條件，如工作經驗、教育背景、性格、心理素質甚至犯罪記錄，在招聘過程中較少受到關注，甚至被完全忽視。

根據《工人日報》2015年的報道，由于低薪、低社會地位和缺乏前景，全國保安工作的跳槽率超過80%。我在大地的觀察結果與數據相符。但無論大地的保安如何頻繁更換，大多數人都在四十五歲以上，而白班和夜班的班長始終不超過三十歲。一個年輕人哪怕不具備領導一支中年保安隊的強勢性格和魄力，只要年輕且身高達標，就可能會被選為班長、隊長。阿德解釋道：“如果他們看起來好看，我是指個子高、長得帥、年紀輕，那么業主們看到了會很高興，物業經理自然也會高興。”

為什么整個行業如此迷戀年輕高大的身體？這種偏好和重視只和安全需求有關嗎？

二

2017年我剛到大地時，當時的保安隊長張熙告訴我這個項目只招募四十五歲以下的保安。然而，當我2018年再次詢問時，隊長阿德對我說他們的要求已經放寬到五十五歲以下。澤信并不支持這么做，他們還是要求把年齡限制設在四十五歲。這個分歧也引發了矛盾。

“如果澤信愿意多付錢，我們當然可以招到更年輕的，就和一些高檔小區里那樣，”李明告訴我，“但因為澤信付的是C級別的費用，所以我們只能雇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之間的保安。”

直到那時我才知道，文武公司根據甲方付出的價格提供三種服務標準。有趣的是，所謂服務標準全都按年齡劃分。A級別的保安都是三十五歲以下，B級別的保安在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C級別的保安則在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之間。

這種對保安年齡的“癡迷”，首先應該放到中國社會的老齡化背景下理解。在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增長。1982年底，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僅為4.9％，而到了2023年底，這個占比已經升到了15.4％。同時，勞動年齡人口（十六歲至五十九歲）總人數自2011年到達高點后開始逐年下降。2011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歷史峰值9.41億人，占總人口的69.8%，2012年首次減少了345萬人，之后不斷減少，并在2015年減少了創紀錄的487萬人。截至2023年，勞動年齡人口有8.65億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1.3%。作為城市勞動力蓄水池的流動人口也在2014年發生了變化：自連續增長了十四年并在2014年達到頂峰的2.53億人之后，流動人口逐年減少。

面對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危機，2011年中國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即夫妻雙方若都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育兩個孩子。2013年12月，中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即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但隨后兩年的出生率并未達到預期，因此自2016年元旦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這標志著自1985年以來一直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徹底終止。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截至2022年的數據，人口出生率自2016年以來依然逐年下滑。

人口老齡化會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減少勞動力供應，影響創新力，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的負擔，并抑制消費市場。人口老齡化還加劇了市場對年齡的歧視，大幅提高了雇傭年輕人的成本。依賴充裕廉價勞動力的保安行業也因此面臨勞動力尤其是年輕勞動力短缺的情況。

在這種背景下，小區保安的年齡越來越大，已成為行業普遍現象。2023年，重慶某小區的一名業主與物業發生糾紛，持刀行兇，刺死了一名女工作人員并刺傷一名保安。令人驚訝的是，那名受傷的保安當時已經七十歲了，他女兒說父親是為了每月能掙上一兩千塊錢補貼家用才出來當保安。

2024年4月，長沙市岳麓區某小區發生了一起強奸案：物業聘請的五十三歲保安隊長于某某涉嫌性侵六十六歲的女保安方某。據報道描述，方某和老伴在一個多月前一同入職這個小區，月工資為2300元，沒有社保，而隊長于某某的月工資為2700元，有社保。于某某在該小區工作了十年，其間多次被下屬投訴，但一直受到物業的庇護。物業董事長對記者聲稱：“他才五十三歲，在公司做了十年了，（這么點工資）找到一個五十三歲的人（當保安）不容易。”這個事件充分反映了保安行業缺人，尤其缺年輕人。方某已經六十六歲，身高一米四幾，背有些駝，不會說普通話，但她依然被錄用為“保安”。而同時，物業公司因為擔心身高一米五幾的于某某離職后招不到如此“年輕”的繼任者，對他的種種惡行視而不見，導致他胡作非為，長期欺凌比自己更弱勢的下屬。

