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生存競爭中的世代焦慮與……殘酷困境

《坐困窮途：“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韓]金敬哲著，艾同立譯，廣東人民出版社丨萬有引力，2025年9月版，281頁，69.00元

先從一部近日在韓國熱映的電影《無可奈何》（樸贊郁執導）談起吧。該片自9月底上映以來引發熱議，被稱為今年韓國電影中最值得關注的現象級作品。影片改編自美國的一部小說，講述一位被解雇的中年人為重返職場而逐一“除掉”潛在競爭者的故事。生存競爭的焦慮、絕處求生的拼搏，從業人之間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則，揭示了中產階層生存的殘酷現實。這是繼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2020年）之后又一部以生存競爭的殘酷悲喜劇撼動人心的力作，而《無可奈何》更以其對人性在競爭生存中扭曲的深刻剖析和極其冷峻的黑色幽默把憂慮與無奈之情推向高潮。

韓國作家和媒體人金敬哲的《坐困窮途：“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韓國 行き過ぎた資本主義 「無限競爭社會」の苦悩，2019；艾同立譯，廣東人民出版社，“萬有引力”，2025年9月）以四個世代的全景記錄，揭開在韓國的生存競爭中的“無限競爭”的眾生相。故事雖然發生在韓國，但是那些眾生相在當下許多社會語境中都并不陌生，《坐困窮途》中的很多新奇的詞匯聽起來也毫無隔閡之感。如“N拋世代”“湯匙階級論”“紙巾實習生”“補習街少年”“N拋世代”“大雁爸爸”與“空巢老人”等等，語中所言均是我們意中所思所感。說實在的，“內卷”這個源自社會學的語匯在無限競爭的社會眾生相中早已不堪重負，“無限競爭”和“坐困窮途”似乎更為直接地撕開了“內卷”的學術性面紗——雖然它也并不溫柔。

這個韓國的“坐困窮途”故事在許多社會語境中有著共同的緣起，那就是跨大西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演變。新自由主義旨在消除所有限制競爭動力的法律規范和社會規則，力圖將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包括醫療、情感、文化等）轉變為經濟空間，唯一有效的規則就是供需法則（參見貝拉爾迪《靈魂在工作：從異化到自主》，李小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67頁）。這種極端貪婪、冷酷的供需法則在今天不難看到。結果就出現這樣的局面：“每一個政府抉擇、社會倡議、文化形式、教育或創新，都根據一個獨特的標準來判斷：經濟競爭和盈利能力的標準。每一種學科、知識、情感的細微差別，都必須符合那個標準。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構建經濟人的嘗試：一個無法區分自己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人類學模式。”（同上，259-260頁）這種狀況從1970年代一直延伸到九十年代以后興起的互聯網時代，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化與高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全面滲透更為深刻地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特征，生存競爭的態勢更加無處不在、勢不可擋。美國學者喬納森·克拉里的研究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體系對生活世界的急劇擴張必然產生壓迫性體制及其常態化運作，人類生命被裹挾進沒有間歇的持續狀態是其突出特征（參見喬納森·克拉里《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許多、沈河西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

說到這里，想到該書的原書名是“韓國行き過ぎた資本主義 「無限競爭社會」の苦悩”，直譯就是“韓國過度資本主義‘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作者在書中的批判鋒芒所指向的也正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韓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譯本以“坐困窮途”為主標題，固然鮮明地凸顯了作者在書中所描述的生存危機的殘酷與無奈，相當出彩，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對“過度資本主義”的鮮明批判性。

當然，《坐困窮途》不是經濟學或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著作，而是以非虛構的敘事方式直接呈現韓國社會各世代的生存競爭，極為殘酷的真實案例、豐富翔實的數據和人物內心最痛苦的焦慮構成了一幅“無效競爭社會”的心靈圖景。韓國式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盡管有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肌理，但是致使各個世代陷入極端的內耗和競爭的機制卻是全球性的：以無處不在的經濟法則統轄的生存淘汰機制，全面宰制著不同世代的人生軌跡。正如作者所言，“‘經濟第一’、‘為了成功，就要不擇手段’的社會風氣蔓延，誘使韓國人逐漸陷入扭曲的競爭主義中。”（8-9頁）從某個方面來看，這樣的一幅殘酷競爭圖景也是很亞洲式的。

