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諾貝爾獎科創啟示錄：企業、社會與冷板凳

前不久，2025年諾貝爾獎各獎項在假期中陸續揭曉。生理學或醫學獎公布時，我正在岳父家飯后閑聊。岳父邊看新聞邊問我：“‘索諾瑪生物’很有名嗎？”又問起我大阪大學如何，相當于國內什么大學。我檢索后告訴他，對照內地高校排第12名左右（2025年泰晤士大學排名）。

岳父聽后皺著眉，流露出訝異的神情。在他的觀念里，諾貝爾獎就好比“皇冠上的明珠”，理所應當屬于那些名聲顯赫的“皇冠”級學府或研究機構。獲獎者出自于“雙非”院校（非頂尖高校、非頂尖專業）已屬意外。如果來自名不見經傳的企業，那就更令人訝異了。

我想，諾獎就好比一面鏡子，這無關于是否為“小圈子”的故意設計或別有用心的話語陷阱，就這種訝異本身帶來的“多維”視角沖擊，就已足夠能給予我們全新的啟示了。

一、企業：創新主體的海洋

其實，來自企業的獲獎者在諾獎歷史上并不鮮見。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就是諾獎大戶，曾一共出過15位諾獎獲得者，還有7位圖靈獎和其他頂獎的得主。IBM、通用電氣、德州儀器、索尼等全球知名企業也都產生過諾獎成果。

更重要的是，諾獎也并不是巨頭企業的專屬。2019年化學獎表彰的世界第一個可充電鋰電池原型，就源自日本旭化成公司；202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肯定的mRNA疫苗技術由拜恩泰科推向成熟。此外，例如日亞化學（2014年物理學獎）、島津制作所（2002年化學獎）等在其專業領域持續深耕的中型企業，也都曾憑借顛覆性成果獲獎。

這些案例表明，通過科技進步來創造人類福祉，這不單單是大學和科研院所的使命，也并非一定依賴于公共財政投入。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相互轉化、相互促進，本身就孕育著巨大的市場先機。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便是硅谷。它最初的創新動力，來自整個國家集體的目標與雄心的匯聚。得益于科技公司與美國政府之間的伙伴關系，成就了新興的軟件和半導體產業。雖然因為產業特質，硅谷企業在諾獎中斬獲寥寥，但他們卻包攬了圖靈獎中幾乎所有的企業獲獎者。近年來，馬斯克創立的Neuralink等新一批的硅谷企業又接續成為了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的尖兵。

這些足以表明創新主力和主體完全可以是多元的，甚至在機制得當的環境下，來自私營部門“游擊隊”有著完全不遜于大院大所“國家隊”的科技創新實力。興許正是基于這一點的洞察，近年我國政策在頂層設計上“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已成為當前科技政策體系的重要導向。2025年9月，國內創業公司深度求索開發的DeepSeek R1不負眾望地登上Nature封面，成功樹立了我國私營部門創新的全新標桿。

然而，在更寬泛的基層實踐中，還是能看到許多地方依然更愿意對大院大所之“九牛一毛”表現出熱情似火，而對真正新興領域的創新小團隊普遍意興闌珊、耐心有限。這種基層實踐中的“功利性”選擇并不難理解——上項目有投資、上工廠有就業、上產能有稅收。而扶持早期科技團隊，做的東西看不懂，產出可能要在若干年后，如果還沒有大咖給站臺，那在有限的資源下進行“取舍”自然就是理所應當的事。畢竟像索諾瑪和拜恩泰科那樣的小公司，才是這個星球上真正的鳳毛麟角，碰到的概率比中彩票還低。與其冒著受騙上當的風險追求虛無縹緲的創新，還不如腳踏實地抓點看得見的效益。

這就是理性的選擇。那么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還要批判這種“功利性”，強調對創新團隊的重視呢？我想如果只是坐而論道地講大道理顯然是不夠有說服力的。幸好，今年的經濟學獎給出了非常雄辯的答案和配套的路徑。

二、社會：承載創新的土壤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由三位學者分享，其中一半獎金授予了莫基爾，以表彰他“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這個先決條件，就是知識的啟蒙與制度保障構成的創新生態系統。通過研究歐洲工業革命的案例，他發現瓦特改良蒸汽機的成功，既得益于布萊克潛熱理論的普及傳播，也離不開伯明翰金屬工匠群體的精密加工技能支撐。

