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簡史｜在古代近東的商路上：毀滅的國家與民主迷思

現代考古學、歷史學和經濟史學研究認為，公元前1200年前后是一個近東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標志著青銅時代一個繁榮周期的結束。荷馬史詩的廣泛傳頌，使得特洛伊城的毀滅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根據荷馬和希臘劇作家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劇作，希臘聯軍攻取特洛伊城前后用了約十多年時間。聯軍在出征途中，海上無風，艦船不能前行。聯軍統帥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Agamemnon）聽從了奧德修斯（Odysseus）的建議，寫信將自己的小女兒伊菲革涅亞（Iphigeneia）騙到軍營，作為祭品獻給了海神。在摧毀特洛伊城后，希臘聯軍返鄉途中，艦隊被風暴吹散。阿伽門農歷盡艱險剛回到家中，便被他的妻子殺死，為的是給伊菲革涅亞報仇。這是一個隱喻，暗指邁錫尼不祥的命運。

19世紀70年代，德國商人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今土耳其西北角處、達達尼爾海峽南岸進行考古發掘，發表了考古報告，認為所發現的古代城市遺址就是傳說中的特洛伊古城。謝里曼將出土的一批珍貴文物，包括各種金銀器和珠寶，偷運出境，標上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的寶藏”標簽，在黑市上出售。他隨后又發掘了希臘的邁錫尼遺址，宣稱找到了阿伽門農的墓葬。學術界多對謝里曼評價甚劣，認為他是19世紀歐洲文物販子的典型，他的考古活動是盜墓賊式的破壞性發掘，幾乎沒有整理出任何帶有文字的、能準確反映歷史紀年的文物資料。

今天的考古學和歷史研究認為，古代邁錫尼王國也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崩潰的，與特洛伊的毀滅是同一時期。在這個時期，由腓尼基人建立的一個重要的城市國家烏加里特（Ugarit）也被摧毀了，時間相對更確定些，是在公元前1185年前后。

這幅圖大體上描述了古代塞浦路斯島（Cyprus）金屬銅的貿易路線，顯示了烏加里特城（Ugarit）的位置。烏加里特的西面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島，南面是沿著海岸通往埃及的陸路，有西頓（Sidon）、比布魯斯（Byblos）、推羅（Tyros）和加沙（Gaza）等城市。在“第一個經濟周期”（The First Economic cycle），即公元前1450年至公元前1200年間，烏加里特是連接巴比倫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在“第二個經濟周期”（The Second Economic Cycle），即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25年期間，西頓和推羅城興起，取代了烏加里特城，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公元前525年，巴比倫帝國時代終結，波斯帝國建立，開啟了“第三個經濟周期”（The Third Economic Cycle），這個周期的時間較短，至在公元前295年結束。在此之前，比布魯斯城早已衰落，和烏加里特一樣，逐漸被歷史所遺忘。來源: Andreas P. Parpas, The Maritime Economy of Ancient Cyprus in Term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rchaeopress Publishing Ltd, TD, 2022, P.161.

烏加里特古城遺址位于現今敘利亞拉塔基亞（Lattakia）城北約10公里處，1928年發現，1929年由法國著名考古學家舍費爾（Claude F.A. Schaeffer）率隊發掘。

出土的紅寶石首飾、石碑和雕像等文物，被鑒定為幾位埃及法老贈送給烏加里特國王的禮物，可確定的年代在公元前1970至公元前1787年間，證明這個城市與埃及之間存在著良好的關系。考古研究還發現，烏加里特歷史上最繁榮、記載最充分的時期約是公元前1450年至公元前1200年，正是在這個時期，建成了規模宏大的王宮、寺廟、神殿和圖書館。

舍費爾第一次發掘發現了數百塊楔形文字泥板，但多被轉賣到黑市。1958年，有考古隊對烏加里特城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出土的泥板再次流入黑市。1973年和1994年又進行了兩次搶救性發掘，共出土了420多塊泥板，內容豐富，記載了這座城市與埃及、比布魯斯、塞浦路斯及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貿易聯系。泥板檔案文字記錄確認，這座城市在最后的165年時間里，即公元前1350年至公元前1185年間，是受赫梯人統治，它幾乎與赫梯帝國同時毀滅。