“窮途”的故事其實是從一個人的幼兒時期就開始書寫的，而且從一開始就寫得極為兇猛，已經可以看作是窮途者一生的縮影。在書中我們看到兒童的“學齡”概念不翼而飛，從幼兒時代就開始了奔波于各種課程班、補習班，所有的兒童時代的快樂完全被籠罩在人生起跑線上的競爭驅逐得無影無蹤。接下來的人生劇目其實就是一幕幕的童年競爭升級版。入學競爭、學霸爭奪戰的背后是家庭背負的沉重壓力，雖然我們似乎早已對這種現象熟悉得近乎麻木，但是第一章“殘酷的升學競爭和大峙洞學生”所揭露的現實仍然會使人感到震驚不已：在公立學校之外的“私教育”（各種補習班）的數量、規模、家長的狂熱性和有效應對政府各種禁令的靈活性，根本不是我們的培訓機構所能相比的。

所謂“大峙洞學生”是指首爾的一條叫大峙洞的街區中的小學生、中學生以及高中生，這里的面積只有三點五三平方公里，卻有一千多家各式各樣的補習班，被稱作“韓國補習班一條街”。在大峙洞到處是背著沉重的書包輾轉狂奔在各個補習班課室的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一直補習到凌晨。另外，大峙洞片區屬于“江南八學區”，高中劃片入學，用抽簽的方式選拔學生。由于“江南八學區”的中學是不允許轉校的，因此如果想要順理成章地進入江南的普通高中，孩子就必須從小學開始就住在這個學區里，因此很多家長要搬遷到這里。也有一些父母僅僅辦理居住登記，以“偽造戶口”的方式讓子女入讀大峙洞的學校，但這是一種違反《居民登記法》的行為，通常會被處以三年以下拘役、罰款一千萬韓元以下。在韓國高級別公務人員聽證會上，有沒有“偽造戶口”是一定會被質詢的問題（39頁）。

“大峙洞學生”承受的超負荷壓力是難以想象的。一天之內至少要從一家補習班轉戰到兩三家補習班，在路上的時間必須爭分奪秒，媽媽們必須隨時開車接送。補習班的課程總是實行“先行學習”，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就要學習高中一年級的數學，初一學生學醫科大學的升學課程。有些補習班由于太出名而一席難求，于是出現培訓如何進入補習班的補習班，甚至還有進入有名的補習班后，實在是跟不上補習班的“先行學習”課程的學生也會來上這種補習班的補習班。在主要科目之外，體育、音樂、美術等項目的培訓班也是深受歡迎的，因為韓國中考沒有筆試，中考生能否考上名牌高中完全是由校內內審成績和面試綜合評定，而音樂、美術等藝術和體育類成績也是加分項。還有就是，當“學力考試”因考試科目眾多以及側重死記硬背的考題而備受詬病，因此在高考中減少考試科目并增加了側重于考查思維能力的考題之后，各種如何在短時間提升閱讀、分析考題能力的補習班、課外輔導又應運而生。為了緩解只注重分數的高考體制帶來的弊病，金泳三執政期間實施公立大學“隨時招生”政策，主要有四種方式：“學生簿教科招生”“學生簿綜合招生”“特長生招生”以及“論述招生”等。這四種招生方式的復雜和繁冗龐雜的評判標準也毫無疑問導致了新補習班的興起和火熱，而且導致腐敗現象經常發生，以及極大地加重了家長的經濟負擔（77頁）。總而言之，無論政策如何變化，補習班是永遠的剛需，補習生永遠在路上。

家長為了孩子不僅任勞任怨，更難以想象和令人震驚的是不惜在孩子的身體上“開刀”。在1997年起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將英語作為正規課程，從而掀起了早期英語教育熱潮，有些父母為了能夠提高孩子的英語發音水平，竟然要孩子接受口腔手術——將舌頭的下方切開，使舌頭變長，提高柔軟度，就為了解決區分字母“R”和“L”的發音問題。該手術對象幾乎都是未滿五歲的兒童（38頁）。政府曾試圖禁止公立幼兒園的英語教學和小學一二年級的課后英語補習課，但是都因遭到民眾反對而終止。以至當政府換屆的時候，國民會格外關注于警惕新政府的英語學習政策（40頁）。

