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如何將時間變成了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商品

【編者按】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時間和計時方式，并不是天然存在，而是一段多個國家、多個專業領域之間互相競爭的過程。《時間在說謊：一部時間創造史》一書以翔實的史料還原了制定標準時間的權力之爭。從18世紀的鐘表時間到19世紀的格林尼治標準時間，時間的標準化進程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更成為加劇社會不平等、強化階級分化的隱形工具。本文摘自《時間在說謊：一部時間創造史》[加] 司各特·阿蘭·約翰斯頓著，樂西譯，東方出版社2025年8月版。澎湃新聞經東方出版社授權刊發。

《時間在說謊：一部時間創造史》書封

關于計時方式的有影響力的專著，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E. P.湯普森（E. P. Thompson）1967 年發表的《時間，工作紀律以及工業資本主義》（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本書中沒有過多參考湯普森的研究成果，因為他的專著主要聚焦于18 世紀，而不是本書關注的19世紀。不過，他所提出的問題是本書中討論的眾多問題的根基，即便是間接的，所以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他的觀點，并為本書做一個恰當的結尾。

湯普森的文章探討的是早期工業革命時期人們時間觀念的轉變。在湯普森看來，“時間觀念”的改變，是測量時間的技術進步和新型工業化經濟推行的直接結果。他描繪出計時方式改變前后截然不同的狀態。人類大部分歷史上，是根據自然現象來確定時間的，漁民和水手依著潮水漲落來規劃一天的事務；農民根據季節變化來進行農業生產。在自然的時間節律下，工作是以任務為指向的，一天的時間是圍繞著今天需要做什么事情來安排。工作和休閑并沒有彼此割裂。如湯普森所說，在使用依靠自然確定的時間時，“社交往來和工作混在一起——每天的工作時間根據要做的事情不同而或延長、或縮短”。在18世紀的早期工業化的背景下，依靠自然的計時方法讓位給了規范嚴格的鐘表計時。湯普森說道，社會上彌漫著鐘表時間更高貴的風氣。“對于適應了用鐘表來確定工作時間的人來說，（靠自然計時、以任務為指向）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顯得浪費時間且缺乏緊迫感”。隨著精準的計時工具的出現，雇主得以購買雇員的時間：雇員不再以他們完成了什么任務被支付報酬，而是以他們工作了多少小時被付酬——而雇主不希望他們購買的這些個小時被浪費。時間成了金錢。鐘表時間甫一出現，就不僅僅只有雇主采用、強化它的存在，社會機構也向人們灌輸它的意義，包括傳授守時和勤奮觀念的學校，湯普森稱其為“時間上的節儉”。湯普森深刻地做出了總結：計量時間本身成為剝削勞動力的工具。

湯普森展示了計時方式對人類行為影響的有力證據。他的觀點大體上是具備說服力的：英國的工業化社會改變了工人的“時間觀念”，以便把工人束縛在每天如此的、規定的工作時間里。隨著需要技術的工作被低薪、無需技術的崗位替代，鐘表迫使工人以“非自然”的模式工作，這種模式更容易壓榨他們。湯普森的觀點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它確實值得如此，但其中也存在著問題。第一，他的自然計時和鐘表計時的分界過于生硬。他的著作中將自然計時法描繪成一個金光閃閃的理想世界，激發起人們對簡樸生活的懷念之情，彼時時間既不需要，也不能被“恰當地”獲知。然而，靠自然現象來確定時間，也仍然是一種計時方法。使用鐘表時間所需要的時間觀念上的轉變，可能并沒有他想象的那么大。正如保羅·格蘭尼（Paul Glennie）和奈杰爾·絲里弗特（Nigel Thrift）評價的那樣，“沒有鐘表既不代表著‘缺乏信息’，也不代表著‘缺乏能力’來得知時間”。鐘表時間在工業革命之前就有重要地位并且被使用了。第二，湯普森的觀點完全是技術和經濟決定論。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合理的。沒有準確的鐘表，不可能設立有時間規劃的工作日，同樣，如果沒有發展出工業經濟，它也不會存在。但是，并不是技術的進步才創造了對計時的需求。事實恰恰相反：對精確計時的需求才引發了計時方面的技術發展。由此看來，湯普森把事情的原因和結果顛倒了。

不過，我們很難否認湯普森對于18世紀工業化促使了工人階級使用鐘表時間的研究發現。問題的重點是，工人階級從何種程度上通過抽象思維來獲知時間？歷史學家瓦內薩·奧格爾近期研究發現，工人階級并沒有理期，仍然有很多人離不開靠自然判斷時間，且“使用抽象的時間時極其不自然”。在英國引進夏令時（日光節約時間）的研究中，奧格爾發現，很多人對時間要通過法律制定而非通過太陽確定感到迷惑不解。他們不會且不愿意用抽象方法確認時間，也就是說，他們的現代時間觀念或許沒有湯普森所想的那樣發展完備。

