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蜀為漢：劉備的“大漢第三帝國”

三國之所以被稱為“三國”，是因為當時的天下并存著三個獨立國家：曹魏、孫吳和蜀漢。在當代政治地理學的語境下，國家應當至少具備三個要素[1]：領土、人民和權力。前兩者是建國的基礎，而權力則是立足于領土和人民兩要素的政治延伸。劉備在東漢末年曠日持久的諸侯爭霸戰爭中，長期處于缺乏領土和人民的“游離”狀態，因此其權力也一直未能有效聲張。這在整個三國時代已不能說是罕見，而只能用獨一無二來形容了。

唐代畫家閻立本《古帝王圖》中的劉備畫像

三國的三個開創者中，以劉備的一生最為曲折勵志，其建國歷程也最為艱辛。北宋何去非如此評價劉備的一生：“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對于一般的軍閥而言，三起三落的閱歷已足以令人心灰意冷，而劉備最終建國稱帝更在這幾番沉浮之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在偏隅于西南一角的益州終于建立起穩固政權，成就了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到正式稱帝時，劉備已經是花甲之年。

成都武侯祠掛有一副楹聯：“合祖孫父子兄弟君臣，輔翼在人綱，百代存亡爭正統；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艱難留廟祀，一堂上下共千秋。”聯中的文字沒有絲毫夸張，“齊楚幽燕越吳秦蜀”這條路，劉備是實打實用雙腳丈量又用鮮血浸染過的。

但是，劉備似乎又天然具備某種說不清的權力潛質。與同時代的其他諸侯不同，劉備早期缺少根據地，但幾番寄寓于他人都只做客將而非歸降，其麾下的將領軍隊也保持著相當的獨立性。同時作為軍事統帥，劉備用兵正如陸遜所言屬于“多敗少成”的類型，但無論敗幾次、逃幾次、潰幾次，各路諸侯也總還是將其視為第一流人物。于是前前后后，針對劉備，公孫瓚委以對袁紹、孔融借以退黃巾、劉表迎以御曹操、孫權結以拒曹操、劉璋賴以靖張魯……即便在劉備丟掉根據地而陷入落魄時，曹操依然給予了極高的禮遇，以至到了“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的程度，這番境遇不由得不令人嘖嘖稱奇。此外，劉備稱帝建國一事也出奇的順利：曹魏代漢，經兩代接力；孫權稱帝，歷半生謀局。而劉備剛剛在益州站穩腳跟，立刻就稱王乃至于稱帝。曹丕“十分天下有其九”，孫權則囊括了荊揚交三州，而劉備僅以一州之地就能迅速建國。回到那幅對聯中的“百代存亡爭正統”一句，劉備的“正統”，似乎爭得又不那么艱難。

劉備的路之所以曲折、順遂兼而有之，是因為劉備雖然出身貧寒，但卻姓劉，而這個“劉”是貨真價實的漢室之劉[2]。劉備乃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后，只是家道中落，至劉備年少時不得不靠販履織席為生。東漢末年傾頹的皇室給了劉備這個草莽英雄染指廟堂的機會，而漢室宗親的身份又讓他天然能以正統自居。當時的天下雖是一派“郡郡作帝，縣縣自王”的亂世圖景，但政治資源的分布依然對劉氏諸侯最為有利，西漢高祖劉邦定下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這一白馬之盟，即使穿透了四百余年的歲月風霜，依然有著一定的道德約束力。

東漢末年，最為流行的讖語莫過于“代漢者，當涂高也”。“涂”通“途”，可理解為路途，“當涂高”即是路上高大之物。李傕掌權時，有巫女進言其名中的“傕”通“闕”，闕即宮殿門前兩邊的樓臺，正合“當涂高”之意。袁術稱帝，也用其字“公路”映射“當涂高”。曹丕代漢，許芝同樣是用“魏”“魏闕”來扣“當涂高”。有趣的是，劉備也有一段經歷能附會為“當涂高”。《三國志》載，劉備年少時家邊的籬笆外有“桑樹生高五丈余，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鄉人對此的評價是“此家必出貴人”。其實，這整整高五丈有余的桑樹，不正是“當涂高”么？只是這種符讖劉備不需要罷了。劉備不需要代漢，劉備本身就是漢。

世事紛紜，注定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以血統來論，有些層面的利好，年輕時的劉備或許從未意識到——因為他的起點過低，僅憑一個姓氏絕難在刀光血影的叢林中立足，而反觀劉虞、劉焉和劉表這些劉氏封疆大吏，早就有人懷著不同的目的頻頻勸進——但漢室宗親的優勢，劉備在稱帝時終究還是能了解，因為他切實享受到了這一身份紅利。但還有一些事情，則是劉備窮其一生也無法知曉的。他不會想到，血統沒能讓他改變漢朝滅亡的歷史，蜀漢最終亡于曹魏；但血統卻改變了后人對他本人的定義。自東晉后，士大夫群體以蜀漢為正統，蘇軾在《東坡志林》中便引用過一句話：“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大意是宋代的小孩子聽三國故事，聽到劉備敗則傷心，聽到曹操敗則開心。等到《三國演義》橫空出世時，其主角已經理所當然地是悲劇英雄劉備，而不是功勛更卓著、才能更杰出的曹操。這無常世事的起點，始終還是因為劉備姓劉，于是他的隱忍、他的權謀、他的傲慢，都轉化成為一個沒落王朝自贖的身影。

在未來，這個身影將成為每一個流寓王朝的精神圖騰；而在當時，這個身影則是支撐蜀漢建國的最強戰斗力。

行亂世：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

劉備出身貧寒。雖然陳寅恪等不少歷史學者同樣將曹操定義為“寒族”，但曹操的“寒”只體現在“贅閹遺丑”的身份上，至于其家境，則早稱得上富可敵國；而劉備的“寒”則是經濟層面上的真實貧寒，以至于其年少時需要和母親一道以販履織席為業。唯一讓劉備和當世名流牽扯上一絲交情的，是他能夠和公孫瓚一道拜入當世大儒盧植門下。在注重出身門第的時代，劉備能夠擁有這一求學生涯絕非幸運，其背后必有貴人相助，但對于當時的劉備來說，這段師生之情、同門之誼，顯然有些高攀。

劉備入仕依靠的是軍功。最初在討伐黃巾軍的戰爭中，劉備出生入死，最終只不過在安喜當上了縣尉。這期間因求拜訪郡中派來的督郵被拒，一怒之下將督郵綁起打了兩百杖，不得不棄官亡命。《三國演義》中大約認為這段故事有損劉備仁德之名，將事主改為了張飛。自漢景帝劉啟下詔減刑后，“笞兩百”一直是漢代肉刑的上限[3]，劉備在對督郵“行刑”時，是否也因想到漢律而有所克制呢？這是個無法求證但頗有意思的猜測。

