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厄瓜多爾前外長：美“禁毒戰爭”背后，門羅主義轉向針對中國經濟影響力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軍事部署已達到1989年入侵巴拿馬以來的最大規模。

自9月初以來，美軍對至少15艘據稱走私毒品的船只進行了打擊，造成至少61人死亡。自10月下旬以來，美國向波多黎各部署了10架F-35隱形戰機，在加勒比海部署了7艘美國海軍艦艇。10月24日，五角大樓宣布美國海軍艦隊中最現代化、最重要的“福特”號航空母艦啟航前往委內瑞拉海岸。10月30日，《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美國官員的話報道，特朗普政府已確定委內瑞拉境內的打擊目標，該消息隨后被特朗普否認。

除了所謂的“禁毒戰爭”，美國總統特朗普自第二次上臺以來逐漸強化在拉美地區的干預，一方面展現對阿根廷右翼政府的支持，一方面以挑釁姿態破壞與長期盟友哥倫比亞的關系，還以其政治盟友、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遭所謂“政治迫害”為由，對巴西實施高額懲罰性關稅并吊銷多名官員簽證，導致美巴關系急劇惡化。

“一方面以‘禁毒戰爭’為幌子進行軍事部署，另一方面通過制裁、關稅等經濟手段脅迫拉美國家向美國靠攏——實質上暗示必須疏遠中國。”厄瓜多爾前外長、拉美研究智庫“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紀堯姆·朗（Guillaume Long）對澎湃新聞（www.ditubang.cn）直言。

這些措施引發了外界對“門羅主義”和擴張主義在拉美地區抬頭的警惕。一個新詞“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正在美國媒體界和特朗普政府官員中傳播，用來描述特朗普政府或其支持者在美洲地區所主張的新型或強化版政策。

1823年，美國前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門羅宣言》，提出“美洲屬于美洲人”這一口號，“門羅主義”自此成為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到了奧巴馬任期，美國政府曾宣布“門羅主義的終結”，但特朗普在其首次任期又公開宣稱“門羅主義強勢回歸”。

在紀堯姆·朗看來，當前美國的拉美政策既強勢又激進，既是對傳統勢力范圍的回歸，也暗含對早期帝國主義擴張時代的某種懷舊。“門羅主義”正在經歷第二次“范式轉變”——從最初關注軍事與安全到更多轉向經濟層面，“美國不擔憂中國的導彈或軍艦，而是擔憂中國的資金、貸款與市場份額。”

對于美國拉美政策背后的推動力，紀堯姆·朗指出，“共和黨佛羅里達游說團體”擁有很大影響力，這個派系的代表人物就是現任國務卿馬可·魯比奧。

專訪人物簡介

在隸屬左翼的厄瓜多爾前總統科雷亞任內（2007-2017年），紀堯姆·朗曾擔任外交部長、文化與遺產部長、知識與人才部長和厄瓜多爾駐日內瓦聯合國常駐代表等職務。莫雷諾政府上臺數月后，因反對其急劇右轉的執政方針，紀堯姆·朗宣布辭職。此后，他在巴黎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院、巴黎政治學院國際事務學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拉美研究智庫“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CEPR）從事學術工作。

擔任外交部長期間，紀堯姆·朗在南美國家聯盟（UNASUR）與拉共體（CELAC）危機中呼吁對話，主張拉美地區國家聯合反對美國的“干腳濕腳”政策（編者注：美國政府1995年規定不接收在海上被美方攔截的古巴偷渡者，但接收成功踏上美國領土的古巴人，此舉導致大量古巴人繞道厄瓜多爾進入美國），以保護古巴移民權益。

紀堯姆·朗

加勒比上演現代版“炮艦外交”