我的觀點是，在湯普森和奧格爾的觀點之間存在一個連接二者的橋梁。18世紀工業革命或曾引發了時間觀念的改變，就像湯普森認為的那樣，在這場時間觀念轉變中，工人的工作方式從任務主導變為遵循鐘表時間的計劃主導。據我的觀察，根據本書所討論的事例，19世紀晚期的工人階級經歷的是同樣讓人迷惑的變化時期。這時，工人已經適應了鐘表時間。但是當他們得知平時慣用的地方時間現在成了錯誤時間時，他們的認知又一次被顛覆了。現在，有一個更真實的時間——一個完美、通用、精準且標準的時間——來校正所有的鐘表。但是工人不能得到這個時間，至少是無法輕易獲得。格林尼治時間對大部分人來說是昂貴且無法獲得的。如果說湯普森所描述的18世紀的新時間觀念是一種剝削工具，那么19世紀晚期的標準時間則是造成社會不公平的新原因。想象一下，你的比如確定時間這樣簡單的能力被剝奪了。人們不得不依靠專家才能做到以前他們自己就能做到的事，要么就拒絕一切先進的計時方式——很多人都是這么做的。奧格爾所見到的20世紀困惑不解的人們抱怨政府官方——計時領域專家——又把每天的小時搞亂了的記載，一點也不足為奇。日出日落至少是穩定可靠的，而且是免費的。暫且不說靠自然計時，用地方時間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不過，火車不能按照日出日落來運行。專業的計時是必要的。本書的目的并不是批判專家和現代世界的專業技術——當下，此類反智主義的風氣有抬頭之勢。本書的目的是闡明專業知識一直以來與社會、經濟特權緊密相連的方式，并著重突出公平獲得信息的價值。

在本書的序言中，我表明了兩個觀點：首先，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受到個人主觀意愿和專業身份的影響，其次，它被關于時間本質的爭論所塑造。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過程是如何發生作用的。天文學家認為精確時間只是專家所用的工具，不是為大眾所使用。但是天文學家的設想與弗萊明的通用民用時間的理想混雜在一起，被廣泛推廣開來，盡管并沒有在全球范圍流行。結果就是形成一種混合思想，將天文學家的技術精確性與標準時間的通用性結合在一起。天文學家專業身份和作為專家所擁有的外交地位，讓這種新型的混合思想具有合法性，并且在理論上淘汰了其他各種獲得時間的方法，雖然實際上并未如此。這一情況催生了對獲得精確標準時間的需求，企業主和資本家諸如圣約翰·溫內和瑪利亞·貝爾維爾站上舞臺，標出一定的價格來滿足人們的此種需求，也就導致了在獲得新的時間上的不公平現象。很多人對此并不在意，繼續使用他們已經習慣的時間。但是，不能平等地獲得時間，引發了對格林尼治時間性質的爭論——它是應該作為一種商品，還是作為專業領域工具，抑或是作為大眾福祉？弗萊明力推格林尼治時間應作為大眾福祉，盡管并不是出于善心——他和溫內一樣，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資本家。免費的精確時間對他所在的產業（鐵路）有利，所以他才支持把標準時間推廣到社會應用的所有方面，試圖通過公立學校課程來培育年青一代使用標準時間。時間是公共福祉這一觀念逐漸勝出，但這是在無線電技術足以讓它以便宜的成本發送到各地，削弱了溫內等販賣時間的商人的利潤之后的事情。廉價的時間分發逐漸幫助了其他產業向更高處發展——無線電通信、航空業，以及電視行業。

標準時間的故事中蘊含著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經驗教訓，對當今全球化的世界有著諸多啟示。這本書具體關注點是時間理念的建立，也講述了任何形式的理念的產生，以及確定其合法性的決定因素是什么。個人動因和專業概念影響了一種理念的形成，同樣，關于理念自身的討論也對它的形成造成了影響，即它是公共福祉，還是商業產品，或是專業領域的工具。對這一問題如何作答，也會有巨大意義。本書展示了這一歷史范式和其演進過程，這個案例也給理解其他事件提供了借鑒思路。例如，互聯網的發展就可以用相似的思路來解讀。在互聯網發展之初，它只供專家使用，具有極高的使用門檻，只售賣給資金富裕的機構。當它價格更低廉時——現在全世界超過60%的人能夠接入互聯網，新產業和新技術得以在互聯網的基礎上建立、發展。互聯網同樣不是一個單一發明人創造出來的，而是不同文化語境內多種思想交織互動形成的。互聯網并非最完美的類比對象，但它與標準時間之間有深刻相似性。最后要說的是，標準時間的故事讓我們了解了一種知識、理念是如何建立的，同時也告訴我們知識和理念如何被獲得和共享，以及當獲取這種知識的機會不平等時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信息能被共享，是變革的強大推動力。標準時間的故事就是給我們的及時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