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六學者談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從創新機制到中國路徑

202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闡明了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機制，為理解現代經濟繁榮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如何理解本次諾獎得主的研究價值和理論意義在國內經濟學界引發熱烈討論。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張軍領銜的“國家理論”課題組組織線上討論，邀請陳碩教授、奚錫燦副教授、張延人助理研究員、石爍助理研究員以及博士研究生高世鎬等課題組成員圍繞三位獲獎者的理論貢獻與思想價值展開交流。

澎湃研究所經授權，摘錄部分談話實錄，以期為理解諾獎獲獎成果及其對發展理論的啟示提供參考。

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從左至右）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莫基爾的歐洲視角與學術啟示

張軍：到目前為止，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貢獻者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表明內生性增長的思想已得到充分肯定。1993年的諾斯強調制度在西方崛起中的關鍵作用；2018年的羅默通過模型揭示思想與知識在增長中的核心地位；去年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獲獎，今年又輪到莫基爾、阿吉翁和豪伊特，他們的研究都與這一思想密切相關。

歷史上的歐洲崛起、國家興衰、東西大分流這樣的話題確實一直是西方頂流經濟學家的興趣所在，也應了盧卡斯當年講的那句話：“一旦你去思考跟經濟增長有關的研究，你幾乎不再可能去做別的事了?！?/p>

我上世紀80年代在復旦讀書時也對這個話題頗感興趣。那時聽人講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后來《走向未來》叢書出來，又讀到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森島通夫的《日本為何成功》以及金觀濤提出的“超穩定結構”理論。這在當時那可是相當有沖擊力的想法。

應該說這個話題一直還在吸引著我，但跟過去不同的一點是場景變換了，時代不同了。日本和東亞的經濟獲得成功崛起，中國現在又進入全面崛起的時期。這些重大現象跟早期的歐洲是非常不同的。今天我們免不了會問自己，西方經濟學家那些關于歐洲領先的知識對今天的中國有多大幫助？事實上，主流的經濟學家并未真正預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倒是歷史學家湯因比1958年在波士頓曾說過“中國將重回世界的中心”，而這一預言如今正在應驗，非常了不起。

有意思的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一往情深地關注和研究早期歐洲率先工業化的現象，特別是歐洲與中國歷史上的大分流。今年的諾獎得主莫基爾也是一位經濟史學家和歐洲科技史專家。他也同樣試圖從歐洲歷史中尋找解釋工業革命驅動經濟增長的線索，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經濟發展的終極原因或先決條件。在他看來，既有的解釋大多數只是近因而不是終極原因。

然而，我認為他們基于歐洲經驗和歷史的理論視野還是相當局限的，面對時代的變化，至少存在兩個基本問題：其一，他們只是試圖解釋為什么是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其他地區先行進入工業化，但這樣的知識對于世界的其他地區和后來者的借鑒意義是有局限的；其二，他們的解釋單元往往過于微觀，線條單一，缺乏結構和宏觀框架。如果去閱讀西方經濟學家的這類著作或文獻，你就會發現他們的理論確實是非常線性和單一的，似乎告訴了我們哪些具體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比如英國的私產制度、光榮革命、觀念的轉變、思想市場和有用知識的積累等對歐洲崛起的重要影響。但從大歷史視野角度看，這些東西對于理解后來者的經濟發展就未必那么關鍵。雖然分裂的歐洲在早期催生的這些制度對經濟增長有相對優勢，但當今歐洲也由于無法像美國和中國那樣擁有高度整合的市場規模而顯示了其劣勢的那一面。而他們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關注到這個問題。

奚錫燦： 阿吉翁與彼得·豪伊特的一大貢獻在于將“創造性破壞”這一概念數理化、模型化，在此基礎上得到了新的政策含義。如果產品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企業難以從新產品中獲得相應的利潤，也就會缺乏創新和研發的動力。因此，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成為了創新和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保證。這一點對于理解當下中國企業在創新中面臨的困境有幫助。

