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但這把鑰匙并沒什么用

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導言》（亦即本文涉及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或被學界更常稱為《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的那個文本中相對獨立的導言部分）里提出了那句后來被人廣為援引的“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亦即可以通過作為馬克思眼前景象的（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嘗試回溯性地理解前資本主義社會。“人體”與“猴體”乃是相對而言的，在一種社會-歷史的視角下，昨日的“人體”也就成為了今日的“猴體”。那么，我們也可以通過作為我們眼前景象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嘗試回溯性地理解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同理，我們也可以通過我們眼前大衛(wèi)·哈維所做的工作嘗試回溯性地理解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中的工作。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世界非常不同于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所處的世界，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回到馬克思的文本中去就不能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一個更為充分展開的現(xiàn)實與理論狀況下，可以更為清楚地理解之前的現(xiàn)實與理論狀況。

《與大衛(wèi)·哈維共讀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新解》，【英】大衛(wèi)·哈維/著 張義修/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12月版

一

學界一般認為《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這份文獻是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作品。馬克思出生于1818年，《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的寫作時間恰巧對應古代希臘哲學傳統(tǒng)中所謂的“鼎盛年”（40歲）說法。考慮到他在經(jīng)歷了1848年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的失敗到1857年的第一次世界性經(jīng)濟危機等一系列事件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方式（相較《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時期）有更為切身和深入的認識，那么，寫于1857-1858年的這份文本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凸顯。和馬克思很多其他重要的文本一樣，這份文稿也是一個未完成的、非正式出版的文本。有論者甚至反對對這份文稿使用書名號，因為這并不是一部正式出版的專著，而是一項寫作計劃。（聶錦芳：《文獻學視域中的“1857-1858年手稿”》，《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4月23日）由于馬克思天才般的跳躍思維，以及文稿本身只是寫作預備而非打磨完備的著作，其中難免展現(xiàn)出一些斷裂、張力和模糊之處，但正是這些地方構成了新的理論生長點，對馬克思這些未正式出版的手稿的研究不論在文獻學還是在現(xiàn)實導向的研究中都是無法回避的理論富礦。馬克思是帶有現(xiàn)實的問題意識從事研究工作的，對其的理論旨趣絕不能止步于文獻學。文獻學的工作不僅不能被視為改變世界的，而且都不能算是認識世界的，只能說是認識世界的（理論）副本的。

有些學者認為存在“兩個馬克思”或者說所謂的“認識論斷裂”，這是因為他們嘗試區(qū)分《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以及同一時期的諸如《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里面的人道主義因素和后來《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乃至更后來的《資本論》中的社會科學因素。關于這之中又有許多筆墨官司可以打了。有論者提出的是一個超越這些對立之上的更為全面的視角：“因為盡管這些手稿主要探討資本社會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及其運動規(guī)律，但是它們也標志著馬克思的哲學和社會學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聶錦芳：《文獻學視域中的“1857-1858年手稿”》）就像廣松涉在《唯物史觀的原像》中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是簡單的經(jīng)濟學理論與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不是簡單的法律哲學，而是一種廣義的法學、政治經(jīng)濟學或國家學，那么，順著廣松涉的思路，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乃至后來的《資本論》當然不只是單純的社會科學著作，而是有其潛藏的規(guī)范性因素。

二

馬克思在以《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為代表的中后期研究中顯然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朝向了一個類似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合理化的鐵籠的狀況，這與他早期相對樂觀的判斷有顯著差別。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在他不同時期的著述中勞動從異化到資本運行機制一個環(huán)節(jié)的轉變，主體性到社會結構的轉變等等。大衛(wèi)·哈維在書中有過一段關于“主體淡出社會結構突出”的精妙分析，值得大段引用：“當被問及為什么如此癡迷于生產(chǎn)技術的創(chuàng)新時，一位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的著名實業(yè)家和發(fā)明家說，剝奪勞動者的力量是他的主要動機之一。……它（現(xiàn)代的資本）成功地把勞動的力量和重要性邊緣化和削弱了……單個人的勞動‘不再是生產(chǎn)的’，除非它成為集體的和共同的勞動。科學的引入徹底改變了人同自然的物質(zhì)變換關系，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結果（不一定是良性的）。與此同時，個體勞動者的生產(chǎn)力和技能相對于集體群眾的生產(chǎn)力而言變得無關緊要。‘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勞動’被納入勞動群眾的有組織的動力學機制之中。這使得‘單個勞動在資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貶低到無能為力的地步’。固定資本和科學管理的興起，強調(diào)了管理勞動群眾而非對待勞動個體的重要性。馬克思在這里預測，隨著機器技術日益被依賴，加上資本（現(xiàn)代公司）的日益集中，泰勒制和科學管理將成為可能。這也預示著流水線福特制的出現(xiàn)。”（大衛(wèi)·哈維：《與大衛(wèi)·哈維共讀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新解》，第408-410頁）

