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倫·謝弗德︱“劍橋之花”瓊·羅賓遜的理論之路（二）

2023年10月初，我（姜宏）和謝弗德完成了在北京和武漢的訪學交流，準備按計劃取道香港返回德國。我知道老教授一向對異域文化頗感興趣——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這似乎讓他對各類文明有著強烈的敏感和好奇。于是，我帶著謝弗德去了香港有名的黃大仙祠，準備讓他領略一下民俗文化。黃大仙祠的一個項目就是抽簽“算運勢”，求簽者將所求之事寫在一小張紅紙上，然后從簽筒里搖出一簽。到現在還清楚記得，謝弗德為了避免我看懂，在紅紙上寫下的是拉丁文。片刻之后他就搖出了“孔子擊磬”一簽，簽文解為“告誡人們，要惜取少年時，應該做的就及時去做，否則老之將至，就有心無力了”。我將此意翻譯給謝弗德，看著他陷入沉思，但我依然不知道他所求何事。第二天中午，他終于告訴了我他寫下的是什么：他是否應該寫一本回憶錄。我不能確定這次香港“算卦”之行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他的決心，但他的的確確開始撰寫回憶錄——以下緬懷羅賓遜夫人的內容就是此回憶錄的重要部分。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分四篇刊發，本文為第二篇——“生平”。

青年謝弗德，法蘭克福大學

瓊·羅賓遜于1903年10月31日出生，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三，家中共有四女一子，她的父親是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Sir Frederick Maurice），母親是海倫·瑪格麗特·馬什（Helen Margaret Marsh）。這是一個具有鮮明家族傳統的家庭，瓊的曾祖父是一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祖父及父親都是軍人，外祖父是著名外科醫生、劍橋大學唐寧學院院長弗雷德里克·馬什（Frederick Marsh），她的舅舅愛德華·馬什爵士（Sir Edward Marsh）是知名藝術鑒賞家、文學評論家，也曾擔任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私人秘書。哈考特（Geoffrey Harcourt）曾評價道：“瓊·羅賓遜的父親是一位極富原則性的人，盡管他的信念有時顯得近乎古怪，他仍將這些品質深深傳遞給了女兒。”瓊的父親莫里斯爵士被公認為是一位出色且忠誠的軍事指揮官，對下屬一視同仁。1918年，德意志帝國在與俄國簽署和平協議后，似乎又有可能騰出手來在西線取得突破，在此背景下，他公開批評英國國防部關于兵員數量的統計數據，在英國下議院引起了一場激烈辯論，最終他被迫辭職——當代歷史學家普遍認為他的判斷是正確的。這一事件顯然對當時年僅14歲的瓊·羅賓遜產生了深遠影響。她后來曾回憶，那一年，她的“夢想破滅”了。

中學畢業后，瓊·羅賓遜進入劍橋大學的吉爾頓學院（Gerton College）就讀，該學院成立于1869年，是英國第一所女子學院。她于1922年順利畢業，1926年與基督圣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的院士愛德華·羅賓遜（E.A.G. Robinson, 1897-1993）結為連理，隨后隨丈夫前往印度。在印度，愛德華獲得了一份高薪職位，為一位土邦大君的兒子擔任家庭教師，瓊也略顯羞澀地參與到殖民地精英階層的社交與活動中。塔希爾（Pervez Tahir）對這段鮮為人知的經歷進行了細致描寫：瓊不得不面對印度社會發展滯后所帶來的沖擊，這種沖擊部分源于她所受的馬歇爾主義經濟學訓練。這對年輕夫婦共同關注經濟議題，后轉而研究印度問題及人口問題。返回英國后，愛德華于1929年被聘為講師，1931年成為西德尼·蘇塞克斯學院（Sidney Sussex College）的研究員，瓊于1934年開始擔任助理講師。