莫基爾則是一位重視制度和技術細節的思想家。他對英國工業革命前社會、文化和制度變遷的研究，體現了歷史的縱深感和細節的豐富性，這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相比之下，很多經濟學家對發展和歷史問題的分析過于線性化和“切片化”——這種方法雖然在邏輯推演和理論構建上更“順手”，一個模型似乎可以解釋大多數現象，但其弊端是忽略了復雜的細節與現實的張力。中國經濟學界在總結自身發展模式時，同樣應警惕這種過度線性化的傾向。

在眾多經濟增長理論家和經濟史學家中，莫基爾旗幟鮮明地強調文化和觀念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他從豐富的歷史細節出發，挖掘出歐洲工業革命的文化驅動力。例如16至18世紀的荷蘭和英國，雖然并沒有通過“有用的知識”大規模推動經濟增長，但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上的轉變，已經奠定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從人類漫長的歷史來看，經濟增長并不是常態，“通過積累知識來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一觀念的出現、傳播和擴散至關重要。

莫基爾對文化和觀念的強調啟發了我們的思考，值得借鑒。最近，我的一篇文章試圖解釋東亞生育率為什么大幅下跌。盡管東亞的人均收入尚未超過歐美，但生育率已經低于歐美。切入的角度正是技術進步與社會規范（觀念）之間的張力和沖突。具體而言，東亞的工業化是在“壓縮的時間”內走完的，大概在40年左右完成了歐美用100多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這就沒有給（尤其是家庭分工的）社會規范留下充足的調整時間。結果是，女性在勞動市場上的工作時間相比四十年前大幅增加，但在家庭內部卻依然需要承擔大量家務勞動，導致許多女性選擇延遲結婚或者不結婚，進而導致生育率下降。 

張軍：莫基爾認為，要回答“為什么歐洲率先發生工業革命”，首先就要回答“為什么是歐洲率先發生了啟蒙運動”，近代科學首先在歐洲發育，知識開始快速積累，而這是科技創新的先決條件。

莫基爾的研究強調知識的積累、知識分子的交流和傳播對歐洲16世紀之后涌現的科技創新現象具有主要影響。在啟蒙運動時期，知識分子的科研活動通常源于對自然界的興趣而自發進行，也就是說，他們的研究熱情主要來自好奇心，而非其他利益驅動。這意味著知識的積累與傳播本身一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此，從歷史角度看，知識的積累與傳播只是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但并非其直接原因。

奚錫燦：根據我有限的了解，歐洲當時可能只有少部分的知識分子預見到了研究對經濟增長的價值，但大部分人更多是出于興趣在進行科研活動。

值得提及的是，莫基爾認為中國和歐洲在工業革命前的社會結構存在極大差異，對于之后的“東西大分流”產生了深遠影響。具體而言，中國以基于血緣關系的宗族作為主要的組織形式，而西方很早就出現了核心家庭，并更多依靠大學、行會等以職業聯系為紐帶的組織。相比之下，基于血緣進行組織，會導致知識只在封閉的小圈子內傳遞，而且失傳的概率更高。大學和行會等組織的優勢在于具有相對開放的知識結構，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16-17世紀以后西方知識積累快于中國。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點是，莫基爾的研究解釋了增長的文化、工業革命是如何出現的。但這些東西如何出現，與它們如何擴散到全球，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因此不能簡單地用源頭出現的條件去指導知識傳播與擴散的政策。

張軍：這讓我想到黃亞生前幾年在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東方的興衰：科舉、專制、穩定與技術如何成就中國，以及為何可能導致衰落》）中提供的類似思路。

他認為，中國古代王朝在分裂時期知識分子思想往往比較活躍、創新較多，比如南北朝。其次，他認為中國古代王朝是大一統國家，對國家穩定的追求優先性更高，因此需要將社會人才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并吸納進官僚體系，且由于治國的能力和制度逐漸成熟，中國古代王朝得以保持長期穩定，卻在技術創新上被歐洲后來居上。他的整體看法與大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觀點是類似的。

