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毅：全球氣候治理的困局與中國方案

當前，全球氣候治理正站在《巴黎協定》達成十年后的關鍵十字路口，地緣政治博弈、綠色技術競爭與資金落實困境相互交織，為人類的共同未來蒙上陰影。

在此復雜背景下，11月將于巴西貝倫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會議（COP30）備受矚目。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毅數十年來深度參與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研究與立法推進等工作，2021年以來，他又作為中國代表團隨團專家參加聯合國氣候大會。近日，他在即將啟程前往巴西參加COP30前，接受了澎湃新聞（www.ditubang.cn）的專訪，深入解讀中國如何在這一歷史性轉折點上定位自身角色，并為破局全球氣候治理困境貢獻獨特的“中國智慧”與解決方案。

以下為專訪全文

全球氣候治理的“轉折點”

澎湃新聞：今年11月的巴西COP30大會是《巴黎協定》通過十年的一次關鍵回顧。您如何評價當前全球氣候治理的總體形勢？我們正處在怎樣的歷史節點？

王毅：自《巴黎協定》簽署至今已十年，全球氣候治理走過了從《京都議定書》“自上而下”模式，轉向《巴黎協定》“自下而上”路徑的歷程。當前，我們處在一個關鍵且艱難的“歷史關頭”——可能向正，也可能向負。如果負向發展，可能會有更多國家效仿美國退出；正向發展的話需要更多的合作與引領。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帶來重大不確定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發達國家的領導力與發展中國家的行動力。地緣政治經濟現實使各國更關注安全議題，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的優先性下降。同時，資金、技術與能力支撐普遍不足，進一步制約行動。

盡管如此，全球仍有約160個國家已經或有意提交國家自主貢獻，表明綠色轉型的共識仍在延續。中國通過降低綠色技術成本、展現積極態度，提出了兼具雄心目標和務實態度的國家自主貢獻，為維持這一勢頭做出貢獻。

當前核心在于如何“引領”進程，避免形勢滑向負面。中國應在多邊框架下，推動自身轉型和路徑選擇的同時，發揮合作引領作用，促進多邊談判取得積極成果，同時通過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推動務實行動。

總體來看，全球氣候治理正處于“十字路口”。我們應在現有國際規則基礎上推進改革，通過合作與實際行動，共同維護并增強應對氣候變化與綠色低碳轉型的全球動力。

澎湃新聞：《巴黎協定》十年后，您認為現有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面臨哪些根本性的制度性挑戰？要推動有效行動，我們是應致力于修復和完善現有體系，還是需要創建新的多邊機制或政治平臺？

王毅：《巴黎協定》十年后，我認為現有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面臨幾個根本性的制度性挑戰。首先，無論是自上而下的“京都機制”還是自下而上的“巴黎機制”都存在各自問題，巴黎協定設計了一套通過國家自主貢獻和全球盤點的互動機制，動態提升目標雄心。但由于資金、技術等條件的不足，現有的機制效率并不高，需要改革，但推倒重來非常困難，也不現實。我們已形成了一系列公約及協定的相關共識成果，比如COP28提出的“轉型擺脫化石能源”，現在關鍵是如何更好地落實《巴黎協定》中已有的內容，包括資金機制、碳市場機制等。

其次，氣候變化是全球性問題，不能僅靠個別國家單打獨斗，特別是大國要發揮作用，例如《巴黎協定》的一個重要遺產是利用“雙邊協議”來促進“多邊進程”，現在在美國準備退出及地緣政治緊張情況下，這一手段推進起來異常艱難。目前機制中，缺乏有效的合作框架和資金技術支持，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技術和能力，難以自主推進綠色轉型。同時，現有的多邊機制在推動落實方面效率不足，尤其在2030年后如何改進目標框架、提升執行力，是需要重點研究探討的。

我認為，不應追求創建全新的機制，而應在現有體系基礎上推動改革、提高效率。例如，可以強化大國間和小多邊合作引領，發揮各自優勢，促進共識落實。當前的重點不是不斷提出新的雄心目標，而是把已有承諾落到實處。畢竟，我們已經努力多年，形成了規則和框架，在此基礎上推進改革，比推倒重來更為可行，也更具現實意義，何況還有新的地緣政治、單邊主義、自然受益與土地利用轉型等挑戰。

中國行動：技術突破、系統轉型與全球貢獻

澎湃新聞：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的新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及執行進展。對于外界認為中國“NDC目標雄心與其實力不匹配”的聲音，您有何回應？中國下一步將如何向世界展示其降碳決心與路徑的清晰度？

