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青年返鄉與家的重構

引言

未來，家鄉將會是什么模樣？

在當代中國青年群體中，家正在被重新定義。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離開城市的高壓節奏，走向鄉野、城郊或其他低密度空間，與朋友或志同道合的群體共同生活。他們遠程辦公、共食、共居，協作處理日常事務，同時嘗試在非婚育、非血緣的框架下重建生活結構。這種生活方式及其多種形態，正在中國不同地區悄然發生。

返鄉青年和家人在麥田里交流種植技術。視覺中國 圖

對于家鄉的理解也在變化，返鄉一詞的意義正經歷深刻裂變。許多青年不再渴望回歸那個攜帶著原生家庭的出生地，而選擇在更加宜居地域的鄉村，這片相對開放且彈性的空間里，去尋找或建設一種能承載情感、工作與社會聯系的新型生活單元。在那里，她們可以拆解并重塑傳統家庭的功能，嘗試編織出不以婚姻和血緣為核心的親密關系網絡。這種返鄉實踐是在逃離城市和無法選擇的關系的喧擾之下，與傳統家庭模式及現代城市制度的一次自發性斷裂。

此時，返鄉指向了更為寬廣的社會與文化歸屬的尋求。對很多正在逃離的城市人來說，這條返鄉之路路通向的是一個陌生的鄉村、一片并不熟悉的土地，它仍然是對晚期現代性社會結構的質問：家庭和親密關系如何被重新想象和建構？

第一節：返鄉不回鄉——家庭從命運到項目

在過去，返鄉意味著回到自己的故土，回歸到血緣和地域的既定歸屬，它是身份和情感的自然延續。而當代的返鄉則超越了這一傳統含義，更多地是一種象征性的社會行動，即便我們抵達的是陌生的鄉村，卻依舊能被稱作“返鄉”。返——是在現代社會結構和文化語境下對鄉村空間的再認同和再定義。通過主動參與和共建，將這片陌生土地轉化為新的生活和社會場域，實現了返的社會連接。在這一語境下，返鄉是對傳統歸屬觀念的突破，是返向一個可能尚未存在的、正在生成的共同體。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與伊麗莎白·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曾提出，晚期現代社會中的家庭正經歷從命運到項目的轉變。家庭不再只是被動繼承的制度性安排，同時也成為需要個體主動建構的關系項目。結婚、生子不再是生活的默認軌跡，個體可以通過選擇性親密關系來承擔原本屬于家庭的情感支持、照料和經濟互助功能[1]。

這種變化與現代社會的結構性條件密切相關。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其風險社會理論中指出，現代化解除了傳統約束，卻使個體完全暴露在不確定性中，必須自我承擔風險[2]。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純粹關系理論中進一步說明，在社會關系之外，親密關系是通過持續的溝通和平等協商來維系[3]。個體必須在關系中不斷自我反思，重新協商承諾。

而美國社會學家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則提出了去家庭化與再家庭化的概念：在放棄傳統家庭模型的同時，人們通過新型社會網絡來重建家庭功能[4]。在這種邏輯下，返鄉共居不僅是離開原生家庭，更是通過協作生活、風險共擔和情感互助，重新創造一個擬制性家庭。這種新型家庭往往帶有幾個特征：成員流動性高：不像傳統家庭那樣以血緣固定，成員可以根據協商而加入或退出；情感與責任協商化：親密和照料通過日常溝通來維系，而不是制度性義務；功能模塊化：經濟、照料、陪伴等功能由不同人分擔，形成多中心、互補型的關系網絡。

情感社會學研究者阿莉·霍克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和卡羅爾·斯馬特（Carol Smart）也指出，當傳統家庭解體時，情感勞動需要在友誼和協作型共同體中重新組織[5]。青年返鄉者們正是在進行這種嘗試：在低密度、制度松散的鄉村空間里，構建可持續的情感和生活基礎設施，部分替代傳統家庭的功能。社會學意義上，返鄉最終落腳到家庭觀念的重新錨定。在青年人在不斷審視出生地厭惡和原生家庭困境時，它指向了一個可協商、能承載情感、允許流動的松弛選擇。這是晚期現代性中家庭變革的顯著表征，也是青年人在面對制度化婚姻與家庭失效時的社會創新。