亡命之后劉備再次從軍，因功又當上縣丞、縣令等基層官吏。后來投奔昔日同窗公孫瓚，被表為別部司馬，再遷為平原令、平原相。此時劉備戎馬生涯已不算短暫，但履歷依然沒有突破縣級行政區，在漢末群雄中若論“基層工作經驗”，大約無人能出其右。

劉備身份雖然未能顯貴，但聲望確實在不經意間有了起色。當時北海相孔融被黃巾軍圍攻，孔融危急之下遣太史慈外出求援，求援對象正是時任平原相的劉備。《后漢書》《三國志》均記錄下了劉備當時受寵若驚的反應：“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4]振奮之下的劉備立刻率兵三千馳援，黃巾軍聽聞后不戰而散，孔融之圍遂解。

孔融作為軍閥，實力微不足道；但作為一代名儒，其影響力絕不容小覷。雖然史無明載，但劉備為孔融解圍之事顯然在當時的朝野獲得了不小的傳誦度，因為劉備自此役之后聲望大增，經常被視為“及時雨”而為各路諸侯引以為援，劉備及其數量絕不算多的部曲集團也由此踏上了一條類似“雇傭兵”的獨特發展路徑，得以活躍在漢末軍事政治舞臺上。

興平元年（194年），曹操討伐徐州，徐州牧陶謙和孔融一樣向劉備求援。當時劉備的軍隊不過數千，且這數千之眾中尚含大量流民。陶謙補給劉備四千戰斗力極強的丹楊兵后，劉備才算勉強有了萬人的建制，但相較于曹操依然難以爭鋒。天助劉備的是，此時曹操后方遭到呂布偷襲不得不退兵自救，于是劉備繼救北海之后又取得了成功救下徐州的戰績——而且這一次劉備的敵人不再是黃巾軍這類烏合之眾，而是用兵如神的曹操。十余年后，曹操被周瑜大敗于赤壁，曾用“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來解嘲，其實這句話改幾個字正適合此刻曹操與劉備之間的關系：“徐州之役，值有后患，孤引兵自退，橫使劉備虛獲此名。”

虛名也是名。此戰之后，陶謙表劉備為豫州刺史，至此劉備名義上的品級已經高過了北海相孔融，成為能與陶謙、曹操等人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不久陶謙病重，臨終前用一句話確定了徐州繼承人：“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5]

這一年劉備三十三歲，命運將一州的權柄交到了這個正值當打之年的男人手中，而且交得光明正大。但在戰場上見慣了血雨腥風的劉備，此時卻陷入了猶豫。徐州雖然東臨大海，但其他三面強敵環伺，尤其曹操、袁術更近在咫尺且對徐州虎視眈眈。徐州牧之位固然誘人，但劉備接得住嗎？孔融與陶謙舊部陳登當即站在了劉備戰線，但這還遠遠不夠——劉備若想在曹操和袁術的夾縫中求生，必須外有強援，而當時能給予劉備底氣的只有一個人，那便是昔日討董聯軍的盟主：袁紹。

陳登不含糊，立刻寫了一封《遣使詣袁紹告迎劉備為徐州牧》給袁紹：

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奸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

這封信寫得很藝術。陳登的重點不在于劉備，而在于“恐懼奸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一句。徐州是戰略要地，一旦陷入無主的境遇，很可能被“奸雄”占據，那這個奸雄會是誰？以當時的戰局來看，最有可能的是袁術，當然也可能包括曹操，而此二人無論誰占據徐州，都不是袁紹所樂見的。在此基礎上，陳登表示徐州上下均愿意推劉備為宗主，事態緊急，利弊得失如何權衡，就看袁紹心意了。

袁紹接到信后心領神會，立刻回了一封《答陳登》，言簡意賅：

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這封回信很客套。袁紹的真實意思當然是，就讓劉備主持徐州大局吧，以免真的出現了“奸雄承隙”的不可控局面——而劉備，終究比袁術、曹操更好控制吧。有了袁紹的支持，劉備遂領徐州，而曹操也適時拋出了橄欖枝，表劉備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此時恰是建安元年（196年），劉備三十六歲，成了州牧、封了侯、有了還算可以的雜號將軍頭銜，毫無疑問是個人生贏家。在英雄身上，名號、官職、爵位似乎都不重要，那是因為后人已經習慣了英雄身后之名所具備的弧光。然而對于英雄本人而言，他所看見的更有可能是這樣一番景象：“此家必出貴人”的預言在面前案幾上徐徐展開，雙手編織的草鞋也已化成州牧的印綬，那個曾經貧苦孩子經過半生拼搏，終于追趕上了夢。

只是之后，便是夢碎。徐州很快為呂布所破，劉備在孤立無援中不得不投靠曾經的敵人曹操。曹操對劉備格外器重，不僅表劉備為左將軍，更與其“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著名的“煮酒論英雄”一事，便發生在這一時期。當時曹操的謀士程昱進言：“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而曹操的回復則是：“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當時天下局勢尚不明朗，曹操北面是虎踞四州的袁紹、南面有披甲十萬的劉表，正急于向天下表達求賢若渴之心，因此也愿意通過善待劉備以明志——甚至劉備還不夠。就在同一年，與曹操有殺子之仇的張繡在賈詡的建議下投降曹操，曹操激動地執賈詡之手說：“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此前張繡對曹操傷害愈深、仇恨愈重，此時就愈能表明曹操輕私怨、重大業的霸王之志。

當然，劉備的英雄氣或許確實難以遮掩。曹操曾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不只是曹操有此慧眼，當時曹操帳下不少謀士，如程昱、郭嘉、董昭等，都對劉備另眼相看——其中程昱欲除劉備，實是對劉備最大的贊美。曹操、劉備，均是英雄，英雄可相惜而難并存。曹操試圖通過厚待劉備收天下之心，而劉備則確如程昱所評價的那樣“終不為人下”，而且也恰在曹操最為厚待劉備之時，劉備反而會同一群忠于漢獻帝的臣僚密謀刺殺曹操。最終刺殺未果，而曹操則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逐漸統一了北方。在一系列戰爭中，劉備則找到機會先北上投靠袁紹，再輾轉南下投奔荊州牧劉表，翻開了人生新的一頁。

