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從巴黎到貝倫：COP30能否成為氣候行動2.0的起點？

“20年前我就在這個會場，這里沒有變化，但世界變了。”在《巴黎協定》簽署十周年之際，法國前總理、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主席洛朗·法比尤斯10月18日在一場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共同主辦的論壇上如是說道。

十年前，在恐怖襲擊的陰影下，全球領導人眾志成城，于巴黎達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巴黎協定》，誓言凝聚全人類之力，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威脅。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也是《巴黎協定》達成10周年。過去十年，全球氣候治理之路波折不斷。尤其是在過去十個月中，美國特朗普政府再度退出《巴黎協定》，并采取一系列倒退政策，積極擁抱化石燃料。

在此背景下，法比尤斯在接受澎湃新聞（www.ditubang.cn）采訪時指出：“盡管《巴黎協定》本身積極有益，但當前的核心矛盾在于落實與行動。所有國家，尤其是富裕國家，必須團結一致，立即采取更緊迫、更有效的行動。”

《巴黎協定》另一位重要推動者、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近期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盡管特朗普政府的舉措削弱了信任，減緩了全球協調的勢頭，但他仍堅信能源轉型將繼續推進。他特別指出，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并削弱清潔能源政策的背景下，中國應繼續發揮領導作用。

法比尤斯認為，氣候變化作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已對全球經濟、社會和國際政治秩序產生廣泛影響，深刻改變全球治理格局，而這正是中歐最具合作潛力的領域之一。

11月，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將在巴西召開。我們當如何看待《巴黎協定》的意義和過去十年走過的路？今天，我們再次站在決定人類命運的歷史節點。這場大會不僅關乎當下，也深刻塑造著未來，我們應以何種姿態參與其中，又將做出怎樣的抉擇？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3日，法國巴黎，巴黎市政廳外，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前排綠衣）、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法國前總理洛朗·法比尤斯、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特雷莎·里貝羅以及蒙特利爾市長瓦萊麗·普蘭特與其他與會者合影，出席紀念《巴黎協定》簽署十周年的市長峰會。視覺中國 資料圖

《巴黎協定》：歷史性轉折的回望

今天，許多人已經忘記了全世界是在怎樣艱難的情況下達成了這個歷史性的共識。

2015年11月，震驚全球的巴黎恐襲不僅給法國帶來巨大悲痛，也為即將于兩周后舉行的COP21蒙上陰影。盡管安全形勢嚴峻，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堅定表示大會將如期舉行。最終，包括中、美在內的百余國元首確認出席，經過兩周密集會議，COP21成功閉幕，近200個締約方通過了歷史性的《巴黎協定》。

“我依然記得2016年，我和習近平主席、奧巴馬總統并肩而立，中國和美國正式加入《巴黎協定》。那一天展現了當領導人將共同利益置于短期政治之上時，多邊主義所能取得的成果。”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此前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巴黎協定》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是全球團結前所未有的時刻。

《巴黎協定》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首次成功構建了一個覆蓋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治理框架，標志著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從分裂走向了團結，從空談轉向了行動。

它也首次確立了一個清晰的全球目標——將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遠低于2℃之內，并為爭取1.5℃而努力。這一溫控目標不僅是科學的共識，更成為了全球氣候行動的“北極星”，讓所有國家的努力有了統一的指向。

更重要的是，它創造性地通過“國家自主貢獻”機制，尊重各國不同國情與發展階段，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凝聚了最大共識，同時以五年一度的“全球盤點”機制形成持續增強行動雄心的循環，為全球綠色低碳轉型注入了持久的制度性動力。

當地時間2020年12月11日，德國柏林，氣候活動人士在勃蘭登堡門前點燃蠟燭，拼出“為1.5攝氏度而戰”的口號。12月12日是《巴黎協定》簽署五周年紀念日，《巴黎協定》設定的目標是將全球升溫幅度控制在1.5華氏度以下。視覺中國 資料圖