烏加里特古城在比布魯斯北面，黎巴嫩山脈北端，地處交通要道。在古代，從這里可以繞過黎巴嫩山脈，向東進入敘利亞腹地，前往東北方向的大城阿勒頗（Aleppo）。這條道路依然至關重要，拉塔基亞實際上是烏加里特毀滅后建的新城，是敘利亞目前最重要的港口，俄羅斯在此地擁有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

近百年來，整個近東地區最具學術價值的考古發現，是伊卜拉（Ebla）古城遺址的發掘。這個遺址位于敘利亞西北部、與土耳其接壤的邊境城市伊德利卜（Idleb）城外的一個土丘，阿勒頗西南53公里處，地處現今的阿勒頗至拉塔基亞之間的交通線上。

伊卜拉的發掘工作是從1964年開始的，由意大利羅馬大學保羅·馬蒂亞（Paolo Matthiae）帶領的一批專家謹慎地展開。1975年，考古隊伊卜拉古代城市儲藏的泥板楔形文字檔案，共出土了17000多塊，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檔案排放有序，幾乎完好無損，記錄的內容極為豐富。

檔案文字證明，伊卜拉城在公元前3000年就與比布魯斯城有聯系，語言相通。比布魯斯從伊卜拉進口銅、錫、織物、香水、牲畜和谷物，出口金屬制品和亞麻布。兩個城市的王室之間建立了婚姻關系，有伊卜拉的公主嫁給了比布魯斯的國王。

伊卜拉與比布魯斯、特洛伊和烏爾加特等海岸城市不同，它處在農業地區的腹地。敘利亞北部平原河流縱橫，非常富饒，種植大麥、小麥、橄欖、無花果、葡萄、石榴和亞麻，飼養著牛、羊、山羊、豬和家禽。伊卜拉控制著黎巴嫩山麓東側和土耳其東南部的多個城邦，這些地區出產木材和白銀。伊卜拉城和比布魯斯一樣，本身也是一個制造和分銷中心。制造亞麻和羊毛織品，冶煉金、銀，合金銅、錫和鉛。

正是來自伊卜拉的檔案文本，讓人們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了比布魯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和外交。伊卜拉與埃及的貿易需要通過烏爾加特和比布魯斯進行，比布魯斯與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貿易聯系，也需要通過烏爾加特和伊卜拉。由于地理位置和經濟文化的原因，這幾個城市都變得富裕起來。

檔案文本還證明，伊卜拉的國王有任期限制，在任期內負責國家管理，一個由長老組成的委員會參與重要決策。這是極具價值的資料，因為學者研究比布魯斯殘缺的文字檔案發現，它的國王譜系似乎也不是世襲的。而在西頓、推羅這兩個著名的城市國家，有更明確的文物資料證明，在某些時期，它們的國王是由長老委員會臨時任命的。

古人有云：“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研究任何問題，都須先回溯其過去，證之于事，證之于人，證之于歷史，因為世上一切事物都不是無中生有、突如其來的，任何變化都必有其根源。所謂“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鉅”。

18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和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都認為，國家是建立在“社會契約”概念的基礎之上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書因法國大革命的關系，影響深遠。德國歷史學家弗蘭茨·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 , 1864-1943）在其《論國家》（The State）一書中，對早期國家的形成有簡明精當的論述，有力地批駁了“社會契約”國家理論。

弗蘭茨·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論國家：從社會學視角觀其歷史與發展》（The state : it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viewed sociologically）英譯本，1999年美國新版。該書用德文寫成，出版于1908年。英文譯本于1914年出版。據英文版序，當時已有了匈牙利文和法文譯本，羅馬尼亞文和意大利文譯本正在準備中。中文譯本于199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譯者為沈蘊芳、王燕生。