“雇傭兵”風格的劉備在劉表處依然保持著客將身份，為劉表駐守著荊州北部門戶，也就是與曹操統治區域接壤的新野。這一期間，劉備暗自發展勢力，并且招攬到了日后最重要的謀士諸葛亮。不過，若能破除《三國演義》塑造的光環來審視劉備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便能發現一個令人遺憾的真相：劉備不僅沒有得到荊州世族的支持，而且還引發了以蔡瑁為首的荊州本土勢力的敵意乃至于殺意。諸葛亮雖然與荊州世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卻也沒有將這些關系網成功拉攏給劉備，聚集在劉備身邊的荊州人士，大多處于在野或隱居的狀態，能夠提供智謀但無力給予足夠的政治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劉備在荊州的經營甚至不如在徐州時成功。

建安十三年（208年），劉表病重，曾經徐州上演的那一幕，幾乎是在劇本完全沒有變動的情況下再度上演。曾經，陶謙認為“非劉備不能安此州”；此刻，劉表直接向劉備托孤：“我兒不才，而諸將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攝荊州。”

這一次，劉備拒絕得很果斷。

面對命運的第二次饋贈，劉備只是淡淡地回應了一句“諸子自賢”，任由荊州大權被交到劉表之子劉琮手中。這其中的因緣際會牽涉到劉琮與其兄劉琦之爭因而難以簡述，但后世史家對劉備不趁勢取代劉琮頗感困惑。這些困惑很好理解：劉備當時已經與諸葛亮定下了以《隆中對》“三分天下”為藍圖的軍事方案，其基礎之一就是“跨有荊、益”。縱然劉表不托孤，劉備也應當伺機而奪，更何況劉表主動拋來了橄欖枝？而劉琮既與劉備關系不善，也確非治世之主，恰如清人黃以周《儆季雜箸》中所言，劉琮有“可攻之道”，也有“易劫之勢”，如此機會，劉備怎能錯失呢？黃以周的答案是：“奪琮不難，拒操非易。以其旋得旋失，何如養晦待時？”在黃以周眼中，劉備怕的并非劉琮，而是緊隨而來的曹操，這一觀點頗為精辟。清人王懋竑將劉備當時的窘迫分析得更為直白：“先主以羈旅之眾，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操其可御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眾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不戰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縱琮可取，操其可御乎”和“奪琮不難，拒操非易”如出一轍，只是王懋竑沒太給劉備留面子，認為率領數萬人眾卻被曹操五千騎兵追得拋妻棄子的劉備，也未必就能拿下劉琮。

劉備若泉下有知，一定也不會責怪王懋竑說話不留余地。在北方征戰多年，劉備對曹操可怖的兵法謀略當然有著清醒的認識，曾經當著曹操部將蔡陽對自己懼怕曹操一事直言不諱：“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而在荊州駐扎的日子里，劉備一定也深知荊州官員“人心思曹”而不能為己所用，放棄荊州、保存實力，應當是當時劉備所能做出的最不壞的選擇。

曹操南下，劉琮不戰而降，曹操的兵鋒直逼江東，劉備與孫權開始抱團取暖共御曹操。決定與劉備聯合時，孫權對諸葛亮道：“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這樣的句式，半生戎馬的劉備已聽過太多次。

孫劉聯盟造就了三國時期最著名的戰役：赤壁之戰。是役，曹操大敗而歸，孫劉聯盟占據了荊州長江以南的地區，與曹操形成戰略對峙。不過，這一戰最大的勝利者并非劉備，而是孫權——以及孫權倚重的軍事統帥周瑜。八百年后，一代文豪蘇軾行經赤壁古戰場時，乘著幾分醉意吟誦出“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的豪壯詞句，而令其悠然神往的風流人物，正是赤壁之戰的指揮者周瑜。

周瑜畫像。圖片來自《馬駘畫寶》

周瑜文武雙全，亦有識人之明。很快，周瑜便向孫權上了一道《疏論劉備》，其論調與昔日程昱勸曹操之言如出一轍：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云雨，終非池中物也。

而孫權也恰如曹操，用“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這一理由拒絕了周瑜。這又不由得不令人感嘆，不只是謀士之所見略同，主公之所見也略同。孫權雖然沒有同意周瑜抑制劉備勢力的建議，但卻批準了他另一個更為大膽的軍事計劃：遠征益州。按照這一計劃，周瑜將率軍西征，完成滅劉璋、并張魯的任務。這一計劃若能成功，劉備的勢力將被孫權三面包圍，最終難逃被吞并的命運。意外的是，周瑜剛剛開始備戰便倏然病逝于巴丘，一代名將，就此隕落。

周瑜不死，孫權有無限種可能。周瑜一死，江東諸將一時零落，西征之事就此耽擱，孫權也在無奈中將占據的部分荊州領土一并借與劉備，與其共同北抗曹操。此后，孫權雖屢次動了西征的念頭，但終因江東與益州之間隔著劉備占據的荊州無法成行，天下三分的局勢，只剩下最后一個轉折點。

建安十六年（211年），轉折點出現了。這一年，曹操討伐張魯。張魯是曹操與劉璋之間的屏障，曹操若平定張魯占據的漢中，下一步自然輪到劉璋——而曹操也確實在四年后取得了漢中。面對曹操的威脅，劉璋的別駕從事張松建議引劉備自救：“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 

張松之言的核心，可以概括成“非劉備不能平漢中”。曾經，非劉備不能安徐州；之后，非劉備不能攝荊州；再后來，非劉備不能當曹操；而如今，又是非劉備不能平漢中。劉備不愧是漢末最強大的“雇傭兵”領袖，聲名之強，當世無人能出其右。

面對劉備這一梟雄，益州臣僚當然也有引狼入室的擔憂。當時的主簿黃權極力反對請劉備入益州，理由如下：“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其大意是，用部曲的身份對待劉備，會因為怠慢劉備而結仇；若用貴賓之禮對待劉備，益州又容不下兩個主人。黃權之論，其實早有人提到。曹操南征時，荊州重臣蒯越勸劉琮投降，所持的理由正是“若備不足御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御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劉備若不能抵御曹操，荊州自會為曹操所得；劉備若能抵御曹操，荊州則遲早被劉備所得。蒯越和黃權都不相信劉備能當忠臣，而劉琮與劉璋都是暗弱之主，受到反噬在所難免——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認為劉備的政治優勢之一就是“信義著于四海”，此二人卻能窺視到劉備信義外表之下的野心，不得不說頗有識人之明。

張松早已歸順了劉備，因此請劉備入益州實是賣主之論，然而劉璋并沒有懷疑，最終向劉備這個同宗兄弟發出了邀請。這一次，劉備不再惺惺作態，迅速展露出了梟雄的棱角：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顛覆了劉璋的統治，占領整個益州；五年后，劉備又從曹操手中奪下漢中，在軍事上達到全盛。此時，劉備已經從坐擁益州、漢中和半個荊州，三足鼎立的歷史局面，正式形成。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在臣下的簇擁下進位漢中王，艱難地走了上建國稱帝之路。這一年，劉備已經五十八歲，那句“此家必出貴人”的遙遠預言如同一顆種子，隨著一個孩子跌宕起伏的漫長人生，終于在販履織席的裂縫中成為為參天大樹。

