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是國際秩序賴以存在的“空氣”，提升其權威可適度“疏遠”美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聯合國的成立，塑造了此后至今國際秩序的基本輪廓，雖歷經冷戰、冷戰終結和全球化，它所蘊含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及其多邊主義交往形式，奠定了最近80年來國際關系基本穩定的形態，體現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國際政治文明和人類不同族群間大體有序共存的狀態。可以說，沒有聯合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及其實踐，國際關系和人類社會都會陷入比當今更為混亂和無序的狀態。

時至今日，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日益著重地緣政治對抗，聯合國功能和權威也不斷下降，國際秩序和人類社會的沖突日益增多，令人憂慮。對此，有評論認為，既然聯合國對當前國際紛爭的解決幾乎無濟于事，國際社會不如任其淪廢，另尋他途。這一說法顯然太過短視。事實上，當前國際社會對聯合國意義的重申和其權威的重塑比任何時候都重要。可以說，聯合國之于國際秩序猶如空氣之于人類，其存在貌似平平無奇，但倘若沒了它，國際秩序將可能不復存在。

聯合國確立了當前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

人類社會自萬國肇始便爭戰不斷。武力征伐，威逼利誘，弱肉強食，小國偷安是世間常態。然而自聯合國成立后，毫無理由和征兆的開疆拓土或裂土分疆，武力強奪或兵臨城下已相當罕見，大國不敢輕易強征，小國不能輕易被滅，各國大體能和睦相處，互通有無，這完全得益于國際社會經由聯合國確立了當前國際關系的三大基本交往原則——國家主權、經濟自由和人權。

盡管國家主權原則始于法國思想家（如讓·博丹）針對神權而建構的世俗權力觀念，并在17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后通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確立為國家間交往原則，但它最終被全球各國所接受始自聯合國的成立。可以想象，若無聯合國及《聯合國憲章》所申明的主權原則及其獲得的普遍遵循，歷史上那些帝國式的國家間關系會不斷重演，而殖民主義體系也不會在20世紀土崩瓦解。

經濟自由原則雖然被1950-1980年代的冷戰所壓制，但聯合國本身不僅在后來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存在，它甚至在一開始就奠定了經濟全球化得以實現的支柱——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社理事會等等，它們共同驅動著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全球實踐及各國經濟的繁榮。

人權原則作為歐洲文藝復興，尤其是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所確立的國內政治價值，最終通過聯合國被確定為現代基本價值之一而得到各國接受。如今多數國家通過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權原則還體現在聯合國所有機構及其它相關文件中，比如《聯合國憲章》在其最初始的申明中寫到：“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云云。

由是，若無聯合國及其所蘊含與宣告的關于“主權、經濟自由與人權”的偉大原則，每個國家將不得不在無共享原則的情況下自行其是以處理對外關系，則國際關系和整個人類社會的命運將定會比今日黑暗許多。

即使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價值觀無法被完全融入聯合國原則與精神之中——毋庸諱言，它的價值觀內核是基于現代理念，尤其取自盎格魯-薩克遜的啟蒙主義觀念（這顯然與二戰時美國和英國為主要同盟國成員有關）——但它也實現了與部分其他地區的本土文化的交融。那些符合聯合國上述原則的本土價值觀——從“東盟方式”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實現了本土價值觀對聯合國基本原則的適用，或聯合國基本原則的本土化運用。

因此，聯合國象征著最現代和最具有共識的國際關系指南，它推動全球各地區文化在延續中進行自我改造與普世化適用，最終形成各國通約的交往形式與同一的身份認同——各國彼此平等、同為世界大家庭一員，這些是奠定當前國際秩序穩定性的最主要源泉，其中，聯合國是這些原則得以存續的證明、支柱與象征。

聯合國提供了確保國際社會穩定的多邊主義典范

在聯合國出現之前，國際紛爭的解決主要通過武力競爭或國家間外交上的縱橫捭闔，而所有這些行為的背后都明示或潛藏著依據實力的彼此威脅。聯合國的建立卻讓國際關系紛爭的解決有了全新的方式——多邊主義協調成為重要的行為選擇。

雖然聯合國之前的“國聯”在形式上亦體現為多邊主義機制，但它缺乏聯合國體系所包含的上述原則與精神，亦缺乏多邊主義協調結果得以貫徹實施的有效機制。雖然聯合國之前也有諸多地區性國際協調組織，例如處理沿河流域國家糾紛的多瑙河委員會和萬國郵政聯盟，但這些機制只作用于有限的地理范圍或缺乏對國家間政治與安全關系的處理手段。只有聯合國成為有史以來涵蓋幾乎所有國家并能處理國家間政治與安全問題的政府間多邊機構，它真正提供了致力于國際上最主要和最嚴肅問題的多邊主義處理形式和模板。在其成立后，許多地區性的綜合性國際多邊主義平臺陸續產生，遂使在人類歷史上形成了解決國際問題的多邊主義復合網絡，其所涉領域覆蓋人類社會與國際關系方方面面——從邊界糾紛處理到通緝犯罪的國際合作，無所不包，無遠弗屆。

因此，盡管雙邊形式依然是當前國際社會處理國家間紛爭的重要甚至主要方式，但隨著國家間問題不斷溢出相關國邊界而具有區域化甚至全球化趨勢，多邊主義解決途徑在事實上成為解決國際問題的日益必需的形式。聯合國作為最具綜合性的國際組織，不僅是解決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機構，也提供了一個多邊主義的典范。

