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林毅夫：后來者優勢仍是中國經濟最重要引擎

林毅夫：后來者優勢仍是中國經濟最重要引擎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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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格局下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中國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過程中的國企改革、中國企業距離世界一流企業還需要補齊的短板等問題，林毅夫有以下觀點：

我國經濟從比重看，追趕型產業目前占比依然超過80%，因此，在現階段不能放棄后來者優勢的法寶，應該在用好后來者優勢的同時，搞自主發明，兩條腿走路。

承認差距、用好差距是中國企業從大到強、邁向世界一流企業的重要基礎。

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很難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總結于中國經驗的經濟學理論不僅能夠指導中國發展，也在為更多發展中國家貢獻“中國智慧”。

我們現在還不能放棄后來者優勢這一法寶

記者：在多重因素影響下，全球經濟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節奏？

林毅夫：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發展當然要關注全世界的趨勢，但是中國的發展本身也對全世界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固然這些年有一些雜音，如逆全球化、供應鏈的一些沖擊，但全球化還是每個國家最好的選項，因為全球化讓每個國家可以按照它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可以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這是每個國家創造就業，提高增長率，促進發展，增進人民幸福最好的方式。

近年來，供應鏈搬離中國、跟中國脫鉤的聲音固然不少，但中國的貿易增長和出口增速仍然很快，可見只要我們保持定力，按照經濟的基本規律發展好，就可以給全世界提供越來越大的市場，同時我們發展好了，也可以給全世界提供越來越多質量高、價格合適的產品跟服務。其他國家經濟要發展好，也必須按照這個原則，所以全球化的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記者：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后來者優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如今，中國在很多的領域已經實現了從跟跑到并跑，甚至領跑。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后來者優勢是否仍然是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林毅夫：按照新結構經濟學，我們把中國的產業分成五大類型。第一大類型是跟發達國家還有差距的追趕型，我們當然還有后來者優勢；第二大類是領先型，已經從過去的追趕跑到全球前面，比如海爾；第三類是過去有比較優勢，現在逐漸失掉比較優勢的轉進型產業，比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轉進型一部分轉到品牌、質量管理、市場營銷等環節，加工那一部分則轉移到收入水平比較低的內地或國外工資較低的國家；第四類是以新經濟為代表的換道超車型，這類產業研發周期短，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我國由于具有人力資本優勢和齊全的產業配套，可以跟發達國家齊頭并進；第五類是戰略型，如核心芯片、工業母機等，特點是研發周期長，需要大量資本投入，我們雖不具有比較優勢，但為了國家和經濟安全，也要自己搞研發。

目前，我國經濟從比重看，還是追趕型產業比重最高，85%的產業還是相對傳統的產業。如果到法蘭克福工業展上看，與先進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們絕大多數產品在價格、質量、技術上還有差距，仍然有后來者優勢。所以，我們不能放棄后來者優勢的法寶，應該兩條腿走路。如果后來者優勢全用光了，則代表我們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了，到那時候我們就要完全靠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品。

企業只有利用好差距，才能實現引領

記者：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被視為自加入WTO之后，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推動國內的深層次改革的新機遇。新的國際商貿規則更加強調開放和公平競爭，而對于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是不是意味著新的挑戰？這是不是也對我們如何發揮“有為政府”作用提出了新的課題？

林毅夫：國有企業經常被說存在不公平競爭，但其實需要分情況討論。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國有企業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它所在的行業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處于競爭性行業，比如鋼鐵。我們有比較優勢所以就不需要補貼，我們國有企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在符合比較優勢的競爭性行業。第二類是資本很密集、規模非常大的，它有自然壟斷屬性，比如電力、電信。在我們國家，這些企業屬于國有，其他國家有國有也有民營。這類行業以服務國內為主，并不參加國際競爭。第三類屬于戰略型，資本很密集，研發周期特別長，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其實也不符合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比較優勢。這類產業需要保護補貼，比如美國和歐洲的國防產業都需要政府大量的保護補貼。