許多網友在生活中也觀察到了保安老齡化的現象，有人幽默地評論道：“我們小區的五個保安湊不出三顆牙。”事實上，在大地小區，即便執行C級標準（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也不是每名保安都符合條件。在四十名保安中，通常有幾名保安不到四十五歲，也有一些保安的年齡超過五十五歲。我在大地小區遇到的最年輕的保安是周勇的兒子，他當時十九歲，高高瘦瘦，看起來像青少年；我在大地小區訪談過的年紀最大的保安是遼寧的老汪，五十七歲。阿德告訴我，他會讓老汪再干幾年，因為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

和上一任隊長一樣，阿德特意安排老年保安值夜班，希望在夜色的掩蓋下，物業經理和業主們不會注意到他們的年紀。但澤信的經理們還是察覺到了，一直向阿德施壓，要求他用年輕人來替換老保安。迫于壓力，阿德不得不在2018年3月招來幾名四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替換掉幾名五十五歲以上的保安，盡管他知道這些年輕保安待不了多久就會離開。

保安公司還會在保安的年齡上做各種手腳。一種常見的策略是，他們剛接手項目時會提供年輕的保安，當那些年輕保安一個個離開后，招來頂替的都是中老年保安。物業經理或業主通常很難立刻察覺到這種變化，直到有一天他們會發現小區里所有陌生的保安面孔看起來都比過去年長得多。

搬到大地小區前，我常常借住在親戚的玉星小區。玉星剛交房時，開發商還在繼續銷售后期開發的樓棟，當時站在大門口的那些身姿挺拔的退伍軍人保安給購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房子賣完后過了半年，年輕的保安幾乎都消失了。一位女業主在微信群中抱怨被物業忽悠了：那些在剛交房時的“軍人”被“一群老家伙”代替了。

年輕男性通常把保安工作當成跳板—他們剛到上海，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住處，急需一份能夠提供免費住宿的工作安頓下來。一旦他們熟悉了環境和一些求職渠道，很可能就會離開。他們去了哪里？有些人回了老家，有些人去商業設施當保安，還有人轉了行，最常見的是去做外賣員和快遞員。

2016年，在線外賣業興盛起來，每天需要“騎手”配送數百萬的在線訂單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年輕工人。騎手的入職門檻與保安差不多，只需一部智能手機和一輛電瓶車即可開始工作。騎手的收入由底薪和提成組成，因此送出的訂單越多，收入就越高，一部分機靈勤奮的騎手每月可以掙一萬多元。許多年輕人寧愿在街頭巷尾沖刺奔波，也不愿在小區大門口站上一天。保安公司越來越難招到年輕人。

而像小亮這樣的年輕人，如果繼續留在保安行業，也是因為期待這份工作還有上升空間。李明認為，文武為所有年輕保安提供了卓越的晉升前景，只要他們認同文武的企業文化。李明自己五年前還只是普通保安，如今已是區域經理。從2016年到2017年，文武負責的項目數量從400多個增加到775個，提供了300多個隊長職位、600多個班長職位，還有品控經理等職位空缺。但是毋庸置疑，這條晉升之路只對年輕人敞開。阿德和李明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加入文武，升到隊長和經理的職位時還沒到三十歲。盡管沒有晉升前景，那些沒有職業技能、資源和學歷的中老年男性仍然覺得這個行業很有吸引力，甚至是他們這個年紀的理想職業，因為他們很可能無法在城市中找到其他薪資相當又不用那么操心的工作。有些人會在不同的小區之間跳來跳去，原因各式各樣，比如稍微高一點的工資、更友好的同事、更輕松的工作負擔、脾氣更好的隊長等等。

三

要理解整個行業對年輕和高大的偏好，還需要結合中產業主的另一個執念—總是渴望一個更大的保安團隊更嚴格地把守大門。我在大地西區的X號樓租了一個房間，那棟樓的一樓大堂放有沙發。每天傍晚，都有樓里的居民聚在大堂聊天，有時候我也會加入。老梁自2003年樓房竣工以來就住在這里，他最不滿意的事情就是澤信公司對安保的承諾從未兌現。

在他購買這套房子時，房地產開發商也就是澤信公司的母公司承諾，將給每棟住宅樓配一名保安（也叫內保）。他住進來那年，除了在四個門崗的守衛以及巡邏的保安，每棟樓的大堂確實都有一名內保。但僅僅一年后，就變成了兩棟樓共享一名內保。

