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局外”走進“局內”，政治是個什么游戲？

想象一下，此刻你正坐在一個古老部落的篝火旁，周圍是身著獸皮、手持長矛的部落成員。篝火的光芒映照在他們的臉上，而部落長者此時正在講述一個個驚心動魄的關于權力與生存的故事。這些故事講述的并不只是誰擁有更多的食物或武器，更是誰能在出現危機時帶領大家走出困境，誰能在和平時期維持秩序與和諧。這個場景或許離現代人的生活很遙遠，但它卻是人類政治行為的起點——權力的爭奪與分配。

現在，快進幾千年，你坐在一個現代化的議會大廳里，周圍全是西裝革履的政治家。此時，他們正在為一項政策辯論。客觀上，這場辯論的議題是稅收、醫療或外交政策，但本質上，它依然關乎權力——誰有權決定資源的分配，誰有權制定規則，誰有權影響他人的生活。盡管人物和場景發生了變化，但人類對權力的追求與博弈從未停止。

再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古老的神廟中，祭司們正舉行一場莊嚴的祭祀儀式。神廟的墻壁上刻滿了神秘的符號，祭壇上燃燒著圣火，煙霧繚繞中，祭司們高聲誦讀著神圣的禱文。這場儀式不僅僅是為了祈求神靈的庇佑，更是為了展示祭司們的權威——他們被視作神與人之間的中介，掌握著解釋神意的權力。通過宗教儀式來鞏固權威的方式，在古代社會屢見不鮮，甚至在某些現代社會依然存在。

時間拉回到現代，你坐在一個莊嚴肅穆的法庭上，法官身著黑袍，手持法槌，正對一樁案件進行審判。法庭的墻壁上掛著象征正義的天平，律師們唇槍舌劍，試圖為自己的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利益。表面上，這場審判關乎法律的適用與解釋，但本質上，它依然關乎權威——誰有權解釋法律，誰有權決定是非對錯，誰有權維護社會的正義與秩序。盡管形式從神廟變成了法庭，但人類對權威的依賴與挑戰從未改變。

最后，想象你置身于一個古老的村莊中，村莊的男女老少正圍坐在一棵大樹下，討論著如何分配今年的收成。人們的決定不僅僅基于公平與效率，更基于他們在村莊中的聲望與影響力。誰家的田地更肥沃，誰家的勞動力更充足，誰家的祖先曾為村莊立下過汗馬功勞——這些因素都在無形中影響著集體決策過程背后的權力生態。基于聲望與關系的權力分配方式，在許多傳統社會依然存在。

快進到數字時代，你打開手機，刷著社交媒體上的動態。一條熱門話題正在迅速發酵，成千上萬的網友在評論區激烈討論，意見領袖們通過短視頻、長文和直播表達自己的觀點。表面上，這是一場關于某個社會事件的討論，但本質上，它依然關乎影響力——誰的聲音能被聽到，誰的觀點能被認同，誰能在虛擬世界中塑造共識與行動。盡管平臺從村莊大樹變成了社交媒體，但人類對影響力的爭奪與重塑從未停歇。

無論是部落篝火旁的權力博弈，還是議會大廳中的政策辯論；無論是神廟祭壇上的權威展示，還是法庭審判中的法律解釋；無論是村莊長老的聲望分配，還是社交媒體上的意見爭奪——權力的形式與場景在不斷變化，但其本質卻始終如一。它關乎資源的分配、規則的制定、秩序的維護，更關乎人類如何組織自己、如何影響他人、如何塑造未來。在人類歷史與文化的漫漫長路上，“政治”這一主題就如同一條貫穿古今、跨越東西的線索，支配著文明的締造，涵蓋著秩序的構建，也見證著權力的流轉。

《權力考古：前工業社會政治制度八講》 莊梅茜 著

本書旨在引導讀者體會政治人類學在解析政治結構與政治行為過程中所展現出的那種獨特而深邃的理論力量。這種力量并非外顯于制度模型的抽象演繹，而是潛藏于文化細節、社會關系與象征秩序之中。相較于傳統政治學中基于實證主義范式的線性分析路徑，政治人類學以其跨文化的視野與歷史縱深的思辨邏輯，重構了我們對政治現象的基本理解。它通過對象化的文化分析與情境嵌入的田野觀察，在橫向比較與縱向追溯中，揭示了政治權力建構的多重維度與微觀機制。