澎湃新聞：“對話”網站（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分析提到，美國在拉丁美洲有干預的歷史記錄，例如政變、軍事介入和秘密行動。特朗普的一些言論或行動，比如“不排除奪取巴拿馬運河的可能性”以及對委內瑞拉附近海域所謂 “販毒船只”動用軍事力量，則被國際社會視為一種更強硬、更具威脅性的姿態。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在拉美的干預策略是否表現出新的形式？如果有，這些方式有哪些特點？

紀堯姆·朗：我不認為這是美國對拉美政策的全面顛覆。準確來說，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強化版”的美國對拉美政策——它更像是常規政策的夸張化、激進化的呈現，而非政策轉向。這種激進化體現在：美國始終將拉丁美洲視為其勢力范圍，事實上美方使用的某些術語（比如“后院”）一直令拉美國家不適。雖然拜登將其改稱為“前院”，但坦率說，對拉美國家而言并無本質改善。

澎湃新聞：特朗普將經濟脅迫、關稅武器化和軍事干預威脅結合起來的政策似乎產生了一些預期的結果。例如，墨西哥政府加強了對芬太尼販運和犯罪組織的打擊，而巴拿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撫特朗普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您如何評價特朗普自上任以來的拉美政策效果？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紀堯姆·朗：確實如此。這一點很有意思——回顧美國對拉丁美洲乃至整個西半球的外交政策，在其崛起初期乃至帝國擴張的19世紀末期，美國本質上是在鞏固其領土疆域。這個國家最初只是東海岸的13個英屬殖民地，隨后不斷向西擴張。在經歷內戰解決內部矛盾、通過對原住民的殘酷戰爭（實質是種族滅絕）鞏固疆土的過程中，美國首次與拉美國家墨西哥接觸，并奪走了其近半領土。這首次接觸就帶著領土擴張的烙印。

待地理疆域基本穩定后，美國開始效仿歐洲殖民模式，將目光投向加勒比海地區。20世紀頭30年直至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推行“睦鄰政策”之前，實行的都是所謂的“炮艦外交”。正如西奧多·羅斯福倡導的“大棒政策”，美國通過武力威脅迫使拉美國家就范。當時許多行動關乎債務追討——紐約銀行家的貸款由美國海軍陸戰隊（這支部隊正是在加勒比地區行動中嶄露頭角）持槍催收。

而當前特朗普的拉美政策與這種“大棒政策”驚人地相似。眼下在加勒比海南部正在真實上演現代版“炮艦外交”，美國不僅在委內瑞拉沿岸派兵，近期又對哥倫比亞發出新威脅。這種“順服否則承受后果”的脅迫手段，配合經濟措施（關稅雖非炮艦但同屬脅迫手段），形成“不服從就將遭受經濟打擊、政治動蕩乃至政權更迭”的威懾。

這種政策的局限性在特朗普執政前11個月已顯露無遺：一方面以“禁毒戰爭”為幌子進行軍事部署，另一方面通過制裁、關稅等經濟手段脅迫拉美國家向美國靠攏——實質上暗示必須疏遠中國。可以說，當前美國的拉美政策既強勢又激進，這既是對傳統勢力范圍的回歸，也暗含對早期帝國主義擴張時代的某種懷舊。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12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在“原住民抵抗日”紀念游行中發表講話。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4日，美國向加勒比地區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艦，增加了在該地區的軍事部署，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對此表示，美國正在“制造一場戰爭”。視覺中國 圖

“共和黨佛羅里達游說團體”

澎湃新聞：分析認為，特朗普的拉美議程（如移民和毒品問題）與他的國內選舉議題密切相關，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是否有外交戰略或意識形態因素在推動特朗普當前的拉美政策？這種將外交政策完全“內政化”存在哪些風險？

紀堯姆·朗：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并未形成一套深思熟慮的戰略。所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本質上是在美國相對衰落時期針對國內民眾的宣傳。雖然我不愿過度渲染“美國衰落”——美國仍將保持全球大國地位——但相對于其他新興力量，其相對衰落是不爭的事實。