從某種意義上說，《巴黎協定》不僅是一份環境協議，它更是一份人類面向未來的宣言，宣告了化石能源時代的終結不可避免，并規劃了一條通往可持續發展未來的集體行動路線圖。

在18日的這場“中法環境月”及“中歐話未來”重點活動論壇上，法比尤斯以三個“S”總結了《巴黎協定》成功的原因：科學（Science）：科學界在幫助人們理解并信任氣候數據與預測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社會（Society）：包括組織、個人、思想領袖及企業在內的各方力量，共同推動社會向正確方向前進；國家（States）：各國政府（包括中、美、歐、印、俄等主要參與方）在十年前展現出在氣候行動上合作的意愿。

他強調，政治共識與開放合作的態度是《巴黎協定》得以達成的關鍵。

“《巴黎協定》無疑是一項卓越且至關重要的成果，必須堅持。其積極意義顯著：它將本世紀末的預估氣溫上升從之前的4–5攝氏度大幅降低至約2.8度。每下降0.1攝氏度，都意味著數百萬生命得以獲救。該協定還成功推動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投資新技術。”法比尤斯對澎湃新聞說。

然而，他也清醒地指出當前形勢嚴峻：“去年全球變暖升幅已超過1.5攝氏度，而一些國家做得還遠遠不夠。新的挑戰不斷涌現，例如當年未被預見的人工智能技術，在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產生大量碳排放。此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如美國的相關決策，也為全球協作制造了障礙。”他說。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氣候中心主任李碩認為，過去十年是國際氣候行動的“黃金十年”。《巴黎協定》是在歷史交匯點上達成的里程碑，“它既搭上了歷史的列車，也推動了歷史的進程。”他說。

然而今天當人們回顧《巴黎協定》，更多需要的是往前看。“未來十年所面臨的國際與國內政治環境，與過去十年已截然不同。因此，《巴黎協定》也將面臨巨大挑戰。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它提供的是一套底線規則和NDC機制，督促各國制定氣候目標，但最關鍵的仍是各國國內的政治條件能否重新回到有利于氣候行動的軌道上。這一點，僅靠《巴黎協定》本身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更多的國內努力和動員。”李碩說。

十年得失：氣候行動的曲折之路

回顧《巴黎協定》以來的十年，全球氣候外交與行動一路走來充滿了艱辛。

2016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懷抱孫女在聯合國簽署協定的溫馨場景，很快被次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協定的決定所取代。這一決定一度讓全球氣候治理陷入陰霾，但中國、歐盟等主要力量迅速形成“捍衛巴黎”聯盟，穩住了多邊合作的基本盤。

2018年，波蘭卡托維茲大會完成實施細則談判，為協定落實提供操作指南。然而2019年馬德里會議已在市場機制等關鍵議題上陷入僵局，初顯各方分歧。2021年，因疫情推遲的格拉斯哥大會取得突破，首次將“逐步減少煤炭”寫入公約文本，并解決了長期懸而未決的實施細則遺留問題。

2022年沙姆沙伊赫大會實現重大制度創新，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機制，這是對脆弱國家長期訴求的歷史性回應。2023年迪拜大會則完成首次全球盤點，直面全球減排行動嚴重滯后的事實，最終促成198個國家同意“轉型脫離化石能源”，首次明確能源轉型方向。

與此同時，自然界氣候變化的發展并未“放慢腳步”。2025年，世界氣象組織確認2024年成為有記錄以來最熱年份，全球多地氣候災害頻發。地緣政治緊張與多國大選年更給氣候合作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痛苦的事實：十年過去了，我們的進展太慢了。”潘基文在采訪中提及，今年在洛杉磯和韓國發生的毀滅性野火是令人痛心的提醒，告訴我們到底在面臨什么風險。“除非我們以更大的緊迫感采取行動，否則它們將成為新常態。世界已無暇空等承諾，我們需要的是落地的實際行動。”

面對過去十年的波折不斷，法比尤斯則表示，他仍堅定信奉多邊主義。他指出，當前及未來面臨的重大議題——包括氣候、倫理、生物及人工智能等領域均呈現三大共性特征：國際性、跨學科性與跨代際性。基于此，他認為唯有通過真正的多邊主義框架構建國際聯盟，才能有效應對這些全球性挑戰。

