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共和國的黃昏：當戴高樂的遺產耗盡，法國又回到1958年的十字路口

10月13日，在法國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第二屆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會議上，作為開場白，再度擔任總理的勒科爾尼向所有新就任的部長們強調：“我們這屆政府唯一的任務就是超越并且擺脫這場政治危機。”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2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在愛麗舍宮出席每周內閣會議后離開。視覺中國 圖

他所提到的“政治危機”的開始時間可以有多種解讀。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那場沒有任何懸念，也沒有任何活力的總統競選和立法選舉。在總統選舉中爭取連任的馬克龍順利擊敗了極右政黨領袖馬琳娜·勒龐（Marine Le Pen），連任成功。而在之后的立法選舉中，馬克龍的執政黨聯盟卻沒能贏得議會絕對多數。議會中出現左翼、中間派和極右三足鼎立的局面雛形。

這場危機也可以追溯到2024年夏天，在歐洲議會選舉失利后馬克龍出人意料地選擇解散議會重新舉行立法選舉。在立法選舉中，中間派丟掉了更多席位，議會中三足鼎立的態勢徹底形成。而正是從那時開始，法國政治的重心開始從總統-總理二元逐漸移動向議會。

也正是因為這一三足鼎立的局勢，從2024年9月以來，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政府和弗郎索瓦·貝魯（Fran?ois Bayrou）政府兩次被議會推翻。到了今年9月，面對迫在眉睫的2026年預算案，馬克龍不得不選擇他一直以來忠心耿耿，有著“政治上的苦行武士”（moine-solddat）之稱的勒科爾尼出任總理。

對勒科爾尼的任命創造了法國政治歷史上的紀錄，即在一個星期內出現一位“兩任總理”。勒科爾尼第一次接受任命后，于10月5日晚間公布了第一批政府名單，這一名單引得其重要盟友共和黨領袖布魯諾·勒塔約（Bruno Retailleau）強烈不滿，并且表示將會考慮帶領整個共和黨退出政府。這一決定成為了壓倒勒科爾尼第一任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轉天一早，勒科爾尼便宣布辭職，其政府存在的時間可以精確到以小時計算。4天后，馬克龍再度任命勒科爾尼為總理。盡管10月16日第二任勒科爾尼政府在國民議會的兩項不信任投票中過關，但這屆政府恐怕還難言已經挺過“危險期”。

對民意的蔑視

馬克龍對勒科爾尼的再次任命引發輿論強烈震蕩，也標志著法國當前政治危機的暫時性收束與權力格局重組。

消息人士透露，馬克龍意在“維持國家財政與行政連續性”，避免在預算案尚未通過之際解散議會。勒科爾尼則以“責任感”與“國家利益”為由接受再任命，但他提出兩項條件：其一，新政府必須“與2027年總統選舉脫鉤”，不再淪為潛在候選人的平臺；其二，他必須獲得充分授權，主導與各黨派的談判，并有權獨立提出人事任命。馬克龍同意，聲稱將給予“完全信任與行動空間”。

但對勒科爾尼的再任命卻并不能平息紛爭。首先，勒科爾尼努力協商所達成的成果是相當脆弱的，參加協商的黨派之間唯一存在的共識就是保證國家穩定，避免新的立法選舉。而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進展。

此外，從歷史軸線來看，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與勒科爾尼兩度受命出任總理類似的情形，要追溯到1962年。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試圖恢復總統全民直選，但議會中各政黨均擔憂這一憲法改革有可能會導致獨裁者上臺，于是發起不信任投票，并且成功推翻蓬皮杜政府。

然而，戴高樂立刻解散議會，還在之后的立法選舉中再次獲得多數。戴高樂再次任命蓬皮杜擔任總理。對蓬皮杜的第二次任命可以看做戴高樂對各個黨派的復仇。但馬克龍對勒科爾尼的再次任命就只能是權宜之計了。