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學會在國際體系中共享決策權和進行權力分配，而這對習慣20世紀至21世紀初絕對主導地位的美國而言難以適應。“讓美國再次偉大”正是對這種困境的回應，其中夾雜著孤立主義與本土主義傾向——尤其體現在移民政策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政策與拉美地區產生了特殊矛盾：地理上拉美是美國移民的主要來源地，但移民問題本身充滿悖論。首先，持續移民本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經濟模型顯示若無移民，美國經濟增長將大幅放緩。更矛盾的是，當前移民潮恰恰源于美國自身的拉美政策——以委內瑞拉為例，過去十年約600萬-700萬民眾外逃的難民潮，被學術界普遍認為主要是2015年啟動、2017年加劇的制裁所致。當委內瑞拉因制裁失去90%的石油出口收入，經濟崩潰必然引發社會危機，最終形成經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智利延伸至中美洲的移民鏈。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制裁政策催生的移民潮，最終成為其2024年競選時反移民宣傳的素材，這種政治悖論恰恰暴露了政策缺乏長遠考量。

實際上與奧巴馬政府兩個任期驅逐約800萬移民相比，特朗普政府的驅逐規模相形見絀。當前政策更多是政治作秀：遣返時給移民戴鐐銬的場面經媒體放大，已引發哥倫比亞拒絕遣返航班降落、巴西盧拉政府以人權為由抗議等外交沖突。這本質上體現的是特朗普式的浮夸風格，而非戰略轉變——真正改變的是政策修辭與表演性，而非實質內容。

特朗普的成功之處在于他讓人恐懼。用格雷厄姆·艾利森（編者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的話說，這不是基于共識的霸權，而是基于脅迫的霸權。這種手段雖然短期有效，卻存在保質期——我認為從長期來看難以為繼。

當前我們看到的是特朗普政府執政初期，一些國家如巴拿馬確實因懼怕報復而向美國靠攏。但這種脅迫也可能催生更多“不結盟”甚至反抗的回應。隨著威脅次數增加，其脅迫效力會遞減——第一次威脅可能奏效，但到了第三、第五次就會逐漸失效。

對拉丁美洲而言尤其如此。本世紀前十五年出現的“粉紅浪潮”中，左翼進步政府通過組建區域組織（如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南美洲國家聯盟），尋求“集體主權”來抵御美國分而治之的策略。美國向來偏好雙邊主義而非區域多邊合作，近年來這些區域組織雖被削弱，但長遠來看，拉美國家終將意識到：無論是厄瓜多爾、洪都拉斯這類小國，還是秘魯、哥倫比亞等中等國家，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增強與美國談判的籌碼。

回到威望問題——國際政治中的威望關乎可信度。當伙伴國認為你值得信賴，才愿意在政治、經濟領域建立長期合作關系。而美國政策因政府更迭出現的劇烈搖擺，正使其被視為不可靠的伙伴。這種威望損耗最終將損害其政策可信度。

當然，這種反制目前尚在初期階段：哥倫比亞、巴西、委內瑞拉正抵抗美國要求，而厄瓜多爾、薩爾瓦多、阿根廷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國則因恐懼或意識形態認同選擇靠攏。但這種基于脅迫的聯盟能否持續超越特朗普執政第一年，仍有待觀察。

澎湃新聞：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是古巴移民后裔，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蘭道曾任美國駐墨西哥大使。政府內部其他鷹派人物如斯蒂芬·米勒也持相同立場。這樣的外交團隊是否會推動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更加重視拉丁美洲？結合特朗普首個任期對拉美的政策，該地區在特朗普外交議程中究竟占據何等重要的位置？

紀堯姆·朗：我認為這個地區（拉丁美洲）非常重要。我們剛剛討論到，美國正在回歸一種傳統的“勢力范圍”思維。很明顯，美國在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層面正在從世界其他地區收縮。歐洲是最明顯的例子，甚至在中東也是如此，盡管情況比較復雜，并不完全是一種單向的撤出。但從長遠看，美國確實在相對退卻。