在如此殘酷的“起跑線”競爭中，孩子因學習壓力而出現身心疲憊、心理緊張等問題是必然的。真正的高考來臨之日，也是許多學生精神崩潰之時。每年11月舉行的高考對韓國來說是舉國矚目的大事。在高考當天，為了確保高考生順利參加考試，包括政府機關在內的企事業單位都要將上班時間延后一個小時，警察隨時待命鳴響警笛用摩托車護送考生準時抵達考場。高考英語的聽力測試是下午一點五分到一點四十分，為了避免飛機飛行產生的噪音干擾考試，此時全國所有的飛機禁止起飛和著陸（72頁）。緊張到這種程度的空氣恐怕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但是，作者并沒有僅僅把目光投向家長、孩子和補習班，同時也揭露了政府官員在這場全民內卷的教育競爭中的腐敗行徑，這是在“坐困窮途”的時代中時常會被遮蔽的幽暗角落。比如，自從2000年人事聽證會實施以來，很多高級公務人員因“偽造戶口”違規行為而辭職或受到指責。前總統李明博也曾五次為了子女的教育而“偽造戶口”；文在寅政府的外交部部長康京也是涉嫌“偽造戶口”被質詢和不得不道歉；教育部部長俞銀惠和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長金尚祚也曾被質疑（30-31頁）。當然，這樣的違規行為也太小兒科了。還有就是，文在寅政府的高級官員一方面主張廢除“貴族學校”，另一方面卻讓自己的孩子從“貴族學校”甚至國外的高中畢業。曾擔任青瓦臺秘書室民政首席秘書、法務部長官的曹國一直倡導“社會改革”，被譽為“文在寅總統的接班人”，卻因涉嫌子女升學舞弊在韓國引起了軒然大波。作者指出，“這樣的丑聞赤裸裸地發生在文在寅總統就職演講中宣揚的‘機會平等，過程公正，結果正義’的口號下，不禁讓韓國的家長和學生們感到無比絕望。”（88-89頁）當然了，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政府無法打壓輿情的揭發，知道真相的家長們只能更加絕望。

第二章“日趨嚴峻的青年就業”繼續揭示了歷經殘酷的升學競爭之后的年輕人并沒有結束內卷的無限競爭。在低迷的就業率下很多畢業生無奈地成為“延畢生”，指的是因為找工作難而選擇延期畢業，文科生有百分之七十點九選擇延期畢業，但是很多學校會要求延畢生必須繼續選修課程并繳納學費。能在企業實習的學生也分為轉正率高的“金實習生”“土實習生”“紙巾實習生”（意指像紙巾一樣使用一次就被丟棄）等不同階層，大量實習生是無薪或極為低薪，被稱作“為熱情買單”，實際上稱作“為自己的求生愿望買單”更為恰當些。即使擁有多種技能卻依然找不到穩定工作的年輕人被稱為“宜家世代”，嚴峻的就業形勢再次帶來教育市場的商機，針對就業培訓的教輔市場日益膨脹。就業率不斷下降導致的經濟壓力迫使人文科系畢業生放棄生活中的一切，被稱為“N放世代”。

以公務員考試為目標的畢業生被稱為“公試生”或“公試族”。韓國的公務員考試等級分為九級、七級、五級，但大部分學生瞄準的都是最低等級的九級公務員考試，力爭進入體制——那種可以準時上下班、無需擔心被解雇的崗位就是理想的職業人生。九級公務員考試沒有學歷限制，十八至六十歲的人都可以參加，把越來越多的名校和高學歷的歷屆畢業生卷入其中，競爭的殘酷可想而知。更有意思的是，就如大峙洞是高考生的圣地，位于首爾市中心的鷺梁津成為公試生的圣地。各種公務員考試和國家資格考試的輔導機構都聚集在這里，就連聽課座位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形成了一個每年能帶來五萬億韓元的超級商圈。但是在另一方面，百分之七十的公試生患有焦慮抑郁癥，新聞報道中經常有考生自殺的案例。“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韓國是青年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毫無疑問，這背后隱藏著嚴峻的就業市場所帶來的絕望感。”（130頁）