第二節：家庭關系的解體與重組

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通常由血緣、婚姻、法律所維系，承載生育、撫養、情感支持與經濟共擔等多重功能。然而在過去數十年中，這一結構在逐漸崩解：結婚率和生育率持續下降，核心家庭模式失去普遍性，親密關系逐漸去制度化。家庭的功能開始在社會的邊緣地帶流動，被不同形式的關系網絡重新承接。

這一轉變，首先來自社會結構的變化。隨著教育普及、女性經濟獨立、職業流動性加大，個體在生活選擇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婚姻不再是唯一的經濟與情感保障手段，家庭功能逐漸被外部制度或社會網絡分擔，例如公共托育、職業化照護等。這一切都在削弱家庭作為成員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不過由于此類服務的質量參差、人員短缺，致使社會對這些制度的信任度有限。綜合來看，這種現象是家庭功能變化產生的一種復雜的張力狀態，家庭依然是許多基本支持的最終保障，只是在壓力下逐步尋求新的分擔與協作模式。

其次，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推動家庭關系走向協商化。就業的靈活性、居住的流動性以及制度對非傳統親密關系的排斥，使得長期綁定型的婚姻家庭難以維持。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中指出，現代親密關系從制度化轉向反思化，個體必須不斷通過對話和協商來維系親密性，這一過程本身成為關系的核心[6]。因此，傳統家庭的解體是制度性與文化性雙重力量作用的結果：在制度層面，福利體系、市場機制和新型社會支持網絡替代了部分家庭功能；在文化層面，個體化帶來的自主性增強，使親密關系逐漸去命運化、去永久化。

在這種背景下，家庭功能被拆解并重組為更為靈活的社會單元。美國社會學家 Judith Stacey 的研究顯示，在美國西部的共居實驗社區中，成員雖然拒絕傳統的婚姻與血緣，但通過共享財務、互相照顧、共擔風險來實現家庭核心功能。她將這一現象稱為再家庭化，即在放棄傳統家庭模型的同時，通過新的協作關系主動建構替代性的擬制家庭[7]。

中國青年返鄉共居的現象延續了類似邏輯。無論是女性組織的女性共生屋，還是主打鄉建的共創型社區，青年通過生活協作形成具有家庭功能的關系網絡，成員之間不依賴親屬身份而形成互信；在日常中建立分工機制，承擔彼此的情感支持與生活照料；關系結構具有高度流動性，能夠根據需要進行成員替換和角色調整。

此類新型社會單元是面向未來不確定性的回應。它以項目化的方式實現家庭功能，讓家從制度化命運轉向可選擇、可協商、可重構的社會實踐。

第三節：全球視野下的返鄉實踐

家庭結構的重構已成為普遍的現代經驗。工業化、城市化、勞動遷移以及社交網絡技術的普及，讓人們重新思考家庭作為情感與經濟核心的地位。當代個體的去家庭化生活狀態，既是自由的獲得，也是支持系統的崩解。在這種雙重張力下，家的意義正在持續地被提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返鄉獲得了新的含義。它作為對生活秩序的再組織形式，對家進行重新的嘗試。青年返鄉的動因已超出了經濟考量，它關乎如何重新編織關系、重構生活節奏，并在碎片化的現代社會中尋找可持續的共生方式。

2025年4月10日，浙江溫州，在筱村鎮文興橋邊，95后翁澤毅將祖宅改造成“圩偶”咖啡館，帶動10余戶農戶加入多元化運營，將茶葉、蜂蜜等本土農產品融入咖啡產品線。視覺中國 圖

在浙江安吉的余村，這種實踐已經顯現。隨著數字游民公社和青來集等項目落地，村莊吸引了上千名遠程辦公者、創作者與獨立設計師。他們共同工作、共享廚房與工作坊，重新定義居住與勞動的界限。村莊的公共性在新的共居模式中被重寫，地方治理者的角色也從提供資源轉為協作伙伴。家的意義在這里被重新制造——它是一場由陌生人共同完成的集體創作。

在日本秋田縣的Share Village，類似的社會實驗更早出現。青年與中年居民通過改造古民家、共建農園與共享食堂，探索一種生活共用化的模式。傳統家庭被解構為一系列協作關系，居住者通過共同勞動、儀式和節慶維系社區生活。這樣的村落既是生活共同體，也是社會療愈機制，用協作取代孤立，用參與彌補制度性照料的缺位。