接下來要觀察的是亞太地區的情況，因為那里存在美國真正的對等力量。我們還得看看特朗普政府會怎么做——目前還不明朗，信號很混亂。但唯一毫無歧義的地方是——美國在西半球的重心是非常明確的，也就是拉丁美洲。

我認為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力量。一種是特朗普本人以及“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他們的政治動機并不是那么強烈的意識形態化。他們并不是出于“反共”或“反進步派、反自由派”等政治理由，而更多是一種對“美國曾經偉大時代”的懷舊情緒——當然，那種“美好過去”在現實中大多是虛構的。這種思維更接近孤立主義。

但特朗普政府內部還有另一股勢力——共和黨內部的新保守派，他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甚至布什（小布什）時期。這個群體更傾向于干預主義。而特朗普在競選時曾向其“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支持者承諾要結束“永遠的戰爭”，不再派美軍地面部隊參戰。然而，新保守派仍然堅持一種高度干預主義、甚至是鷹派的立場。

其中一個核心團體是我稱之為“共和黨佛羅里達游說團體”的人，他們在制定美國對拉美政策方面擁有很大影響力。這個派系的代表人物就是現任國務卿馬可·魯比奧。

這個團體對拉丁美洲極為關注，他們本身就是拉美裔美國人，尤其是古巴裔。他們對那些他們認為是“左翼”或“中左翼”的拉美政府充滿敵意，并熱衷于推動政權更迭。

眾所周知，拉丁美洲的政治在全球范圍內屬于最兩極分化的——左翼與右翼的對立依然非常尖銳。佛羅里達共和黨人尤其希望在左翼執政的國家實現政權更替，他們對古巴懷有歷史性的怨恨，對委內瑞拉也類似。他們把這兩個國家視為同一個“問題”，必須一并解決。

因此，最近幾周我們看到美國在加勒比南部的軍事集結跡象，可能就是這一派勢力推動的委內瑞拉“政權更迭”計劃的體現。這一目標或許對魯比奧陣營來說，比對特朗普本人更重要。

特朗普本人更傾向于與那些與他政治氣質相似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建立個人關系，比如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阿根廷現任總統米萊，甚至薩爾瓦多的（總統）布克爾。對他來說，這是“強人之間的共鳴”。

而對魯比奧來說，這是一場更具意識形態意味的“反左翼斗爭”，尤其涉及到古巴——他本人家族的原籍國。他代表了古巴裔美國人長期以來對于“推翻古巴革命”的幻想和復仇情緒，認為自己可以實現自1959年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未能做到的事情。

此外，魯比奧及其陣營對巴西的（總統）盧拉和哥倫比亞的（總統）佩特羅也充滿敵意。尤其是哥倫比亞——長期以來是美國在拉美最親密的盟友。雖然在經濟上墨西哥更重要，但哥倫比亞幾十年來是美國在西半球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哥倫比亞曾是拉美地區最大的美國武器采購國，在全球也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哥美兩國的情報系統關系極為緊密——哥倫比亞甚至能獲得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情報訪問權限及其他拉美國家無法獲得的武器。

然而，2022年哥倫比亞選出了一位前游擊隊員出身的左翼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這對美國，尤其是新保守派和佛羅里達共和黨團體來說，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沖擊。他們從未想過最親密的盟友會由一名前游擊隊員執政。雖然佩特羅早已放下武裝，長期參與民主政治，當過議員和波哥大市長，但在象征意義上，這仍然對美國造成震動。

如今我們看到哥倫比亞與美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斷升級——首先是哥倫比亞抗議美國在驅逐移民時存在侮辱和侵犯人權的行為；隨后哥方在加沙問題上強烈譴責以色列的“種族滅絕”行徑，并成為西半球少數公開批評以色列、支持南非發起的國際法追責行動的國家之一；之后又抗議美國在加勒比南部針對委內瑞拉的軍事部署；最后還因美軍轟炸加勒比海上疑似運毒船只、造成哥倫比亞平民死亡而爆發外交爭議——美方至今未能提供證據。

