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裝與承認的悖論：《許我耀眼》與“偽名媛”的深層困境

近期，《安娜》《許我耀眼》《偽名媛混圈手冊》等一批影視作品的爆火讓互聯網上關于“偽名媛”的討論再度泛起。這類情節的敘事模式高度一致，以 “被壓迫—偽裝—被懷疑—被拆穿—解釋—毀滅”的循環為主要敘事。表面上，這是一場關于“真偽”名媛的爭執；實質上，這些作品點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層困惑：究竟什么樣的女性形象與生命價值能夠獲得社會的承認？而這種承認，又需要通過何種媒介被看見、被確證？

韓劇《安娜》海報

《許我耀眼》海報

偽名媛通常指那些通過虛假手段包裝自己，以模仿名媛形象的人。她們可能通過拼單購買奢侈品、租借豪車或朋友圈展示圖等方式，營造出富家女或名媛的形象。這些行為的核心目的是吸引粉絲、提升個人影響力或進行商業變現。社會對偽名媛的態度多為負面，認為她們是消費主義的產物。[1]

近期熱播的《許我耀眼》將“偽名媛”這一敘事母題以更直接、更貼近本土現實的方式呈現出來。該劇雖然脫不開都市愛情劇的類型框架與市場邏輯，但它仍嘗試在劇集開頭，對這類女性角色的道德復雜性進行探索?？上У氖牵对S我耀眼》在劇集的后半部分“高開瘋走”，讓它最終遺憾地成為了一部平平無奇的瑪麗蘇創業神劇。國產語境下的“偽名媛”，與其獨特倫理困境，本該是《許我耀眼》討論的核心，卻未能被深入剖析。

關于“偽名媛”的人設，觀眾或許會想起“出門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給的”等表述。與其說“偽名媛”拿著“惡女”的劇本，不如說她們也是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卻想要不擇手段往上走的普通人。以誘墨、許妍為代表的“偽名媛”，比起“天然壞”的樸妍珍、林有有，她們頂多稱得上是有道德瑕疵。她們的困境并非源于簡單的復仇，而是一場發生在當下時代的扭曲“承認秩序”中，充滿悖論的自我追尋——她們為了在固化的階級中，追求自己難以望其項背的生活，不得不依靠一些有瑕疵的手段去實現愿望。當然，無論是《許我耀眼》的原著《大喬小喬》，還是韓劇《安娜》中的女主角，最終都沒有依靠“偽名媛”的身份成為“人上人”。

一、藏匿在資本爭奪下的承認斗爭

“承認”（Recognition），這一由黑格爾發端、經霍耐特（Axel Honneth）系統闡發的哲學概念，為解釋“偽名媛”的瑕疵行為提供了工具?；裟吞刂赋觯姓J有以下形式：“情感承認”、“法律承認”和“社會承認”。這三種形式分別使人建立基本自信；使人擁有作為權利主體的自尊；使人因被重視而獲得自我價值感。當這些承認形式因社會結構或文化偏見而供給不足時，個體便會經歷“承認的傷害”，并可能激發出扭曲的“為承認而斗爭”。[2]在父權制與新自由主義交織的挑戰下，女性的承認之路尤為坎坷。“貧困的女性化”與“低社會地位”的雙重困境限制了她們在環境、經濟與社會決策中的選擇與聲音[3]。

偽名媛現象，正是這種承認危機下滋生出來的微癥候。這并非簡單的道德瑕疵，而是面對全球教育格局逆轉（如“女高男低”的伴侶模式增多[4]）、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頑固父權制相互纏繞的情況下，女性在尋求承認的道路上遭遇系統性的扭曲與圍困。

布爾迪厄在《資本的形式》（1986）中指出社會空間是一個由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符號資本共同構成的競爭場域，個體通過積累與轉化這些資本來爭取社會位置[5]。電視劇《許我耀眼》中的許妍，她的行為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她在原生家庭里所處的多重資本匱乏狀況，不只是在經濟層面上遭遇困難，也涉及文化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的薄弱。她的偽裝行為，可以被解讀為一種策略性實踐：她雖不嫻熟，卻竭力觀察并模仿階層內部的符號規則（如名媛品味、精英禮儀、消費習慣等），以彌補自身在結構中的劣勢，實現資本形式的轉換與提升，比如不分晝夜地學習昆曲水袖來靠近昆曲票友大佬，購買高檔的圍巾來討好男朋友的媽媽，最后仍躲不過被上位階級嘲笑的命運。男友的媽媽只是通過一個接茶壺的動作就看出許妍不屬于這個階級。但許妍最終通過堅持地偽造“文化資本”，成功加入這個上層階級家庭。作品似乎暗示，獲取文化資本的爭奪雖然艱辛，但似乎并非全無可能。