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于1927年抵達劍橋，瓊·羅賓遜曾聆聽過他的講座。在那之前，她的經濟學訓練幾乎完全源自劍橋的馬歇爾學派。正是借由斯拉法的影響，她首次接觸到了歐洲大陸的經濟思想潮流。可以說，瓊·羅賓遜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她與斯拉法及其他經濟學家之間持續不斷的學術交流與個人互動。除斯拉法之外，對她產生重要影響的還包括杰拉爾德·肖夫（Gerald Shove, 1887-1947）、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以及丹尼斯·羅伯遜（Dennis Robertson, 1887-1947）。在她求學和早期研究時期，阿瑟·塞西爾·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依然是學院的核心人物，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論逐漸成為理論主導。在眾多交往中，她與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關系最為密切。當她將“不完全競爭理論”確立為主要研究方向、準備撰寫代表作時，卡恩憑借其出色的分析能力，為她和當時的其他學者提供了關鍵支持。盡管如此，瓊·羅賓遜依然毫不猶豫地宣稱：“皮耶羅是我最珍貴的寶石。”

如今我們所理解的“劍橋經濟學”發展史，通常與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阿瑟·庇古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這三位學者緊密相關。在他們之后，劍橋傳統由斯拉法學派與后凱恩斯主義者繼承和擴展。然而，這一理論脈絡實際上可以追溯到斯拉法與瓊·羅賓遜的早期貢獻。當時，瓊·羅賓遜在回應斯拉法對馬歇爾學派的批判時，逐漸轉向不完全競爭理論，并進一步發展出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礎的模型。正是這種理論轉向，幫助開辟了從凱恩斯短周期理論通向增長理論的路徑。在凱恩斯的影響下，學界開始更為深刻地吸收和分析資本主義在短期發展中的不穩定性，而在此背景下，任何關于長期穩定發展的理論建構都顯得頗為脆弱。一旦對凱恩斯理論的起源與闡釋有了充分理解，斯拉法便致力于重建古典理論及其對長期發展路徑的解釋——至少在他最重要的學生加雷尼亞尼（Pierangelo Garegnani）的詮釋中情況是如此。與此相比，路易吉·帕西內蒂（Luigi Pasinetti, 1930-2023）則將因果關系的解釋置于次要位置，他更傾向于設定一種規范性路徑：經濟應當沿著恩格爾曲線（Engel Curves）以相同速度實現增長或經歷結構性轉型，從而實現充分就業與穩定發展。

我想把重點將放在對瓊的學術成果及其相關解讀上。然而，瓊本人的經歷也具有歷史價值。面對當時大學內部對女性權利的偏見與制度性障礙，一個自然的問題是：瓊·羅賓遜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取得職業成就的？一本名為《好斗的瓊·羅賓遜：一位劍橋經濟學家的成長》（Aslanbeigui & Oakes, 2009: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The Making of a Cambridge Economist）的傳記幾乎執著地反復聚焦于這個視角單一的問題。兩位作者似乎對這樣一個事實感到不安：他們在傳記及制度史敘述中，不得不偶爾進入經濟學本身的內容，以解釋學院內部的競爭，并指出為何某些競爭最終得以和平解決，而另一些卻導致了沖突升級。這部著作的優點在于嚴格依賴資料，尤其是檔案中大量書信，避免訴諸模糊記憶或八卦傳聞。書中展現了瓊·羅賓遜如何在斯拉法引發的不完全競爭討論中整合關鍵觀點，并發展出更大的理論框架，由此確立了主要模型的表述。然而，觀點先后順序卻引起了激烈爭論。即使在那個階段，瓊·羅賓遜仍將經濟學看作一個“工具箱”，而邊際收益曲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工具。她后來又熱情地追隨凱恩斯從《貨幣論》到《通論》的思想軌跡。凱恩斯最初對是否將她納入核心圈子猶豫不決，因為她與卡恩的關系讓他擔憂，這一關系也一度威脅到愛德華·羅賓遜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在由斯拉法、米德、卡恩、愛德華與瓊組成的“馬戲團”中，她成為凱恩斯的重要合作者。憑借簡明清晰地剖析理論核心的能力，以及在“馬戲團”中的訓練，瓊·羅賓遜在《通論》發表后迅速成為凱恩斯革命的重要代言人，撰寫了首部關于就業理論與政策的教科書，即《就業理論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以及相關學術論文集。她隨后獲聘為大學講師。盡管卡恩回憶稱，評審過程略顯尷尬，因為委員會未能正視她在國際上的學術成就以及她作為助理講師所贏得的聲譽，但她最終還是獲得了與自身聲譽相稱的正式職位。早在1932年，她就曾在給遠在非洲的丈夫的信中寫道：“這些年來，我一直承受著身為聰慧女性的壓抑感與性別角色間的內在沖突，但現在我（幾乎寫完）寫出了一本該死的好書。”

