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不到的兇手：清代一樁懸而未決的兇殺案及其制度性追責

清代道光年間，四川寧遠府冕寧縣發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名叫周汶仲，是一名五十八歲的木匠，在離家不遠的羅石溝被無名兇犯砍傷致死。此案看似尋常，卻因兇犯始終在逃，觸發了一套嚴密的官僚問責體系，上演了一場長達四年、跨越數級的行政追責馬拉松。本案的檔案，也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清代中晚期地方司法的運作實態。

一、 禍起蕭墻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年2月15日）清晨，木匠周汶仲如同往常一樣，背負著裝有斧、鋸、推刨等工具的背篼，早早離家，外出尋找木工活計，養家糊口。然而，直至天黑，他也未曾歸來。其妻周鄭氏等丈夫到深夜，心中十分不安，于是外出尋找，最終在離家約三里地的羅石溝，悲痛地發現她的丈夫已倒在血泊之中，氣絕多時。

周鄭氏當即求助于約鄰陳君德和陳德臻。二人趕赴現場查看后，于次日陪同周鄭氏赴冕寧縣衙報案。報案文書稱，周汶仲被“無名兇犯砍傷身死，兇犯脫逃”。時任知縣何咸宜接到報案后，不敢怠慢，于正月十九日簽發差票，并命令刑房仵作及差役龍從云、毛俸等人前往現場，同時嚴令緝拿兇犯。

正月二十一日，縣衙一行人抵達案發地羅石溝。此地距縣城足有一百里，屬白鹿土百戶申光榮管轄的“夷地”，位置偏僻，“不近塘汛墩臺，附近亦無人戶”，可見其人跡稀少。勘驗記錄中詳細描繪了兇案現場情形：周汶仲的尸身仰臥路旁，地上沾滿血跡，裝著工具的背篼掉在一旁，里面裝著做木工活的小斧、鋸子和推刨。仵作上交的驗尸報告中詳細記錄了死因：周汶仲身中一處致命傷，在“頂心相連偏右”，為一處斜長的刀砍傷，“深抵骨，骨損”；還有一處不致命傷口，在“左臁肕”（左小腿），為一處木器傷，推斷內里同樣“骨損”。由此得出結論，周汶仲“實系受傷身死”。

在隨后的審訊中，周鄭氏與約鄰陳君德等人的證詞勾勒出了周汶仲最后的活動軌跡，但由于信息量極少且并無關鍵證據或證人，所得敘供均無法指認兇手，只強調出“兇犯脫逃”這一情況。在完成驗尸程序后，周鄭氏于當日出具領狀，將丈夫的尸體領回安埋。至此，案件的現場勘查與初期審理告一段落，核心要務從“查明真相”轉向“緝拿兇犯”。

圖一 冕寧縣縣衙為相驗已死周汶仲尸身事驗尸圖格 

二、蛛絲馬跡

盡管案件初期線索寥寥，但也并非全無進展。二月十九日，奉命查案的差役龍從云、毛俸提交了一份關鍵稟狀，稱他們訪得“已死周汶仲系被余懷州被劫案內賊犯何老四砍傷身死”。這是案卷中首次出現具體嫌疑人的名字——“何老四”，且將其與另一樁劫案相關聯。知縣批示“著上緊嚴拿，務獲帶究”。然而，此后的所有文書顯示，何老四如同人間蒸發，再無線索。

與此同時，另一條線索在四月十五日由周鄭氏本人提出。她遞交告狀，指控一名叫“楊老三”的人“持刀砍斃其夫”，并牽連出陳德臻、陳韓氏等人，稱他們“坐地分肥”、“賄串留案”。但縣衙的批駁迅速而果斷，認為其指控缺乏實質性的證據，重申“業經前縣詳請通緝，靜候拏獲兇犯照例究辦”，并指出對在押人犯陳韓氏“取保候質”符合程序。官方似乎更傾向于差役所訪的“何老四”為真兇，但兩條線索最終都未能轉化為實質性的抓捕行動。