但“模特老了怎么辦”[6]的焦慮仍縈繞在部分女性心頭。因此，“法權”承認是“偽名媛”必須要完成的一步。在上述作品中，婚姻是她們除了出生以外，第一次有權選擇自己的階級標簽，如何“上嫁”是她們的必修課。在韓劇《安娜》中，誘墨只要不結婚，就可以比較安全地一輩子守住自己大學老師的身份，但她仍然選擇和暴發戶議員結婚，渴望在社會身份上成為那個階層的一員。許妍追求的亦是如此，作為一個從小就不被承認的超生兒。她渴望通過完美地契合這套外部標準，來換取其在法權、社會乃至情感層面的完整承認，即被真正視為一個平等的、有尊嚴的，并因其優秀而值得被尊重的社會成員。

于是，一個悖論出現了：“偽名媛”為了獲得那個世界的承認，不得不首先徹底隱藏和否定那個原本真實的自我。這場為承認而斗爭的起點，竟戲劇性地以對自我主體性的主動放棄為前提。這正是“偽名媛”困境悲劇性的核心所在：它遠非一個簡單的道德或誠信問題，而是展現了個體在一種扭曲的承認秩序中，為實現自我價值而不得不經歷的、充滿內在矛盾與自我異化的艱難掙扎。

 二、新自由主義的共謀

“偽名媛”現象所揭示的，不僅是個人層面的道德困境，更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運作邏輯的深層體現。在這一框架下，結構性問題被巧妙轉譯為個體責任，而女性爭取自主的訴求，反而被吸納為維持不平等秩序的工具。

新自由主義對女性議題的攝取，明顯體現為對“賦權”概念的抽空與重新設計，“女性賦權”被簡化成一種“提升個人做出選擇并達成相應結果的能力”，壓迫的邏輯被隱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圍繞“自我投資”、“人力資本提升”和“生活策略優化”的話語體系。

處于這一話語的籠罩下，“偽名媛”的行徑甚至能被解讀為一種極度的個人賦權實踐——她們積極做形象管理、社交策略安排與情感付出，顯示出強大的積極性以爭取階層上升，比如情感類KOL所倡導的，女性可借助用心塑造人設、提供“情緒價值”和“十點半”來得到一段“優質”的婚姻，這被包裝成一種聰明女人的人生經營。實際上，這是一種被竊取的賦權，它誘導女性將批判的焦點從外部結構性不公，轉向對自身無休止的規訓與優化，就像南茜·弗雷澤所警示的，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大環境下，女性主義面臨著被簡化成“個人生活解決方案”的危險，其批判的鋒芒被招安，最終服務于資本主義積累邏輯以及現狀的維系。[7]

弗雷澤進一步說明，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公共話語中，對“承認”的斗爭常常替代乃至抑制對“再分配”的斗爭。這一分析恰當地點中了“偽名媛”議題的輿論關鍵，我們熱衷于考察個體表演的真假、道德動機及情感策略，卻鮮少對促成這場表演的經濟結構、資源分配機制以及權力不平等進行集體性質問。我們屢屢問“她干嗎要這么裝？為什么不接地氣一點？”，卻很少去追問“不偽裝就難以得到認可、獲取資源到底是為什么”。當討論被以個人化、道德化的模式引導，再結合平臺算法的放大效果，監督極易跑偏：本應守護公共誠實的機制，落入對女性的譏諷與合圍，揭露者在“戳穿”的痛快中占據道德制高點，收獲流量跟虛幻的優越感；當事人無奈被迫在合規與合意之間反復自證。以“晚學”為例，“晚晚”的評論區長期充斥對其品行、婚戀選擇與消費方式的攻擊，焦點總是落在“傍名家”“裝名媛”“嫁了假富豪”這類與性緣關系相關的指控上，即便反對者并非因為上述原因而討厭她，但針對女性的性緣關系進行攻擊是最簡單易上手的。這何嘗不是一種頑固的性別偏見：在針對“偽名媛”發起的輿論審判里，女性的身體、情感關系與消費行為變成被過度審視的焦點，而她們潛在的智識本領、事業成就，以及其他維度的價值被系統性地看低。