王毅：對中國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我愿從幾個方面進行回應：

第一，NDC制定首先是基于規則，其機制是《巴黎協定》規定并自下而上設計的，其核心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率先降碳，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在規則框架內認真制定并提交NDC的，履行了應有的責任的大國擔當。

第二，各國制定目標應基于自身國情、轉型經驗和實踐創新。中國仍處于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尚未脫鉤的階段，十四五前四年能源和電力增長迅速，未來仍有上升的空間，就大國而言，降碳涉及全經濟領域、所有部門及社會進程，是系統性工程和綜合的目標，而非單一行業行動。中國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必須構建全新的以非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體系和可持續的發展方式，這比單純設定達峰年份及排放數值更為關鍵。

第三，中國提出的目標是現實可行、經過充分測算的。我們考慮了各部門實際情況，如電力部門的系統轉型，包括電力供應側、電網改革、各類型儲能、電動汽車推廣、需求側響應等系統性挑戰。中國的目標不是簡單追求數字高低，而是確保路徑可行、經過努力可實現，并在實現過程中“力爭做得更好”。

中國歷來重行動、輕口號，我們的承諾是基于國內轉型需求和國際責任相結合。下一步，中國將繼續通過扎實的國內行動展示決心，包括加快新型能源體系建設、推動產業結構綠色化、低碳化，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并在南南合作中分享經驗、提供支持，以實際行動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轉型路徑的信心。

澎湃新聞：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的產業優勢為全球矚目。您認為這些成就對全球綠色轉型意味著什么？我們應如何將這些技術優勢轉化為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影響力和領導力？

王毅：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取得的成就，對全球綠色轉型具有重大意義。首先，當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在于規模與速度——必須快速、大規模地推廣清潔能源技術，才能盡快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而中國恰恰通過自身努力大幅降低了綠色技術的成本，使更多發展中國家能夠用得上、用得起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這為全球加速低碳轉型提供了現實可能。

其次，中國是全球首個嘗試依靠非化石能源實現現代化進程的大國，這一點具有歷史性意義。我們不僅在技術和產品上實現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構建新型能源系統和電力系統方面積累了系統經驗與解決方案。這不是單一技術或產品的問題，如前所述，它是涉及可再生能源發電、儲能、智能電網、綠氫制作與應用、電動汽車等全鏈條的系統工程。根據IEA報告，目前全球約50%的碳中和技術尚未成熟，中國正在這一復雜系統中探索路徑，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

當然，國際社會對此心態復雜。一方面他們希望中國加快行動，另一方面又對中國技術優勢帶來的競爭與依賴感到焦慮。這是一種矛盾心理。但無論如何，中國通過實實在在的產業進步，為許多發展中國家解決了能源可及性問題，幫助他們為跨越傳統高碳發展老路提供了可能。

在將技術優勢轉化為氣候治理影響力方面，我認為中國應發揮的是“合作引領”作用。我們不去追求所謂的“領導地位”，而是首先做好自己，積累系統解決方案，通過南南合作、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模式，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綠色轉型。例如在非洲、巴基斯坦、印尼等地，中國的技術已幫助當地快速發展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這種合作不僅是輸出產品，更是能力建設、經驗分享、新商業模式及可持續供應鏈的共同塑造。

因此，中國的角色不僅是技術提供者，更是新型發展路徑的實踐者、合作與治理倡議的推動者。我們通過自身實踐，從降低強度走向總量控制，由總量約束創造綠色動力，向世界表明：綠色轉型不是負擔，而是發展的新動能。未來，我們愿繼續與各國攜手，共同構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澎湃新聞：在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同時，中國近年來明確提出要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對此您如何理解？它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毅：我的理解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去“當領導”，而是基于現有國際規則，在我們的優勢領域積極參與和發揮引領作用，尤其是在當前全球氣候治理處于關鍵時刻和應對乏力的背景下。

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的大國，在當前全球氣候治理動力有所減弱、甚至可能出現負向轉折的關頭，有責任發揮積極作用。如果我們不去引領，國際氣候行動很可能因缺乏動力而走向消極。

第二，引領的首要前提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要先把國內的綠色轉型路徑走穩、走實，把技術成本降下來，把體系構建起來，先立后破，用實際行動體現中國的決心和能力。這本身就是一種引領。

第三，在規則框架內，我們積極推動南南合作，并探索南北南合作模式。我們不像發達國家那樣負有公約下的資金義務，但我們通過合作項目，例如在東南亞、非洲、南美洲等地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促進構建自然受益的可持續供應鏈，用中國的技術、成本優勢和生態保護修復經驗，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獲取可負擔的可再生能源、實現綠色低碳的經濟增長。