奚錫燦：斯蒂芬·帕倫特（Stephen L. Parente ）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著作《Barriers to Riches》（《通向財富的障礙》）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與工業革命之前相比，現在的后發國家是很幸運的，可以直接利用全人類過去兩百年間積累的海量知識來實現經濟快速追趕。然而，為什么只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奇跡？一個簡單的比喻是，知識與技術就像一筆擺在桌上的錢，為什么有些國家能拿走而有些國家拿不走？他們的解釋是，引進新技術往往會沖擊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租金和政治權力，這些內部阻力構成了發展中最隱蔽卻最強大的“壁壘”。

陳碩：這三位學者其實都在探索同一個問題——技術進步。技術從來不只是提高生產率，它改變的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結構。

回顧歷史，人類大概經歷了四次特別重大的技術革命。第一次是農業革命，也叫新石器革命，大約發生在一萬兩千年前，最早出現在中東的“肥沃新月地帶”。這場革命推進得很慢，持續了約三千年。人類在漫長的試錯過程中學會了種地、馴化動植物，也逐漸定居下來。一旦定居，就產生了剩余；有了剩余，就得有人來分配資源。于是，組織出現了，也出現了不平等。再往后，分工、產權、國家、文明、文化——這些我們今天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都是在那一時期一點點形成的?？梢哉f，農業革命讓人類第一次有機會去積累知識、建立制度，也讓社會變得可持續，但同時也變得更復雜。

第二次大的技術進步是工業革命，發生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歷時約五十年。最早出現在蘇格蘭和英格蘭的煤鐵工業區，隨后擴散到威爾士、英格蘭南部，再穿過英吉利海峽，逐步蔓延到法國北部和歐洲的低地國家。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體力革命，機器開始替代人力。人類第一次得以把能量和生產脫鉤，不再依賴雙手和體能。更重要的是，工業革命讓人類首次跳出了馬爾薩斯的陷阱：人口增加的同時，人均生產值也在提高。其背后的機制是技術沖擊下的生育轉型。

第三次是電力革命，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歷時三十多年。電力改變了能源體系，使生產不再受制于煤礦，能量可以被傳輸、儲存和轉化。生產因此去中心化，分布式工業體系開始出現。像城市化、照明、消費社會和現代工廠等我們今天熟悉的生活方式，多在那個階段形成。

第四次也是最近的一次技術革命，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人工智能革命。這次改造的對象不是物理世界，而是認知世界。人工智能介入我們的判斷、分析甚至創造。這是一個新問題，機器不只是幫我們做事，也開始“思考”。其沖擊的力量更大，也更難預測。

結合這四次技術革命的歷史和三位諾獎得主的研究，我有幾點體會：

第一，技術進步的速度越來越快。從最早以千年為單位的積累，到工業革命的半個世紀，再到如今以數十年、甚至以月為周期。我們的學習曲線被不斷壓縮，被迫以更快的節奏去理解、適應和迭代。同時，技術進步力量的釋放由于涉及人類行為和路徑依賴，會持續很長的時間。例如，在十九世紀率先工業化的國家積累了優勢，落后的地區被甩在后面。這種地緣政治張力至今未消失。舊的張力和新的沖擊交織在一起，形成復雜的世界格局。

第二，技術進步不僅僅是器物改良，也涉及組織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改變。對于如此重大的且全方位的沖擊，我們必須時刻做好準備。三位諾獎得主都強調社會要有足夠的制度彈性與學習能力，既能識別新技術的潛力，也能提防和緩沖技術沖擊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制度設計不僅要鼓勵創新，更要具備吸收創新的韌性，讓技術釋放出的能量被合理利用，而不是撕裂原有結構。

最后，必須清醒認識到技術進步是一把雙刃劍。技術能提高生產率，同時也會放大差距?？v觀歷史，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有明暗兩面：農業革命帶來了糧食剩余，卻也催生了社會等級。工業革命讓財富迅速積累，同時加劇了資本與勞動的分化。信息革命拓展了知識的邊界，卻也讓數據與權力的集中成為新的不平等來源。技術推動了人類的繁榮，也不斷重塑著人與人之間、組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理解這一點，或許才是真正進入一個技術時代所需要的清醒。