在公共領域，女性的聲音及能動性被系統性地輕視和邊緣化?！皞蚊隆毕嚓P議題的輿論偏向，正是這一結構性偏見的清晰映照，其產生的結果便是，“人設”引起的道德成本與社會層面風險，不成比例地由女性扛起了，而“人設”背后所體現的階層流動機會與資源分配情況，并未因此變得更公平。

三、 情感勞動的深化與異化

“偽名媛”現象也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情感勞動，它是一場全方位的、將自我徹底工具化的“主體性工程”，在這個工程里，女性不光要用心塑造外在形象，以契合特定對象的審美，還得把一套虛構的人設轉化成如同本能的反應，并在每一回社交互動時實施精細又長久的表演。韓劇《安娜》里的誘墨在偽裝成安娜以后，一直都要活在一個由謊言堆砌的過去里，謹小慎微地維系著全然不存在的留學記憶與同窗情義；而《許我耀眼》中的女主許妍，必須在多樣社交場合間穿梭，仿若換面具一樣展現出符合他人期待的模樣，在工作伙伴面前她是力挽狂瀾的主播妍姐，在老公和公婆面前她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完美嬌妻，在養大自己的姥姥面前她是善良孝順天真乖巧的妍妍，容不得半點差錯。切換角色帶來的精神緊繃與自我督察，形成了龐大的心理消耗，這導致個體與真實自我之間出現系統性疏離——那個真實的“我”在無休止的表演里慢慢變得模糊、生疏，甚至成為需要被壓抑和克服掉的對象。

情感勞動的異化程度并非均勻分布在所有女性身上，而是跟特定的家庭文化態勢以及社會規訓緊密相聯系。在女性難以進入勞動市場的情況下，女性的價值被錨定在家庭角色范疇內。這一文化機制在“偽名媛”現象中體現出復雜且矛盾的延伸走向：她們一方面被新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話語召喚，被預期憑借極致的個人努力（包含情感勞動）達成階層的向上發展；另一方面卻困于自己選擇“上嫁”的家庭腳本中，被上流社會中更傳統的性別觀念暗暗束縛，其表演腳本沒有跳出迎合男性凝視，依舊在賢妻良母、依附性伴侶等傳統角色上做現代化演繹。這便產生了一種殘酷的雙重禁錮：她們承擔的情感勞動，聲稱是在對父權制結構下進行性別角色的突圍，但實際卻在更深層面意義上對這種結構進行復制并鞏固，成為對新自由主義、父權制雙重要求的切身回應。

在電視劇《許我耀眼》里，主角許妍遭遇了這種結構性困境，但她的退出機制非常離奇，借助一次天降神兵的創業成功，贏得了社會的接納與認可，達成了自我價值的實現，退出了富豪家庭的金絲雀的身份，極大地通過一場僥幸美化了跨階級婚姻的殘酷性。這個結局看似營造了一個人奮斗神話，實際上恰巧暴露了新自由主義敘事的虛偽與薄弱。

在制度保障未完善的社會情形里，女性在發展的道路上一般會面臨更多的“天花板”。 [8]處于這種情形之中的女性采用精心設定的情感表演來積累社會資本、打通非標準的上升途徑，就成了一種看似“理智”的無奈之舉，“偽名媛”投身的深度情感勞動，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所催生的產物，也深深留下了本地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環境的痕跡。

這些既有現實又有虛構的案例，共同指向一個叫人不安的現實：在現有的性別跟階級彼此交織的結構狀態下，女性個體被承認的路徑似乎掉進了一個無法化解的悖論，她們要么就跟誘墨一樣，只能跟謊言同歸于盡；要么好似許妍一樣，其成功只能依靠現有體制偶然收編的運氣，并非憑借制度性的公平保障。這種困境，不僅牽涉到個體的命運，更透徹地表明了情感勞動在當代社會達到的異化程度——當自我商品化以及持續表演幾乎成為獲取社會認同與生存物資的唯一辦法時，真正自主的主體性于這場無盡的內心戲中悄然化解，余下的僅僅是一個為市場與觀眾精心包裝的、空洞的符號。