第四，我們強調通過“合作領導力”來推動進展，包括與發達國家也包括美國開展多層面的溝通交流與氣候能源合作。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尤其是在包括印度、印尼在內的眾多后續發展大國能源需求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分享中國經驗，鼓勵他們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實現綠色發展，對全球公正轉型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中國仍在增長的煤電裝機也是國際社會的主要關切之一。在碳中和目標下，應如何理解新建煤電項目的必要性？這些項目在設計上是否為未來的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和能源系統靈活性改造做好了準備？

王毅：在碳中和目標下，我認為對煤電項目的必要性應這樣理解：首先，包括煤電在內的化石能源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長期以來以煤為主，西方則更多依賴油氣，這是現實基礎。其次，在當前地緣政治背景下，能源安全已成為核心考量，隨著近年我國電力需求增長強勁，煤電目前在我國仍發揮著“兜底保障和靈活性調節”的作用，但今后將逐步轉型，未來新增能源需求應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替代。

關于新建煤電項目是否已為未來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和能源系統靈活性改造做好準備，目前來看，確實存在一些技術路徑的探討，例如通過摻燒生物質、綠氨，加裝CCUS等方式降低排放。但就我個人觀點，這些技術路徑的成本問題仍然較大，煤電靈活性改造后也存在新的安全隱患，雖然有煤電低碳化改造的三年行動方案，但尚未形成成熟、可大規模推廣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我們目前缺乏對不同轉型路徑的系統性討論和公平公正比較的良好學術環境。到底哪條路徑最成本有效、最合理，最有利于實現碳中和目標，尚未達成共識。因此，在推進新型電力系統建設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煤電在過渡期內的現實作用，并持續探索其未來改造、逐步減少消費與融入清潔能源系統的可能性。

這不是簡單的“上或不上”的問題，而是要在保障能源安全、促進改革創新、推動系統轉型與實現長期碳中和目標之間，尋求一條現實可行和公平公正的路徑。

澎湃新聞：在停止海外煤電投資后，中國將如何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綠色轉型？下一步推動清潔能源國際合作的具體路線圖和融資保障是什么？如何確保這些項目對東道國是公平、可持續且受歡迎的？

王毅：在推動“一帶一路”全面綠色轉型方面，我認為中國可以從多個方面入手。首先，中國在綠色融資方面目前更多依靠貸款方式，這主要是出于資金回收的考慮，因為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沒有義務和能力提供大規模無償捐贈。但中國綠色技術的成本已大幅降低，能夠幫助沿線國家解決能源需求和綠色發展問題，開發其可銀行擔保的綠色低碳項目。

其次，我們可以探索“南北南合作”模式，構建新型合作平臺。例如，在巴西、東南亞等地推動可持續案例和最佳實踐分享，不僅限于能源領域，也可涉及自然保護、減少非法毀林和可持續大宗農產品貿易標準制定等。比如巴西提出的“零非法毀林”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就體現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邏輯和話語體系，中國可以支持這類基于國情的綠色發展路徑。

在具體路線上，我們應特別注重能力建設，幫助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的規劃經驗、能源系統構建方法和提供天氣氣候早期預警的工具。同時，推動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和標準體系，例如在雙邊貿易中嵌入可持續發展規則，使合作不僅是資金和項目輸出，更是綠色發展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共享，不斷促進降低綠色轉型的成本和公正轉型路徑的選擇。

關于氣候融資保障，除了傳統貸款，我們也應探討如何吸引更多資金參與，并推動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國際融資機制變革，構建不同資金的良性治理體系。例如，促進多邊發展銀行的改革，支持巴西提出的TFFF（永久的熱帶雨林基金）等倡議，并鼓勵形成更多南南合作專項基金。

為確保項目公平、可持續且受歡迎，關鍵是要堅持“問題導向”和“國別為基礎”，不搞“一刀切”。每個國家資源條件、發展階段和綠色需求各有不同，應因地制宜設計項目，例如國合署推出的“小而美”項目。此外，必須將降碳與發展相結合，讓東道國真正從綠色合作中受益——包括獲得能源、創造就業、提升技術能力，而不是增加債務負擔或形成依賴。

氣候外交變局：中美歐三方博弈與合作空間

澎湃新聞：您今年在美國多次進行的交流訪問與觀察，您如何評價當前美國國內的氣候政治氛圍？其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是否已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最大風險之一？

