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漢松憶喬納森·李爾｜芝城哲醫：開放之心，終局之思

喬納森·李爾（1948.10.9-2025.9.22）

喬納森·李爾（Jonathan Lear）是當代集大成的哲學家。他將古典哲學、心靈哲學、倫理學和邏輯學以及存在主義和心理分析傳統熔于一爐，著有《亞里士多德與邏輯理論》（1980）、《亞里士多德：理解之欲》（1988）、《愛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1990）、《開放心智：探索靈魂的邏輯》（1998）、《幸福、死亡與余生》（2000）、《療愈行動：對反諷的真誠懇求》（2003）、《弗洛伊德》（2005）、《激進的希望：面對文化毀滅的倫理》（2006）、《為反諷辯護》（2011）、《從患病中得來的智慧：哲學與精神分析文集》（2017）、《哲學人類學的觀念：斯賓諾莎講座》（2017）、《想象終點：哀悼與倫理生活》（2022）。在劍橋大學、耶魯大學講學多年后，李爾赴任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和社會思想委員會約翰·奈夫杰出講席教授，同時作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成員，他擁有心理分析執照，一生行醫不輟。本文追憶李爾十年前的音容行止，以悼逝者。

東五十九街畔的福斯特樓原是一幢標配三角鋼琴的女生宿舍，后來寢室轉型為辦公室，休息室則易幟成了研討室，從此老白金主遺容退居二線，一幅蘇格拉底畫像取而代之。我問塔科夫（Nathan Tarcov）：“這蘇格拉底的頭雖禿，但俊朗清秀、溫潤如玉，如此顏值恐怕不忠于史實罷？”他咧嘴一笑：“喬納森·李爾堅持要掛這幅——大約是為了自勉。”我轉問李爾：“您看這幅畫時，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沉吟片刻道：“我常想：嘿，我混跡世上，究竟在搗鼓些什么名堂？”我追問：“您什么時候自我懷疑過？”他頓了一下，望向天花板：“我的死黨庫切獲諾貝爾文學獎時，不勝記者之煩，躲了起來，請我出去招架媒體。我應付了一陣，終于偃旗息鼓，溜到了福斯特后院，吹起一朵朵煙圈：好兄弟得諾獎了，而我混跡世上，究竟在搗鼓些什么名堂？”

李爾在芝加哥大學福斯特樓505室掛出這幅蘇格拉底像

2003年李爾與庫切在芝加哥大學

李爾是鳳毛麟角的奇男子：一半是哲學大家，一半是心理醫師。平時辦公室前腳走出病人，后腳便跟進學生，狹路相覷，別開生面。自課改以來，芝大丟掉了讀經的傳統，但剩下幾套核心課程，其中普殊同（Moishe Postone）主持的“自我、文化與社會”并舉弗洛伊德與馬克思，而中青年一代的大衛遜（Arnold Ira Davidson）和斯特恩斯坦（Malynne M. Sternstein）又喜談福柯、拉康，因此那些年即便是生物專業的學生，也并不持有“心理分析過時論”，而紛紛將李爾尊為哲學式心理分析的活化石。逆著哲學碎片化、技術化的大潮而上，李爾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出發，跨越中古神學，貫穿近現代諸大家，直透存在主義與心理分析，其為學之廣之深，常令同校名家仰之彌高。

可以說，李爾是社會思想委員會的集大成者，與每一位同事皆有共同語言：古典修養堪比世家子弟雷德菲爾德（James Redfield）和施派傳人勒納（Ralph Lerner）、塔科夫，社會理論可與皮平（Robert Pippin）平分秋色，而文筆才情則直追詩人華倫（Rosanna Warren）。但正是這樣的李爾，卻常常懷疑人生。除庫切大哥之外，他還潛縮在父親哈羅德（Harold Lear）和表叔諾曼（Normal Lear）的光環之下。“爹是泌尿科醫生，叔是情景喜劇制片人，哪里及得上喬納森偉大？”大一的我還處于崇拜大師且不懂就問的年紀——當然，我不敢問李爾，只敢從他已兩鬢添霜的第十年博士生那里探聽情報。“嘿，可惜我們不知他童年的詳細，不然反過頭來心理分析他！”老博士所言極是。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師？我遂暗暗許下了壯志。如今李爾去見柏拉圖了，這念想也幻滅了。