政治人類學的基本視野、旨趣和研究方法

如果將整體論的研究視角進行延伸，可以發現現代社會——哪怕是最發達的國家——非正式組織和關系也可能發揮著比正式組織和關系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僅僅從正式制度出發，把政治視作一個孤立的領域，只關注政權組織形式、政府組成、機構設置以及憲法性文件等制度性層面的政治，將政治過程真空化，脫離社會文化情境，很多棘手的社會政治問題便難以探本尋源。

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并且使用現代代議制政府的形式進行管治。但是這套源自近代歐洲的國家和政府形式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新近的現象，對于那些在二戰后獨立起來的國家而言更是陌生而新奇。

打一個比方，國家的治理失敗就如同土地上植物的衰敗。正式的現代政治制度有時候只是鋪設在上面的一層人造草坪，而真正調理生態、蓄養萬物的是草坪下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無論是東南亞民主政體的頑疾金錢政治，還是徘徊于拉丁美洲的影子政府，政治現象的分析必須與深層次的權力關系、地方文化和歷史進程結合起來進行。

著名政治學家大衛·伊斯頓曾以此否定政治人類學研究——如果不能清楚界定區分政治制度和其他社會亞制度，那么政治人類學研究政治的意義何存。然而，政治人類學家泰德·盧埃倫指出，伊斯頓的這種觀點恰恰是把政治人類學的長處看成了短處。

從今天的角度看，伊斯頓的這個觀點也早已過時，因為當代的主流政治學研究，已經吸納了政治人類學的觀點，不再忽略廣泛的社會文化系統對政治的影響。盡管許多政治學者不大用“政治人類學”這個詞，但他們的研究都至少帶有類似的方法論意味。反過來，今天的人類學在研究視角上都會透視到政治領域，正如政治難以脫離其文化語境，在考慮任何文化事項時也會顧及有關事項所處時空背后的權力關系。

政治人類學的基本視野決定了它不可能用一種非常狹窄的方式去界定政治。首先，難道這些社會在沒有“國家”的同時，也沒有“政治”的運作嗎？其次，更廣泛地講，社會的權力結構，包括社會內部不平等的模式如何發生，以及這些模式和機制如何締造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這些難道不是政治問題嗎？政治人類學視野下的政治，是廣義上人們制定、維系和修正其生活一般規則的社會活動，其內容廣泛，涉及權力的取得、運用和維護。

在政治人類學的視野中，領袖的行為、社會決策、法律議題、社會抗爭和暴力以及社會平等等問題，都被統攝在政治的范疇內。政治人類學家通過闡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間的聯系來挑戰這一稍顯陳腐的觀點：“政治”等同于國家政府事務。

可以說，政治人類學研究的野心并不在對狹義上的政治做過多闡釋。與政治學相比較，政治人類學研究更為“溫情”，帶有人類學研究所特有的對人類本質與命運問題的深切關懷和好奇。傳統政治學研究關注的是國家事務和公共政策本身，政府機構的設置、政體和政權的組織形式和運作等是研究的重心，而對于一些涉及草根政治、非正式政治組織的議題，傳統政治學研究者所關心的至多是政治權力的使用和分配，對權力背后更加廣闊的人類根本性的問題卻稍欠關注。政治人類學和傳統政治學的差異就體現在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上。具體而言，政治人類學的這種深切關懷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如何理解權力和權威在人類社會的運作。為什么人類社會會出現等級秩序？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系是不可避免的嗎？在不平等問題日益嚴峻的今日，如何消除剝削和壓迫的議題顯得愈發緊迫。這種關懷的存在，使得政治人類學與馬克思主義密不可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關切在于權力如何通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互動得以維系，而政治人類學則通過對不同社會的實地研究，揭示了權力和權威的文化基礎及具體運作方式。這使得兩者在分析社會不平等、階級關系和統治形式時形成互補。