王毅：基于我今年在美國的訪問與觀察，我對當前美國國內的氣候政治氛圍有以下幾點觀察和評論：

首先，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忽視。然而，隨著特朗普第二次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其負面影響比第一次更為顯著。我認為當前美國的氣候政治形勢正變得越來越嚴峻，甚至許多與氣候相關的詞匯在美國政府內部和學術界都受到限制，使用這些詞匯可能導致無法獲得資金支持或受到打壓。

其次，美國政府在氣候議題上的態度和行為已發生明顯轉變：一是政府不再使用氣候相關術語；二是大幅削減氣候資金和項目；三是通過政治、經濟、法律等手段阻礙氣候行動，導致即便有人仍在推進相關工作，也選擇保持沉默或閉門討論。這種氛圍不僅削弱了美國國內的氣候行動意愿，也對其國際角色產生負面影響，美國正從一個合作推動者轉變為“撤伙者”，甚至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阻力。

此外，美國的態度還帶來間接影響，例如通過政治施壓阻礙國際談判、綠色貿易和供應鏈韌性，如國際海事組織的相關討論由于受到美方施壓等因素而被迫延期。長期來看，缺乏科學健康的討論氛圍將影響其認知水平和創新能力，未來即使美國重返氣候議程，其涉及應對氣候變化和綠色轉型發展的國家定位、認知能力、科技實力和解決方案等方面的差距將會不斷擴大。

因此我認為美國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及其國內氣候政治的負面轉向，已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重要風險之一，不僅影響其自身行動，也對國際合作構成阻力。

澎湃新聞：面對美國聯邦層面的政策波動，世界是否會轉向與美國州政府、企業或科研機構建立更緊密的“次國家級”合作，以維持氣候合作的連續性？

王毅：我認為維持中美在氣候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仍然十分必要。盡管目前官方層面的合作幾乎停滯，但我們仍應努力保持溝通和接觸渠道，了解彼此的動向，是當前形勢下務實而必要的選擇。如果連基本的接觸都沒有，情況只會更加復雜嚴峻。

在“次國家”層面，例如地方政府、企業以及科研機構之間，我們仍應積極推動合作。盡管難度很大，但這是一種可行的路徑。還應該繼續支持美國的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依法在中國開展有利于我國國家利益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方向的活動，為其開展工作提供便利。此外，在交往的表達方式上可能需要調整措辭，例如使用應對“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等更中性的話語，而不是直接提及“氣候變化”，以適應當前的政治語境。核心是以問題為導向，推動實際問題的解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靈活應對，盡可能保持氣候行動的國際連續性。

澎湃新聞：您今年也曾對歐洲多國進行訪問，是否感受到歐方在“綠色轉型”與“產業競爭”之間的深刻分歧？這種分歧對中歐氣候合作構成了怎樣的具體挑戰？

王毅：在我今年訪問歐洲期間，觀察到歐方在綠色轉型與產業競爭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分歧，而且進展乏力和存在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總體方向上看，歐洲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方向和目標并未發生根本變化，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已通過立法形式確立氣候目標，政策具備一定連續性。

第二，歐洲當前面臨多重壓力，特別是俄烏沖突和安全議題主流化導致資金緊張，能源價格上漲導致經濟負擔加重，原本可用于支持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的資金被轉向安全領域，同時其內部經濟狀況普遍不佳，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其推進氣候能源轉型的進程和力度。

第三，在中歐合作層面，歐洲內部意見分化明顯，存在不少反對聲音。即便是在中歐建立外交關系50周年這樣的重要節點，雙方達成的協議也相對薄弱，內部阻力較大。歐洲一方面希望中國加快氣候行動步伐，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綠色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依賴風險、競爭和就業壓力感到焦慮，擔心影響其產業安全和未來競爭力。這種矛盾心態使得氣候議題日益與政治、經濟問題交織，增加了推動實質性合作的難度。

盡管如此，歐洲在合作方面的條件仍比美國要好一些，但整體來看，歐方在當前形勢下顯得力不從心，資金不足、內部分歧和內外部政治壓力是制約其發揮更大作用的關鍵因素。

氣候破壁：從知識到決策的挑戰

澎湃新聞：作為長期從事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研究的學術帶頭人和智庫學者，您如何搭建從最新氣候科學到高層政策決策之間的橋梁？在您看來，科學與政治互動中最主要的障礙是什么？

王毅：我在推動氣候科學及政策研究成果轉化成決策支撐信息的過程中，深感這項工作具有高度綜合性、跨學科性，也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我認為，要搭建從科學到決策的橋梁，關鍵在于以下幾點：