現在有很多人講中國國有企業受到保護補貼，是不公平競爭，這是沒有詳細分析我們國有企業的情況以及它的屬性。這也就是為什么要提出新結構經濟學，要把產業特性分析清楚，然后有理有據地對各種產業做出合適的管理、規劃。

我們歡迎開放跟公平競爭。因為在競爭性行業，我們完全可以跟人家競爭；如果競爭不了，代表我們有后來者優勢，我們可以繼續利用他們的產品和技術來促進我國的發展。在自然壟斷行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要監管，在發達國家也是那樣，當然也應該允許我們對其進行監管。對國防安全產業，任何國家都采取給予保護補貼的方式，當然也必須允許我們有保護補貼。

記者：大而不強仍然是很多中國企業的現狀。想要真正成為世界一流企業，您認為中國企業還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

林毅夫：大而不強也是階段性的。早期的時候，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符合我們比較優勢，可以發展得非常快，也可以在國內國際有相當大的市場份額，但它的技術屬于追趕，處于引進階段，所以看起來不強。但等我們走到世界的前沿，我們引領技術創新，引領產品發展的新方向，那就會強。

當還在追趕階段的時候，以任正非帶領的華為為例，世界的前沿技術它都會跟蹤，提高自己的“備胎”能力。但如果買比自己生產便宜，還是要買，成本越低企業越有競爭力，才能更快積累資本，更快趕上發達國家。當我們還有差距的時候，利用好差距，會給我們實現世界領先打下基礎。等到沒有差距了，就要自己發明了，那時也有足夠的資本積累和實力來進行自主研發。所以最重要的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么，然后客觀分析我們現在能夠用的優勢是什么，把我們現在能夠用的優勢用好，給未來的優勢打下基礎。

想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必須有自己的理論

記者：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劇烈變革，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話語權的持續提升，是否也會帶來經濟學理論的新變化？

林毅夫：經濟學的發展一定會發生革命。從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讓經濟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社會科學以來，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先是絕大多數在英國，后是絕大多數在美國。之所以會有這種時空的相對集中性，因為任何理論都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因果邏輯來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而且因果邏輯一般越簡單越好。所以理論的重要性不在于理論的邏輯，而在于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解釋的現象越重要，理論就越重要，提出這個理論的經濟學家就越重要。

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是1776年，當時工業革命已經發生了，英國引領工業革命，是當時的世界經濟中心，英國的經濟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所以那時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美國的經濟現象越來越重要，解釋美國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家就越來越重要。如今，世界經濟中心已經逐漸轉移到中國來，中國的經濟現象也就越來越重要。在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時，同樣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會有越來越多中國經濟學家提出新理論新思潮。

記者：理論是對現象的因果邏輯的推導，不同的現象可能會得出不同的因果邏輯，那經濟學是否就此陷入“相對主義”？

林毅夫：任何理論都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我們現在學的發達國家的理論都是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經驗。由于它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發達國家理論產生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成為了一個暗含的前提，它不在理論模型里，但它是實際存在的。理論是不是有解釋力，決定于它的前提是否合適、存在。如果前提變了，理論就會跟著變，這也就是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理論實際上都不斷在變，隨著社會經濟變化，原來的理論的前提不再合適的時候，就會被新的理論取代。所以，盛行的發達國家的理論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真理。

拿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由于社會經濟條件不同，理論的前提條件可能不存在，就很有可能出現“在淮南為橘，在淮北為枳”的現象。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征程中，經濟社會發展還會有很多挑戰，要解決這個挑戰，就必須總結我們自己國家的成敗經驗，以及當前現象的特質，提出新的理論，用這個理論再來指導我們實踐。

總結我們國家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非常重要。其他發展中國家現在基本上都還是用發達國家的理論，可是前提條件不一樣，所以這些理論很難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從而讓他們實現工業化、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的愿望。這就是為什么真正能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鳳毛麟角。由于我們一路走來的條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所以總結于中國經驗的經濟學理論不僅能夠指導中國發展，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更大幫助。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原標題：《「經濟發展」林毅夫：后來者優勢仍是中國經濟最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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