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厚量｜如何用區域整體史重寫地中海文明

【編者按】《羅馬統治下的希臘：前146-716》是一部研究希臘在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歷史著作。公元前146年，羅馬人征服希臘；公元716年，希臘地區逐漸擺脫羅馬的影響。在這近九百年間，希臘雖然被羅馬統治，但希臘文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特色。英國歷史學家喬治·芬利通過研究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社會生活等方面，詳細記錄了這段歷史。本書譯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呂厚量教授在10月17日的新書分享會上，用四個關鍵詞解讀了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和學術價值。本文節選自該分享會，經“也人”授權，由澎湃新聞刊發。

《羅馬統治下的希臘：前146—716》，[英] 喬治·芬利著，呂厚量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7月出版，505頁，120.00元

我想介紹下芬利的《羅馬統治下的希臘：前146—716》的特點及翻譯體會和趣事。本書內容還是比較深刻的，大家讀的時候不要光讀它字面的意思，還要感受到背后的一些東西。我整理了四個關鍵詞：

第一，德意志的國家史傳統。一般來講，西方人講的國別史是近現代的英國歷史、法國歷史，又有德國的歷史和意大利的歷史。希臘和羅馬的情況不一樣，大家認為希臘和羅馬更多是一種文明史，是一種文化的歷史，是一種城邦的歷史，不是一個國家的歷史。當然，在古典時代、在希臘化時代，已經有些學者開始把羅馬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權來加以研究，但這個趨勢還不是很明顯，面貌真正改變可能是到了十七八世紀，有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就是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我感覺書中的觀點不是特別的學術化，寫得也不是很深，但從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它開始把羅馬作為一個大國來分析羅馬政權的得失成敗。孟德斯鳩本人不能算是一個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也不是一個古典學家，他主要是一個政治學家和法學家，從自身的角度對羅馬的盛衰原因作了思考，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對后人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第二位大家是大名鼎鼎的愛德華·吉本，他的著作就是《羅馬帝國衰亡史》。作為英國人，他的思想其實受到歐洲大陸的影響，開始他想寫的題目跟羅馬一點關系都沒有，但某一天他聽到了僧侶的晚禱聲，想到羅馬的傳統在帝國解體近千年之后居然還在延續著，生發了思古幽情，于是決定寫一部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羅馬帝國衰亡史》是英語學界探討相關問題最重要的著作，同時承載了歐洲大陸制度史的法學研究傳統。

第三個重要的人物是丹麥裔的德國史學家尼布爾。尼布爾寫出相關著述可能是誤打誤撞的事，因為他是丹麥的學者，德語口語表達比較差，只得在教學時把羅馬史的課程講稿寫得比較完善，他的厚厚的三卷本《羅馬史》就是這么來的，奠定了歐洲大陸學界把羅馬作為一個大國來研究的傳統。

喬治·芬利

這個傳統對芬利產生了影響。他去德國哥廷根讀書，受到啟發：既然可以把羅馬作為一個國家加以研究，那么羅馬統治下的希臘也可視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類似國家的文明地區。我覺得這是《羅馬統治下的希臘》的一個重要靈感來源，實際上不管是在近代還是在古代，很少有人把羅馬統治下的希臘視為一個整體。從政治層面來看，它不是一個整體，包括羅馬帝國之下的阿凱亞行省、小亞細亞的比提尼亞與本都行省、地中海沿岸的敘利亞行省，這些都是希臘語地區，還可以包括埃及行省。希臘語地區的族群構成相當復雜，宗教信仰也不完全一樣，所以說芬利把希臘語地區視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被征服的國家和地區的研究思路其實是比較獨特的，體現了歐洲大陸國家研究、政治研究和制度研究的思路。