“你看看現在什么樣了？”老梁說。

隨著勞動力成本年復一年地增加，澤信減少了每棟樓的內保，最終變成多棟樓共用一名“樓管”。內保和樓管做的工作基本相同—盯著進出的人，把業主關于設施維修等請求轉達給維修隊。為什么澤信要改變這個職位的名稱呢？原因之一或許是，原來那些本地的中老年男性員工逐漸被本地的中老年女性員工取代，而且她們只在白天上班，不符合小區保安的典型形象。物業怕引起質疑，索性把職位名稱都改了。

在居民的記憶中，X號樓從未發生過財產和暴力犯罪，但幾個居民在旁邊聽我和老梁談話，紛紛表達對大堂里沒有保安一事的不滿，并希望大地能夠效仿高端小區，在每棟樓都配一名保安或者管家。

相比之下，玉星小區交房后，每棟樓不僅有先進的門禁和梯禁系統，大堂里還坐著一名身穿棗紅色西裝的“管家”。管家有男有女，大多比較年輕，受過高中以上教育，只為該棟樓的36戶業主服務。“管家”這個稱號讓人想起傳統英國貴族在豪宅中的生活方式，而這正是中國新富階層渴望的文化資本。

根據我的觀察，玉星這些管家的工作通常十分無聊，主要是把快遞員送來的包裹放在辦公桌下，等業主下班領取或幫忙放到每一戶的獨立電梯間，或者幫忘記帶門禁卡的業主開門。由于沒有太多事要做，管家數量在物業公司交房一年后減少了一半，變成兩棟樓共享一名管家。如同在大地減少內保一樣，這種做法同樣引起了業主的強烈抱怨。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一對老年夫婦早上起床后發現他們停在樓前的電瓶車被盜，于是氣沖沖地來到澤信辦公室投訴。女業主在辦公室里生氣地大喊道：“我住在這里感覺一點都不安全！你們看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進出我們小區。墻、大門和那些保安都像擺設！保安從來不好好管事，這就是為什么業主的電瓶車每天都被盜！”

“你們還想要保安怎么管呢？”葉經理問。

“他們從我們這里領工資，至少應該看好我們的大門。他們必須檢查每個訪客和每輛車的身份，不能讓那些陌生人進小區。”

“這是不可能的，”葉經理微笑著回答，“大地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小區。”

這是我第一次聽專業人士親口確認大地不是封閉小區，盡管許多人認為它是。這種分歧取決于如何定義封閉小區。可以說，自1980年代以來，上海幾乎所有新開發的商品房都采用了封閉形式。1991年至2000年，上海83% 的居民小區都帶著不同形式的大門和圍墻，如今這個比例肯定更高了，即使是那些單價很低的老舊小區通常也有圍墻和保安。我大學畢業后在上海一家雜志社工作，起初住在一個由某國有單位于1950年代建造并于1980年代出售給職工的老舊小區內。那個小區有圍墻，兩名老年保安日夜輪流看守著唯一的出入口。

在許多國家，封閉小區和雇傭保安是富人的選擇，是高檔住宅區才會配備的，但在中國，封閉形式已經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普遍的都市現象，是幾乎所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盡管圍墻和大門無處不在，小區的封閉程度卻有所不同。許多小區在名義上僅允許居民和他們的訪客進入，但實際上卻很難執行。如果大地小區的保安必須攔下每一個行人詢問并核實身份，那么想必下班高峰時居民們得在小區門口大排長龍才能回家。因此，在大地和類似的小區中，保安只會偶爾攔下那些明顯不屬于這個小區的人，例如乞丐、拾荒者和攤販。

門禁系統可以幫助居民人數少的小區實現真正的封閉，但這類技術不適用于大型小區。為了實現一些居民對于“真封閉小區”的渴望，2017年時澤信在一號門的人行道上各安裝了一個一米高的圍欄門。他們計劃在夜間關閉兩個圍欄門，只有持有門禁卡的居民才能進入小區。圍欄建造時我就懷疑這個計劃能否順利落實。大地小區的訪客、服務人員（如家政工）和內部商業人員（如超市、餐館員工）、外賣員都沒有門禁卡，夜間行人道關閉無疑將急劇增加保安確認訪客身份的工作量。果然，項目完成后，只有一條人行道夜間關閉，另一條保持暢通，保安也不再詢問進出的人，這再次表明大地很難變成“真封閉小區”。盡管如此，阿德認為關閉一條人行道也有好處，至少可以引導人流，方便門口值班的保安觀察人群。

