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女醫生如何變革世界：女性的困境與突圍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女性常常以護士、助產士或病患的角色出現，而作為知識創造者與權威實踐者的“醫生”形象，則長期被男性所占據。從古老的“智慧女人”（wise women）到現代意義上的女醫生，女性走過了漫長的道路。近代醫學走向制度化和專業化時，女性被系統地排除在正規教育體系與行業認證之外，其作為治療者的歷史被遮蔽。至維多利亞時代，一整套結合了科學證據、社會道德與性別氣質的嚴密話語體系，將女性阻隔在醫學殿堂的大門之外。《女醫生的誕生：第一代女醫生如何變革世界》（下文引用本書時僅注明頁碼）追溯了西方近代第一代女醫生們通過艱苦卓絕的戰斗、策略性的論述和開創性的機構建設突破性別和職業禁錮的歷史；刻畫了彼此鞭策、相互影響，又一起辯論、相互追問，個性互不相同的女性先驅群像；深化了我們對于性別與醫學、職業、婚姻與權力等關系的理解。

《女醫生的誕生：第一代女醫生如何變革世界》，譯林出版社2025年5月

一、漫長的道路：從女性治療者到女醫生

隨著女性醫療史研究的繁榮，研究者在歷史文本中越來越多地發現女性在治療中的角色是顯而易見的，無論在家庭中，還是在其他機構中，女性都是生、老、病、死這些生命過程的重要參與者。她們是沒有執照的醫生和解剖學家；是墮胎者、護理者和健康顧問；是草藥種植者和藥劑師；是走家串戶的產婆。她們被正規的教育拒之門外，靠著互相學習和口口相傳積累經驗。這些女性治療者通常服務于貧苦大眾，在民間被稱為“智慧女人”。

女性治療者的歷史研究

13世紀隨著醫學職業化和專業化發展，女性治療者逐漸被邊緣化和非法化，女性無法成為“正規”醫生，大學將她們拒之門外，專業協會也拒絕給她們頒發執照。14世紀隨著教會對醫學院和醫療實踐的控制和壟斷，女性治療者被進一步污名化。在教會的組織下，歐洲開始了大規模的獵殺女巫運動，據估計，在這場持續了四個世紀之久的殺戮中，數以百萬計的女性被處死，其中很多是因其治療者的身份被劃入女巫之列。雖然這一運動并沒有完全消滅下層階級的女性治療者，但她們被永遠地打上了迷信、甚至巫毒的標簽。

到了維多利亞時期，女性進入醫學領域面臨著制度與教育壁壘、職業與法律障礙、社會觀念與文化偏見等諸多禁錮。幾乎所有英國的大學和醫學院，如牛津、劍橋以及倫敦的各大學院，都明確禁止女性入學。醫學資格考試機構拒絕女性參加考試選拔，主要的醫師協會也禁止女性加入，這意味著女性即使自學了醫學知識，也無法獲得官方認可的行醫資格，無法成為合格的“注冊醫師”，公立醫院也不會雇傭沒有正式資格的女醫生。

加之，維多利亞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女性的天職是成為賢妻良母，承擔家庭事務。社會及家庭都希望女性表現出某種友好的無知，具備順從而馴服的精神、柔順的脾氣和謙遜的思想。當時的社會觀念認為女性的智力、神經和體力都不足以承受醫學教育和高強度醫療工作壓力；學習解剖學、接觸尸體、處理血腥場面會損害女性“嬌弱”的身心；醫學教育涉及大量關于人體（尤其是男性身體）的敏感知識會對女性“純潔”和“謙遜”的品質構成威脅。總的來說，在當時女性參與公共領域是不符合女性氣質的，尤其是需要理性、冷靜和權威的醫學領域。

1829年英國出版的女性生活指導手冊《年輕女士之書：優雅的娛樂、鍛煉和追求手冊》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觀念下，女性行醫舉步維艱。如果女性想不被家庭所禁錮，投身醫學，她必須要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戰斗。女醫先驅們內心十分清楚這一點，她們知道女人離開從屬地位，尋求醫學教育的嘗試是革命性的。她們也為此做好了長遠斗爭的準備，除了聰明、努力之外，她們還必須要勇敢、無畏和堅持，與此同時還需要協調激進、理智與端莊，證明自己是有號召力和領導力的，可以做科學并且富有魅力。女醫先驅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尋求機會，公開發聲啟迪女性后來者，團結女性成員一起加入戰斗，相互鼓勵和幫助，同時不遺余力地爭取各種支持，包括一些男性同盟。盡管波折不斷，這些女醫先驅最終打開了女性行醫的大門，她們的行動使未來幾代女性能夠選擇自己的道路，可以由女性自己來定義女性的工作是什么。

