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觀察｜創新何以驅動經濟增長？

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杰出的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所作出的解釋”。筆者的一位經濟學家好友這樣說道，“阿吉翁的得獎眾望所歸，而莫基爾的得獎更令人興奮”。

的確，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的獲獎尤為引人注目。他并不像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那樣構建復雜的數學模型，而是以其深厚的歷史學養，回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現代世界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究竟源于何處？我們都知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問題是，科技促進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又是什么呢？

科學與技術的正循環：歐洲何以獨領風騷

莫基爾在其代表作《增長的文化：現代經濟的起源》一書中，首先將我們引向了18世紀的歐洲，那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他認為，正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點燃了工業革命的火種，為人類社會步入持續增長的軌道奠定了基礎。在莫基爾的敘事中，工業革命并非蒸汽機、紡織機等技術發明的偶然集合，其背后是一種深刻的文化與認知變遷。現代經濟增長的奇跡，根植于16—18世紀間歐洲形成的一種獨特文化氛圍，這種文化崇尚知識、鼓勵實驗、并堅信科學進步能夠改善人類福祉，這就是他提出的核心概念——“增長的文化”。

在前工業革命時代，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基本上是相互脫節的。工匠們的創新大多依賴于經驗和試錯，而科學家們的探索則往往停留在純粹的思辨層面，二者之間缺乏有效的互動。這導致技術進步緩慢、零散且難以持續。歷史上有過很多精巧的發明，但大多未能引發持續的技術迭代和廣泛的經濟變革，正是因為其背后的科學原理未能被系統地理解和發展。

工業革命的真正突破在于，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正反饋循環。科學的發現開始系統地指導技術的發明，而技術應用中遇到的難題又反過來刺激了新的科學研究。正如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其頒獎詞中所強調的，“蒸汽機的改良得益于對大氣壓力和真空的理解，而鋼鐵生產的飛躍則源于對氧氣如何影響鐵水碳含量的化學知識”。這種“科學指導技術，技術反哺科學”的協同進化機制，使得技術進步從一次性的“靈光乍現”轉變為一個可積累、可持續的自我增強過程。

那么，為何這一關鍵的轉變發生在歐洲，而非同樣擁有先進技術的中國或伊斯蘭世界呢？莫基爾將答案鎖定在歐洲啟蒙運動的獨特性上。

啟蒙運動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培根計劃”（Baconian Program），其思想源于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該計劃倡導知識的最終目的應是“有用”的，即服務于人類福祉和對自然的征服。這種務實的精神促使知識精英們走出象牙塔，將其智力成果應用于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歐洲獨特的政治格局為這種“增長的文化”提供了絕佳的孵化土壤。對此，莫基爾提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觀點：歐洲的政治碎片化與思想一體化。

一方面，歐洲在政治上是分裂的，由上百個相互競爭的獨立邦國組成。這種“政治碎片化”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如果某位思想家或創新者的學說在某個國家受到壓制，他可以相對容易地“用腳投票”，遷往思想更寬容的鄰國。這種競爭使得任何單一權威都難以徹底扼殺新思想的火苗，為知識的自由探索提供了寶貴的空間。

另一方面，歐洲在思想和文化上又是統一的。一個被稱為“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的泛歐知識分子網絡，通過信件、書籍和學術期刊，跨越國界自由地交流、辯論和傳播思想。這種思想上的統一性確保了新知識能夠迅速擴散并被整個歐洲的知識界所共享、檢驗和完善，從而加速了知識的累積進程。

相比之下，莫基爾認為，古代中國雖然在技術上長期領先，但其作為一個高度統一的中央帝國，缺乏歐洲那樣的思想競爭環境。盡管中國有科舉制度來選拔精英，但這種制度更傾向于維護思想的正統性和一致性，而非鼓勵顛覆性的創新。一個統一的中心雖然在動員資源方面具有優勢，但也更容易壓制異端思想，從而在長期抑制了“增長的文化”的形成。

文化與制度的協同：經濟增長的雙輪驅動

那么，啟蒙運動又是如何與經濟制度協同作用，共同推動了經濟發展呢？莫基爾在《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一書中，用“工業啟蒙”來描述18世紀西歐社會的精神風貌，即一種篤信通過有用知識的積累和理性實驗能夠帶來進步的觀念框架。這并非簡單將啟蒙思想直接套用于經濟變化，而是指一種形成了尊重科學、崇尚技藝改良的文化氛圍——在人們心中，“進步”不再是空想，而成為可以通過努力實現的目標。啟蒙運動啟動了觀念與制度的“雙重轉型”，共同奠定了現代增長的基礎。