這些事件導致兩國之間的“言語交鋒”不斷升級。而魯比奧在其中的推動作用尤為明顯。

最后一點：特朗普政府內的新保守派在拉美事務中的干預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不僅干預行政事務，還直接介入他國司法系統。例如魯比奧公開譴責巴西法院判處前總統博索納羅因策動政變而入獄的判決；美國政府甚至對此提出抗議，稱之為“政治化的司法案件”。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哥倫比亞，前總統烏里韋被判刑12年，如今案件正在上訴過程中，而美國方面也聲稱這是“政治迫害”。這十分諷刺，因為美國過去一直稱贊哥倫比亞的司法體系是拉美地區“最不政治化”的典范。

總而言之，魯比奧及其新保守派盟友——尤其是佛羅里達共和黨游說集團——正在大規模、積極地干預拉丁美洲內部事務。

當地時間2025年9月3日，墨西哥墨西哥城，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墨西哥外交部向媒體發表講話，討論了安全、毒品恐怖主義、委內瑞拉、毒品販運、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以及雙邊合作等議題。視覺中國 圖

“門羅主義”經歷“范式轉變”

澎湃新聞：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當前的拉美政策代表了“門羅主義”的回歸。您認為特朗普繼承了門羅主義的哪些核心理念？相較于傳統門羅主義，特朗普采用了哪些新手法？

紀堯姆·朗：“門羅主義”自詹姆斯·門羅總統在1823年提出以來，一直在不斷演變。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823年時，美國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而拉丁美洲國家——至少在大陸部分，也就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正處于獨立戰爭時期，很多國家已經實現了獨立。

以我自己的國家為例，我們在1822年作為“大哥倫比亞”的一部分獲得獨立，而厄瓜多爾在1830年成立。也就是說，當時正值拉美國家相繼獨立的年代，同時仍存在歐洲列強——尤其是西班牙帝國——可能卷土重來、重新奪回殖民地的威脅。1823年時，西班牙還在努力維持其殘余殖民據點。

所以在1823年，門羅主義所傳達的信息是：“美洲屬于美洲人（The Americas are for the Americans）。”

最初，這一理念在拉美并未收到負面反應。因為當時拉美各國正為擺脫歐洲殖民統治而奮斗，而美國早已獨立，因此拉美民眾最初將“門羅主義”視為一種反殖民的團結與聲援。在那時，“美洲人”被理解為“美洲大陸的居民”——即所有生活在美洲的人，而不是特指美國人。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這句話的含義逐漸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1905年，“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的提出使“門羅主義”的含義徹底改變。羅斯福的解釋明確指出，這里的“美洲人”實際上指的是“北美人”，也就是美國人。由此，“門羅主義”演變成一項確保整個西半球處于美國控制之下的政策。

從那時起，它逐漸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支柱。

在地緣政治上，美國的地理位置極具優勢：東有浩瀚的大西洋，西有廣闊的太平洋；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這兩個鄰國都不構成系統性安全威脅。加拿大發達且人口稀少，從未對美國構成威脅；墨西哥人口眾多，但發展水平較低，也并非“存在性威脅”。當然，美墨之間存在犯罪、移民等安全問題，但這類問題并不威脅美國的國家生存。

相比之下，歐洲各國彼此毗鄰，國家間力量對比復雜；東亞地區同樣存在復雜的安全格局。而美國在地理上則“得天獨厚”。因此，美國所需的——用美國的話說——就是一個穩定、溫順的西半球。

只要西半球保持穩定、承認美國的霸權，美國就能從這里出發，跨越兩大洋，將力量投射到全球。這正是美國在20世紀所做的事：先是參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隨后在冷戰時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就是說，“和平、聽命的西半球”是美國成為全球霸權的地緣根基。