李爾原不該自卑。他雖然掛起蘇格拉底最不丑的丑像，自己卻是芝城美男子，平素頭發梳得絲縷分明，偶爾乜然一瞥，鬼魅一笑，不開口也能懾病人心魄。但他卻喜歡開口呲牙，狀如夏蛙，似笑非笑，時而驚愕，旋即又顯現出一種大鎮定。我一度想，這大約是常年呢喃希臘文，唇齒久不閉合的緣故。哲學界的宋玉潘安，自然春風得意，但他婚戀史上也不免坎坷。李爾的前妻法拉爾（Cynthia Farrar）是研究古雅典民主的學者，曾將《民主思想的起源》一書獻給李爾，致辭中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引用了亞里士多德《尼可馬可倫理學》里的半句話：“因此，一個人不可能愛很多人，因為愛總是想要成為一種最高等級的友誼，而這總是面向一個人的。”是的，哲學就是這樣，浪漫得任性。而與她鴛盟康河的李爾不僅在《亞里士多德：理解之欲》中回敬了她一句亞里士多德論幸福：“如此說來，那些并非一時，而是一世皆以美德為準則行動，‘外善’又充裕之人，豈不幸福？”也在多篇文章中感謝過前妻。他們二人從耶魯到劍橋，同在克萊爾學院研修，后來法拉爾去了我的“母院”基督學院任研究員。然而二人雖然“內善”“外善”俱足，緣分卻不夠，這段婚姻終于還是一時，而非一世，在二十一世紀的鐘聲敲響之前便夭折了。再后來，喬納森迎娶了學術巨星加布里爾（Gabriel Richardson Lear）。最近三十年，法拉爾的學術研究嚴謹如舊，但毫無波瀾，目前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獨立學者。喬納森與加布里爾這對哲侶卻是風生水起，一起出席講座，一起指導學生，也一起學術休假，令全校師生艷羨不已。有時，我看著他們雙入雙出，心中暗忖：夫妻二人學養相近如斯，一定好嗎？在這一點上，中古歐洲家庭史家萊恩（Jonathan Lyon）是這樣答復我的：“我勞累了一天，回到家中，還能忍受在飯桌上接著討論《大憲章》嗎？”

一四年，終于盼到我屆申報導師，李爾夫婦卻雙雙匿跡，直至翌年春天才重出江湖，因此學校遂了我第二志愿：塔科夫先生。后來我問加布里爾：“這一年搗鼓了些什么？”她說：“我以一年的閑暇研究了何謂‘閑暇’（σχολ?）。”但大部分的時候，李爾們很忙碌。李爾當過耶魯哲學系主任，因此即便布衣之身，也有“一言定而天下聽”的氣派。記得有一次課上，一位哲學系同學抱怨說：“今年系里不供應大陸哲學必修課的第三環，因此許多大四生湊不足學分，畢業堪憂……”李爾皺皺眉：“竟有這等事？怎么不早早報來？”當場霸總附身，播了個電話。翌日，哲學系張貼出海報：“我系新開一門‘康德三大批判精讀’課，李爾掛名，柯南特（James Conant）主講。”塔科夫常說：“哲學家當不當王？我、皮平、李爾，誰來當系主任？這是一個問題。”我想，李爾當王是“李爾王”，恐怕比莎翁筆下的李爾王精明干練。就添課一事而論，“李爾王”是為人民服務的。

1996年李爾在芝加哥大學

李爾高冷也親民。冷時，他炯炯爍目，逼人寒噤。他提問，學生不吭氣。我舉手，他皺眉頭。聽我所說，他總是一句“不對，不對……不要管什么‘存在主義’與否，僅僅告訴我：克爾凱郭爾在說什么？”久而久之，催人著惱。一次，他問我們：“何謂‘隱形教堂’？”我像赫敏一樣膝跳舉手，慷慨陳述克爾凱郭爾對思辨哲學的批判，他卻照例大搖其頭：“不對，不對，這不是問題的所在！”幾個回合之后，我忍不住爆發了：

難道“隱形教堂”便是“問題的所在”么？即便宗教像婚姻，不是形式關系，而是主觀投入，但我們的評判標準又從哪里來？這一切依舊依賴一種神學的本體論預設呀！一旦你溯源這種神學本體論，你便繞不開探討支撐本體論的生活史與思想史、文本史和教義學，這樣便又跌入了“客觀陷阱”中了！不論是字面意義上的“神學”還是“活生生的語言文字”，難道不都是克爾凱郭爾批判的嗎？你如果不引入維特根斯坦，光是滿地找主觀真實性，一定會無窮無盡，累得筋疲力盡……