中國也有全封閉小區，通常人口密度較低，保安團隊規模較大。2006年，有學者在一篇論文中描述了北京的紫玉山莊別墅區：除了監控和保安室，還有四十名身穿制服的保安帶著德國牧羊犬在小區二十四小時巡邏。

即使是玉星這種物業費比大地高三倍的小區，也無法完全封閉。根據2017年我在玉星小區居住期間的觀察，保安只會攔住步行或騎自行車的陌生人詢問，其他人依然可以自由進出。

即使車輛被攔在大門外，只要隨便說一個單元號就可以進入。

到了2021年，玉星小區的物業應居民要求，給三個大門的人行道裝上了圍欄門，行人進入也需要刷卡。還有那么多家政工和訪客沒有卡怎么辦呢？按照規定，保安要向業主核實才能放行，但保安常常覺得麻煩而不按規定做。

嚴格地說，中國城市大多數住宅小區只在建筑形式上與西方國家的封閉小區相似，但由于保安的數量、受到的培訓以及工作效率有限，小區很難實現真正的封閉。

四

20世紀初，索爾斯坦·維布倫提出了“炫耀性消費”的概念—休閑階層通過消費來展示他們的權力、財富和地位。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炫耀性消費已經突破精英階層和西方文化，成為全世界的普遍現象；從商品到服務再到生活方式，炫耀性消費的對象也變得更加廣泛。邁克爾·卡羅蘭于2005年指出一個新的現象：人們在炫耀性消費時不再展示控制物質資源的能力，而是展示控制自己身體的能力，如保持苗條的身材。不變的是，特權階層始終通過消費或擁有其他人無法獲得的一些東西來追求“社會差異”。這個概念由法國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提出，指一個社會群體使用顯著或隱蔽的策略，使自己不同于社會中的其他群體，并在這個過程中為本群體賦予更高的價值。用更通俗的話講，就是一群高社會階層的人用低階層不具備的各種社會文化資本來追求“我和你不一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轉型，過去用于評估和認可社會地位的文化規范已不再適用。因此，“消費成為獲得文化和象征資本的主要渠道，也是獲得和認證社會地位的關鍵”。中產階層業主通過消費生活方式來尋求在計劃經濟時代被否定和模糊的“社會差異”。居住空間是這類消費中重要的一項，中產階層可以在那里展示生活品位，重新制定道德秩序，并創造屬于自己的文化氛圍。

正如我在前面章節中指出的，保安職業在誕生之初，所服務的商業體和住宅區是很尊貴的，但隨著保安成為幾乎所有城市小區的必備品，它不再是一種讓中產階層向往的資本。中產業主們不得不尋找更稀有的東西來追求自己的社會差異。于是，年輕高大的保安、守衛森嚴的大門、龐大的服務團隊，這些目前只有少數豪華小區才有的配備，便成了中產業主們的炫耀性消費對象。

2018年6月，文武公司決定從保安中提拔一些人成為新項目的隊長，被提拔者只需要滿足兩個要求：年齡在三十歲以下并且身高超過一米七五。這個告示在文武不同項目的微信群中傳開，大地小區的保安們也看到了這一消息，盡管告示里只列了兩個要求，當時保安隊里卻沒有一個人符合。

為什么年輕、強壯的身體在保安行業中極受歡迎？

有人可能會認為，年輕的身體具備更好地阻止犯罪和保護業主的能力。然而正如我在前幾章中指出的，這幾年中國大城市的環境相當安全，保安的日常工作也不包括任何危險的任務，因此那些年邁、虛弱、患病的員工基本也能勝任。此外，按照文武的要求，保安沒有義務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干預犯罪或其他危險情況。可能仍然有人會說，即使危險的情況很少發生，但年輕健壯的保安可以震懾罪犯，為業主帶來安全感。這個觀點誠然沒錯，但是工作經驗、責任心和應變能力等等也同樣重要。為什么這些要素在招聘和提拔的流程中幾乎沒有體現呢？過分強調年齡和身高的背后，自然還有其他的消費心理因素。我認為，保安服務已經成為一種炫耀性消費的對象，這個對象不僅限于保安的服務，還有保安的身體。