那么，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否不可避免？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制造并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階級分化并非自然現象，而是由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決定的。政治人類學則通過研究不同社會的經濟模式，如禮物經濟、共享資源制度、合作社模式等，展示了替代性經濟體系如何減少不平等，甚至在某些社會中維持了相對平等的關系。因此，雖然權力關系的存在可能是普遍現象，但不平等的程度和表現形式卻因歷史、文化和經濟結構的不同而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第二個方面是如何認識現代化和現代性問題。這一問題涉及對人類的現狀、命運和前途的深切憂慮，可以形象地稱之為“現代化的病理”，即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對于非西方世界的影響。這里面包括對于非西方社會的現代轉型所面對的張力和矛盾的分析，比如后殖民歷史遺存問題、第一世界的全球霸權、超級大國的種族和新殖民主義等現實問題。非西方國家社會如今疴疾難除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現代化病癥。歐洲中心的現代性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涉及如何去看待時間、空間、事物間的因果關系，事物為何變化以及生命的目的等一系列想法。

就歷史觀舉例，線性進步觀對文明進步的單向度解釋具有鮮明的西方文明色彩。此外，目前廣泛使用的一些政治學概念，比如民族國家、威權國家、市民社會、自由民主，都是建立在歐洲歷史文化的預設之上，也造成了學者的思維定式，將部分研究本土政治文明的非西方世界學者帶入歧途，極大地影響到了主流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

如何認識現代性的問題，從根本上又帶出了一個更為關鍵的終極關懷，即第三個方面，人類如何認識自我的問題。一個非常諷刺的事實是，主流社會科學理論所主張的所謂“人類的普遍性”受到人類學家的質疑，不僅是因為其歐洲中心主義的預設，使其對于非西方社會分析的有效性受到限制，而且傳統的社會科學在解釋西方文明本身時也會受到限制，因為在歐洲中心話語的把控下，學者難以通過相對性的視角進行內省并認識到西方文明自身的特殊性。

對于他者的理解，是更好地理解我們自己的前提條件。人類學的認識論迫使研究者注意到文化的差異，有助于規避自身所歸屬的社會環境的文化概念預設，為增進開放交流和批判性思維提供了絕佳的途徑。從這個角度看，政治人類學其實是一門非常另類的學問，善于在傳統學術外另辟蹊徑，具有很強的自我批判意識、持續不斷的反思精神，為當代根本性的人類問題提供了完全另類的觀點與新穎的解答。用一個學術術語來描述政治人類學，就是自反性，在知識生產過程中，不能忽略知識生產背后的認識論和政治背景。

政治人類學的另類，也可以說是對主流學科的貢獻體現在它特殊的研究方法上。政治人類學的研究并不是主要依賴各種文獻資料進行，而是以運用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為主，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依靠觀察、體驗和參與的方法來獲取研究資料。政治人類學家與研究對象近距離接觸和交談，共同生活，獲取被研究者社會生活的各種信息，從中提煉和思考社會政治課題。深度田野調查不僅是為了獲得更具體翔實的數據，或是為了擁有更接地氣的研究體驗，更為重要的是完成視角切換這一任務，從“局外”走進“局內”。

除此之外，為了尋求超越自身的世界觀，政治人類學家也用同樣的方式去探究工業社會生活中種種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和做法，并發現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而這種文化敏感的/跨文化的比較方法也同樣適用于研究“自己人”，尤其是發現所處社會內部的差異。它首先要求研究者承認文化多樣性，克服文化偏見和文化優越感，反對民族中心主義，反對譬如東方主義的獵奇心態，以一種平等的文化相對主義的心態去看待其他社會和文化。這是政治人類學家或者說人類學家需要具備的一種基本功。

（文本來源：《權力考古：前工業社會政治制度八講》緒論，有刪減。）

本書簡介

人類正處于政治文明的關鍵轉折點,當代世界的政治重構呼喚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運用。本書以政治人類學的獨特視角，穿越游群、酋邦、早期國家的歷史現場，通過剖析前工業社會中權力的基本結構、制度性不平等的生成機制以及治理技術的運用，揭示前工業社會政治制度的演化邏輯，展現政治權力在不同文明結構下的多樣可能，呼喚對政治本質與治理智慧的重新認知。

本書不僅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知識圖譜的重繪，更是一場對現代國家制度起源的深度追問。作者主張以權力考古回溯政治制度的深層結構，做一次文明的“逆向探尋”，在最古老的政治形式中，重新理解權力從何而來，統治何以可能，為反思當代權力關系、不平等問題及治理困境提供歷史鏡鑒。

作者簡介

莊梅茜，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政治學系講師。研究領域為意識形態與政治心理學、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基層治理、西方政治與社會理論批判、政治人類學。在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olitics & Society, Politics,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China Information 以及《開放時代》《世界社會科學》《現代傳播》《中國研究》《南國學術》等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