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健次的演技蛻變，在《震耳欲聾》的沉默與欲望里

當市場被高概念與大制作包圍時，《震耳欲聾》以一種近乎執拗的安靜，完成了最具穿透力的表達。這個國慶檔，檀健次的名字隨著這部電影深入人心，也完成了演員在沉默中重塑自我。

電影《震耳欲聾》里，檀健次飾演CODA律師李淇。

從偶像到演員的進階

從偶像到演員，檀健次的轉變早有跡可循。《獵罪圖鑒》中，他將模擬畫像師沈翊的冷靜與敏感融合，憑一雙“會說話的眼睛”摘掉了偶像的刻板標簽；《長相思》中的相柳，又讓觀眾看到他對情緒層次的精確拿捏。《震耳欲聾》則是他更艱難的轉型嘗試，李淇作為一位出身聽障家庭、在道德與利益之間搖擺的律師，角色設計極為復雜，不僅需要讓觀眾信服他作為律師的形象，還要靠呼吸、節奏、手語與目光完成敘事，讓觀眾代入他聽障家庭出身的健聽者（CODA）的身份。

李淇能熟練使用手語，天然更容易獲得聽障群體的信任；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對自己的身份懷有復雜情緒——既帶著想要逃離的羞恥，又懷著向上攀登的野心。他囊中羞澀、前途渺茫，只能憑機敏與偽裝擠入主流律師圈，努力擺脫“邊緣者”的標簽。出身與野心的雙重拉扯，正是角色最有張力的內核。這樣的雙重身份讓人物處于撕裂狀態，編劇讓他同時成為“施動者”和“受動者”：一方面，他為當事人爭取利益、在博弈中精明取巧；另一方面，他又被黑暗鏈條牽扯，被同伴指責，被良知拷問，身陷囹圄。

影片結構采用漸進式鋪陳：開場的調解戲展示了李淇的圓滑與野心，中段他卷入小蕊的詐騙案，真相層層揭開。高潮庭審中，他用口語與手語的“手口不一”發聲，象征著對兩個世界的連接與和解。這樣的節奏安排讓角色的轉變水到渠成，而非突兀反轉。編劇湯禹辰在人物塑造上展現出了扎實的結構感。

如何評價“表演用力”

面對部分觀眾“表演用力、油膩”的評價，中央戲劇學院李紅教授給出了專業分析。她認為演員表演是否“過火”，關鍵在于區分炫技還是遵循邏輯地表演。李紅說：“檀健次在片中的每一次情感爆發，都建立在人物發展邏輯的基礎上。以電梯戲為例，當合作伙伴提出退出時，檀健次采用'欲揚先抑'的表演方式——先是壓抑情緒，通過前傾的身體、緊繃的肌肉等細節展現內心掙扎，為后續的爆發做鋪墊。”

在這個32樓的密閉空間，成為李淇與小湯價值沖突的熔爐。檀健次一開始維持著律師的體面與優越感，當小湯的質問直擊內心裂縫，他的語速加快、聲線破裂，特別是在他指著對方面前怒罵“靠的不是那幫聽障，更不是你這個萬年復讀生”時，檀健次的身體前傾、手指指向構成一種侵犯性的姿態，既是攻擊，也是防御，他在狹窄電梯內被逼至角落，形成框架式構圖，他被名利所困住了，怒意與脆弱幾乎疊加成一種窒息感。鏡頭推近時，檀健次的呼吸明顯急促，額角青筋突起，但眼神仍舊不肯移開，像是一場瀕臨崩塌的對峙。當他罵到“我現在就想像一個人一樣，站在三十二樓大聲說話又怎么了？”那一瞬間，聲音輕微破裂，嘴角微微顫抖，淚意并未落下，卻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角色求生式的吶喊。

李淇與小湯的電梯戲份截圖

懂得“做減法”的表演，越是激烈的情緒，越要克制來呈現。許多場景中，檀健次幾乎不言，只靠微表情和呼吸的細微變化完成內心起伏。當情緒爆發時，他又精準地將憤怒、羞恥與孤獨交織成一股沖擊力。

然而，《震耳欲聾》的編劇結構雖緊湊，也并非毫無遺憾。影片將敘事重心高度集中在李淇，使得金老板等反派角色略顯功能化。金老板的動機更多停留在“權力與金錢”，除片尾伏法后的審問無其余情節展開，缺少人物背景的復雜度。結尾的庭審戲雖然震撼，但在現實層面略顯理想化：口手不一的設計極具戲劇張力，卻未能完全經得起邏輯推敲，因為金老板作為同樣的CODA身份，按理應能察覺異常，而庭審中即時補證并當庭判決，也超出了司法程序的合理范圍。編劇的“藝術加工”雖強化了情感高潮，卻在現實邏輯上顯得突兀。

但瑕不掩瑜，《震耳欲聾》仍以誠意打動人。它讓觀眾在噪聲之外聽見人心的顫音，也讓一個演員在克制與爆發之間找到新的可能。檀健次用最細微的呼吸去“聽見”角色，用最真切的崩潰去讓觀眾“聽見”自己。那聲驚雷，并非轟然作響，而是在寂靜之后，久久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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