這項發現為我們勾勒出，基礎創新與應用創新相互融合成功推動經濟社會進步的圖景。誠然，我們不能過高期待小團隊中能像“中彩票”一樣產生多了不起的基礎原創成果。但真正的進步，不只是約翰·布萊克，還需要像瓦特、哈格里夫斯、阿克萊特、克朗普頓、史蒂芬孫那些許許多多在細分領域的“能工巧匠”。頂尖的大腦萬里挑一，而在具體應用領域中的商業轉化則離不開數量的積累。創新團隊的“新老更替”，則將收獲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些發現，興許能將我們從“短期功利主義”的“內卷”陷阱中拉出來一點。

不過，效果恐怕無法更多高估，就像我們都知道“唯金牌論”的弊端，然而一到大賽上上下下都戒不斷“金牌至上”一樣。這背后深層次的挑戰在于，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與資源配置方式，是否已經真正準備好容納那些“用處不詳”“見效不快”“大概率失敗”的“非功利性”價值取向？

要知道，高質量創新大多源自長期、高風險、無明確應用導向的自由探索。這迥異于任務導向、可量化、短期可見效的績效邏輯。偉大如愛因斯坦，他的光電效應、相對論，最初都是“無用”的成果，卻最終催生了電子設備、衛星導航等現代生活中每天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這樣的例子在人類科技史上還有許多，甚至占據了更大比例。

或許，這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系統，遠比個別的技術突破更能決定長期的繁榮與增長。相較于更容易喊出來的“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口號，構建一個系統性能夠承載、滋養創新，并容忍、甚至兜底失敗的社會環境與制度體系，依舊任重道遠。但這值得整個社會一起逐漸適應，慢慢努力。

三、冷板凳：堅守與制度的平衡

創新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那便自然而然會有伴隨而來的“冷板凳”。

此次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坂口志文，早在1995年便首次發現了調節性T細胞的關鍵標志分子CD25。由于這一發現太過于顛覆，以至于他的論文長期無法發表。然而他始終堅守在這一領域，直至最終改寫人類癌癥治療史。類似經歷在諾獎得主身上并不罕見。就近兩年來說，2024年物理學獎得主辛頓就經歷了超過十年的神經網絡學術寒冬期。2023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考里科的mRNA研究更是長期無法獲得基礎性經費支持，以致被高校掃地出門。

這些諾獎得主“非模板化”的經歷，常常成為國內學界用以假設對照的話題。例如，對照我國唯一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假設她在今天的科研院所，可能連青蒿素的預實驗都撐不到。因為三年沒SCI、也沒專利，基本上難逃取消資助，課題組解散的命運。

又如，推想此次幾位諾獎得主（在獲獎前）申請國內高校到處碰壁的情形。因為不僅沒有頂刊，文章因子也過于寒酸。但要知道，僅以發表而論的話，愛因斯坦終生才11篇論文，也沒有CNS這類“硬通貨”，這一水平恐怕是連去好一些高校坐“冷板凳”的機會都沒有。面對這些看似玩笑，實則異常嚴峻的現實，很難不使“后來人”仔細掂量其中的利弊得失——是選擇論文好發的熱門領域，還是甘于在冷門領域直接放棄待遇。

眾所周知，科學突破往往誕生于邊緣與冷門領域。好在近兩年從國家到省市，從高校到院所，各級領導談及科技創新，反反復復都提到，科技工作者要“坐住坐穩冷板凳”。這說明，決策者已經越來越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關鍵。接下來的挑戰，則在于如何將這一共識，轉化為一套能夠有效支撐長期探索的評價與支持系統，讓選擇“冷板凳”的研究者不再僅僅依賴個人英雄主義的堅守，而是能獲得可持續的、制度性的保障。

四、結語

回望我國科技發展史，大兵團、會戰式科研曾創造出彪炳史冊的巨大科技成就。然而時過境遷，如今的我國研發人員總量、高水平論文數量已連續高居世界第一。熱點論文數量更是占據全球近半壁江山。科研經費投入長年保持世界第二，超過了歐盟27國的總和。這都標志著我國的科技創新事業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高度上。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通過鏡鑒新的啟示，探索既定模式“舒適區”外的更多可能，包容并培育多元的科技創新機制，或許能進一步釋放我國雄厚的人才潛能。當“團隊”不再以“大小”來計量，“成果”不只用“快慢”來定義，“板凳”不總以“冷熱”來評價，我國科技和產業未來或將能真正擺脫內卷困境，涌現出更多超越預期的卓越成果，推動更高質量的成長。

而這，興許不僅僅是一次科技創新模式的調整，更可能是一場深刻社會認知變革的發端。

（作者錢學勝為復旦大學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