韓國表面上是一個沒有任何身份差別、階層間可以自由移動的社會，但是在社會上流行的“湯匙階級論”——指的是含著“金湯匙”“銀湯匙”“銅湯匙”和“土湯匙”出生就決定了個人所屬的階層——揭穿了這種表象。貧富懸殊、多重差距、階層固化，這是韓國社會結構中的頑疾。對于“銅湯匙”和“土湯匙”來說，就業競爭的殘酷不斷撕破年輕人對于職業人生的預期夢幻，更嚴重的是中產階級在職場競爭中也始終面臨失業或破產的風險。第三章“職場與家庭雙重壓力下的中年階層”揭示了中年人面對的生存競爭同樣極為殘酷。人到中年的男性非常擔心的是在經濟的“結構性調整”和公司面臨倒閉危機的過程中被裁員，即便不被裁員，雖然法定退休年齡是六十歲，但實際上在企業內部五十多歲就到退休年齡了。對大多數上班族來說，中年“退休”之后，再就業的道路無疑異常艱難。對于他們來說，生存壓力的大頭還不是自己個人的生活負擔，而是“上有老，下有小”這副沉甸甸的擔子。上有年邁的父母要照顧，下面是要支付高昂的教育費用的孩子；如果孩子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啃老是必然的，中年父母的負擔和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作為家中的頂梁柱，無論發生什么事情，他們都必須要忍辱負重。在“家長情結”（認為男性應該養家糊口的觀念）較強的韓國社會中，中年男性因被裁員或被退休而失去經濟能力的話，會被視為沒有價值的人，也會成為所謂“孤獨死”的高危人群。

對于韓國中年男性的生存危機，作者從社會與家庭的視角作出的觀察與分析非常深刻：“在‘內卷’的韓國社會中，人們普遍對中年男性存在偏見。因經濟長期低迷而面臨就業困難的年輕人批判中年男性是獨享經濟高速發展成果的一代；在傳統的男權制社會中，受到歧視的女性將中年男性視為壓迫自己的既得權勢者；很多妻子還把互相陪伴了數十年的退休的丈夫當作累贅。在丈夫退休的同時，提出‘黃昏離婚’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但是，面對從經濟高速發展時代結束、進入低速發展時代，又秉持競爭主義至上的韓國社會時，中年男性并不是一些女性所認為的既得利益者。中年男性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一人分飾3個角色，足以見得其責任重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因此，韓國的中年男性可能是所有年齡段中背負壓力最大、生活最艱難的群體。”（206-207頁）讀到這里，真能理解在韓國電影《無可奈何》中的柳萬洙的處境和選擇。在造紙廠工作二十五年后突遭裁員，為維持家庭生活，柳萬洙以殺害競爭對手的方式來重新找到工作。這是非常黑色與沉重的諷刺與控訴，如果要為這部影片寫一句廣告詞，我想到的就是：“先殺人，再就業！”

說到退休，第四章“無法退休的老人”會告訴你，由于社會保障的薄弱，在歷經中年的超負荷支撐之后，老年人世界的貧困率超過百分之四十五。因此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然要以各種方式繼續工作二十年。在韓國地鐵中，經常會看到一些抱著十幾個大購物袋的老人，他們就是做“地鐵配送”的工作——可以免費乘地鐵的老人游走在購物中心、百貨商店與消費者之間，為消費者配送服裝或公司文件等。但是，打這份工不僅要有體力，還要能迅速看懂各大購物中心或百貨商店的英文品牌，還要能夠順利找到要送達的門牌和顧客，對很多老人來說都是很不容易的。另外，韓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社會”的同時，也以驚人的速度進入智能網絡的數字化時代，被拋棄在時代生活浪潮之外的老年人更加形象地詮釋了何謂“坐困窮途”——他們在高鐵站買不到一張線下車票、在餐廳不會掃碼點餐的那種絕望心境。因年齡鴻溝而引發的社會“厭老”意識同樣令人扎心。很多年輕人因為對老年福利和老人仍然非正式地工作很不滿，有些網民們用“老人蟲”“年金蟲”等詞語辱罵免費乘車的老年人；也有政界人士說“60歲以上的人馬上就要退出歷史舞臺了，所以最好不要再投票了”，甚至說“如果拆除市政府車站的自動扶梯和無障礙電梯，他們（老年人）就不能來市政府了吧”（248頁）。