聯合國助力推動了全球普遍繁榮與安全

聯合國從組織上看是由眾多機構所組成，這些機構在功能上為國際社會的整體經濟繁榮和地區穩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從經濟上看，聯合國體系下的世貿組織不僅確立了國際經濟體系基本規則，且提供了國際貿易糾紛的解決機制，成為推動國際經貿關系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社會治理層面，世界衛生組織在促進全人類健康，防范和處理重大全球性健康危機方面發揮著極重要的國際協調和指導功能，最為顯著的最近貢獻是它在應對和處理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危機中所發揮的作用，等等。

顯然，通過諸多機制化平臺和機構，聯合國在全球各地區和全球性問題（從減貧、打擊跨境恐怖主義、促進教育和人力資源發展與國家現代化等各領域）的處理方面都發揮重要作用。沒有聯合國發揮的主導或引領作用（如“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經濟發展和各地區現代化進程會要黯淡許多。

另外，聯合國在確保國際安全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一是，盡管聯合國作為多邊機構并不能或無法成為解決所有國際安全沖突的場所，但它提供了通過多邊機制應對和解決國際安全沖突的重要選擇機會，這比只有單邊主義路徑和容易引發沖突螺旋式上升的當事方雙邊對話更能促進問題的和平解決。

二是，更為重要的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機制的存在，為全球主要軍事力量提供了可能的大國間安全沖突的協商與調解空間，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國間武裝沖突的可能性。這一機制對其他國際武裝沖突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也能給沖突方帶來國際輿論和道義上的壓力，有助于沖突方的自我約束。

三是，它建立了全球最有效的維和行動，這給許多地區的沖突防范與沖突后的和平建設與地區穩定提供了最現實保障。如今諸多地區的潛在沖突因聯合國旗下的維和使命的存在而被遏制。

總之，若無聯合國，許多地區和國際的穩定性和安全保障將比現在更為脆弱和稀薄。

盡可能維護和提升聯合國權威是各國的共同責任

聯合國存在的意義至關重要，面對如今其權威衰落的局面，所有國家都有責任共同提升其權威，以抵御國際無序狀態的過快蔓延，實現國際社會的持久穩定。

首先，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聯合國權威負有最主要責任，它們應成為尊重聯合國憲章與精神的全球模范，尤其應加強在聯合國內協調。即使彼此存在嚴重立場沖突，也應盡最大可能尋求共識，而非利用安理會一票否決權以威脅其他成員以至于使問題臻至于更難解決的境況。由于中國和歐洲國家法國與英國在認同聯合國作為多邊主義核心及尊重主權原則方面具有廣泛共識，因此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法英應以最大可能尋求彼此共識，并以此為基礎加強與俄羅斯及美國的協調。盡管此事必定艱難，但若能促進安理會在致力于國際安全問題的解決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功莫大焉。

其次，尋求聯合國體制改革。目前聯合國權威下降的部分原因出于其機制設置未能與時俱進，故機制改革是恢復和提升其權威的重要途徑。目前最受關注的改革是一些國家試圖實現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擴容，但無論如何，這一改革應符合一基本原則，即擴容不能以犧牲現任常任理事國權限和損害該機制維護國際安全的首要功能，也不能因此顛覆經由聯合國所奠定的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根基。更為現實和具建設性的擴容方案，是在保留現有常任理事國權限和該機制功能外，通過改革以擴大南方國家在安理會的權重和發言權。另外，世貿組織、世衛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眾多聯合國體系下的多邊機構改革應先在程序上通過改革議程，然后再確定改革方向和重點，以循序漸進方式恢復或重塑這些機構的功能與權威，貿然和激進的改革必定會嚴重擾亂現有的國際秩序。

第三，嘗試創建新的聯合國會議制度。目前聯合國體系的重大會議基本都在各自總部舉行，紐約和日內瓦成為最主要會議地點。然而，鑒于美國對聯合國權威的蔑視和踐踏，許多成員國揶揄聯合國大會地點需要改變，甚至聯合國總部也應遷出美國。盡管這一建議在目前并無實現的可能性，但它代表著諸多南方國家的期待，即美國之外的國家，尤其是南方國家應在聯合國會議上發揮更多作用。對此，有些聯合國重要會議，可基于不同議題和主要針對的地區而置于美國之外的其他地方舉行，即使聯合國大會也可嘗試在中國、印度或者印尼等舉行，而不總是在紐約舉行。這種會議制度改革在聯合國總部無法真正短期內遷出紐約的情況下，可實現吸引更多成員關注聯合國議程，并積極支持和實施聯合國決議，這對最終提升聯合國權威是非常有益的。

第四，聯合國應與時俱進，在堅持既有原則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的新思想和理念。聯合國本身不能躺在“功勞簿”上不思進取，面對時代變局不思考提出助益全球穩定和繁榮的新的思想與觀念，這有損于其權威。

冷戰結束后，聯合國在穩定地區秩序，促進經濟全球化發展，保護人權等方面都提出了許多新的理念（如“保護的責任”）和新的行動方案（如大量維和行動和“千禧年發展目標”），從而使聯合國在冷戰結束后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尊重。如今，面對全新的時代變局與國際秩序深刻轉換，針對不斷增多的地緣政治沖突、廣泛的人權和種族主義侵害及日益復雜的全球治理問題的凸顯，聯合國應在基本原則框架內，吸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本土經驗和知識，提出易于被全球廣泛認可的全新理念，促進地區安全穩定和經濟繁榮，而其權威也將在全球重新關注與支持中得到新的提升。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