他特別指出，歐洲與中國在多邊主義理念上存在重要共識。盡管雙方在具體利益和立場上存在分歧，但最終各方必須凝聚共識開展協作，并推動更多國家加入共同行動體系，因為缺失這種集體行動路徑，人類將無法破解這些重大全球性難題。

當年《巴黎協定》的中方重要參與者、原中國氣候變化特使解振華16日在國合會2025年年會主題論壇上發言時也提及了這種挑戰。“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等因素，削弱了互信，全球多邊治理進程面臨空前的不確定性。”他說，“然而挑戰之中也蘊藏著機遇，實踐證明綠色低碳轉型不僅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更是培育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創造體面就業機會的重要平臺，也是推動綠色轉型、創造新合作的重要引擎。”

梳理過去十年走過的路，李碩認為，2015年《巴黎協定》達成、2018年規則手冊基本敲定，是兩大關鍵節點。“可以說，2015年至2020年是一個積極慣性占主導的時期。但在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的阻力開始浮現：俄烏沖突、巴以沖突、全球能源安全焦慮、中西關系惡化等等，這些因素對氣候行動的制約越來越強。我們正目睹有利的政治條件逐漸被侵蝕。”李碩說。

他進一步分析：“總體來看，我們仍然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巴黎協定》相當于鋪好了軌道，但在這條軌道上運行的‘火車’——也就是各國的實際行動是否有力，方向盤掌握在各國自己手中。目前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各國之間的行動越來越分散：有的國家開足馬力，有的開始收油甚至剎車，還有的像美國，不僅在倒退，甚至開始對軌道本身產生負面影響——比如上周在國際海事組織會議上，美國就動員多國拖延了減排決議。”

“這說明，除了國內氣候政策的倒退，有些國家已開始對多邊進程產生破壞性影響。這也是我們未來幾年必須持續警惕的趨勢。”他說。

COP30前瞻：期待、挑戰與反思

如今，全球目光投向即將在巴西舉行的新一輪氣候大會（COP30），這也是氣候大會時隔十多年后再次回到南美洲。這場被寄予“巴黎2.0”厚望的會議，需要各國提交更具雄心的2035年氣候行動計劃，并在資金、適應等核心議題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十年風雨過后，人類能否彌合日益擴大的“雄心差距”，守住1.5℃的溫控目標，正迎來最為關鍵的決定性時刻。

解振華在16日的國合會論壇上表示，雖然美國再次退出，但全球大部分經濟體仍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現在看，到COP30之前，整體上形勢還是不錯的，我們大家應該對此有信心。”他期待各方攜起手來，支持巴西舉辦一屆講求公平、倡導正義、促進合作的締約方大會，發出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巴黎協定》不動搖、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大勢不可逆轉的積極政治信號。

前美國國務卿、總統氣候特使克里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表示，他仍然堅信能源轉型會繼續，不是因為某一個政府，而是因為經濟學。2024年，全球超過90%的新增電力發電量來自可再生能源。這種勢頭很難逆轉。民間社會、城市、公司以及州一級的政策仍在繼續推進，往往不受聯邦政府政策逆轉的影響。“事實是：決定能源轉型贏家的不是輿論場，而是資本市場。而清潔能源的經濟性從未如此具有吸引力。”他說。

然而，大會還未召開，一些“不祥”的陰影已在各國人士心頭盤旋，尤其是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此次大會由于在偏僻的亞馬孫雨林城市貝倫舉行，昂貴的住宿交通費用將限制全球南方氣候活動家參加COP30，使人們對巴西主辦有史以來最具包容性的聯合國氣候峰會的承諾產生懷疑。

對此，COP30主席國巴西多次表示，巴西政府正在采取具體措施確保廣泛的民間社會參與，特別關注全球南方國家，并一直在回應各組織表達的擔憂。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大學宿舍、學校和臨時住房設施中提供低成本住宿，以及與酒店和交通提供商協商折扣價格。