據益州：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

劉備這一生，最為后人所稱道的，大約是其出身寒微但終成大業的逆襲歷程。劉備發家史幾乎撐起了《三國演義》的前半部，但從蜀漢建國史的角度來看，劉備人生最后五年所用到的幾篇公文，才真正道出了一生偉業的重心——也就是成都武侯祠長聯中所說的那七個字：“百代存亡爭正統。”

建安二十四年的劉備敗曹操、抗孫權，完成了從“雇傭兵”領袖到封疆大吏的華麗轉身，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這一功績對于曾經那個販履織席的孩子而言或許太多，但對于此時的劉備來說已經不夠。自從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為劉備勾勒出了“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的戰略藍圖后，劉備的帝王之志便一發不可收拾，而劉備前半生最強的對手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便借著全取漢中的功勛從漢獻帝手中取得了魏王的封號。

時過境遷，劉備當然不甘心在魏王曹操面前屈尊當一個有實無名的軍閥。稱王并與曹操分庭抗禮，成為劉備接下來必須要走的路。

對于尋常草莽而言，政治不過是“成王敗寇”四個字，因此稱王反而簡單，曾經的公孫度占據遼東便可以叫囂“我王遼東”，而袁術取得傳國玉璽便有膽量稱帝。但劉備所爭的并非眼前名號的得失，而是未來的宏圖大業與天命正統，因此自事業步入正軌的那一刻開始，日后的每一步便都要務求師出有名。稱王建制如同穿衣戴帽，旗號若正，與名望匹配的權威便有利于天下英雄響應；若時機未到便輕言冒進，反而會失去人心。劉備雖然已經坐擁兩州、手握十數萬大軍，但若還想更進一步，僅依靠軍事實力是不夠的。

《三國演義》中反復強調劉備是漢室宗親，在稱王一事面前，漢室宗親的身份只是必要而不充分條件。在此之前，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焉都曾雄踞一州，且均為漢室宗親，但也都因為“造作乘輿車具千乘”“郊祀天地”等僭越之事而遭朝野非議；幽州牧劉虞甚至因為被袁紹商議立為天子而給了公孫瓚誅殺的口實。劉備此前的豫州牧、左將軍等官職，都是曹操借漢獻帝之手授予的，具有絕對的程序合法性；如今劉備與曹操已經仇讎，天子又掌握在曹操手中，劉備從朝廷取得封號的路已經被堵死。此情此景，劉備憑什么能再進一步？

終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的秋天，由馬超領銜、一百二十位益州官員群體上奏的《立漢中王上表漢帝》橫空出世了。如果說漢中之戰奠定了劉備稱王的物質基礎，那這份表則為劉備稱王一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完美解決了劉備為何在沒有漢獻帝冊封的情況下依然存在稱王必要性的核心命題。

《立漢中王上表漢帝》雖洋洋灑灑數百字，但虛言不多，取其主旨，大致如下：

 昔唐堯至圣而四兇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封建同姓……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御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兇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茍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這份表可大致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寫國難當頭，需要一位“王者”。“唐堯至圣而四兇在朝”四句開宗明義，借堯、周成王姬誦、漢高后呂雉、漢昭帝劉弗陵時奸臣把持朝政的典故來說明這樣的危難之時，必須有舜、周公、朱虛侯劉章、博陸侯霍光這般英雄人物方能安邦定國。而當下先是“董卓首難”，再有“曹操階禍”，大漢天下搖搖欲墜，其形勢之危急更甚于前文所引的歷史時期。既然如此，天下人自然也需要如舜、周公、朱虛侯劉章、博陸侯霍光一般的人物主持正義，完成“流放禽討，安危定傾”的功業了。這個人是誰呢？當然是劉備。當時劉備的官職爵位，是“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其中左將軍、豫州牧、宜城亭侯是曹操借漢獻帝之手封的；司隸校尉是劉璋請劉備協防張魯時劉璋上表舉薦的；荊州牧和益州牧則是劉備取得荊州、益州之后自領的。這一系列頭銜拼拼湊湊，倒也凸顯了劉備發家道路的曲折。劉備投奔曹操時，曾與車騎將軍董承等人共謀刺殺曹操[6]，但因董承行事不夠縝密，大事未成，使得曹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這兩句話，用詞委實有些惡毒。曹操不死，朝廷便可能有“閻樂之禍”“定安之變”。閻樂，是秦代丞相趙高的女婿，趙高擅權時閻樂率兵入宮殺死了秦二世胡亥。定安指定安公劉嬰，西漢末代皇帝，被迫將皇位禪讓給了權臣王莽。這兩句話說得很直白：曹操是趙高、王莽之流，長此以往，進則弒君、退亦逼宮，漢獻帝絕難善終。

第二部分，是以國難為基礎，證明劉備有資格也有能力稱王。一方面，所謂“封建同姓”，漢代自漢高祖劉邦時期就定下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規矩，劉備作為漢室宗親，有資格成為大漢的封王。另一方面，國賊莫過于曹操，曹操善于用兵天下聞名，而過往戰績已經證明了劉備有擊敗曹操的實力，漢中之戰后“海內英雄望風蟻附”，劉備已經是天下唯一一個能翦滅曹操之人。只是，曹操當時已是魏王，如果劉備“爵號不顯，九錫未加”，就難以號召天下英雄勤王，所以請劉備稱王非為劉備，而是為了大漢的偉大復興。

第三部分，詳述了劉備稱王的依據和流程。王爵本應由天子冊封，但朝廷已被曹操控制，“奉辭在外，禮命斷絕”，請封一事不可行，只能尋找其他路徑。那歷史上有沒有慣例呢？有。西漢末年，天下大亂，竇融經營河西，頗得民心，于是河西眾太守、都尉等一致推竇融為河西五郡大將軍。最終，竇融歸順漢光武帝劉秀，成就一代君臣佳話。

客觀上時代需要王者，程序上又有先例，于是這份表的最終訴求也就水到渠成地確定為“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這里的大司馬，又援引了劉秀北渡黃河時的頭銜。在結尾處，馬超等人再次強調：這次群臣共推劉備為王只是權宜之計，完全是為了江山社稷。如果大事能成，群臣雖死無恨。

作為一篇命題作文，《立漢中王上表漢帝》的完成度非常高。本文緊緊圍繞著“時代呼喚王者”“劉備能夠稱王”“劉備如何稱王”三個分命題，完成了對劉備稱漢中王這一行為的合法性論述：劉備不過想當竇融，待到誅殺曹操之后，再將江山歸還于漢獻帝，正如當初竇融歸順于漢光武帝一樣。