隨著晚期資本主義中資本的壟斷集中和更為有效率的再生產(chǎn)，人的主體性（人作為主體）明顯讓位于人的客體性（人作為對象）。那么，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程度并不發(fā)達的地方（亞非拉等廣大的第三世界）反倒可以實現(xiàn)“中心”與“邊緣”的辯證法意義上的倒轉，因為在這些地方還殘存著粗樸的、未被系統(tǒng)碾碎和去人格化后重組的主體性或人格。只是隨著普遍均質(zhì)化的現(xiàn)代世界的展開，像克里斯瑪?shù)睦谢话悖詈髮⑹呛慕叩臑跬邪畹臐撃堋Ｈ绾螌で笠环N關于人的自由與解放的方式，仍然是我們眼前的課題。

三

大衛(wèi)·哈維這份對《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的伴讀而非導讀的工作有其所長，亦有其所短。雖然大衛(wèi)·哈維大體是在馬克思的原文文本中穿梭，看似非常尊重馬克思文本的順序、結構與論述，但是我們也清楚，他嘗試將自己的時空視角以及所身處的一些問題（諸如晚期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等）補充到馬克思的分析之中。正如大衛(wèi)·哈維在文中所強調(diào)的：“資本在其運作的空間范圍內(nèi)，同時創(chuàng)造著時空壓縮和時空舒張。”（大衛(wèi)·哈維：《與大衛(wèi)·哈維共讀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大綱>新解》，第324頁）我們要認識到這份工作中有大衛(wèi)·哈維自己的部分，雖然這部分頗有思力，但這并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誠然如夏瑩在中譯本封底推薦語所說的：“它是一個思想者與另一個思想者的對話，也是一個思想者的自我獨白。只是這一獨白被寫在了《大綱》文本的留白處。以此構成的對話，釋放出蘊含在《大綱》中的更多可能性。”

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語境中，大衛(wèi)·哈維這種時空視角的分析有其必要，但是這種時空觀是否在數(shù)字時代又發(fā)生了新的變化呢？在新冠和關稅戰(zhàn)背景下，資本主義占主導的全球秩序似乎也已經(jīng)處在崩潰的邊緣，在現(xiàn)在這種亂象下，人們并不能對在其崩潰之后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抱有樂觀的態(tài)度。大衛(wèi)·哈維這項工作的確讓我們對此產(chǎn)生了足夠的危機意識，同時并沒有給我們什么保持樂觀看法的理由。

四

最后，感謝譯者的工作，我有幸曾和他有過一面之緣。譯者以非常流暢可讀，而又不失專業(yè)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的這部550頁的譯著，讀者和原著者都需要對他的工作致以敬意。只是馬克思青年時代的普魯士書報審查令并不會涉及多少印張之上的大部頭專著，因為廣大勞動人民受教育水平和缺乏自由時間等因素的限制，他們只能讀傳單和小冊子而非大部頭專著。同樣的道理，現(xiàn)時代，一個分工與異化更為普遍與充分的時代，一個技術進步和時間加速的時代，除了理論工作者已經(jīng)沒有太多人還會去看馬克思的著作了（即使一般公眾號上的長文章都沒有太多人會有耐心讀下去），更不能指望會有太多人去讀一本550頁的對馬克思一個文本的伴讀了。這里有一個明顯的悖論：我們需要自由時間和相應的教育以讀馬克思的著作和相關的著作，而我們讀馬克思的著作和相關的著作才能認識到我們需要去抗爭和獲得自由時間和相應的教育。對此我們只能抱有一種韋伯意義上的悲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