年輕高大的身體會成為炫耀性消費的對象，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難得”，尤其是在一個人口老齡化的社會里。此外，大多數非正式就業的保安來自農村或者欠發達地區的低收入家庭，許多人童年和青春期缺乏營養，導致個子不高，而高大強壯的身體意味著家庭對他們投入了更多資源，這在保安通常所屬的階層中更為難得。在這種背景下，中產業主對年輕、強壯的保安的渴望，與他們對奢侈品、稀有美食或尊貴體驗的渴求一脈相承。

當安防科技、服務水平和建筑工藝都在不斷進步且成本下降時，中上層業主已經不再滿足于封閉式圍墻、功能齊全的小區會所或者精心打理的小區綠化，因為對于新建的商品房小區而言，達到這些條件越來越容易。他們開始渴望那些可以在小區大門處展示的年輕、高大、健壯的身體，隨著城市流動人口的減少、年輕勞動力的占比減少，它們變得越來越難得和珍貴。一位朋友告訴我，通過觀察保安，就可以判斷該小區是否屬于高檔小區。如果保安年輕高大，尤其站姿看起來像退伍軍人，那物業公司一定向他們支付了更高的薪資，這表明該小區業主的物業費不會便宜。對于一些老舊而便宜的小區，每戶業主每月交的物業費用可能僅有10元，因此也只能雇用幾名身體較弱的老年保安。2024年小亮也告訴我，現在還能招到A級（即三十五歲以下）保安的地方，通常都是昂貴的別墅小區或者高端商務樓。

不同于物業員工，保安通常站在住宅小區的大門口，是業主和訪客進入小區時最先看到的人，相當于小區的門面。因此，人們經常認為保安的外形和舉止代表了小區的品位。一支年輕帥氣、紀律嚴明的保安隊可能會提高該物業的價值，反之，保安團隊孱弱、邋遢的形象可能會和糟糕的物業服務一樣，影響該小區的房價。住房對于大多數家庭來說是最大的一筆投資，業主自然不希望看到他們的財產價值被任何負面因素影響。

因此，業主們追求年輕高大的保安并不僅僅是因為認為身體健壯的人更有能力保護他們，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一群年輕健壯且溫順服從的身體能比豪華會所或精心打理的綠化更好地展示小區業主的富裕和尊貴，并提升房價和業主的經濟地位。

同理，中產階層向往守衛森嚴的大門也不僅僅是因為安全。

大地小區的業主渴望配備更多的保安以及實施真正的封閉管理，經常在名義上把這類需求歸于對犯罪的恐懼，然而，當我訪談數十位大地業主，詢問他們最在意小區管理的哪三個問題時，他們幾乎一致提到三個問題：群租；設施老舊，缺乏維護；停車位不足。

與他們深入交流后，我發現業主們渴望更多的保安守好大門有以下兩個重要原因：

一是獨享俱樂部商品（Club Goods）。格奧爾格·格拉斯認為，將安全顧慮視為封閉小區流行的主要原因其實把問題簡單化了，因為守大門的安保服務通常是與其他服務和商品一起提供的。封閉小區的共享區域被視為介于公共區域和私人區域之間的“俱樂部區域”，而小區圍墻內的草坪綠化、游樂場、停車位、健身場地等設施被視作“俱樂部商品”，只有付過費的居民才被允許使用。

大地小區的業主們明確表示，他們希望有更嚴格的門禁防止外來人員蹭用大地內部的資源和設施。當我更仔細地觀察保安的日常工作時，發現保安的職責尤其強調維護這些資源，并確保業主對這些資源的集體獨占權。例如，車輛自動識別系統的設立是為了防止外來車輛搶占有限的停車位，而保安在門口值班主要是為了確保這個系統正常運行：維護秩序、例外放行，并阻止人為破壞。他們還在小區內的共享區域巡邏，留意有沒有損壞和不可用的設施。