二、推開一扇門：“女性為女性服務”

傳統觀念常常利用科學理論來“證明”女性在智力上低人一等，為厭女癥和性別歧視披上“科學”的外衣。許多女性疾病被認為是由子宮本身引起的，古希臘理論認為子宮太久沒有受孕，就會在女性身體內游蕩，引起各種各樣的病癥，如阻礙呼吸，導致劇烈咳嗽，以及鉆進胸腔，引起胸痛和心悸。歇斯底里癥這一疾病術語成為扣在每個不馴服的女人頭上的帽子。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女人的全部天性，包括個性、智力和體能，都被認為由子宮的奇思妙想所控制。男性醫學權威將子宮病理化，逐漸形成女性是脆弱的、不穩定的、情緒化的刻板印象，促使婦女被排除在各個公共領域之外。

“歇斯底里”疾病概念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超越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癥》

面對這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早期女性醫學先驅們努力打破這些偏見和不公，證明自己不僅可以勝任，還可以比男性表現得更加優秀。她們甚至得到了一些男性醫生的贊許，英國愛丁堡大學著名婦產科醫生辛普森，氯仿用于產科麻醉的開拓者，就稱贊曾擔任其助手的女醫先驅埃米莉·布萊克韋爾：“在你駐留此地與我并肩學習的八個月期間，我擁有最好、最公平的機會來檢驗你的醫學知識，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宣布，我很少見到哪個年輕醫生能像你這樣既熟悉古代和現代語言，又對文學、科學和職業實踐的細節方面有這樣豐富的了解。”（第126頁）

女醫先驅們敏銳地觀察到社會道德規范為女性診病帶來了極大的不便。這一時期，裸體或暴露隱私部位是一種禁忌，即便是在醫生面前也不行。這樣的風氣導致女性的健康問題特別容易被誤解、漏診和治療不當。許多婦女因為遵循“謙遜”和“純潔”的女性氣質要求，寧愿忍受病痛，也不愿向男醫生透露私密癥狀，大量女性正在承受痛苦，而男性醫務人員對此不以為意。

19世紀道德禁錮下為女性診查的場景

女性行醫對于改善婦女乃至家庭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女醫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認識女性疾病，從而為女性提供更好的治療，改善她們的健康，否則這些痛苦永遠不能緩解。照顧家庭和孩童是女性的傳統領域，女醫先驅者將這一角色擴展，號召“女性為女性服務”（women’s work for women），將傳統的女性角色與一個新興的職業角色連接起來，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過渡。女醫先驅者伊麗莎白·布萊克韋爾在英國進行《女性在醫學職業中的影響》的巡回演講，指出女性在家庭中承擔了治療和護理的責任，從醫是這種責任的自然延伸。女醫生可以向女病人及其家人傳授環境衛生、營養和個人衛生方面的知識，從而對人們的健康產生獨一無二的深遠影響。女醫先驅者把培養女醫生塑造成一項社會急需的慈善事業和道德責任，這使得她們的訴求帶有利他主義色彩，更容易感召女性加入醫學行業，也更容易被社會接受。

女醫先驅伊麗莎白·布萊克韋爾演講集

女醫先驅者開創了專門為婦女兒童服務的婦幼保健院和慈善藥房，為婦女兒童提供醫療、外科、藥品服務，培訓護士為社區服務，同時發起健康教育服務。這些行動受到了廣大女性的歡迎，來就診的病人不僅包括周邊居民，還包括來自各個角落希望由女醫生診治的女性，尤其是婦科疾病患者，這在實際層面解決了女性就醫的“體面”問題。后續女醫先驅們還開辦了女子醫學院，為女醫學生提供了臨床實踐和接受醫學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多的女性后來者在女醫先驅們創辦的女子醫學院和醫院接受教育和培訓，她們走向各地，走向全球，開辦自己的診所和醫院，讓女性，尤其是貧困女性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一些女性還在醫學生涯中做出了重要發現，為醫學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女醫先驅們以一種“非威脅性”的姿態，為女性贏得了進入醫學領域的初步權利。這一論述成功地幫助女性在醫學內部開辟了婦科、產科、兒科等最初被視為“適合女性”的專業領域，這些領域至今仍有很多女性從業者。然而，這種策略也強化了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導致后來女性進入外科等被視為“男性領域”的科室埋下了新的障礙。時至今日，醫療領域關于兩性差異的刻板印象依舊存在。男性智商高、行動力強、頭腦冷靜、抽象能力好、適合使用技術，是理想的醫生人選；女性耐心、溫柔、體貼、適合照顧病人，是理想的護士人選。外科依舊更多地被看作是男性領域，護理更多地被看作是女性領域。