位于首爾市中心地區的塔谷公園成為老年人扎堆的“天堂”，因為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可以免費乘坐地鐵，而塔谷公園離地鐵一、三、五號線很近。值得一提的是，塔谷公園附近還開了幾家給老人免費提供餐飲的餐廳，其中有一家店“社會福利元閣”已經開了二十七年，一周三天為老人提供免費餐飲。但是來到這里的大部分老人都孤單地坐在長椅上（220-222頁）。

但畢竟是韓國，民眾的反抗從來是無需掩飾的。當面對猛然爆發的“從銀行貸款投資虛擬貨幣”的狂潮席卷年輕人并帶來各種社會問題的時候，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限制或禁止政策，但是卻遭到了年輕人的強烈反對。“政府難道從來都不允許國民擁有夢想嗎？！”的質疑之聲回響在青瓦臺的國民公告欄。更為激烈的是，“要在議會選舉時攻擊執政黨和政府”的口號長期占據著韓國網絡搜索第一名（94-95頁）。2017年3月10日韓國憲法法院通過了對總統樸槿惠彈劾案，起點是2016年1月在韓國全國各地開始爆發的“燭光集會”，“‘土湯匙’們的絕望和憤怒終于爆發，最終促使最高權力者黯然下臺”（143頁）。平民出身的文在寅當選總統之后得到了年輕一代的大力支持，但是文在寅政府執政不到兩年半就陷入曹國家族丑聞。“這一事件再次證明，財富和權力的世襲化問題依舊存在，同樣也使得韓國年輕人更加無奈和絕望。”（144頁）

從國民的反抗情緒與行動來說，韓國的老年人也不甘落后。韓國的“銀發階層”似乎不怎么跳廣場舞，卻很關心政治。有段時間，一群老人在每周六下午都會聚集首爾市廳前和光化門等地前舉行敦促釋放樸槿惠的示威活動，而這樣的活動持續了兩年半。在場的每個人都手持太極旗，所以又被稱為“太極旗部隊”。現場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一起高喊“文在寅下臺，釋放樸槿惠”等口號。主流媒體幾乎從來不報道他們的示威活動，大部分韓國媒體和國民對他們的示威活動持否定態度。但也有人認為，他們的行為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作者認為所謂的“保護樸槿惠前總統”只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在這個社會上，沒有發言權的老人們試圖通過太極旗示威活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因此，示威活動或許成了在當下社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人們可以盡情釋放發泄的‘解壓閥’”（228頁）。

作者在第五章從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對這個令人“坐困窮途”的過度資本主義“無限競爭社會”作了深刻的分析，其中的核心議題就是“收入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的失敗。文在寅執政后，力圖擺脫金大中執政時期以來長期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通過建立積極財政的“大政府”，解決低增長的韓國經濟和社會兩極化問題。因此，“收入主導增長”“革新增長”以及“公平經濟”等被設定為三大經濟政策基調，致力于打造“機會平等，過程公正，結果正義”的韓國社會新未來（255-258頁）。可惜的是事與愿違，文在寅政府剛剛執政兩年多，就飽受“文在寅政府出臺的不成熟的經濟政策反而使韓國經濟更加惡劣”的批評。受最低工資急劇上調的影響，許多私人企業倒閉，有些企業將生產工廠遷移到海外，政府的擴大就業計劃無法實現。另外，隨著人工成本的上漲，韓國企業的競爭力下降。對財閥和大企業的厭惡態度和限制政策也對經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企業有問題，稅收自然減少，政府財政隨之出現危機。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擴大并充實福利政策、消除社會兩極化以及強調“分配”的“包容性增長”根本無法實現。另一方面，在文在寅政府積極推進的“清算積弊”運動中，全面否定了前任兩屆政府的所有政策；同時，對韓國大企業、財閥巨頭采取了大規模的清查、扣押措施。另外，“清算積弊”運動還引發了韓國與日本的外交摩擦，導致兩國間的貿易制裁。可以說，“清算積弊”雖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疾風暴雨般地搞運動的做法無疑激起了更嚴重的黨派對立和社會分裂。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文在寅政府掌舵的‘韓國’號并沒有沿著此前在就職演說中所描繪的‘團結’和‘共存’的路線上航行，反而正在走向‘摩擦’與‘分裂’。持續了2年多的‘清算積弊’，將韓國國民置身于意識形態論爭、地域、世代以及階層的激烈對立中。”（267頁）