這種研究也是有目的的，不是為了宣揚古代的民族主義，而是通過國家和地區的興衰來總結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其中有很多的古今對比和古今聯系。芬利懷抱“愛希臘”之心，對希臘的民族解放抱有一腔熱情，希望在古代很輝煌的希臘民族，在當時獨立或者自由地過上美好的生活。在希臘獨立戰爭結束之后，他在那里購買土地，進行耕種，也在國會里發揮自己的影響，是一個很有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歷史經驗，把希臘變得更好，但并不是特別的成功，在晚年他意識到自己現實中的事業已經無以為繼了，就轉而去寫了一部希臘通史，從羅馬統治下的希臘一直寫到希臘的拜占庭時代和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時代，直至希臘獨立戰爭。

愛德華·吉本

本書的第二個關鍵詞就是吉本。吉本對自己的著作抱有很高的期望，不但要成為學術的名著，更要成為貴族淑女們天天擺在梳妝臺上的暢銷書。大家去讀《羅馬帝國衰亡史》，會發現他的英文非常考究，文字非常漂亮，不僅有史學的追求，也有文學的追求。

該書的史學成就相當高，但是在出版之后引起了軒然大波，問題在于它的第一卷的第十五、十六章里面將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歸結成兩點：一是蠻族入侵，二是基督教。他認為基督教的興起構成了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這其實是當時啟蒙運動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他對羅馬帝國衰亡的解釋，得到了開明的理性主義者的強烈擁護。

我們看到芬利在自己的書里面，不敢說是想要推翻或取代吉本的觀點，但他其實是在以一種溫和的方式修正吉本的看法。吉本認為基督教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因素，但是芬利其實看得更深刻，我覺得在這一方面芬利是對的，存在的東西一定有其合理性。為什么這時候基督教能夠發展壯大，能夠對希臘地區的人們產生這么大的吸引力呢？芬利說得很明白，可能古典時代柏拉圖的哲學還有一定的鮮活性，但之后的新柏拉圖信條是抽象晦澀、脫離群眾的，大家就讀不懂。與此相反，早期基督教立足于社會下層。基督教教士和群眾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打成一片，他們布道的時候講的一些例子，都是老百姓現實生活當中經常遇到的一些問題、關注的一些事情，同時他們強調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宣揚基督教，在亞美尼亞就用亞美尼亞語，在希臘就用希臘語，在羅馬就用拉丁語，在埃及就用科普特語。這種放下身段的做法，保證了當時的宗教能夠迅速傳播，而且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希臘人為什么擁護基督教，不僅因為它是基督的宗教，更因為它是希臘人的宗教。芬利能看到這一點，我覺得這是他比吉本看問題更深刻的一點。

 亨利·皮朗

第三個關鍵詞是區域整體史。之前的學者關注希臘，多聚焦雅典，后來的學者關注羅馬，也不太關注地中海的整體視野，迦太基也好，埃及也好，敘利亞也好，只有跟羅馬發生接觸，主要是發生戰爭沖突的時候，才進入古典學家的視野。如果跟羅馬長期沒有關系，這個地方就不屬于古典學研究的對象，研究總以希臘和羅馬為中心。但是，到了19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有一句名言說當汽船發明之后，大家再去讀修昔底德，感覺就不一樣了。修昔底德介紹的好像是很多孤立的點、孤立的城市、分散的戰役，當你可以坐汽船環行巴爾干半島的時候，你看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就不一樣了，更為立體化、整體化。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的觀念也開始受到影響，從19世紀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我認為這鮮明體現在兩個人身上，先有芬利，還有后來的皮朗。

皮朗針對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古典文明的衰亡，提出了一個前人不可能提出的觀點，是關于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的命題。那么 ，皮朗命題的內容是什么呢？他有一個比較宏觀、整體的視野，維系古典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不僅僅是羅馬元首領導下的帝國政權，還有把地中海地區聯系在一起，具有很大經濟價值的體系，就是以地中海為載體的經濟共同體。他認為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東西。從這個角度來看，羅馬帝國的古典文明的結束就不是羅馬帝國的滅亡時間。