整體來看，技術進步的發生和擴散都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我的判斷是技術進步的發生與擴散，依賴于社會的結構性。而它的影響，也需要被有意識地塑造。所以，對技術進步帶來的不平等問題，頂層設計或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它不僅要在識別、采納和引導技術的過程中發揮主動性，更要在技術擴散的各個階段保持平衡。政府既要推動創新的傳播，讓技術紅利惠及更廣泛的人群，又要防止財富、數據和權力過度集中在少數主體手中。

歷史反復證明，技術本身并不會自動帶來包容性增長，它需要被制度化地引導。只有在前瞻性和包容性制度設計下，技術進步才能同時服務于增長與公平，而不是成為新的分化機制。 

中國語境下的“真問題”：規模、國家作用與后發追趕策略

張軍：我剛才說了，回答那些歷史現象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識其實有它的局限性。歷史在快速演進，時代在變化。18-19世紀的歐洲，大陸民族國家的興起，北美的崛起，在經濟方面，這些都是重要的現象。同樣在19世紀中葉之后，東方的日本崛起，中國的大門被西方打開，世界經濟格局開始發生劇烈變化。

中國作為擁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的文明古國，在面對西方通商與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重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開始擁抱現代性，社會結構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

這些系統性變革往往是在受到外部和內部各種沖擊之后在較短時間內發生的，跟歐洲的發展道路截然不同。在這樣的歷史場景中，特別是戰后，東亞開始進入世界經濟舞臺，在經濟實力上快速積累。再后來是資本和貿易驅動的全球化，它給予中國全面崛起的歷史機遇。

對當代中國經濟學家而言，最重要的觀察是，在時代變遷中，國家能力和市場的高度整合始終得以維系，這是我們進一步思考經濟發展理論的合適場景和出發點。跟西方學者研究早期歐洲崛起的歷史現象不一樣，我們需要超越在分裂狀態下單一國家的經濟學研究傳統，高度關注整合的市場規模和國家能力在后進國家經濟發展中不斷提高的重要性。 

張延人：莫基爾的理論指出，近代歐洲在政治上處于“分裂”狀態，眾多小國并存，但在文化上卻呈現出某種“統一”，比如拉丁文的通用和知識界的跨國交流。這種“既分又合”的格局催生出一個高度活躍的“知識市場”——思想家與科學家能夠自由流動，選擇待遇更好、氛圍更寬松的環境。良性競爭推動技術創新，最終使歐洲走在了前列。這一分析既嚴謹又深刻，令人欽佩。

然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莫基爾這種主要解釋“歷史為何如此”的理論，是否能夠直接用于回答“中國未來應如何行動”？恐怕未必。因為莫基爾回答的問題是科技革命的起跑線為何由歐洲率先沖出。這是一個歷史命題。而今天中國所面對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在別人已經領先多圈的情況下，如何以最短時間、最高效的方式實現追趕？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應當扮演什么角色——是裁判，是教練，還是親自下場參賽？

回顧歷史，不乏“后來居上”的案例。美國、德國、日本，乃至曾經的蘇聯，都未能趕上文藝復興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最早機遇，屬于后發國家。但它們何以能迅速崛起，甚至在若干科技領域成為引領者？它們依賴的往往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知識市場”，而是另外兩種力量：要么是憑借龐大的國內市場快速吸收并迭代新技術；要么是通過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借助產業政策與國家計劃集中全國資源，朝關鍵的技術方向重點突破。

這揭示了一個現實邏輯：在“追趕階段”，一個具備強大動員能力的體制往往比純粹依賴市場自發的探索更有效率。它能夠快速調配資源，減少內部消耗，避免重復投入，從而在有限的時間窗口實現關鍵性突破。簡言之，在攀登技術學習這條陡峭曲線的前期與中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展現出更為顯著的效果。