大會主席安德烈·科雷亞·杜拉戈與COP30首席執行官、巴西環境與氣候變化國務秘書安娜·托尼此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呼吁各國凝聚共識，力求在復雜國際形勢下達成實質性成果，稱“這不是選擇參與的時候，而是必須行動的時刻。”

這種呼吁和信念可以從過去10個月中巴西連續七封致國際社會的公開信中可以看出。杜拉戈在信中將COP30定位為一屆“關乎真相的大會”，強調當前全球正“蒙著眼睛走向深淵”，呼吁各國以最高雄心水平提交覆蓋所有溫室氣體和經濟部門的新版國家自主貢獻（NDCs）。

面對地緣政治緊張與全球貿易戰可能阻礙氣候行動的擔憂，杜拉戈重申了對多邊主義的堅定信念。他呼吁國際社會證明，即便在分歧深化的時代，合作依然有效且必須加強。

在氣候融資這一關鍵議題上，杜拉戈強調COP30必須展現兌現資金的決心。他明確提出要確保到2035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3000億美元，并規劃出一條可信的路徑，以實現每年1.3萬億美元氣候融資的長期目標。為此，巴西將與COP29主席國阿塞拜疆共同發布報告，闡述如何從私人渠道動員這筆巨額資金。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杜拉戈暗示巴西對在COP30結束時達成一項全面的政治決議持開放態度。這樣的決議可能成為直面化石燃料轉型、彌合融資與減排雄心差距的平臺。

此外，杜拉戈多次強調COP30將是“實施的COP”，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從規則制定轉向具體行動的新階段。他倡導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機制下建立新的機構或多邊委員會，以加速承諾的落實，并主張將氣候行動更緊密地納入聯合國核心議程。

通過這七份信函，杜拉戈為國際社會描繪了一幅清晰的路線圖：在貝倫，各國不僅需要提交更具雄心的氣候計劃，更必須在融資、化石能源轉型和實施路徑上取得切實突破，方能將《巴黎協定》的愿景從承諾推向現實。

而法比尤斯通過自身的經驗對巴西同行提出了善意的提醒，認為COP30的成敗或將取決于三個“I”：落實（Implementation）：從框架概念轉向具體成果，確保各國承諾轉化為實際進展；包容（Inclusion）：呼吁民間社會、本地群體、議會和國際組織更廣泛參與，加強氣候與生物多樣性、反毀林議程的聯系；創新（Innovation）：充分凸顯法庭和國際裁決等法律與制度工具在推進氣候責任方面的作用。

一些前領導人和專家也對COP大會提出了清醒的認識和反思。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前執行秘書克里斯提娜·菲格雷斯日前在接受《碳簡報》采訪時指出，當前氣候行動的重心已從談判桌轉向實踐場。她表示，雖然部分國際談判仍有其必要性，但最緊迫的任務是在市場規律與氣候經濟學引領下加速落實行動。

菲格雷斯強調，民間社會、企業、城市和社區正以超越政府的速度推動氣候進程。這些曾被歸類為“觀察員”的參與者，如今已成為推動變革的真實引擎。她建議，應在締約方大會框架外開辟一個半獨立的“現實世界”行動空間，用于展示創新成果、推廣實踐經驗，并將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反饋至正式談判進程，從而形成良性互動。

這一主張揭示了全球氣候治理正在經歷深刻轉型：自下而上的實踐創新正在彌補自上而下政治協商的不足，為氣候行動注入新的動力。

李碩指出，COP30面臨兩大現實挑戰：其一，日益復雜惡化的全球氣候政治環境，將削弱大會決議的力度；其二，隨著《巴黎協定》簽署滿十年，COP談判進程已步入“收尾階段”，其議題不再如以往繁重，所作決策的影響力也不及往昔。

“這其實揭示了一個大的趨勢：全球氣候行動的成敗，已不能僅憑COP的談判桌來評判。COP曾是過去十年推動變革的“歷史大潮”，而如今這股浪潮正在褪去。工作的重心，已從國際談判轉向各國國內的切實行動——更關鍵的是要看各國國內的減排與能源轉型政策實踐是否真正到位、是否真正有力，是否愿意投入真金白銀。”他說。

（刁凡超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