竇融開創的慣例，其核心是官員在特殊時期，未經皇帝賜爵授官直接推選出臨時主持大局的統帥。這一慣例實在好用，袁紹在任關東聯軍盟主后便上表漢獻帝，稱此舉實乃“時輒承制，竊比竇融”。當然，這等應時權變的做派也非常人敢為，揚州刺史劉繇死后，其部眾愿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華歆推辭的理由便是“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華歆亂世一儒士，袁紹天下一梟雄，由此可見一斑。

劉備走得比袁紹更遠。劉備所稱的并非五郡大將軍，而是漢中王。以這一稱號為切入點，可以發現《立漢中王上表漢帝》中的一句話早已將劉備的帝王之志暴露無遺，這句話便是“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 。

漢中之戰前，劉備曾與孫權達成協議以湘水為界分割荊州，史稱“湘水劃界”。這次劃界，明確荊州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三郡屬劉備。劉備入益州時留關羽守荊州，事實上在“湘水劃界”后，關羽所守的就只剩下荊州三郡。直到劉備稱漢中王時，荊州三郡的控制權一直牢牢守在劉備手中，而劉備也一直兼領著荊州牧這一職位。考慮到這一點，《立漢中王上表漢帝》中僅僅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這幾個地方為國，就頗值得玩味了——因為上述地方，并不包括荊州三郡。方詩銘在《三國人物散論》中注意到了這一點并給出了理由：“為什么漢中王‘為國’不包括荊州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呢？是不是荊州將給與孫權，這三郡已無足輕重呢？這種可能是完全存在的……”[7]

客觀而言，劉備當時需要盡可能積累一切可用的政治資源，為自己稱王立論。連廣漢、犍為這些“畫外”之地都要明示，卻將千辛萬苦奪取的荊州三郡棄而不用，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當時關羽尚在，劉備稱王卻不提及關羽的防區，這讓這位重臣何以自持呢？方詩銘由此引用了章太炎提出的“借刀殺關羽”之說，在國家大事面前，這種陰謀論就顯得有些蒼白了。

更合理的解釋是，不提荊州三郡更能強化劉備稱王的合法性。事實也的確如此，因為劉備稱漢中王遵循的遠遠不是竇融故事，而是西漢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故事。秦朝滅亡后，項羽為天下義軍領袖，劉邦曾被項羽封為漢王，據《史記》所載，當時劉邦的封地包括“巴、蜀、漢中”。歷史存在慣性，劉備稱漢中王時的封地和劉邦受封漢王時的封地越相似，其合法性就越牢固。那么，劉備的“漢中、巴、蜀、廣漢、犍為”，與劉邦的“巴、蜀、漢中”是否一致呢？

答案是完全一致。劉備“為國”的地盤多了廣漢、犍為兩郡，這兩郡均為西漢時從巴、蜀中分設而成，《華陽國志》中載：“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這就形成了一個等式：劉備的漢中+巴+蜀+廣漢+犍為=劉邦的漢中+巴+蜀。因此，劉備不是因為坐擁廣大領土而有資格稱王，而是從血統到功業都與當時劉邦受封漢王的故事完全一致。此時《立漢中王上表漢帝》提及荊州三郡反而顯得不倫不類——若論荊州，劉備已然同意將荊州東部分給孫權，此非王者所為；若論天下，曹操控制的疆土更大且占據中原。因此，舍棄荊州三郡，劉備便約等于劉邦，漢中王便約等于漢王，漢王最終成為漢高祖……這個等式一直延伸下去，劉備便“四舍五入”成了天下共主。

王爵對應著封地，舉著漢室大旗劉備當然不能直接稱漢王，因為只有將整個天下當作封地才能配得上漢王。不過，漢中對于劉備已然足夠，因為漢中之戰代表了當時劉備的最高功業：劉備打了大半輩子敗仗，漢中之戰終于證明了他可以擊敗曹操；喊了大半輩子口號，漢中之戰總算是踐行了攘除奸兇的第一步。建安二十四年春，劉備望著曹操麾下名將夏侯淵的殘兵敗將，意氣風發地說了一句話：“曹公雖來，無能為也。”要知道在二十年前，劉備可是見到“曹公”麾旌，便會恐懼到“棄眾而走”的敗軍之將——過去種種因曹操而生的恐懼和落魄，都化成了此時劉備苦盡甘來的萬丈豪情。

同年，劉備再向漢獻帝上了一封《上言漢帝》，其內容基本可以視為《立漢中王上表漢帝》的互文。在結尾處，劉備寫道：“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左將軍和宜城亭侯這兩個封號來自于曹操，劉備也曾借之在群雄并起的亂世中壯大勢力、招攬英雄，但從此刻起，劉備已不再需要它們加持，因為他已經有了更鮮明的旗號：漢中王。直到此時，劉備的“劉”才真正像是漢室宗親的“劉”，劉備稱漢中王一事也“垂范”百世，成為后世野心家晉位時引經據典的對象。

繼漢統：率土式望，在備一人

人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劉備同樣如此。漢中之戰是劉備生平功業光輝的頂點，但也是劉備事業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就在劉備稱漢中王的同一年，關羽發動了北伐。這一次戰役是否出于劉備授意，史家歷來有爭議，只是戰役的結果非常明白：關羽在取得短暫輝煌后，荊州被孫權襲取，很快關羽本人也命喪于孫權之手。

《關羽擒將圖》中的關羽

諸葛亮為劉備勾畫的《隆中對》戰略以“跨有荊、益”為基礎，因為中原勢強，劉備只有同時從荊州、漢中兩個方向出兵形成鉗形攻勢，北伐才更有勝算。如今荊州已失，意味著《隆中對》戰略就此成為泡影。

為了突出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的兄弟情誼，《三國演義》用濃墨重彩將劉備描寫成剛知道關羽喪命便迫不及待欲率軍報仇的性情中人。《三國演義》的描述未必是假的，但作為政治家的劉備顯然——也必須更為沉穩。從關羽被殺到劉備東征孫權之間隔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劉備完成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舉動：稱帝建國。

以關羽之死為起點，歷史齒輪的運轉速度驟然加快。曹操病逝、曹丕稱帝，多年以來僅保留著一絲虛名的東漢王朝終于在亂世中落下帷幕。面對這一滔天巨變，劉備又有何作為呢？答案實在有些諷刺：劉備派遣了韓冉前往洛陽，而這位使者的出行目的，是為曹操吊唁。