應該說，文在寅對于“摩擦”與“分裂”不會沒有痛感，他的仇恨意識和決絕的斗爭意義正是他的出身和經歷所熬煉出來的。他出生在一個朝鮮戰爭時期從朝鮮北方逃難到南方、被稱為“失鄉民”的貧苦家庭中，一家人靠母親在集市上擺攤維持生計。他以非常優異的第一名成績考入慶熙大學法學系，只能依靠獎學金讀大學。在校期間一直參與并領導韓國學生運動曾因違反《國安法》被捕入獄四個月。出獄后被大學開除學籍，強制應征入伍。退伍后又輾轉回到大學從事學生運動，不幸再次被捕入獄。服刑期間參加司法考試，雖然成績合格，但是由于有犯罪記錄，沒有被錄用為法官或檢察官。后來與以人權律師而聞名的盧武鉉（后來的總統）合伙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盧武鉉政府上臺后，文在寅擔任總統民政首席秘書。2009年5月盧武鉉自殺后，文在寅正式進軍政界。2017年，由于樸槿惠遭彈劾被罷免，在隨后舉行的總統大選中當選第十九屆韓國總統。文在寅這樣的人生經歷無疑極為精彩，所熬煉出來的觀念與立場在被新自由主義政策籠罩的韓國政界中也是極為難得的，同時也形塑和保持了他個人的政治清廉，打破了韓國的“總統魔咒”。但是，如果沒有在知識領域、政治歷練、經濟認知等重大層面上的結構性轉型，是難以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方面取得任何建設性成就的。當人們聽到最大的在野黨自由韓國黨在廣場上高喊“打倒左派獨裁”的時候，想到的只能是疊加在階級固化和世代競爭之上的意識形態撕裂。

讀完這部《坐困窮途》，自然會想到的問題是出路何在。作者在書中沒有給出正面的答案，只是在“后記”中談到希望韓國人要意識到國家內部出現裂痕的狀況，“為了擺脫困境，需要盡快修復與鄰國日本的關系。不僅是因為現在需要解決貿易等緊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目前韓國社會所面臨的少子化、考試競爭以及老齡化等諸多問題需要吸取此前日本經驗的得失”（269頁）。這與作者留學日本的背景有關，吸收日本經驗也是有必要的，但這顯然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徑。貝拉爾迪指出：“經歷了符號資本主義長久的絕對統治（即經濟法則塑造集體想象）之后，社會無意識中形成了獲取性和競爭性的強迫性內核。社會無意識中流轉的迭奏變得僵化、擁堵、好斗和恐懼。”（貝拉爾迪《靈魂在工作：從異化到自主》，182頁）因此，如何在社會無意識中消除長期形成的獲取性和競爭性的強迫性內核，這或許是從根源上思考如何擺脫“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的一個重要方面。

但是，貝拉爾迪認為“對于符號資本主義的絕對統治，沒有政治抵抗的可能，因為符號資本主義的基礎不是外部的東西，既不是國家的軍事暴力，也不是公司的經濟虐待：它們被納入了普遍進入集體無意識的病理性迭奏中”。（182-183頁）對此我不很同意。社會集體無意識的病癥當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輕易排除了國家暴力與經濟虐待作為“符號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無論如何，面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資本統治的政治抵抗與批判不可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