而如今，我們看到的是——美國正在“回歸基地”，重新回到“門羅主義”的邏輯。今天的“門羅主義”實際上意味著：“我們（美國）不希望任何其他大國或全球性力量干涉西半球事務。”

這一點在冷戰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每當蘇聯在拉丁美洲擴大存在時，就會引發國際危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導彈，直接威脅美國本土安全。盡管當時美國在土耳其也部署了對準蘇聯的核導彈，但當危機最終通過談判解決時，雙方達成了交換——蘇聯撤出古巴導彈，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同時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導彈。

這場危機正是“門羅主義”的典型體現：美國絕不容忍任何大國在其勢力范圍內建立軍事存在。

冷戰期間，蘇聯基本遵守了這一“紅線”，在拉美沒有形成類似古巴那樣的軍事存在。中國也沒有，美國的歐洲盟友雖然在經濟上參與拉美事務，但在安全層面上并無大規模軍事部署。

這就是“門羅主義”的核心邏輯。而如今，“門羅主義”被重新激活——這次的“對手”是中國。

中國如今已成為除哥倫比亞外所有南美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哥倫比亞也正在快速擴大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雖然中國不是墨西哥的主要貿易對象——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聯系極為緊密（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現在的美墨加協定USMCA）——但在南美，中國的經濟存在已遠超美國。

這意味著“門羅主義”正在經歷第二次“范式轉變”。它最初關注的是軍事與安全，而現在更多轉向經濟層面。中國在拉美沒有軍事基地，也沒有直接威脅美國安全；因此，若從“傳統門羅主義”的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存在并不違反該原則。然而，現實是——美國如今感到的“威脅”不再是軍事性的，而是經濟性的。

在厄瓜多爾，中國出資參與修建了多座水電站；在秘魯，中國企業剛剛啟用了一個大型港口；在整個地區，中國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貸款與貿易等領域全面布局。結果是，中國不僅在貿易層面超越了美國，更在拉美塑造了新的經濟依存關系。

因此，如今的“門羅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層面的門羅主義：美國不擔憂中國的導彈或軍艦，而是擔憂中國的資金、貸款與市場份額。

澎湃新聞：《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提及特朗普政府將遏制中國在拉美影響力列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在您看來，特朗普當前對阿根廷的策略更多是出于經濟目標（如削弱中國在阿關鍵礦產與基礎設施領域存在），還是地緣政治目標（如遏制中國在阿根廷乃至整個拉美的影響力）？

紀堯姆·朗：我認為這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從根本上說，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存在，是確保其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取所需資源和勞動力的關鍵。而這又與美國的安全政策密切相關——讓各國在安全合作上高度依賴美國。

我們剛才提到過“毒品戰爭”。如果一個國家在打擊販毒集團的行動上完全依賴美國的支持，這樣的政府就更可能與美國達成交易，也更容易被特朗普政府恐嚇或施壓，這毫無疑問。

但我想強調的是，這種政策主要是“大棒外交”，幾乎沒有“胡蘿卜”。美國在拉丁美洲擁有的兩大主要影響杠桿分別是：安全與金融。

第一是安全。這在全球范圍內都適用。美國依然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軍事體系，遠遠超過中國、俄羅斯等國。雖然局勢正在變化，其他國家的軍事實力在上升，但美國依舊遙遙領先。在西半球，美國的“第四艦隊”在拉丁美洲海域巡邏，部署有航空母艦、核潛艇、驅逐艦、護衛艦和導彈巡洋艦。這種壓倒性的軍事存在，使得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都無法與之匹敵。這是美國的第一重杠桿。

第二是金融。美國依然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量資本集中在紐約，而美聯儲仍然是“中央銀行中的中央銀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對美元高度依賴，甚至直接采用美元化經濟。

此外，我們不能忘記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控制力。美國在IMF中擁有17%的份額和否決權，而IMF的重大決策需要85%贊成票才能通過——這意味著，沒有美國投票，就無法達成任何決議。相比之下，中國的份額只有約6%，英國大約6%，但英國經濟體量遠小于中國。由此可見，美國在IMF中擁有實質性否決權。