在人力偵查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冕寧縣衙啟動了制度化的通緝程序。二月二十七日，知縣何咸宜撰寫了詳冊，向上級的督、臬、道、府各級衙門詳細匯報了案件經過、勘驗結果和初審供詞，并正式請求“通飭各屬”，即發文至鄰近所有州縣，一旦發現本案兇犯蹤跡或冕寧縣緝役到來，需全力協助抓捕。三月初九日，寧遠府批示，要求“嚴緝無名逃兇，務獲究報”，并首次提及“屆限不獲，開具應議職名詳報”，為后續的追責埋下了伏筆。

圖二 役龍從云、毛俸為稟得周汶仲被何老四砍傷身死事稟狀

三、 層層參劾

由于兇犯遲遲未能歸案，清代針對命案緝兇的“承緝”問責制度開始運轉。根據律例，在“土苗地方”發生的命案，正犯脫逃，初參期限為六個月。此案自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報官起算，至七月十八日初參限滿，兇犯未能抓獲。

于是，冕寧縣于當年七月左右（具體日期檔案缺失）開具了“初參承緝不力職名”，將管理案發地的“白鹿土百戶申光榮”報請參劾。九月二十七日，寧遠府接到省按察使司轉來的總督批示，正式將申光榮列入初參承緝不力名單，并飭令繼續嚴緝，但此時尚未給出明確的處罰。

然而這樣的參劾并不止一次，在此后的四年間，據已有的檔案表明，還存在著三次依程序和制度發生的參劾與懲罰：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參一年限滿，兇犯未獲，冕寧縣再次詳報土百戶申光榮承緝不力。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兵部對申光榮二參的處分決議下達：“降一級留任”，并“計俸罰米”（每俸銀一兩罰米一石，折合為谷子收繳常平倉）。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參一年限滿，結果依舊，申光榮再次被詳參。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兵部對三參的處分下達：申光榮被“仍降一級留任”，并再次罰米。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四參一年限滿，申光榮第四次被詳參。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兵部對四參的處分下達，內容與三參完全相同：申光榮“照例仍降一級留任”，并罰米。

以初參算起，按《欽定大清會典》卷四十六《兵部·武選清吏司一》，土百戶為正六品，奉銀六十兩，即申光榮要交六十石米。據《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在道光二十三年前后的四川，一石米的價格通常在1.2兩到1.5兩白銀之間，所以申光榮被罰的白銀至少72兩，遠多于其年俸，懲罰力度是相當大的。

在這漫長的四年中，從寧遠府到按察使司，再到總督、兵部，各級衙門的文書往復如梭。每一參限期屆滿，冕寧縣都會準時上報，而上級府、道、司、督各級則會依次批示“仰候咨參，仍飭嚴緝”。實際上，知縣差遣的是“卑縣緝役龍從云等”到他境搜查兇手，受罰的卻是土百戶。土百戶為武職，負責當地的政務，差用的龍從云是他的手下，自然需要對其負責。

最終，所有的行政壓力都落在了這位基層土官——白鹿土百戶申光榮的肩上。他一次次地被降級、罰俸，成為了這樁懸案制度性問責的具體承擔者。

四、審限矛盾

顯而易見，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規定是清朝為推動官員積極處理案件所設定的制度。

命案審限六月，盜案一年，若是發冢、搶奪、竊賊等類型的盜劫案，則縮短為六個月。除此之外欽部事件審理時間只有四個月。

這一限制不止針對諸如執行捕獲逃犯的官員，從知縣到督撫都面臨著審理時間限制的約束。人命事件在清代訴訟中歸為重情案件，按法縣官沒有結案的權力，只能負責初級審理并據國家法律給出初步判決意見，完成這一步后縣官便需要將案件轉送上一級審理監督，如此層層上報直到督撫。在審理過程中若發現有審判擬定不當的地方，則可對下級進行批駁。督撫審理覆核完畢后再按不同類別報送中央進行覆核，由此案件從地方轉向中央審理。《大清律例》要求“其限六個月者，州縣三個月解府州，府州一個月解司，司一個月解督撫，督撫一個月咨題”，州縣未能及時處理上報也將受到參處，只不過在本案中兇犯一直未獲，也談不上對其審判定刑了，懲罰便落到緝拿不力的土百戶身上。