二是同質性和純凈性。嚴格把守的大門可以確保小區空間的同質性和純凈性。房產銷售有一個規律：購買大戶型豪宅的富有業主更傾向于購買純大戶型的小區，而不是大戶型和相對便宜的小戶型混合的小區。一方面是因為前者的居民數量更少，另一方面業主或許希望居住空間里的人都處于同一社會經濟地位。自然，這樣的小區應該遠離來自“下層”——尤其是代表了貧困和欠發達地區的“被恐懼階層”—的“污染”，小區里不應混入群租客、小商販以及來蹭設施的陌生人。嚴格把守的大門和人員充足的保安團隊是實現小區純凈性和同質性的必要條件，人們普遍認為，豪宅的安保更嚴格，反之亦然，安保越嚴的小區房產就越尊貴。

然而，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中，“真封閉”的愿望只有少數人口密度足夠低、保安團隊足夠大的小區才能實現，于是，它和保安年輕高大的身體一樣，成了一種能帶來社會差異的“文化資本”，成為中產階層追求的尊貴象征。正如學者卡爾代拉指出的，小區大門的象征意義，已經從“封閉、隔離、限制和監控”轉化為“社會地位的象征”。

維布倫指出，炫耀性消費的本質在于浪費時間和資源。那些在每棟樓配備一名專職管家的小區往往以大戶型為主，戶數和居民都相對較少，人口密度很低。這些管家的日常工作量往往是不飽和的，特別在大部分業主出門工作的白天，他們大多數時間處于“待機”狀態。但他們的時間不能挪作他用。維布倫指出，休閑階級為炫耀性消費購買了服務人員的時間和精力，要求他們遵循一套“很煩人但又完全不可避免的”禮儀。那些高端小區中的保安或者管家需要遵循著裝規定和禮儀，譬如以敬禮或者“您好”來問候進進出出的居民。哪怕無所事事，他們也不能離開片刻，不能看手機，只能原地浪費已經被業主付費購買的時間。

一些物業公司從經營的角度考慮，想要通過縮減人手來提高員工的工作量和效率，但這樣的舉動往往會遭到業主的強烈反對。一個管家負責兩三棟樓就不能很好地履行原本的職責嗎？這往往是業主反對的理由，但真實情況未必如此。業主們絕對不會說出口甚至不一定能意識到的是，他們如此生氣是因為作為業主的尊貴感大打折扣，是因為這種基于實用主義的、沒有浪費的配置打破了炫耀性消費的根基，也縮小了他們和其他群體的社會差異。

為什么大地的一些業主對男性內保被女性樓管取代也感到不滿呢？這些樓管通常由受教育水平有限也不具備技能的中老年婦女（五十到六十歲之間）擔任，她們處于就業市場的最底端，失業率高，也是市場上薪資最低的勞動力。許多業主對這種改變感到不滿，是因為這類勞動力資源的冗余剝奪了樓管這個職位的炫耀性意義。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地因為“亂”和“雜”被人扣上了“貧民窟”的帽子，這種負面形象也導致大地的房價長期是附近所有小區中的洼地。而業主們想要一支高大年輕的保安團隊、森嚴把守的大門，以及每棟樓都配備的大堂保安，一方面是希望減少“亂”“雜”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希望豪宅標配的“炫耀性消費的資本”可以提升大地的檔次，最終提升房價。

五

許多社會認為炫耀性消費是不道德的。人們普遍認為，一個人對炫耀性消費的迷戀源于他 / 她的負面人格特征，如浪費、膚淺、虛榮和優越感，而炫耀性消費的流行則源于原有社會凝聚力的溶解和經濟不平等的加深。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炫耀性消費在道德上是被唾棄的，為什么仍然會在全世界流行？為什么擁有房產的中產階層都向往住宅空間中的炫耀性消費行為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恐懼”。

當業主們抱怨內保和管家人數的減少、保安的老齡化和看守松散的大門時，都是將自己的失望和憤怒闡釋為對安全的擔憂和對犯罪的恐懼。

一些學者認為，某些道德價值觀反而會增加炫耀性消費。例如，當炫耀性消費的行為被賦予有關集體利益的道德價值觀，如權威、忠誠和純潔時，這種行為會變得在道德上可接受甚至是可取的。在大地的案例中，起到這個作用的道德價值觀正是“恐懼”。