眾人面面相覷中，李爾忽然舒展了一半的眉鎖：“快到了!”我愕然：“快到什么了？”“你快接近問題之所在了！”

事實上，我仍不知問題何在。但我知道李爾最厭惡的，莫過于本科生自我表現，炫耀學識，爭著給教授留下深刻印象的俗套。但這也不能怪我們。本科生就像鉆入迷宮的小白鼠，因為四處碰壁才開啟了試錯模式，忍不住琢磨教授的心思。幾次拉扯之后，他也察覺到了，便大怒道：“好了，不要再玩這種‘猜教授心中正確答案’的無聊游戲了！”此時我們便集體靜默一分鐘，等他心意回緩。反倒是私下里，他更溫和可親，愛講江湖掌故：“可惜了，你只趕上我，沒有趕上戴維森（Donald Davidson）。那時候芝大哲學系可熱鬧得多。我記得有一天，戴維森請安居海德公園的拳王阿里來哲學系演講。阿里走上臺去，不知道講什么，于是沖著臺下的年輕人大喝一聲：‘切莫吸毒！’”

李爾對此事記憶深刻，大約因為他本人是醫生，也要勸誡病人。他雖是醫生，但也瞧醫生。他曾向我轉述過這樣一次問診對話：

醫生：你抽煙么？

李爾：是的，偶爾抽一根雪茄——這可以嗎？

醫生：除非是一根上好的雪茄。

我聽罷也回敬了《百道梵書》中的一個段子：莊子講庖丁解牛，而印度人崇拜牛，是萬萬解不得的。但吠陀圣人耶若婆佉卻說：“至于牛肉，只要嫩，我便吃。”李爾常年與梵學家多尼格（Wendy Doniger）共事，大約對此并不陌生，但聽罷仍然開懷大笑。

像古希臘英雄一樣，李爾性情起伏很大，學生捉摸不透，便會敬而遠之。大約是這個緣故，他并未成為本科生追捧的熱門導師，那一年也沒有指導芝大土特產“原典”專業（Fundamentals: Issues and Texts）任何一篇大三論文。待到大四春天，我們要選擇幾部典籍接受三日限時“科考”（senior exam）。雖然我與幾位同屆好友選修過李爾這門課，卻無一人上報《哲學片段的非科學結語》，端底是并不自信駕馭得了這本書，尤其是李爾判卷子的話。再者，大家不通丹麥語，讀得一頭霧水——當然了，寧可怪罪漢內（Alastair Hannay）譯不清楚，也不敢說李爾教不明白。

克爾凱郭爾《哲學片段的非科學結語》

細思起來，因為李爾在2014年秋天開的哲學21720：“精讀《尼可馬可倫理學》”正好與必修的數理邏輯基礎課撞車了，而他與吉姆希（Irad Kimhi）合授的哲學33415：“人類的存在：海德格爾的《人文主義書信》”我只是偶爾旁聽（當時的吉姆希英文欠佳，交流不暢），所以哲學27209這門“精讀克爾凱郭爾”是我唯一一次真正師從李爾。如今接受過了思想史訓練，我懷疑李爾的克爾凱郭爾并不一定是語境中的克爾凱郭爾，但我確信，李爾的克爾凱郭爾絕不是一種壞的克爾凱郭爾。至于課上所得，我記得最真切的，大約是所謂的雙重反思：第一重是主觀介入，而第二重則是如何向這個世界表達我的介入。我反躬自省，意識到了我胸中便存有普遍性，但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了我普遍性思考的孤立性。這是克爾凱郭爾的辯證法么？李爾作為人民教師，闡微克爾凱郭爾時總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例：

假如我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一位老師。根據克爾凱郭爾所說，如果我可以和諧地投入二者，那么我們便可以同時成為二者。但是假如我的學生請我講解：為什么赫胥黎的信徒否認上帝存在？那么我必須使盡渾身解數，既作為基督徒向世界表述基督教，也作為老師向學生闡發赫胥黎的觀點。假如不論我如何嘗試，我的學生都認為我闡發的赫胥黎比我闡發的基督教更令人信服，因此我愈是授業解惑，愈使人改宗無神論，那么是不是我永遠無法調和我的雙重身份呢？我認為不是。相信，就是要闡釋。那么是不是我的闡釋語言不夠藝術？什么叫“不夠藝術”？不夠藝術就是沒有能勸服學生既去理解無神論也去信仰基督教。那么“足夠藝術”就是成功地勸服他人？也許正是如此。你必須為你的聽眾能否理解你的語言負責。而你遇見的每一人都是你的聽眾？正是如此。那么你要對你遇見的每一人負責？噢，原來你是這個意思！