如果再進一步思考，我們或許需要重新審視一個習以為常的觀念：在人類漫長的科技發展史中，“創新”或許并非一直扮演主角，“模仿與學習”才是推動進步更常見的方式。

在古代，東西方被山海阻隔，知識傳播成本極高，因此哪個文明能持續“創新”，哪個文明就占據優勢。然而，近兩百年來，交通與通信技術飛速發展，知識的壁壘被大幅削弱。知識的傳播與復制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中國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從晚清開始系統學習西方科技，到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前后不過百年時間。這說明，西方歷經幾百年市場創新所積累的科技優勢，完全有可能被一個善于學習的后發國家在數十年到一百年內迅速追平。

這就引出一個矛盾：從全人類的立場看，創新無疑是終極引擎。但從單個國家的競爭邏輯看，在他人已指明技術路徑的發展階段，投入巨資進行原創性創新，可能并不“劃算”——因為投入高、風險大，而成果卻容易被他人學習借鑒。這好比武術修煉。閉關自修、苦練內功，固然是成為宗師的途徑，但進程緩慢而艱辛，而另一種路徑，則如金庸筆下的“吸星大法”吸納他人功力，化為己用，從而大幅提升功力。

置于國家競爭的語境中，一個龐大而統一的國家如同宇宙中的“黑洞”，本身未必發光，但其強大引力能整合吸收周圍資源，最終形成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勝利不在于成為第一個光源，而在于整合與吸收能力及規模效應。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值得深思的推論：在人類文明的漫長“馬拉松”中，與其局部激發創新，不如構建并維持一個高效整合資源的“大一統”體系。分裂而小規模的政治實體，確實是思想自由的溫床，更容易點燃原創的星星之火。然而，當競爭進入下半場——決勝關鍵變為誰更能高效匯聚全球的知識火花，并將其轉化為社會范圍內的燎原之勢——這種“大一統”的整合模式，是否更占優勢？這仍是一個開放且未有定論的問題。

高世鎬：從莫基爾的理論來看，文化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從中國的歷史看，文化與國家的關系往往優先于它對經濟的影響。比如說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文化起初并不是主流的文化。但后來，漢武帝開始“獨尊儒術”， 使其成為主要文化并廣泛傳播。

 這引出了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文化和國家的關系到底是怎么樣？國家會不會有意識去選擇和培育他想要的一種文化，而這又會如何影響國家發展？二是儒家文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曾經有很多人認為儒家文化會阻礙國家經濟發展。但是中國經濟崛起之后，很多文獻都討論儒家文化反而是在很多方面促進了市場的發展，從而推動了經濟增長。所以其中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三是在人工智能發展的今天，儒家文化會產生促進還是抑制的作用？

從過去千年的中國歷史看，國家更加重視穩定，所以培育的主流文化有助于維護秩序。與此同時，這樣的國家不太容易接受大幅度的變化所帶來的沖擊，所以會有意識地抑制除主流文化之外的意識形態變量。但是，當國家面臨新變局，必須應對綜合國力的競爭以及交通通訊改善帶來的復雜國際關系時，國家也會主動培育鼓勵創新的文化。令人驚訝的是，無論面對何種選擇，儒家文化似乎總能體現符合國家需要的屬性。換言之，中國可以在維持文化體系穩定的前提下，同時選擇不同的文化內涵去驅動經濟發展，文化由此成為了一種長周期的國家戰略。

在人工智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下，儒家文化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視。以前，人們會更關注儒家文化里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倫理。但也有可能這種綱常倫理本質上是在引導人們利用規則以最高效的方式處理系統性的復雜問題。這有點像一個提早的適應性訓練，讓儒家文化圈的社會更能夠適應人工智能提供的規則理性。一些研究表明，在某些嚴格可比的領域，中國和韓國比其他東亞經濟體更能夠接受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改進。因此，儒家文化在人工智能時代有可能仍是國家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這方面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證據。

石爍：我想談談不同國家對經濟發展存在的認知差異。2025年9月份，我接待了秘魯國民議會的工程師代表團。在交流中，秘魯方面強調，本國有20多萬注冊工程師，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我當時想到，中國每年有幾百萬工程專業的畢業生，工程師存量大概為2000萬，規模上遠超秘魯。因此，我建議他們，與中國可以發展全門類工業的模式不同，秘魯在發展上需要選擇細分賽道和有潛力的產業，與中國的產業鏈形成互補。

