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金觀平：“十四五”，中國經濟做對了什么

當世界日益被“動蕩”和“不確定性”包圍，中國經濟卻走出一條穩健上升的曲線。

一邊，是日趨復雜的外部環境，世界經濟陷入低迷，新冠疫情影響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邊，是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臺階，5年經濟增量相當于再造一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透過增長看邏輯。回望“十四五”，中國經濟做對了什么，才會化挑戰為機遇，讓不確定成為確定？

一個關鍵，在于黨中央總攬全局、把航定向

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保落實。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我們應對風險挑戰、破解發展難題、保持社會安定的根本保證，為我國經濟長期發展提供了“穩定錨”。

前進路上，越是風高浪急，越考驗掌舵領航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

9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達4.04萬億元，同比增長8%，為今年以來月度最高增速。面對個別西方國家砸下的關稅大棒，今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規模依舊站穩20萬億元臺階，創歷史同期新高。

外貿頂住壓力、平穩增長，是經濟韌性的體現，也與自上而下的及時響應密不可分。從拓展外貿“朋友圈”，到加快落實黨中央對內外貿一體化的部署，再到行業協會、電商、商超等紛紛暢通渠道，推動“出口轉內銷”……較短時間內，托舉我國外貿企業的合力迅速形成。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辦好自己的事的定力、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果斷，讓我們得以高效調動各種資源，筑牢風險防線，針對性謀變；在危機中育新機，化被動為主動，前瞻性應變。疫情沖擊下，扎實做好“六穩”“六保”工作，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增強企業發展信心……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運籌帷幄，我國經濟一次又一次渡難關、解難題。

善于將發展總目標分解為若干具體目標，善于將改革總過程分解為若干具體過程，是我們黨全面領導經濟工作的一條重要經驗。通過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我們黨將戰略目標與發展政策、具體舉措有機統一起來，以“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戰略連續性與政策穩定性，釋放確定性信心。

觀察“十四五”以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到“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從“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到“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從“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到“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不斷深化，政策銜接緊密，不搞“急轉彎”。

新形勢下，只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才能筑牢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石。

一項優勢，在于戰略規劃與宏觀政策聯動

世界屋脊正在見證一項超級工程的誕生。今年7月，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破土動工，建成后或將改寫全球能源版圖。而早在4年多前，這個項目就被納入“十四五”規劃重大工程。

到今年底，102項促消費惠民生、調結構增后勁的新型基礎設施、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將全部完成規劃目標，為擴大有效需求、暢通經濟循環構筑新支撐。

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其優勢在于，通過引導資源要素跨周期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而與宏觀調控的聯動能進一步放大優勢，強化政策效果。

5年，一個介于短期與長期、兼具剛性與彈性的規劃周期：既能提供中長期愿景，穩定市場預期，也便于調整宏觀政策，熨平經濟波動，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當五年規劃與長期戰略、年度計劃銜接，意味著“宏偉藍圖”與“施工圖”對應，宏觀經濟短期之“形”與長期之“勢”結合。

戰略規劃謀“勢”。

隨著我國“大進大出的環境條件已經變化”，黨中央因時因勢作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創新驅動”等，均被列為“十四五”規劃的戰略導向。今年4月，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指出，原來依靠投資和出口帶動的發展模式發生了根本改變，依靠內需和創新驅動共同推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宏觀政策塑“形”。

2024年二三季度，我國經濟運行壓力加大，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回落，股市樓市承壓，市場預期走弱、滋生憂慮情緒。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打出逆周期調節“組合拳”，統籌財政、金融、消費、投資、房地產、股市、就業等領域，指向穩增長、擴內需、穩企業、穩樓市、穩股市等多重目標，有力提振市場信心，對順利實現全年增長目標起到重要作用。

“形”的調控，順應“勢”的謀劃。“形”與“勢”統一，強化了預期管理，凸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條經驗，在于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

有西方學者這樣評價我國的五年規劃：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一句比喻，繪出一幅生動圖景——億萬經營主體在政策與營商環境的滋養下成長。

有效市場通過價格信號與競爭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為政府通過宏觀審慎管理與戰略引導，防范化解風險，統籌發展與安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指向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時代課題。

讓市場更有效，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十四五”時期，我國人工智能強勢崛起，涌現出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國產人形機器人等創新產品。發展新質生產力，尤其需要市場發揮有效作用。企業對市場需求反應最靈敏，對技術升級意愿最強烈。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支持民企勇擔國家科技攻關重任，才能產出更多符合實際需求的成果。

讓政府更有為，意味著不斷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矯正市場失靈。

政府不能“放手”，而要千方百計為企業創造有利條件。比如，基礎研究領域公共屬性明顯，更有賴于政府投入；中小企業普遍缺乏突破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的能力與資金，需由政府引領搭建共性技術平臺；等等。

一段時間以來，從落實《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到印發《關于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的意見》，再到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一系列舉措瞄準完善市場規則，為營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提供了更有力法治保障。“兩只手”相得益彰，推動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

到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達成這些目標，“十五五”成為關鍵躍升期。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直面挑戰，真抓實干，中國經濟必將交出更有分量的答卷。

《紐約時報》不久前刊文稱，一個屬于中國的世紀可能已經到來；有國外學者感嘆，如果說下個十年將是亞洲的十年，那是因為中國繼續投資于長期性國家計劃。

這正是我們的優勢，蘊藏著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