自問自答、一詠三嘆后，李爾輕嘆一聲，好似對我們感到遺憾，又好像對自己感到失望：“今天便講到這里罷。”我們滿臉疑竇，鴉雀無聲，少傾，又一齊收拾起書包，發出一陣嚓嚓之聲。我感覺胸中郁郁，想起“杖碓三下”“三鼓入世”的東方智慧，便尾隨李爾去辦公室，閉門深談：

我：教授，您課上舉例全是基督教和赫胥黎，距離我們生活太遠了。不知克爾凱郭爾對我這樣的大學生有什么真正的啟發？

李爾：為了讓我幫幫你，你也先幫幫我，告訴我：你相信什么？

我：我只相信世界變化無常，而我生也有涯，不知怎樣度過一生才好？

李爾：假如你真的相信一切無常、生也有涯，那么按照克爾凱郭爾所說，你應該如何“盡一切力量”去實踐、去表達這種信念呢？

我：也許我應該把這種無常而有限的意識投入到每日生活之中？

李爾：不錯。我們該怎么活？這是問題所在。每一刻都提醒你自己，我們在準備死亡。

于是，我們又從克爾凱郭爾回到了向死而生的柏拉圖。但不論如何，我很慶幸去單獨找了李爾。可見不論東方西方，老師私傳的總比公授的更為奧妙。

初會李爾，是拜研究西季威克的舒爾茨（Bart Schultz）講師所賜。當時他教我們大一新生哲學通識課，勸誘我們為他領銜的“公民知識工程”捧場。2014年4月19日，他請李爾去芝加哥城前廣場的格萊克中心（據說此地后來被芝大布斯商學院吞并了）公益演說，題目是“愛心與工作”。舒爾茨說有免費吃喝，我便去了，因此機緣結識了融貫心靈哲學與精神分析的李爾——這對尚在遲疑是否主修生物的我頗具震撼。5月7至14日這一個禮拜，我遁入雷根斯坦圖書館，一口氣讀了《開放心智》《亞里士多德》《愛，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弗洛伊德》幾部書。十月初待到選導師時，我為他量身定作了一篇題為“在后現代社會中，世界主義的自我意識是否可能？”的申請書，文章后面欽定李爾為導師，惹得時任班主任的古代晚期和近代早期波斯文學專家“十字先生”（Cameron Cross）很是不快：“你的文書故弄玄虛，不說‘批評’而說‘批判’，不說‘問題’而說‘問題域’，這我也忍了，你還變本加厲，僅申請李爾一人作導師。還是回宿舍冷靜一下吧！”他咬定李爾不會搭理我，甚至委婉地提出，如果我一定堅持報李爾，他是不會把我的申請書遞上去的。我于是便在后面加上了塔科夫、皮平、多尼格幾位的大名。事實證明，“十字先生”既對且錯：李爾并沒有招我，但那是因為撞上了賢伉儷休假而已。

筆者所藏李爾專著

學術休假期間，李爾夫婦不承擔正式工作，但仍然活躍在校園上。譬如，2015年1月28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李爾做客芝大神學院三樓的基督之光研究所，與華倫、麥克金（Bernard McGinn）、魯迪克（Lisa Ruddick）對談“生命的內在：文學、心理分析與精神視角”。明顯，魯迪克和華倫代表文學，麥克金代表宗教精神，而李爾則是心理分析的化身。其中，李爾在這三種視角之間往來翕忽，游刃有余。這場活動也使我通過李爾認識了主持人帕威爾（Thomas Pavel）先生，日后從芝加哥到巴黎，向他請益甚多。翌年4月20日，李爾在馬克林臨床醫學倫理中心演講“心理分析與倫理傳統”，這次他面對的便是醫學界了。在芝加哥大學，無人能像李爾這樣，構筑人文學、心理學和醫學之間的智識橋梁。他自己的哲學洞見往往來自行醫問診。譬如，他發現自責的病人往往匱乏感恩，就此想到：也許是神經癥排擠了感恩？我相信，心理醫生觀察到關聯性，往往是不必上升到心靈哲學的，而心靈哲學家探索感恩，卻不一定了解病人是如何自我折磨的。政治哲學家實能為國醫病，心靈哲學家確能為人醫病，凡此種種，縱觀歷史，皆是極罕見的。