幾個月后，勝利的喜悅轉化為深重的沮喪。在這五年間，她生育了兩個孩子，撰寫了三部著作；而在這段高產的時期結束之際，她卻陷入了一場嚴重的精神危機，不得不在精神病院接受六個月的治療。關于她為何會走到這一步，傳記作家們提出了多種不同的解釋。她與理查德·卡恩關系密切——卡恩曾為她提供數學上的指導，兩人通信頻繁，尤其在卡恩遠赴美國期間更為熱絡。在劍橋的學院內部，違反行為規范是極具風險的。瓊也知道，不久之前還有一位研究員因一樁在今天看來純屬私人的行為被解職。盡管瓊與愛德華在外人眼中保持著體面的婚姻形象，并始終保持低調，但瓊和卡恩仍試圖把握一切機會相見——可以說是幽會——盡管他們的信件中也頻繁探討經濟學問題。在這樣的多重張力下，家庭、情感與學術工作的壓力令她幾近崩潰，而國際局勢亦令她痛苦不已。她被要求公開支持《慕尼黑協定》，這對于一位堅持和平主義、充滿正義感的女性來說無異于精神打擊，也因此與身邊親近之人發生了激烈爭執。最終，她精神崩潰，整整一周無法入眠。她被送入一家精神病診所，接受了弗洛伊德開創的那種現代心理治療。愛德華與卡恩也分別做出了有限的自我反思，并與她的治療醫師溝通。在此之后，他們三人各自重新回歸了學術生活的軌道，表面上仍維系婚姻關系的外殼，但彼此之間卻獲得了更大的行動自由。

瓊·羅賓遜逐漸贏得了國際聲譽。之前她主要依賴丈夫的收入生活，因此在能夠通過自身工作獲得額外收入，尤其是在被任命為講師之后，她感到由衷的滿足。然而，更為關鍵的一步出現在1932年——她意識到自己完成了一部具有真正理論意義的著作。這本書圍繞不完全競爭理論展開，可以說是對庇古學派所代表的馬歇爾主義知識體系的一種綜合。正如保守派學者沃特曼（A.M.C. Waterman）所描述的那樣，她是一位令人難以忘懷的教師。

在此，我將略去一些傳記性的細節，包括她在戰時如何幸存的經歷。她始終熱衷于旅行，樂于在博物館中欣賞意大利繪畫，在英國鄉野間漫步。1961年，她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重要訪問，并與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就經濟思想史進行了深入交流。她在理論和政治立場上日益激進：在理論方面，她對均衡概念的批判日趨尖銳，甚至質疑自己早期在新古典理論框架下對不完全競爭問題的研究價值。她逐漸傾向認為，均衡只應限于增長理論與古典傳統的長期分析場景中使用，前提是國家的持續存在被視為穩定、可預期的。她將此稱為“黃金時代”——這個帶有神話意味的術語正是為了強調持續增長狀態的脆弱性。在經濟政策方面，她繼續堅守凱恩斯主義立場，例如她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大加批評。她在政治層面則大幅左轉，深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道德嚴苛性的吸引，并因此引起巨大爭議。然而，瓊未能活得足夠長久，未能親眼目睹這些理念如何被現實所顛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在于打破等級制度，尤其是在學校、大學及工廠內部的等級結構。“文革”結束后的中國改革基于如下設想：一方面在工業和農業中暫時維持計劃體制，另一方面逐步縮減配給供應，擴大市場導向型生產的空間，而市場需求又反過來受到新型收入結構的驅動。正如今日所見，這一體制締造了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奇跡——使數以億計的人口實現小康及富裕……也許我們會好奇：倘若瓊·羅賓遜在世，她會如何評價這一結局——一個通過大規模生產令千萬人小富即安、又使千萬人暴富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