四、 社交媒體的放大效應與交叉性困境

在平臺資本主義席卷全球的今天，社交媒體已不再是中立的、被動的信息傳輸管道，而是主動參與甚至積極塑造“偽名媛”現象的關鍵行動者。哲學家韓炳哲所提出的“數字化全景監獄”理論，在此展現出了新的、更為復雜的維度。其中的權力運作機制，已從米歇爾·?？鹿P下那種依靠懲戒與監視的消極模式，轉變為一種通過激勵自我暴露與鼓勵積極表演來實現控制的積極模式?！翱梢娦浴北旧恚虼顺蔀橐环N新型的、至關重要的稀缺資本。爭奪這種可見性，成了許多人在數字世界中的核心活動。

平臺算法的設計初衷是最大化用戶黏性與平臺利潤，它自然地傾向于那些能喚起強烈情緒刺激、制造戲劇性變故、或符合主流（大多是傳統）性別預期的內容，一個亮出奢侈品、經營完美異性戀關系、演繹精英生活的名媛賬號，其贏得算法青睞與流量扶持的概率，通常能輕而易舉地超出一個嚴肅探討專業問題或社會議題的賬號，這會形成一套系統性且扭曲的激勵機制，它無聲無息地引導參與者邁向特定表演方向。

這種由技術環境催生的表演壓力，又跟參與者特定的社會階層處境深度交融，造就了特有的交叉性困局，“偽名媛”群體里的諸多人士，幾乎是處于“懸置的中間層”的狀態：她們一般都擁有一定程度的教育積累，持有維持表面得體與社會禮儀的文化本錢，但她們原生家庭可依托的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仍然不足以支撐她們內心渴望和刻意表現出的生活模式，當龐大的教育投入無法如愿轉換為穩定的職業前景和預想的社會經濟地位時，出現的顯著心理落差和相對剝奪感覺，便極大地激發了借助非常規方式——包含精心設計的身份展示——達成階層躍升的心理念頭。

平臺資本主義借此完成了一個巧妙的意識形態方面操作：它把結構性的資源短缺重新說成是個人可見性管理的技術難題，將階級固化的矛盾轉化成個體相互爭奪眼球的競爭，在這個環節里，馬克思主義所指的異化勞動呈現出新形態——不只是勞動產品異化，更是主體在身份、情感乃至欲望維度的全面異化，當女性投入大量精力去做自我形象的商品化包裝時，她們實際上是在卷入一場“承認的原始積累”，而這場積累最終的受惠者，時常是隱藏于平臺背后的資本邏輯。盡管資本與人并非總是零和博弈，但個體可能將最初追求的“承認”簡化為對物質資本的追逐。

五、結語

事實上，“偽名媛”的范疇中還常常隱匿著一類令人痛心的惡性循環：越是處于結構性弱勢狀態、越需要健全制度庇護的社會群體，反而越有概率被推向一個規則模糊、風險自負、保障欠缺的數字表演空間，偽名媛的前身——“拼單名媛”，最開始一般跟“外圍”、“夜場女”存在聯系。平臺資本主義把“可見性”徹底轉變為商品形式，塑造了一個看上去開放、包容、充滿上升機會的空間，實則內部規則相當封閉、篩選機制極為嚴格，在這個角逐的環境里，女性的精力和才智被有系統地引向“怎樣讓自己更值得被關注、被渴望”的方向，從而陷入永無止境的內卷比拼，而隨時有可能滑入追求依附、向下兼容的泥淖中。

當“承認”被異化，問題的核心便已從道德越界轉向不公。我們對“偽名媛”的道德審判，無異于一場系統性的共謀——將結構性罪惡轉嫁給個人，為結構性困境戴上道德的面具。審視的聚光燈總是對準個體的“虛榮”，卻照不見其身后的制度性陰影?！对S我耀眼》對此保持沉默，而我們，也長久地移開了目光。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