而在法國巴黎，Les Grands Voisins的城市共居項目將這一理念推向極端。一個廢棄醫院被改造成混合社區，藝術家、社會企業、難民和志愿者共同生活、勞動與創造公共空間。它所實驗的，是一種超越血緣與階層的社會之家。在這里，家的維系來自空間與情感的共享，而非身份與家庭的繼承。

如果說這些國際案例展示了協作生活的多種形式，那么在中國的碧山村，黏菌俱樂部則提供了另一種更具在地性的樣本。它沒有得到地方政府支持，也區別于數字游民的高流動社群，更像是依托自組織力量與個人熱情的在地共居實驗。黏菌俱樂部只有十四個房間，常住十人左右，多為平面設計師、字體設計師及景觀與室內領域的創作者。他們以小型工作室為支點維持生計，同時開發地方產品、參與鄉村建設，生活和生產幾乎融為一體。這種高在地性兼之中穩定性的共居社群可以延續地方創生的理念，以低資本、強參與的方式探索鄉村自下而上的復興路徑。她們認為，真正的鄉村共居是在土地和當地人之間發生的，黏合在地關系，探索新的社會形態。

這些例子表明，當代的家正被重新定義，它完全可以離開生物學或傳統倫理賦予的必然歸屬，輕巧地躍升為可被制造、被協商的社會裝置。返鄉與共居的實踐說明：家正在從私域轉向協作，從靜態歸屬轉向動態生成，它是一種動詞，而不再只是名詞。動態的家庭需要被不斷生產、維護與更新。這樣的新家，或許才是現代生活碎片中最具創造力的拼合成果。

第四節：未完成的家

然而，所有關于新家的敘述最終都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這種以共居與協作為核心的家，是否真的能長久維系？或是否僅僅是一種短暫的反動，一場針對現代孤獨癥結的緩沖？在碧山、在余村、在巴黎的舊醫院里，我們看到家的重生，也看到它的脆弱。

湖北宜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高家堰村，回鄉青年李小康（右）和父親，聯合5戶農民進行盆景直播拍賣。視覺中國 圖

共居的理想建立在個體自愿與情感共識之上，卻沒有制度保障。當熱情退去、生活矛盾浮現，維系共同體的成本會迅速上升。共享勞動可能演化為不平等的付出，協作空間可能陷入責任稀釋的困境。家的生成因此始終處于不穩定的邊緣——既依賴關系，又受限于關系的疲勞。更深層的困境在于：返鄉實踐常被理想化為對現代性的療愈，但現實鄉村并非空白容器。地方政治、土地制度、資本進入、旅游經濟的壓力，都在不斷重塑這些新型社區的生存邊界。所謂在地復興往往難以避免被市場邏輯重新編碼，共居空間可能被包裝為生活方式產品，成為消費的對象。

這意味著，家的重建也是動態的，這是一場持續的協商。返鄉者與地方社會之間，共居者與制度之間，都在不斷談判：誰能定義家？誰能留在其中？誰承擔其運作的隱性勞動？這些問題讓新家的烏托邦色彩逐漸退去，露出現實的縫隙。但正是在這些縫隙中，動態為其獲得了新的厚度。它包含失敗，也包含修復。碧山的黏菌俱樂部、秋田的Share Village、巴黎的Les Grands Voisins，都在這種未完成狀態中生長。家的未來，或許正在于維持這種開放的生成性：在不完美的共處中，繼續尋找生活的形式。

在這一意義上，返鄉與共居不是唯一解法，而是直面現實的提問。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當家庭血緣與財產的附屬功能正在淡去，我們還能依靠什么建立歸屬？或許，家的未來并不在建筑與土地上，而在那些持續相遇、協作與分離的關系網絡里，和我們的現代共同震顫著。

參考文獻：

[1]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2]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3]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Stacey, J. (1990). Brave new families: Stories of domestic upheaval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5] Hochschild, A. R. (2012). The outsourced self: Intimate life in market tim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Smart, C. (2007). Personal life: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inking. Cambridge: Polity.

[6]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 Stacey, J. (1996).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 Boston: Beac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