奧本海默認為，國家起源于征服，是一個社會集團打敗另一個社會集團后，由勝利者強行建立的。早期的社會集團是以血親為核心，由氏族構建族群，耕種土地，牧養牲畜。他們會婚姻和爭斗，自然地與周邊族群融合。為修筑堤壩，開鑿運河，或與周邊其他族群進行戰爭，他們推舉智慧超群、勇敢強悍的人物作為國王，發號施令。日月相推，寒來暑往，代代更迭，不斷有新的氏族、族群和國家崛起，旋即泯滅。由于僅靠家族和血親不足以維持統治，舊有的豪強家族往往會以祭司（priest）和專員的身份出現。他們往往更富有，且擁有平民家族所不具備的文化素養，了解天文、地理和歷史知識，有祖上流傳下來的政治經驗，因而有資格作為統治階級的成員，協助國王管理國家。在近東地區，神廟是國家的“上層建筑”，負責主掌維系社會團結的意識形態，神廟的最高祭司（supreme priest）往往有很大的權威，制衡國王的權力，甚至廢黜國王。有時，國王也會清除祭司階層，或者讓自己家族成員擔任最高祭司。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激烈，政權更迭頻繁。

許多考古文獻資料都能夠證明，在早期的近東的城市國家，國王并不總是能夠維持對國家權力的控制，保住自己的“王權”（kingship），時常會自然地過渡到“寡頭政治”（oligarchies）。在后來的希臘各城邦，這是更為普遍的現象，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都曾解釋了這種現象，他們都正確地指出，這是因為一些家族擁有了足夠的勢力和金錢，運用勢力和金錢來獲得政治權力，然后把自己變成世襲貴族。他們都認為，希臘的許多城市都有“憲法”（constitutions），他們把這個“憲法”稱為“民主”（democracy）。西方的古典歷史學家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也認為，西方社會是從希臘和羅馬的“民主”開始的，后來被破壞了。

但史實反復地證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民主”，只有在氏族社會時期可能存在，起源于希臘和羅馬的社會最初也并不是“民主”，而且“王權”和“寡頭政治”制度的變化遠不是希臘人的發明，它們都可以追溯到伊卜拉和比布魯斯等更古老的近東城市國家。

國家是歷史的產物，是隨著歷史進程而不斷發展變動的。每個國家都無法擺脫自然地理、經濟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限制，在政治制度上各有特點，在世界上從來沒有完全一樣的國家。中國古代圣賢很早就極強調謹慎執政，以其維系政權穩定。堯帝曾作戒曰：“戰戰栗栗，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意為人不會被大山絆倒，而會被小土坷垃絆倒。禹帝時，儀狄作酒進獻，“飲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有訓曰：“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武王做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見爾前，慮爾后”；“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憂患意識是我們民族性的一個突出特征，它深深地根植、始終貫穿于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子這句話所指出的，便是《周易》這部書所深深蘊含并處處輻射出來的憂患意識。“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不但白天時時刻刻振作精神，提防不測之事發生，到了夜間也不松懈警惕，唯有這樣，才可以有隨時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精神準備。中國文化道統數千年一以貫之，屹立不墜，自有其神髓所在。

伊德利卜（Idlib）是古代敘利亞伊卜拉遺址所在，這個城市和阿勒頗一樣，因近年來陷入戰亂而聞名。由美國和歐洲暗地支持和武裝的反叛組織，正是以伊德利卜為基地，潛心經營十余年，于2024年12月推翻了阿薩德政府，奪取了政權。伊德利卜和阿勒頗一些博物館、大學所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物被劫掠，流入西方黑市。來源:OpenStreetMap網站

古代敘利亞伊卜拉城泯滅之前，其官僚體系已相當完備，各地區和各部門由國王任命的十幾位總督或專員負責，其中有兩位在城內。國家的布料生產部門由王后負責。伊卜拉的鼎盛時期是在公元前2600年至2240年間，它統治的范圍延伸到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地區，與蘇美爾的關系密切。在伊卜拉出土的石板和泥板文本，是蘇美爾楔形文字。檔案文本中，有蘇美爾文字表、詞匯表、地名詞典，證明伊卜拉曾經是一個教育中心，設有官方辦的學校，有來自蘇美爾的老師。由此也再一次印證這樣一個事實：蘇美爾是古代近東文明之源，也是后來的希臘、羅馬文明之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