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談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從創新機制到中國路徑

2025-10-27 13:2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02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闡明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機制，為理解現代經濟繁榮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本次諾獎得主的研究價值和理論意義在國內經濟學界引發熱烈討論。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張軍領銜的“國家理論”課題組組織線上討論，邀請陳碩教授、奚錫燦副教授、張延人助理研究員、石爍助理研究員以及博士研究生高世鎬等課題組成員圍繞三位獲獎者的理論貢獻與思想價值展開交流。

復旦大學出版社經授權，摘錄部分談話實錄，以期為理解諾獎獲獎成果及其對發展理論的啟示提供參考。以下為張軍老師發言摘編。

張軍談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從創新機制到中國路徑

01 莫基爾的歐洲視角與學術啟示

到目前為止，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貢獻者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表明內生性增長的思想已得到充分肯定。1993年的諾斯強調制度在西方崛起中的關鍵作用；2018年的羅默通過模型揭示思想與知識在增長中的核心地位；去年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獲獎，今年又輪到莫基爾、阿吉翁和豪伊特，他們的研究都與這一思想密切相關。

歷史上的歐洲崛起、國家興衰、東西大分流這樣的話題確實一直是西方頂流經濟學家的興趣所在，也應了盧卡斯當年講的那句話：“一旦你去思考跟經濟增長有關的研究，你幾乎不再可能去做別的事了。”

我上世紀80年代在復旦讀書時也對這個話題頗感興趣。那時聽人講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后來《走向未來》叢書出來，又讀到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何成功》以及金觀濤提出的“超穩定結構”理論。這在當時那可是相當有沖擊力的想法。

應該說這個話題一直還在吸引著我，但跟過去不同的一點是場景變換了，時代不同了。日本和東亞的經濟獲得成功崛起，中國現在又進入全面崛起的時期。這些重大現象跟早期的歐洲是非常不同的。今天我們免不了會問自己，西方經濟學家那些關于歐洲領先的知識對今天的中國有多大幫助？事實上，主流的經濟學家并未真正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倒是歷史學家湯因比1958年在波士頓曾說過“中國將重回世界的中心”，而這一預言如今正在應驗，非常了不起。

有意思的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一往情深地關注和研究早期歐洲率先工業化的現象，特別是歐洲與中國歷史上的大分流。今年的諾獎得主莫基爾也是一位經濟史學家和歐洲科技史專家。他也同樣試圖從歐洲歷史中尋找解釋工業革命驅動經濟增長的線索，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經濟發展的終極原因或先決條件。在他看來，既有的解釋大多數只是近因而不是終極原因。

然而，我認為他們基于歐洲經驗和歷史的理論視野還是相當局限的，面對時代的變化，至少存在兩個基本問題：其一，他們只是試圖解釋為什么是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其他地區先行進入工業化，但這樣的知識對于世界的其他地區和后來者的借鑒意義是有局限的；其二，他們的解釋單元往往過于微觀，線條單一，缺乏結構和宏觀框架。如果去閱讀西方經濟學家的這類著作或文獻，你就會發現他們的理論確實是非常線性和單一的，似乎告訴了我們哪些具體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比如英國的私產制度、光榮革命、觀念的轉變、思想市場和有用知識的積累等對歐洲崛起的重要影響。但從大歷史視野角度看，這些東西對于理解后來者的經濟發展就未必那么關鍵。雖然分裂的歐洲在早期催生的這些制度對經濟增長有相對優勢，但當今歐洲也由于無法像美國和中國那樣擁有高度整合的市場規模而顯示了其劣勢的那一面。而他們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關注到這個問題。

莫基爾認為，要回答“為什么歐洲率先發生工業革命”，首先就要回答“為什么是歐洲率先發生了啟蒙運動”，近代科學首先在歐洲發育，知識開始快速積累，而這是科技創新的先決條件。

莫基爾的研究強調知識的積累、知識分子的交流和傳播對歐洲16世紀之后涌現的科技創新現象具有主要影響。在啟蒙運動時期，知識分子的科研活動通常源于對自然界的興趣而自發進行，也就是說，他們的研究熱情主要來自好奇心，而非其他利益驅動。這意味著知識的積累與傳播本身一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此，從歷史角度看，知識的積累與傳播只是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但并非其直接原因。

這讓我想到黃亞生前幾年在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東亞的興衰：科舉、專制、穩定與技術如何成就中國，以及為何可能導致衰落》）中提供的類似思路。

他認為，中國古代王朝在分裂時期知識分子思想往往比較活躍、創新較多，比如南北朝。其次，他認為中國古代王朝是大一統國家，對國家穩定的追求優先性更高，因此需要將社會人才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并吸納進官僚體系，且由于治國的能力和制度逐漸成熟，中國古代王朝得以保持長期穩定，卻在技術創新上被歐洲后來居上。他的整體看法與大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觀點是類似的。

02 中國語境下的“真問題”：規模、國家作用與后發追趕策略

回答那些歷史現象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識其實有它的局限性，歷史在快速演進，時代在變化。18-19世紀的歐洲，大陸民族國家的興起，北美的崛起，在經濟方面，這些都是重要的現象。同樣在19世紀中葉之后，東方的日本崛起，中國的大門被西方打開，世界經濟格局開始發生劇烈變化。

中國作為擁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的文明古國，在面對西方通商與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重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開始擁抱現代性，社會結構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

這些系統性變革往往是在受到外部和內部各種沖擊之后在較短時間內發生的，跟歐洲的發展道路截然不同。在這樣的歷史場景中，特別是二戰后，東亞開始進入世界經濟舞臺，在經濟實力上快速積累。再后來是資本和貿易驅動的全球化，它給予中國全面崛起的歷史機遇。

對當代中國經濟學家而言，最重要的觀察是，在時代變遷中，國家能力和市場的高度整合始終得以維系，這是我們進一步思考經濟發展理論的合適場景和出發點。跟西方學者研究早期歐洲崛起的歷史現象不一樣，我們需要超越在分裂狀態下單一國家的經濟學研究傳統，高度關注整合的市場規模和國家能力在后進國家經濟發展中不斷提高的重要性。

無論如何，中國的快速經濟崛起提醒我們需要在理論中整合一些新的元素以捕捉我們在中國和全球經濟中觀察到的重要現象。特別是，在什么條件下，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的弱項在今天有可能變成強項？技術發展的方向是否有利于這樣的轉變？整合的市場規模為什么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今天思考經濟發展理論所繞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