IMF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尤其顯著。過去三四十年間，拉丁美洲是IMF最活躍的地區，同時也是負債最深的地區。當今世界上對IMF負債最多的國家就是阿根廷，而厄瓜多爾也位列前五。IMF不僅直接影響貸款，還對債券市場、利率、債務置換及債務協議的走向有巨大影響力。因此，美國憑借軍事與金融兩大杠桿，在該地區依然掌握著巨大的權力。

然而，美國正在失去另一種杠桿：貿易與投資。我認為這才是與“真實經濟”相關的部分。金融并非實體經濟——它不是生產，不是實際GDP。它很重要，但并非經濟增長的核心。而在這一領域，中國的影響力正在顯著上升。如今，幾乎所有南美主要經濟體（除一個外）與中國的貿易額都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額。

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也在快速增長。美國在拉美仍有投資優勢，但份額正逐步下降，而中國的投資份額則穩步上升。這代表著美國在拉美的經濟回報與影響力都在減少。

這正是我們回到“門羅主義”討論的原因。如今，美國的焦慮源于它在拉美影響力的流失。“門羅主義”的定義也正在變化——它不再僅僅是安全政策的定義，而是逐漸擴展為涵蓋安全、貿易、投資等所有層面的全方位戰略。

特朗普對米萊的驚人支持

澎湃新聞：盡管特朗普與拉美部分右翼或保守政府（如阿根廷米萊政府和薩爾瓦多布克爾政府）存在意識形態共鳴，但其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實際損害了這些盟友的經濟利益。您如何看待這種右翼跨國聯盟中的共同利益與潛在矛盾？該聯盟是否穩固？

紀堯姆·朗：我認為你說得對，這確實在某些方面非常矛盾。在一些情況下，這些關稅實際上傷害了他的盟友；但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又在積極保護某些關鍵盟友，比如巴西的博索納羅。在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期間，他對博索納羅確實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兩人關系非常密切。顯然，在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中，他不得不面對盧拉總統——而博索納羅正因試圖推翻盧拉、策劃政變而面臨法庭審理。事實上，甚至有證據顯示曾有暗殺盧拉總統的陰謀。因此，博索納羅現在完全處于反對派陣營，甚至面臨入獄的可能，但特朗普仍然在為博索納羅辯護、為他撐腰。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6日，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在中期選舉后與支持者一同慶祝。在90%的選票清點完畢后，米萊所在的“自由前進黨”獲得了40.84%的選票。此次選舉正值阿根廷因外匯儲備不足而面臨嚴峻經濟形勢之際。視覺中國 圖

不過在經濟層面上，他最親密的盟友無疑是阿根廷總統米萊。這種支持的程度相當驚人——現在我們看到特朗普政府的財政部長甚至向阿根廷提供了2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用以挽救正在下沉的阿根廷經濟。而這一切發生在阿根廷國會中期選舉前幾天。就在不久前的地方選舉中，米萊陣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遭遇重大失利——這是阿根廷人口最多、經濟最重要、政治分量最重的省份——輸給了庇隆黨，特別是在阿克塞爾·基西洛夫（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長）的領導下，他如今甚至被視為潛在的總統候選人。這次失利對米萊來說意義重大。

令人矚目的是，特朗普政府居然愿意在這件事上如此大力投入。這完全違背了“美國優先”的政策立場。特朗普一直宣稱不愿把美國的錢花在外國人或海外的軍事、經濟冒險上，但如今的做法卻與此相矛盾——動用了數十億美元美國納稅人的資金來保護像哈維爾·米萊這樣的意識形態盟友。

事實上，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做法是徒勞的。它只會助長市場投機，使阿根廷看起來更脆弱——讓經濟顯得疲軟，讓比索看起來不穩。采取這種措施只會讓整個國家顯得更加不穩定。所以我并不確定，這是否真的能增強債券持有人和投資者的信心，還是只是在拖延問題的爆發——無論阿根廷選舉結果如何，這個問題終究會浮出。