傳統通史說羅馬帝國是在公元476年滅亡的，但實際上當時什么事都沒有發生，為什么呢？因為在4-5世紀時，羅馬的政治權威早就已經被削弱了，高盧也好，埃及也好，敘利亞也好，已經不依賴于羅馬了，東羅馬帝國基本已經獨立了。西羅馬地區的高盧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意大利人，有事不去找羅馬，所以在羅馬發生了什么事，大家也不會馬上知道。476年，一名蠻族首領把另一名出身蠻族的西羅馬皇帝給罷黜了，特殊之處在于后來這位蠻族首領向東羅馬皇帝稱臣，目的是從東方換取一些政治經濟利益。但是東羅馬無暇顧及，事情就不了了之。到了后來6世紀的時候，查士丁尼決定發起一場對西地中海的再征服運動，他手下的一個溜須拍馬的史官就把這個記下來了，說476年的時候羅馬帝國就統一了，統一在東羅馬的旗下。其實根本就不是那樣，蠻族發現從東羅馬撈不到什么錢之后，還是保持著基本獨立的狀態。后來由于這一類著作的影響，人們就把476年定為羅馬帝國和古典文明滅亡的一個時間。但是皮朗說不對，在所謂的476年滅亡之后，整個地中海的經濟統一體還是存續著，商船還是可以從西部到東部迅速穿行，以非常廉價的成本，實現商品的交換和貿易。

那么，統一體何時衰落？是在穆罕默德興起之后，他對地中海地區的控制導致地中海經濟統一體解體。如果沒有穆罕默德的話，查理曼就不可想象了，因為地中海統一體解體了，西歐地區需要另尋出路。法蘭克王國以西歐地區（即現在的法國和德國這一帶）為中心，又建立了一個新的體系，這是法蘭克王國崛起的內在底層邏輯。皮朗非常宏觀的經濟史視野在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取代了過去只從雅典、羅馬這樣一個小點出發去研究古典文明史的傳統。

芬利其實是一樣的，他也把羅馬統治下的希臘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想要討論古典文明衰落的時間點。他指出羅馬文明沒有在476年消亡，而是逐步轉衰：在君士坦丁時代開始走向解體，到了查士丁尼時代（在此期間政府實行了一個更大規模的改革），古典文明迅速走向衰落，再到了利奧時代，衰落最終完成。時間大概就是7-8世紀，跟皮朗說的解體的時間點是非常接近的。所以，19世紀的史學家可以從更宏觀、整體的角度去思考地中海文明的發展歷史。

最后再簡單說一下第四個關鍵詞，全書有一種福利思想在里面，這與19世紀英國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

19世紀后期英國知識分子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就是社會福利。我們傳統上認為英國在1688年完成了光榮革命，迅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觀點也不完全錯，但是它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實上，現在有很多學者在反思十八九世紀的英國是什么樣的，很多人認為光榮革命，包括后來的產業革命并沒有給民眾的生活帶來實質性的改善，英國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非常窮苦的，并沒有享受到政治民主化和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好處。

所以在19世紀中后期的時候，大量的英國學者，不管是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好，還是歷史學家喬治·芬利也好，關注的重點都是怎么讓老百姓過上好的生活。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蘇格蘭地區是社會福利化運動的中心，最早從法理上宣布任何形式的奴隸制都是違法的、反人性的判決是在格拉斯哥的法庭做出的，說明格拉斯哥在社會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倫敦地區也一樣，大名鼎鼎的歷史哲學家湯因比的叔父就是研究社會福利改革的，他30歲英年早逝，倫敦專門為他建了一個紀念館，認為他的事業是為人類福祉而奮斗。喬治·芬利也是一樣，大家讀本書，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他為什么要把歷史和現實結合在一塊，他要從中討論什么樣的制度、什么樣的政體、什么的文化、什么樣的稅收制度對民眾生活的改善是最重要的，總之他的著作非常鮮明地關注經濟、民生或者中國所說的“食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