甚至有聲音說勒科爾尼是馬克龍最后一個盟友。在某種程度上，馬克龍第二次任命勒科爾尼也是對民意的再一次藐視和挑戰。如果仔細品味這短短一周內勒科爾尼突然辭職到再次被任命的過程，其中任何一個步驟都少不了馬克龍。畢竟如果馬克龍不同意，勒科爾尼的辭職也不會生效。這一點也反映出馬克龍在局勢對他如此不利，面對反對派來勢洶洶，甚至是自己黨派內部的批評聲時，依舊試圖把握主動權。

議會徹底成為法國政治的中心

10月12日晚，總統府公布新的內閣成員名單。相較以往，名單中出現不少擔任過政府職位的年輕議員以及來自民間團體的任命。但在野各方仍不滿意，極左派與極右派均揚言提出不信任動議，社會黨則尚未表態。勒科爾尼警告，如仍然無法獲得支持，將考慮辭職。

10月14日下午，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發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總體施政方針演講（Discours de politiques générales）。以往來說，這一演講是單純儀式性，但面對議會中虎視眈眈的反對派，這場近一小時的演講不僅是對政府存續合法性的考驗，也標志著法國政治重心的再度轉移——議會已徹底成為第五共和國運行的核心舞臺。

演講伊始，勒科爾尼重申政府的三大優先目標：恢復政治信任、重建財政秩序、與社會達成新的契約。他以一種近乎辯證的語調指出：“在多黨共存的議會格局中，穩定不再來自服從，而應當源于對話。”這一表述被廣泛解讀為對馬克龍長期“總統中心主義”的間接批評，也顯示出他試圖以“議會總理”的姿態重新定義總理職能。

在財政議題上，勒科爾尼承諾政府將在2026年前“恢復預算連貫性”，強調將在不訴諸憲法第49.3條（即通過抵押政府信用的方式強行通過法案）的情況下推動2026年國家預算以及社保預算的表決。他指出：“共和國的信譽取決于我們是否還相信辯論本身。”這句話獲得了一陣掌聲，但也伴隨著左翼席位的譏笑。對社會黨而言，這既是姿態，也是試探——他們在政治上保持距離，卻仍可能成為政府生存的關鍵支點。勒科爾尼強調：“政府提議，我們辯論，你們（議員）投票表決。”

在社會政策層面，勒科爾尼宣布暫停實施退休改革中的延遲退休年齡條款，并承諾將啟動一場“關于工作與社會公正的新協商”。他援引戴高樂的名言——“國家的力量在于其凝聚力”——試圖將政策調整包裹在共和國傳統的正當性敘事中。此舉被普遍認為是向社會黨示好，亦是對極左翼要求“立即廢除改革”的溫和回應。

這場演講的意義已超出政策本身。對勒科爾尼而言，它是一次政治存續的戰役；對法國制度而言，它是一次合法性重構的實驗。正如憲法學者丹尼斯·巴朗熱（Denis Baranger）所言：“當總統制的權力耗盡時，議會便重新成為共和國的唯一錨點。”

政治危機還是政體危機？

勒科爾尼的施政演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短期的不確定性。隨著社會黨表示將會“下注議會游戲規則”，希望通過議會的斗爭來實現包括對富人加稅等政策主張。極左的“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 LFI）和極右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16日提出的不信任動議在議會投票中被否決。但社會黨一名黨內高層也同時表示：“我們不是政府的盟友，但也不是混亂的同謀。”

但目前的措施并未消除結構性矛盾。事實上，這場危機已遠遠超出總統-政府與議會之間的權力對峙，而觸及第五共和國制度的根基問題：在失去議會多數與社會信任的情況下，總統制還能否維系政治穩定？