澎湃新聞：關于阿根廷與美國的關系，有學者指出“美國對阿根廷400億美元紓困方案缺乏經濟邏輯”。在此背景下，對于奉行交易式外交的特朗普而言，強化與米萊政府聯系旨在實現哪些戰略目標？

紀堯姆·朗：我認為他（特朗普）只是想幫米萊贏得選舉。他覺得只要美國表現出對阿根廷的支持、展示出“我們在你背后”“我們會保護你”的姿態，就能對阿根廷選民產生巨大影響，讓他們覺得這很棒——米萊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那我們就投票給米萊。

但事情并不一定會這樣發展。你問我特朗普有什么策略——其實“特朗普”和“策略”這兩個詞并不總是能放在一起。他并不總是那么有戰略眼光。

另外要記住，我認為米萊這個現象在阿根廷是個“異類”。阿根廷是一個高度民族主義的國家，這一點在歷史上根深蒂固——無論政治光譜的左翼還是右翼，都有強大的民族主義、庇隆主義基礎。確實，米萊之所以能崛起，是因為阿根廷經濟狀況非常復雜，他成功地利用了一種“反體制”的情緒——那種“燒掉一切”“摧毀國家機器”的極端言論，帶有強烈的反建制色彩與偶像破壞傾向。他的政治信息和修辭都很怪異、難以捉摸。我認為，這是一種偶然現象。

阿根廷總統能公然說出“我反對阿根廷的國家利益，更支持投機者、投資者，甚至更支持美國和以色列，而不是阿根廷”這樣的言論，是極其罕見的。而阿根廷民眾愿意接受這種立場，也非常不尋常。我認為，這種現象終究是脆弱的。

我們在巴西其實已經看到過類似的情況：特朗普對巴西征收了50%的關稅，他以為這樣能削弱盧拉、威脅盧拉，甚至干預巴西司法體系、反對對博索納羅的有罪判決。但結果恰恰相反——這些做法反而在政治上幫助了盧拉。盧拉本來民調表現并不理想，但這些外部打壓反而提升了他的支持率。

阿根廷可能會重演類似的情形——特朗普本質上就是在進行選舉干預。這意味著美國正在公開選邊站，告訴阿根廷人民：“你們必須投票給米萊，否則……”事實上，就在上周，特朗普居然直接說，如果米萊在這次選舉中失敗，美國將“放棄阿根廷”。雖然我在轉述，但他的原話幾乎就是這個意思。

我認為這是一種脅迫，這就是所謂的“大棒政策”。確實，一些選民可能會因此感到害怕，覺得必須投票給米萊，否則情況會更糟。但了解阿根廷的人都知道，他們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我們拉美人都知道，阿根廷是一個非常民族主義的國家，歷史上也是最不依賴美國的拉美國家之一。從地理上講，它與美國距離最遠（與智利并列），而且在發展水平上長期高于多數拉美國家。阿根廷多年來一直擁有真正的中產階級，是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在經濟指標上（如GDP等方面），阿根廷長期以來更像南歐的地中海國家，而不是典型的拉美國家。只是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危機讓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如今，遺憾的是，阿根廷越來越像一個“典型”的拉美國家——特別是因為米萊在推動這種變化：他正在“拉美化”阿根廷，讓阿根廷從一個復雜的經濟體系退化為單一的原材料、礦產和大豆出口國（大豆現在是阿根廷對美、中、歐的主要出口品）。在這方面，阿根廷的經濟結構如今越來越像巴西。

不過，特朗普完全沒有理解，阿根廷依然保留著那種根深蒂固的民族獨立與自尊傳統。他以為可以通過威脅和恫嚇讓任何國家屈服——也許這次能在選舉中起一點作用，我對此存疑；但從長遠來看，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它未必會真正有利于米萊的長期政治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