三、并非鐵板一塊：女醫先驅的內部分歧

女醫先驅們的斗爭史，常被后人描繪成一幅團結一致的畫卷。實際上，這些先驅者并非鐵板一塊，她們在策略、理念與個人選擇上存在分歧。這既揭示了性別突圍的復雜性，也豐富了她們留下的遺產。

在如何打開醫學大門的具體策略上，女醫先驅們有不同的觀點。索菲亞·布萊克在遭遇種種挫敗后，堅信在敵意的男性體制內尋求公平是徒勞的。她開始主張建立女子醫學院、醫院和資格認證體系。這條路徑的核心在于，通過創建屬于女性自己的、不受男性干擾的空間，來培養女醫生、服務女病患，并以此證明女性的能力。這確保了女性醫學教育的延續性，但也面臨著被主流邊緣化的風險；伊麗莎白·安德森傾向于利用現有體制的漏洞、規則與男性開明人士的支持，從內部攻破堡壘。她通過藥劑師協會獲取資格，并一生致力于在男性主導的醫學機構（如英國醫學協會）中爭取席位和認可。這條路徑的目標是讓女性作為平等的個體被現有權威體系所接納。這一路徑時常面臨被體制同化或被迫妥協的壓力，也會被誤解為溫和軟弱和缺乏斗爭性。

即使在共享女性從醫的同一目標，先驅們的理論根基也存在微妙的差異。一些先驅在公開論述中強調“女性為女性服務”的論點。她們強調女性的同情心、母性本能和道德純潔性，將其塑造為女性從醫的獨特優勢。這種論述策略性地利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意識形態，將限制轉化為前進的武器；一些先驅堅信女性在智力、能力與職業抱負上與男性毫無二致，她們不想妥協，也不屑于尋找特殊關照，她們認為自己追求的是本就屬于女性的平等，女性是否可以行醫、是否能夠行醫，不應該由男性群體做主。這種內在的張力，使得這場斗爭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爭取一份工作，更是一場關于女性本質與能力的哲學論爭。

在婚姻與事業抉擇這一永恒的難題上，第一代女醫生因人生際遇、性格理念不同，做出了不同的個人選擇。一些選擇獨身，將醫學事業視為一種“召喚”或“使命”，取代了傳統的婚姻和家庭角色。伊麗莎白·布萊克韋爾從醫學事業中獲得了自由與滿足，終生未婚，她指出“在所有的人際關系中，女人都必須迎合，壓抑她的個性——即使擁有最好的丈夫和孩子，她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每日犧牲自己，但真正的工作意味著完美的自由和充分的滿足”（第132頁）。這種選擇向外界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她們是嚴肅的、專業的，其職業承諾不容置疑。她們向世界證明，婚姻不應該是女性唯一的規定命運，職業成就和自我實現同樣可以成為女性生命的核心支柱；一些女醫生幸運地找到了志同道合、支持她們事業的丈夫。伊麗莎白·安德森的婚姻就是一個成功范例，她的丈夫支持她的職業，在實際生活中分擔家庭責任，確保她能夠繼續行醫和參與公共事務。這種婚姻要求丈夫不受傳統性別觀念束縛，愿意在家庭內部進行角色重構。這些先驅者們通過她們的個人選擇，無論是不婚還是開創性的新型婚姻關系，都在重新定義“女性的人生可以是什么樣子”，讓女性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她們的人生故事為后世職業女性開辟了道路，使得“事業與家庭”的討論成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女醫先驅不同的選擇和分歧，并沒有弱化這場斗爭的力量，反而是其活力與深度的體現。它表明，女性進入醫學領域，并非一個單線條、同質化的過程，而是一場多元化的社會實踐。策略的競爭催生了更靈活的斗爭手段，理念的張力深化了運動的思想內涵，個人選擇的多元化則為所有女性提供了更多樣的生活范本。正是在這種“并非鐵板一塊”的復雜圖景中，女醫先驅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完成了一項不朽的功業：不僅為女性贏得了穿上白袍的權利，更開啟了重新定義性別與醫學、職業、婚姻與權力等復雜關系的漫長進程。

結語

《女醫生的誕生》鮮活地記載了女醫先驅們的困境與突圍。她們的斗爭，不僅是在爭取一紙文憑或一個行醫資格，更是在撼動一整套將女性排除在公共知識與權威之外的話語體系。女醫先驅們推開的，不僅是醫學殿堂的大門，更是一個讓后世女性得以持續思考、辯論并拓寬自身邊界的思想與實踐空間。直至今日，當我們探討醫學領域的性別分工，或談論事業與家庭平衡時，依然能感受到這群先驅者所開啟的、遠未終結的漫長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