由此可見，許多發展中國家其實難以充分理解大國、規模和基于規模的開放等概念對經濟發展的意義。這也導致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學術討論中常常存在認知障礙。

再看西方經濟學家的歐洲技術進步敘事，不難發現他們始終在尋找歐洲與中國出現歷史大分流的原因。他們在嘗試論證歐洲憑借當時一次性領先的制度或者文化規范就能永遠保持領先，并給這種制度優越感賦予“學理的深刻性”。雖然從啟蒙運動開始至今，歐洲的技術優勢持續了三百多年，但從人類大周期歷史的時間跨度看，歐洲的領先仍是相對短暫的。如今，中國的創新能力已經追趕上歐洲，與美國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因此歐洲乃至西方的領先不應當被理所當然地視作經過歷史檢驗的長期現象。

其次，中國歷史上國家體系的持續構建是不是一種創新？按照歐洲的標準，國家體系的完善相對技術創新而言并不重要，產權、文化等社會層面的制度創新反而更為重要。這導致西方經濟學界普遍低估了國家體系創新的重要意義。從中國角度看，“歐洲技術進步優越論”并不能產生成熟的國家觀，他們往往會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剔除“國家”這個要素。然后，基于“破碎國家”的世界觀去討論創新。

不同的是，中國歷史上長期是大一統國家，并且具備通過變革國家體系來實現創新的能力。在近代百年的沖擊下，中國不斷調整國家的制度、體制，以快速吸收西方的知識和技術。在當前的大國競爭理論構建中，鑒于歐美學界難以看到大一統國家在創新上的優勢，由此派生的國家觀很可能存在誤導，“歐洲技術進步優越論”的影響力也會隨之減弱。

當然，大一統國家會面臨一個“不可能三角”： 即“規模、秩序、創新”三者不可兼得，總要進行取舍。然而，大一統國家有可能在保持規模與秩序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舒適區”來實現合適的創新能力。這也足以保證大國在獲得穩定持續的創新收益的同時兼顧風險。

不過，這樣做的前提是，大國必須有意識地維護多元、開放、基于規則的國際環境，并主動激勵友好國家的創新潛能。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保持的是宗藩關系，但這種關系不利于推動技術創新。如今，通過“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多邊合作，中國能夠保持國家群體的創新活力。因此，我認為國家理論中應該加入對國家群體結構的思考，既有助于維護多元的創新能力，也有助于學界理解新時代大國創新的真實機制。

陳碩：從學術角度看，三位諾獎學者的貢獻回應了技術進步這一經濟學經典議題，實至名歸。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創新不僅是提高生產率的手段，更是一種結構性力量。技術通過競爭、破壞舊的生產關系、促進資源重新配置從而形成現代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莫基爾教授的關鍵貢獻在于他將這套機制置入長期經濟增長框架，強調知識積累、技術應用與開放互動才是經濟增長的深層決定因素。總之，三位教授的觀點都非常具有啟發性。

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做技術進步相關的研究，以北美作物在前現代中國的引種和拓展為研究對象，檢驗馬爾薩斯經濟體中技術進步的潛在影響?；诘胤街镜男畔?，我發現新作物的引種帶來了人口的顯著增長，但并未帶來人均生活水平上的改善，不管是城市化水平還是人均工資水平。原因在于當時社會尚未出現“從數量到質量（Q-Q）”的人口生育轉型，技術進步帶來的盈余很快被新增人口抵消，社會被鎖在低水平均衡中。由此可見，技術進步發揮作用需要滿足諸多前提，否則僅會帶來量的繁榮，而非質的躍升。

張軍：無論如何，中國的快速經濟崛起提醒我們需要在理論中整合一些新的元素以捕捉我們在中國和全球經濟中觀察到的重要現象。特別是，在什么條件下，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的弱項在今天有可能變成強項？技術發展的方向是否有利于這樣的轉變？整合的市場規模為什么會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今天思考經濟發展理論所繞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