自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以來，恐懼已經成為中國新興中產階層的熱門話題。人們積極談論著對各種事物的恐懼，如霧霾、食品安全、兒童拐賣等等。在西方社會，對暴力和犯罪的恐懼是業主想要建造小區圍墻的主要原因；在中國也是同樣的，有產階層常常以“對犯罪的恐懼”為名，要求用圍墻圈起自己購買的領地。

收入差距變大、經濟的不確定性、社會凝聚力的溶解，以及階級空間化，這些社會和經濟因素都可能增加人們的不安全感。恐懼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脆弱、無能和被動的情緒，是人人都避之不及的。為什么一些群體反而擁抱甚至熱衷于恐懼呢？這或許是因為，“感到恐懼的人”比“令人恐懼的人”在道德上更占優勢，他們被認為是無害且無辜的，而且恐懼的話題也可以加強這個群體內部的團結。

戴維·斯克魯頓將恐懼視為一種文化模式，認為恐懼具備引導人們“確認和遵守強有力的價值觀和規范”的社會功能。烏爾里希·貝克認為，“在信任和對上帝、階級、國家以及進步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消失的時代，人類共同的恐懼是建立新紐帶的最后一個矛盾的資源”。安東尼·吉登斯也認為恐懼是一種消極的道德，但可以作為社區煥新的基礎。

如我在前面章節所述，近三十年來才出現的新中產階層內部存在異質性，而恐懼是他們能夠相互分享的少數幾件事之一。恐懼成了他們獲得認同、忠誠和歸屬感的一種文化資本。當“恐懼”被賦予了內部凝聚力、無辜和脆弱等意義時，它徹底改變了社會對此類“炫耀性消費”行為的感知和評價。

保安工作在名義上的功能是緩解業主的恐懼并保護潛在的受害者遠離“危險”。通過扮演恐懼和脆弱的角色，中產階層業主讓對保安的炫耀性消費行為在道德上變得可接受甚至是可取的。在這種意義上，恐懼成了一種可以合理化炫耀性消費的道德價值觀，幫助業主實現他們的終極目標—保持資產價值和社會地位。

然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盡管人們認為恐懼對于特定群體的內部團結是有益的，但它往往通過污名化某些社會經濟群體來劃分界限，可能會對整體的社會關系產生破壞性后果。

《糖果人》劇照

一些學者提出，恐懼不僅是一種個人內在感受，還可以是一種權利。阿維娃·布瑞夫和辛安妮基于對恐怖電影《糖果人》（Candy Man）的分析，指出在那個年代流行的恐怖電影中，那些感到恐懼的角色通常都是擁有獨立屋或度假屋的美國中產階層白人，情節是他們在搬家或度假中遇到可怕的事。兩位學者提出恐懼和房屋所有權是不可分離的，只有擁有這兩者的人才能被賦予尊嚴和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卡羅琳·漢弗萊進一步認為恐懼本身就是一種財產，自動授予“擁有房產并具有中產階層價值觀的人”。

許多學者注意到，對恐懼的感知和表達不一定與危險的分布相對應。很多生活在治安較差的城中村或危險街區的窮人反而很少表達自己的恐懼，或者因為自己的表達無人在意而慢慢放棄了這種表達。事實上，一個人身處的社會階梯越高，就越可能產生一種強烈的“受害感”。因此，生活在最嚴密防衛的“堡壘”中且擁有最多安全資源的人往往受害感最強烈，也最善于表達恐懼。

在這種情況下，恐懼和受害者的角色都是由感知中的一種“會員制”所確定的。會員是指擁有房產的中產階層，他們使用諸如“太可怕了”的語言來傳播和復制恐懼，并進行社交；流行文化則用受害者的故事來喚起會員們的“眼淚，喜悅和共情的情感體驗”。同時那些生活在更高危險和犯罪風險中的人，例如“被恐懼階層”，則被剝奪了進入“受害者俱樂部”的機會，他們的恐懼在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中往往被忽視甚至被否認。

通過深入理解被恐懼階層和恐懼者之間實際的權力關系，我們可以發現中產階層業主對年輕高大的保安、森嚴把守的大門和龐大服務團隊的向往，并不是完全基于對犯罪的恐懼，還基于在高速發展的社會中，他們對自己脆弱經濟地位的深刻不安和恐懼。他們期望從封閉小區中獲得的“安全”并不僅僅是人身和財產的安全，還是維護資產價值和社會階層地位的安全。

（本文選摘自《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