首先，必須認識到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純粹的科學問題，更是一個涉及技術路徑選擇、經濟轉型、系統構建及廣泛社會經濟影響的復雜系統工程。目前國內不同領域的專家往往從自身角度出發提出建議，觀點不一，甚至有些著名專家學者對氣候變化本身也存在不同看法。

因此，我們自身必須首先基于科學、基于證據，提供更加扎實、綜合且系統的方案，力求中立客觀。同時，面向長期研究，作出趨勢性判斷和情景分析，識別階段性挑戰和提出短期的包容性的應對方案。政策建議必須基于扎實的研究、科學的咨詢討論和決策影響評估，無論是針對具體技術問題還是整體解決方案，都要清晰可靠。

其次，當前缺乏一個充分、自由、開放、深入討論的學術環境。無論是在各類研討會還是內部討論中，常常是各自發言后便結束，缺乏真正的觀點交鋒和深入辯論。例如，關于各類能源技術和轉型路徑的比較等問題，就缺少充分的公開探討。

同時，政府部門之間也存在不同的立場和側重點，這就需要在研究中提供更加兼具包容性和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同時也需要發揮更高層面協調機制的作用。這同樣也適用于跨部門議題，如綠色貿易和供應鏈、全國一盤棋，以及統籌國際國內應對氣候變化事務。在現有環境下，一種可行的研究方式是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通過打造成功的試點案例和最佳實踐，用事實來展示可行的路徑和模式。

再者，我們需要重新拾起改革開放時期“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經驗，建立動態管理和真正的糾錯機制。在推動構建像新型電力系統這樣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時，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掌握所有規律。很多地方綠色項目上馬前并未經過充分的專家論證，一些領域出現“內卷”也與地方政府未能準確研判市場有關。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在實踐探索中學習，保持開放心態，促進跨領域協同，這樣才能讓轉型道路走得更穩健、更可持續。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未來十年全球氣候治理能否成功，關鍵在于能否找到“降碳”與“發展”之間的平衡點嗎？中國在這方面的探索能為世界提供什么經驗？

王毅：在未來十年，全球氣候治理能否成功，關鍵在于能否科學統籌氣候、安全和發展的關系。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必須基于各國國情，找到切實可行的共贏的轉型路徑，綠色化、智能化的發展創新已經為解決這些挑戰提供了可能。同時，我們也應該善于將“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地方創新實踐結合起來，構建起實現碳中和的制度軌道、治理體系及新格局。

中國的經驗表明，降碳必須與發展階段相適應。我們走過的路提供了參考，特別是要使得碳總量控制成為引領創新、倒逼改革、促進轉型的工具，并成為綠色低碳轉型的源泉，不斷產生綠色新動能。

歸根結底，降碳不是終點，而是推動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轉型發展的系統性抓手。只有當各國真正從綠色發展中受益，全球氣候行動才能持續向前。

澎湃新聞：展望未來，您認為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最核心的角色是什么？是雄心的倡導者、關鍵技術的提供者，還是新規則的共同塑造者？

王毅：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扮演的是多元復合角色。我們既是《巴黎協定》等國際規則的遵循者，也是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責任承擔者，更是綠色低碳技術和產品的引領者。通過綠色技術輸出、能力建設和經驗分享，我們在推動務實合作中發揮綠色領導力。

同時，我們致力于與南方國家共同構建更加公平包容的治理框架，推動建立可持續的貿易投資模式。中國正以規則踐行者、技術提供者、平臺搭建者和新規則共同塑造者的綜合身份，為不確定的世界提供確定性和真實故事，推動形成更廣泛的綠色共識，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秩序。

澎湃新聞：對于COP30，您有何期待？

王毅：對于即將到來的COP30，我的期待其實比較務實。首先，我認為能夠維持當前全球氣候治理的勢頭、堅持多邊主義，確保會議順利召開，本身就算是一種成功。基于現有國際規則，推動已有共識落實是關鍵，尤其在資金和NDC落實等核心議題上取得共識。

其次，期待在適應氣候變化、森林保護、及自然與氣候協同等易達成共識的領域形成新成果，同時反對單邊措施，倡議建立綠色投資貿易體系及可持續、韌性的供應鏈，探討和實現公正轉型。通過加強南南合作，積極回應發展中國家的合理關切。作為主席國，巴西可能會推出創新安排，中國也應該支持TFFF等主席國提出的基于公約和《巴黎協定》的新倡議。總體而言，推動既有議程落實、在部分領域達成新共識，維持多邊進程與綠色發展合作勢頭，應該是COP30可期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