一方面，啟蒙思想推動了經濟制度的反思與革新。18世紀的歐洲統治者和思想家們不得不共同面對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問題，例如：如何定義公共權力與私人權利的邊界？如何確立清晰穩健的產權規則？如何防止商業擴張在帶來繁榮的同時引發社會秩序動蕩？國家與行會如何平衡市場競爭與壟斷特權？如何應對新興工業和社會轉型造成的貧富分化？這些問題在啟蒙時代被廣泛討論，催生了新的政策實踐：如廢除某些行會壟斷、改革貿易關稅以及強化法律對契約和財產的保障等。這種制度理念的進步與科學知識的拓展相輔相成——規則的改良使創新更具激勵，而技術進步又不斷提出新的制度需求。

另一方面，啟蒙運動塑造了社會的文化形態，為產業革命提供了軟性的支持。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西歐社會逐漸形成了尊重發明創造、寬容失敗試錯的氛圍。知識分子和工匠技師之間的鴻溝縮小，“哲學家與煉鐵匠握手言和”——科學發現能夠很快轉換為實際應用，工藝難題也促使理論研究跟進。這就是工業啟蒙孕育出的“創新生態系統”，其中包含文化啟蒙和制度保障兩大支柱。文化啟蒙確保全社會對新知保持渴求和開放心態，制度保障則提供了風險可控、收益可期的環境。沒有思想的解放，制度優勢可能淪為空架子；沒有制度的支撐，思想火花也難以燎原。

中國與歐洲：文化與制度如何決定發展方向

沿用文化與制度“雙輪驅動”的思想方法，莫基爾在與兩位學者合作撰寫的新書《繁榮的兩條道路：1000—2000年歐洲與中國的文化與制度》（Two Paths to Prosperit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nd China, 1000–2000）中指出，中國與歐洲在公元1000年開始形成了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合作模式，這種差異深深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傳統之中，并在隨后的千年里持續影響著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乃至經濟發展的方向。

在中國，維系地方合作的核心組織是宗族。宗族不僅是文化認同的載體，更成為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財政中介和社會管理的基層單元。這種國家與宗族的共生關系，在維持社會秩序和經濟運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帶來了深刻的局限性：宗族內部的強烈認同往往以犧牲跨宗族合作為代價，族群利益被置于更廣大的共同體團結之上，這限制了更廣泛的、超越血緣的社會信任與合作的形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社會的合作主要通過“法團”（corporation）這一組織形式來實現。“法團”泛指基于契約而非血緣建立的各類自愿性組織，包括行會、大學、修道院、自治城市等。法團的成員通過明確的契約規定彼此的權利與義務，使得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現代企業制度也是在法團內部的契約中萌芽，歐洲的法律體系就是這樣“自下而上”生長出來的，它優先保護私人契約和財產權，為后來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

這種文化和組織形態的差異，塑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家-社會關系模式。在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與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社會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均衡，這種結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但也抑制了獨立于國家和宗族之外的、更具創新活力的社會力量的成長。而在歐洲，政治碎片化與基于契約的社會組織相互強化：一方面，弱小的君主不得不承認并保護各類法團的自治權利以換取其支持；另一方面，這些擁有一定自治權的組織又成為制約君主權力、推動政治制度走向包容的重要力量。正是在這種動態博弈中，歐洲逐步形成了保護產權、鼓勵創新、限制專斷權力的制度環境，為工業革命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小結

回望莫基爾的思想譜系，從《啟蒙經濟》《增長的文化》到《繁榮的兩條道路》，他描繪了一條從理念到制度、從文化到發展的清晰邏輯：經濟增長的根源不在資本積累，而在觀念的演化；真正的繁榮不在制度設計的巧妙，而在文化心智的開放。今天，我們的物質和技術積累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增長的文化”并未成熟：科研仍受績效考核的桎梏，教育仍崇尚分數而忽略創造，創新者尚未在制度與輿論上完全得到寬容與信任，文化、制度與科技創新互相滋養的正循環尚未形成。

未來社會的繁榮，不應僅是技術和資本的勝利，而應是文化自覺與思想自由的結晶。繁榮需要一種面向未來的精神氣質——尊重知識、包容失敗、鼓勵探索、重視理性的公共討論。當下正處于“從制造到創造”的關鍵躍遷期，我們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新的補貼政策或產業扶持，而是重新培育一種“增長的文化”。倘能讓理性成為公共生活的基石，讓創新成為社會的道德理想，讓教育回歸探索真理的初心，那么我們的現代化也許會探索出一條更堅實的新路，一條以知識為燈塔、以文化為土壤、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可持續之路。

（作者王翔為復旦大學管理學博士，高校教師，人類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