韓冉使魏一事不見于《三國志》，而王沈《魏書》與魚豢《典略》的相關記載情節有較大差異。據《魏書》載，曹丕因厭惡劉備借曹操喪事前來示好，下令斬殺了韓冉；而《典略》的版本則是韓冉等到了曹魏方面肯定的答復，劉備“遂稱制”，即稱帝。三部史書或完全缺失，或內容迥異，很可能因為韓冉出使曹魏是秘密進行的，因此過程眾說紛紜。這很容易理解，劉備在《上言漢帝》中如此形容董卓之亂后的國勢：

……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圣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并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

言下之意，如袁紹、袁術、呂布等“群兇”，在皇帝圣德之下一個接著一個被翦除，唯獨曹操仍在禍國殃民。而曹操的存在，正是劉備稱漢中王最大的合法性來源。如今“國賊”曹操病逝，曹丕繼而稱帝代漢，劉備此時正應當厲兵秣馬、北伐中原，為何要背著“政治不正確”的風險派使者吊唁？當然有可能是為避免在未來東征孫權的戰事中面臨兩線作戰的困境，但更合理的解釋是，此時劉備的當務之急是稱帝建國，因而需要相對穩定的外部局勢。又要以曹丕篡漢為合法性基礎，又不愿意開啟戰端，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明處反魏、暗處聯魏了。如此帝王心術，也表明劉備并非“性情中人”四個字可以概括。

《三國志》如此描寫劉備稱帝的背景：“（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也就是說，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稱帝代漢后，有人傳出了漢獻帝被害的消息，于是劉備為漢獻帝發喪，并追謚漢獻帝為“漢愍帝”。其實，漢獻帝此時非但沒有死，反而受到了曹魏皇室的禮遇，至于為什么會有漢獻帝被害的流言，恐怕只有劉備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無論如何，對于當時的益州人士而言，曹丕已經代漢，天子又已駕崩，天下也確實步入了無主的狀況。在這一背景下，劉備遂“喪事喜辦”，在成都稱帝并建立了歷史上第三個漢朝，史稱蜀漢或季漢。

縱然有著漢獻帝被害的謠言作為背書，稱帝建國一事依然并不簡單。雖然有漢室血統加持，但讖語、祥瑞這些建國所需的預熱，劉備也一個都不少，也一個都不能少。建安二十五年，益州群臣上了兩份勸進書，先是以劉豹、黃權、譙周等為首的益州名士所上的《因眾瑞上言》，歷數蜀漢建國前的祥瑞與異象：

……《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杰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西南數有黃氣……時時有景云祥風……數有氣如旗……《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

這一份《因眾瑞上言》恪守著從讖緯中尋章摘句以論證劉備享有天命的“兩漢精神”，曹丕代漢時，中原的耆儒也是用同樣的手法，為曹丕的天命做背書。然而，益州眾名士交的答卷卻著實不太高明。“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其實原文應當是“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而“帝三建九會備”，原文應當為“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因修與備[8]字形相近，于是這兩處便直接篡改為備，生造為讖語——這些篡改的痕跡被《三國志》全文收錄，最終成了千古笑話。

第二份勸進書，同樣叫《因眾瑞上言》，領銜者為許靖、糜竺、諸葛亮等人。這份奏章除了抨擊“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的罪行、援引“德至淵泉則黃龍見”的讖語外，還有一驚人之處，那便是籌劃了一則“璽出襄陽”的劇目：

……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這一段文字，前半部分敘述故事，后半部分升華主題。許靖等人提到，關羽北伐圍攻樊城、襄陽時，曾有兩個名為張嘉、王休的襄陽男子進獻了玉璽。這枚玉璽原本潛藏在襄陽城邊的漢水中，在此時光芒萬丈、直射天際，因此被發現。那玉璽現身于漢水有何寓意呢？《因眾瑞上言》開始了分析：漢，是漢高祖劉邦所用的國號，劉備興起于漢中，也即沿襲了劉邦的軌跡。玉璽出現在漢水下游，寓意著劉備注定要繼承漢祚，恰如漢水經歷群山萬壑，最終流經襄陽而成波瀾壯闊之勢。因此，劉備“宜即帝位，以纂二祖”——這里的二祖即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

如果說《洛書》《孝經》的讖語還只是篡改，那“璽出襄陽”的故事則純屬杜撰了。此處的玉璽指傳國玉璽。秦代之后，玉璽一直作為天命的象征流轉于歷代統治者之間。秦亡時，玉璽被秦王子嬰獻給劉邦，新朝、東漢建立后分別為兩朝的開國皇帝王莽和劉秀所得。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玉璽先后為孫堅、袁術、曹操所獲。關羽北伐時，玉璽應當在曹操手中，如此干系重大的皇權信物，理當被妥善保存在洛陽或許都的宮殿中，但絕不可能存放在臨近前線的襄陽。至于落入漢水、又因“靈光徹天”而被人發現則更是無稽之談。但是，這個故事……實在很符合劉備一生事業的基調。關羽北伐，兵鋒直指中原腹地，以至于曹操幾乎要遷都以避其鋒銳。雖然戰役最終失敗，但在圍攻襄陽時居然得到了百姓獻玉璽，這一民心所向而帶來的天命加持也足以彌補軍事上的損失。再加上流經襄陽的漢水源于漢中，漢中又恰恰是劉備大敗曹操的戰場，一得一失之間，劉備的天命似乎確實是“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從后期的歷史線索來看，玉璽在三國統一之后歸于西晉，因此“璽出襄陽”縱然確有其事，這枚玉璽也一定是冒牌貨，否則這么重要的寶物不可能只出現于一份勸進文書而不見于任何史料記載。不過真假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劉備需要這些祥瑞來佐證自己的合法性。篡改的讖語也罷，杜撰的故事也罷，足解當下的燃眉之急。曹丕已經代漢，殘缺的漢代故土需要一位皇帝，雄心勃勃的劉備也需要當上這個皇帝。如若不然……

如若不然，便會如諸葛亮的進諫所言：“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言下之意，眾多文臣武將隨著劉備出生入死，不也是為了論功行賞么？諸葛亮所說的“純言”，是指東漢初期“云臺二十八將”之一耿純勸劉秀稱帝時所述之語：“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當時劉秀手下眾臣勸進，劉秀辭讓，耿純便提醒劉秀，若不從眾議稱帝，群臣就會各自尋找“明主”，不會再為劉秀所用了。諸葛亮所引典故切入要害：劉備一向以劉邦、劉秀自居，而耿純同樣是劉備群臣的縮影。無論是對如張飛、趙云這樣的元從功臣，還是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州官員，或是新降的劉璋舊部，劉備都理應有個交待，而劉備若不稱帝，眾多臣僚又如何能像耿純一樣封侯拜將？正所謂“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于是，隨著一篇《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劉備正式即皇帝位了。這份告天文出于劉巴之手，語句簡練：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兇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天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曹丕稱帝時的《受禪告天文》在開篇強調漢代歷數已盡，而劉備則需要表明漢代歷數無疆，而曹操、曹丕父子的叛漢行徑，恰如王莽篡漢一樣，最終會被漢光武帝這樣的圣人平定，而劉備，正是這一時代的漢高祖與漢光武帝。既然中原依然存在著“竊居神器”的曹丕，劉備必須、也只能以天子的身份“龔行天罰”，這四個字，班固在《漢書·敘傳》中也曾用過，而被形容的那個人正是漢高祖劉邦。告天文如此用典，極力把劉備與劉邦、劉秀捆綁在一起，于是蜀漢的建國大業也自然成為了西漢、東漢式“嗣武二祖”的偉業。這種建構無疑是有力的，日后諸葛亮通過《正議》對抗曹魏的外交戰時，也將劉備戰勝曹操的漢中之戰與劉邦滅項羽、劉秀破王莽的戰役相提并論，旨在將軍事層面的勝利轉化為政治層面的勝利。