第五共和國自1958年由戴高樂建立以來，一直被描述為以總統主導的垂直權力結構為特征。第五共和國憲政框架在制定之初就旨在避免第四共和國下議會造成的混亂，通過強化行政首腦、限制立法權來確保“治理的效率”。然而，經過六十余年的演化，這一模式正遭遇逆轉：總統權威削弱，議會碎片化，政黨體系重組，社會動員常態化。

這也讓第五共和國的本質在某種程度上終于逐漸露出：其并不是一個總統制政體，甚至并不是一個半總統制國家，其實是一個“理性議會制”（parlementarisme rationalisé）政體。這一點尤其可以從2022年之后看出，當總統所依靠的執政黨失去了在議會中的絕對多數地位，不僅其個人意志無法通過議會中的投票進而上升為國家意志，其所能做的事情和議會制國家的總統相比也只是多了一個可以解散議會的權力。

而如果我們回過頭看第四共和國黃昏時候的樣子，和當前也有幾分相像。在回顧法國憲政史時，人們常將1958年視為一個斷裂點，仿佛第五共和國的誕生意味著政治混亂的終結。然而，如今看來，1958年的邏輯正在以一種反向的方式重演。法國憲法學家本杰明·莫雷爾（Benjamin Morel）指出：當前的政治困局與第四共和國末期的議會分裂“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性”。面對當時出現的“議會專橫”的情況，是戴高樂這一政治強人的回歸，利用其高超的個人聲望，通過在總統選舉獲勝以及議會選舉中贏下絕對多數才打破了僵局。

不同的是，今天的法國陷入了“總統權威的耗盡”。1958年戴高樂上臺時，提出了一種強行政、有限議會的憲法解決方案。第五共和國自此確立了“總統化”的政治文化：總統體現國家意志，總理執行政治方向，議會則主要承擔合法化與監督職能。

第五共和國的黃昏

但2025年的危機正揭示出這一體系的反面：總統依然在憲法上居于高位，卻在政治上陷入孤立。

自2022年以來，執政聯盟失去議會絕對多數，總統不再擁有將個人意志轉化為國家政策的路徑；同時，反對黨之間雖不共治，卻形成了“消極聯盟”，共同阻止政府立法而不承擔任何執政責任。結果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同時陷入癱瘓，而社會不滿被迫在體制外發泄。

正如莫雷爾所言，第五共和國的危機在于其制度邏輯已被耗盡。第五共和國建立在一個核心假設之上：行政多數與政治穩定相互捆綁；總統制的效率來自多數制的穩定。一旦這一假設崩塌，總統制就失去了支點。如今的法國總統雖然仍擁有解散議會的權力，卻無法確保新的多數產生——這一點與1958年前的議會輪替形成了諷刺的對照：過去的問題是政府太容易倒，如今的問題是制度已無力產生新的政府。

更深層次的危機在于“代表性的斷裂”。1950年代的第四共和國至少仍有強大的政黨體系作為中介，能夠在議會中反映社會結構的多樣性。而當代法國的政黨體系經歷了長期的空心化：社會黨與共和黨被邊緣化，極端政黨取而代之，但并未形成穩定的執政文化。結果是，議會雖然重新成為政治中心，卻缺乏結構化的政治語言來進行妥協。

這也解釋了莫雷爾所說的那句意味深長的話：“當制度性手段被耗盡，體制危機便會出現。”換言之，法國當下的問題已經超出政治操作層面，而觸及政體本身的可持續性。制度已無法再吸納社會矛盾，只能在短暫的技術妥協中延緩爆發。

因此，當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中宣稱要“恢復對話的文化”時，他實際上是在承認一種更深的歷史循環：法國再次回到了1958年之前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是，今天沒有戴高樂，也沒有阿爾及利亞危機作為制度重構的觸發點。法國所面臨的，是一種更為緩慢、內生，但同樣深刻的政體疲勞。這樣的情況下變革是必需的，只不過唯一的變數在于變革的將會是憲法還是總統的施政風格。

（張鈺韜，畢業于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院，現為中國社科院歐洲學會法國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