再后來，我為社會經濟史家切尼（Paul Cheney）打工，每個禮拜去一趟紐鮑爾文化與社會研究所清理法屬圣多明戈莊園經濟的數據。那里很冷清，只能遇見李爾所長這個光桿司令。記得是2014年10月，物理系的艾薩克斯（Eric D. Isaacs）代表校方，東方研究所的羅斯（Martha T. Roth）則代表人文學院共同宣布：奈恩伯格（David Nirenberg）退下來，由李爾執掌紐鮑爾。李爾又作李爾王了，這很令哲學系驕傲，但他的政績并不斐然。李爾的雄心壯志是把紐鮑爾做成人文領域的貝克爾-弗里德曼經濟研究所，這話李爾沒有對我講過，但我從切尼，甚至芝大校長齊默（Robert Zimmer）那里都聽到過。我不僅在紐鮑爾為切尼錄過數據，也在貝克爾-弗里德曼研究所為中國好女婿漢森（Lars Peter Hansen）組織過會議。單純比較兩個機構的使命感和活躍度，貝克爾-弗里德曼是一匹快馬，紐鮑爾便是一團散沙。但李爾并非沒有領導才能。一來，他與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合辦了一場關于克羅族（Apsáalooke）女性與戰士的展覽。二來，李爾也動用了多年積攢的人脈，邀請了與自己熟識的眾多名家來紐鮑爾演講，譬如李爾在劍橋時結識的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據斯金納向我回憶，李爾曾請他來社思委與塔科夫辯論，當時這場施派與劍橋的華山論劍曾轟動一時。雖然在塔科夫的記憶中，1982年邀請斯金納的是另一位斡旋于劍橋和芝加哥之間的大學者卡茨納爾遜（Ira Katznelson）先生，但李爾也一定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執掌紐鮑爾之后，李爾更頻繁地邀請斯金納來美，幾乎成了斯金納在美國的經紀人。2015年4月20日，斯金納訪問芝加哥，講作為法理狀態而非不受干涉的自由。2017年10月23日和11月20日，斯金納的夫人詹姆斯（Susan James）分別在紐鮑爾講了兩場：斯賓諾莎論嫉妒、斯賓諾莎論堅毅。每次斯金納夫婦來，我們都有機會提問、閑談、共進午餐。我后來感興趣斯金納的學說，又受他推薦去了劍橋，不得不說其中有李爾和紐鮑爾研究所這條國際與校際紐帶。

克羅族女人和戰士

李爾《激進的希望》（ Radical Hope）一書開篇便提及克羅族

我曾經相信，珍惜一段過往的最好方式，便是脫韁遠去，永不回頭。離開芝加哥后，我除了參加過一次好友婚禮，便再沒有回過學校，直至今年受邀在塔科夫的榮休會議上發言才終于破例。十年來，我也再未聯絡過李爾，但偶爾還能聽到他的音訊。2021年5月，他寫就了一篇文章《當梅根嫁給哈利：論人文》（When Meghan Married Harry: A Comment on the Humanities），要在社思委工作坊預講一次。結果主事的博士生受《當哈利遇見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影響——這部經典電影確實取景于芝大校園——把海報上的標題錯寫成了《當梅根遇見哈利》。很快，李爾的信便來了：“事實上，這標題并不正確。真正的標題是‘當梅根嫁給哈利’——至于梅根何時遇見、如何遇見了哈利，我無可置評。”李爾還是那個李爾。

我曾問他：“如何學哲學？”李爾說：“盡你一切力量去回憶。”回憶些什么？我不知他說的是不是《美諾篇》的回憶論：我們前世有知識，今世只是在回憶。亦或許，他想到的是《理想國》中格勞孔與蘇格拉底關于盡力而為的對話：

格勞孔：你若不使盡渾身解數相助正義，那便不虔誠。

蘇格拉底：這倒令我記起了，我必須這樣做，但你也必須伸出援助之手。

李爾使盡渾身解數，向我們伸出了援助之手。因此，我們也盡一切力量去回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