即位前，眾人皆云“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可見其眾望所歸已然到了“率土式望，在備一人”的程度。就在一年前，曹丕稱帝時的“民意調查”結果是“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兩人的主旨可以說是毫無二致，只是劉備以漢室宗親的身份繼承漢統，所以說“祖業不可以久替”；而曹丕是從漢獻帝手中接過了天命，因此說“神器不可以久曠”。細較之下，到底還是“祖業”一詞更理直氣壯些。

秦漢時期，讖緯之學極為流行。但相對于曹丕代漢時對讖語的極度重視，劉備在這方面所投入的熱情明顯要淡漠許多，因此才會容忍眾多益州名士改“修”為“備”、生造讖語這種極度缺乏“職業修養”的行為。此外，益州有不少精通讖緯之學的大儒，如杜瓊、周舒等，甚至有過“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當涂高者，魏也”等“大逆不道”的言論，但并未為劉備所追究。究其根本，應當是在劉備眼中，最能支撐其天命的一是漢室宗親的身份，二是于漢中擊敗曹操的功業——尤其是后者，對于戎馬一生的軍人而言更具有非凡的意義。而那些似是而非的讖語，在從小便“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的劉備眼中，大抵是聊勝于無的存在。

當然，歷史最大的魅力之一便在其不可回溯，真相只有一個，后人的解讀卻可以有多種。益州名士一方面生造讖語，另一方面又私下傳播“煽動顛覆蜀漢”的“不當言論”，這很難不令人懷疑那些破綻百出的讖語究竟是源于學藝不精，還是居心不良。作為蜀漢重臣，譙周甚至還有驚人之語：“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后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侯、靈帝之名子。”其意為：劉備名“備”，訓釋為“具”；劉禪名“禪”，訓釋為“授”，兩人名字結合起來就是劉氏已備好天下并授予他人——這要比晉穆侯、漢靈帝給兒子取的名字還要不祥。晉穆侯姬費王為西周諸侯，為其長子、次子取了含義相反的名字[9]，日后晉國果然內亂；而漢靈帝劉宏為兩個孩子分為真名“史侯”“董侯”，二字登基后果然最終被免為諸侯[10]。意識形態的高壓，往往會將政治上不得志的文人將精力轉向隱喻式的創作，蜀漢境內這些反蜀漢的讖語或許正是特殊時代下的“傷痕文學”，背后隱藏著益州名士對于這一新生政權的離心離德。

僅以歷史所呈現的最終結果來看，劉備輕視讖緯之學，但對于質疑其功業的言論卻極為在意。在臣下勸進浪潮中，費詩曾上過一道《諫漢中稱尊號疏》為劉備所不喜，費詩終劉備之世不被蜀漢朝廷重用。該疏如下：

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費詩認為，曹操父子逼主篡位的罪行是劉備稱漢中王的合法性依據，其中已然隱隱有諷刺劉備“喪事喜辦”的意味。劉備喜歡以劉邦自居，費詩偏偏要講劉邦曾與項羽約定先破秦者稱王之事；劉備最大的功績是漢中之戰，費詩偏偏要說劉備的功業依然停留在“未出門庭”的階段，這相當于否定了劉備最引以為傲的光芒。這道疏極短，但實在是傷口撒鹽、字字誅心。

費詩之論，當即遭到劉備的“寵臣”法正駁斥。法正的駁斥非常精彩，因為他甚至敢于直面費詩的論點：劉邦是開創基業之君，因此需要等天下大定才能正帝王名分；而劉秀是繼承統緒之君，自然要“速建以系眾心”，不然整個漢朝將淪落到“二祖之廟，絕而不祀”的不利境地，因此“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這是非常強有力的論證：劉秀曾效力于更始帝劉玄，其自立為帝時劉玄尚在，難道說劉秀是“忘主徼利”之輩嗎？當然不是。彼時劉秀舉號，恰如此時劉備稱帝，都是為了蒼生社稷而不得不如此。

“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這八個字，頗有些像秦末陳勝欲稱王時，張耳、陳余所回應的“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說的都是大業未成便貪圖帝王之志，會令人心寒。然而，恰如周瑜對魯肅所稱的那樣，東漢末年正是“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富有雄心的人為實現理想，自然也會尋找那些有帝王之志的主公，因此自立門戶一事的利弊得失，可謂見仁見智；而費詩、法正作為臣子堅持何種觀點，亦是求仁得仁。《華陽國志》認為費詩一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用，發出了“官位不盡其才”的評價；反觀睚眥必報的法正則深受劉備信任，以至于諸葛亮都要感嘆一聲“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局中人的得意與失意背后，自有一番因果。

劉備終于沒有殺費詩。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劉備“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可謂中肯。劉備的功業雖比不上漢高祖，但其肚量卻有漢高祖之風，再考慮到蜀漢艱難立國的崢嶸事跡，稱一句“嗣武二祖”，倒也不算太過分吧。十六國時期的前趙皇帝劉淵設漢代“三祖五宗”的神主進行祭祀，其中“三祖”正是劉邦、劉秀和劉備，這也算是對劉備“嗣武二祖”最長情的追憶了……

結語

劉備早年家境貧寒，一生歷盡坎坷，終于在年近花甲之時建立了穩固政權，擊退了宿敵曹操，成為天下鼎立的三足之一。然而，自此之后劉備的事業呈斷崖式衰落：就在劉備稱漢中王的同一年，關羽北伐失敗，劉備失去了經營多年的荊州和訓練有素的荊州軍；兩年后，劉備以為關羽報仇的名義東征孫權，結果被孫權大將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所率軍隊幾乎全軍覆沒，劉備“僅以身免”，最終病逝于永安前線。劉備死后，諸葛亮、姜維明知無果而為之的北伐戰爭幾乎成了劉備身上悲壯色彩的延續，于是當后人回顧這段并不算漫長的歷史時，會發現三國之中最為弱小的蜀漢反而保持著最為激昂的軍事態勢，這種逆天改命式的掙扎，無疑讓劉備及其部屬更具英雄氣概。《三國演義》中最著名的橋段，如“三英戰呂布”“千里走單騎”“單騎救主”“舌戰群儒”“白帝托孤”等，大多與劉備集團相關，即為明證。