審限制度的目的是提高斷案效率，防止官員懈怠拖置，同時審限長短也有提醒官員案件輕重的意味，越緊急說明此案越重要，承責官員更要重視付出精力。但反過來說，越重要的案件復雜難辦的可能性更大，所需的時間也就更多，與審計制度豈不兩相矛盾了嗎。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又該選擇哪方，是受懲后堅持清查案件好，還是敷衍了事保全自身好？從某種意義上，審限是否反而增加了案件難結、官員怠惰的情況？

本案所能得知的消息中對申光榮的處罰只停留在四參限滿，審限隨案情進展延展期限，四參兇手仍未拿獲，我們未見的流傳的文字后面是否還有五參、六參，此案是否就此不了了之？而且每次都是相同的處理——降級、記俸罰米，力度頗大，申光榮又是如何應對這些超越承受能力的懲罰？而抓捕逃犯的漫漫四年中對死者家屬并無任何提及，失去頂梁柱的周家生活又會如何？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

圖三 寧遠府正堂王為周汶仲被兇犯毆傷身死案將承緝不力之土百戶申光榮降級罰俸事札冕寧縣札文 

五、千鈞重負

與周汶仲這一案相關的檔案停留在對申光榮的第四次懲處札文，從這戛然而止的結局中我們可以推測，即便清代設置了嚴格的審限制度，積案懸案的情況也并未因此有顯著改善。至此，我們也許可以從中窺見清代道光年間命案處理可能出現的一些特征：一是程序正義重于實體正義，整個案件的處理過程，從報官、驗尸、錄供，到詳報、通緝、參劾，每一步都嚴格遵循了《大清律例》的規定，且文書流轉清晰，格式嚴謹。然而，這套精密的程序卻未能實質性地解決這個案件，即無法有效抓住真兇。司法系統的重點似乎在于確保流程本身的完整與合規，以應對上級的考核，而非破案。二是在上級緝兇的壓力下，縣官可能尋找其責任的“替罪羊”，一旦發生命盜重案而無法破獲，承緝不力的土官便成為了問責的緩沖帶。通過周期性地參劾、處罰土官的行為，既彰顯了其法律權威，又成功將社會治理不力的責任轉嫁給了地方官員。申光榮的遭遇，正是這種“向上負責”官僚邏輯的體現。同時也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另一種情形，司法各級層層包庇，審限制度成為形式主義，以至于雖然上至皇帝、刑部，下至督撫、兩司對州縣案件塵積批評頗多，但因積案過多而被降革的地方官員卻幾乎未得一見，而“雖亦定有限期，而逾限參處者，百無一二”。其三，此案映證了清朝地方上有限的偵查能力與懸案的常態化，盡管有差役訪得“何老四”的線索，也有周鄭氏指控的“楊老三”，但在缺乏技術和方法、地方政府職責繁瑣、資源有限的時代，面對故意殺人后遠遁的兇犯，官府的實際抓捕能力非常有限。許多命案最終都像今天我們讀到的周汶仲案一樣，淪為懸案，只能通過文書行政和周期性的參劾來維持一個“仍在處理”的表象，不了了之。

毫無疑問的是，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木匠周汶仲的死亡，對于其妻周鄭氏而言，是一場沉重的悲劇，養育兒女、贍養父母的重擔將壓在她的身上，看不清未來。而在清帝國的官僚體系中，這則是一起需要被納入流程、進行標準化處理的公務。直到檔案記載的盡頭，真兇依然逍遙法外，而土百戶申光榮的官階與俸祿，則在制度的齒輪下一次次被削減。周鄭氏未能得到補償，申光榮削職后的實情亦無處可查，這件檔案反映出了清代地方政府在處理案件中所面對的線索極少、證據缺失的問題，這些本就難以解決的問題在疊加清代官僚責任制度后，變得更加復雜深重。朝廷對地方治安的考核以結果為導向，將“犯人不到”簡單歸咎于地方官員的怠惰或失職，從而導致問責壓力的自上而下的轉移。同時，此案也揭示了清代地方行政程序的僵化與彈性不足，整個審理流程被限定于固定的文書與匯報程序之中，這種高度程式化的管理方式，本意是督促地方案件更加高效的解決，卻在實踐中束縛了地方官員的能動性，使其難以根據具體案件的獨特情境進行靈活變通與資源調配。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科生，指導教師吳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