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真正讓劉備走向圣壇的，依然是其與生俱來的漢室血統[11]。因為姓劉，劉備雖僅有一州之地，但在進位漢中王、稱帝時并未遇到較強的阻力，無論在當時還是之后的大部分的歷時時期，世人也普遍愿意將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視為正統，即使是反對劉備稱帝的費詩，也只是質疑劉備功業不足而非身份不堪。于是，劉備的身世飄萍就成為漢朝國勢的顛沛流離，劉備的拼搏就成為漢朝忠臣的集體掙扎，而劉備的隕落也就成為漢朝中興希望的最后破滅。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朝并不亡于漢獻帝禪位之時，而亡于蜀漢后主劉禪“輿櫬自縛”迎接曹魏大軍的那一刻、亡于劉禪之子北地王劉諶在國破前“先殺妻子，而后自殺”的那一刻、亡于姜維“策反”曹魏大將鐘會最終兵敗被殺的那一刻。

因為劉備一生的抗爭，整個蜀漢也深深烙上了抗爭精神，只要這種精神還在、只要心存漢室的人未死絕，漢就不算真正滅亡。劉備所建之國依然以“漢”為國號，為別于西漢、東漢，后世往往以“蜀漢”“季漢”稱之。蜀以地論，季以時論，終究延續著漢家正統。也因此，劉備稱漢中王、即皇帝位的這兩個瞬間就成為漢朝最后幾十年崎嶇歲月中難得的亮色，而《立漢中王上表漢帝》《上言漢帝》《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這幾篇公文也成為漢朝以國運為墨、以益州為紙書寫的絕筆。漢中王和蜀漢皇帝都不是一個人，而是漢代積累了四百年人心之后產生的集體性排異反應，劉備恰逢其時，將自己的野心溶入了舊帝國與新王朝的碰撞之中，于是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劉備駕崩后謚號為“昭烈帝”。據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劉備一生之勤勉謙恭、戎馬倥傯，是配得上“昭烈”二字的。蜀漢并沒有給劉備配上廟號，大約是興復漢室的大業畢竟未完成，而蜀漢囯祚又過于短暫。十六國時期，前趙開國君主劉淵為劉備追加廟號“烈祖”，從中亦可見劉備影響之深遠了。

當然，歷史有熱血，必有冷眼。不妨以明人王夫之《讀通鑒論》中對劉備的批判作為收尾：“（劉備）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于誅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董承受衣帶之詔，奉之起兵，乃分荊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己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己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曹丕之弒而己可為名矣；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不與賊俱生而力為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后，為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讎也。以苻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于曹氏。即位三月，急舉伐吳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荊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讎，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為漢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

在王夫之眼中，劉備絕非漢家忠臣，只是個乘時自王的梟雄：曹操稱王，劉備便稱王；曹丕稱帝，劉備便稱帝；漢獻帝還沒死，劉備便心急火燎地為其發喪，不過是借曹丕弒君之名為自己稱帝鋪路罷了。自始至終，劉備從未將復興漢室作為自己的第一要務，曹丕篡漢的國仇甚至比不上關羽被殺的私忿……早已遠去的季漢先主，在面對王夫之的詰問時，不知當如何回應？

注釋

1.亦有學者認為國家應具備領土、人民、主權（權力）、政府四個要素。

2.司馬光《資治通鑒》曾對劉備的漢室血統提出過質疑：“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后，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言下之意，劉備的世系是非難辨，已經無法確定其漢室宗親的身份。以務實的角度來論，劉備的身世并未被時人質疑，劉備稱帝時也未見有反對者因其血統抨擊其得國不正。劉備生前享受到漢室血統所帶來的身份紅利，建立的蜀漢在身后又被廣泛認為是延續漢祚，縱然他的“劉”不是“漢劉”，也是“漢劉”了。

3.漢文帝劉恒曾下《除肉刑詔》《除肉刑令》，將墨刑折為徒刑、劓刑與剕刑中的斬左趾分別折為“笞三百”和“笞五百”；漢景帝劉啟兩次下詔減刑，將笞刑最終鎖定在“笞一百”和“笞兩百”的幅度。這一制度影響深遠，《唐律疏議·名例律》云：“今律云：‘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也。”

4.《后漢書·孔融傳》中的文字略有不同：“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

5.方詩銘認為陶謙遺命系麋竺偽造，最重要的理由是傳達遺命的麋竺并非陶謙親信，而代表了為陶謙所疏遠的徐州世族勢力。詳見方詩銘《三國人物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7頁。

6.劉備與董承共謀刺殺曹操一事，即東漢末年著名的“衣帶詔”事件。劉備、董承是否得到漢獻帝的密詔，學界有爭議。

7.方詩銘《三國人物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6頁。

8.“備”的繁體“備”與“修”字形相近。

9.晉穆侯長子名“仇”，即晉文侯；次子名“成師”，即曲沃桓叔。晉文侯死后，晉昭侯之子晉昭侯繼位，晉國大臣弒殺晉昭侯并迎立曲沃桓叔，造成晉國內亂。

10.“史侯”即漢少帝劉辯，后被董卓廢為弘農王；“董侯”即漢獻帝劉協，曹丕即位后封其為山陽公。

11.劉備為后世立下了以宗室血統立國的最佳范式，后人對劉備是褒是貶，主要還在于后人所處之立場是否需要彰顯劉備的漢室血統。宋代民間雖然“帝蜀寇魏”“帝蜀偽魏”，但北宋朝廷對于曹魏、蜀漢天命的態度曖昧，《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跡近于蜀”，因此“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也就是說，宋太祖趙匡胤逼柴宗訓禪位建立宋朝，而當時的北漢承后漢國祚、南唐國主李昪號稱承唐憲宗血統，北宋若“帝蜀寇魏”，對其天命理論建構非常不利。而到了南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北宋被金所滅后，中原國土淪喪，宋高宗趙構南遷，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形勢與蜀漢相似，朝廷需要通過王室血統及王朝連續性論證南宋天命，于是劉備與蜀漢又被推向神壇。

本文為《天命在我：文書中的三國史》一書第四章內容，原章節名為《季漢先主》，現標題為后擬，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載。

《天命在我：文書中的三國史》，江隱龍/著，山西人民出版社·溯源，202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