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星空下的諸葛亮

即使是力圖客觀的歷史學(xué)家，也難以掩蓋對三國人物的偏愛。狩野直禎在《諸葛孔明》的序言中申明立傳宗旨：盡量拋開歷代諸葛亮故事的影響，從“時代趨勢”和“世態(tài)”的角度來解釋這一人物的行為，“然而，有時我也不得不對他抱以同情”。

或許在中國讀者看來，總是稱呼諸葛亮為“孔明”已經(jīng)明示了作者的偏愛，但這是一個文化差異帶來的誤會。雖然日本讀者確實對諸葛亮青眼有加，狩野直禎提到的吉川英治根據(jù)《三國演義》改編的暢銷小說《三國志》，就以“孔明之死”作為這個時代的結(jié)局，土井晚翠的詩歌《星落秋風(fēng)五丈原》也成為日本文學(xué)中的名作。但對于立場敵對的諸葛亮和司馬懿兩人，日語中卻習(xí)慣稱之為“孔明”和“仲達”。江戶時期湖南文山《通俗三國志》被認為是最早的《三國演義》日譯本，就有“孔明智退仲達”“仲達起兵定遼東”等回目，對于其他三國英雄則多稱呼姓名，如“關(guān)羽夜走麥城”“趙云大戰(zhàn)漢水”之類，偶爾也有稱劉備為“玄德”“漢中王”“蜀帝”，稱曹植“子建”的例子，總的來說，并不能由稱呼看出褒貶。中國傳統(tǒng)中將字視作表示親近的稱呼，而日語的“孔明”與“仲達”更類似于一種約定俗成，狩野直禎的另一部著作就題為《三國志的世界：孔明與仲達》。

《諸葛孔明：導(dǎo)演三國時代的天才軍師》，[日]狩野直禎著，梁爽譯，張學(xué)鋒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并不是唯一的“預(yù)言家”

因此，和通俗文學(xué)作品中的“孔明熱”不同，狩野直禎還是在書中貫徹了他的歷史學(xué)視角。在三國故事中，諸葛亮往往有著驚人的先見之明，其中最著名的典故之一是精準預(yù)判未來局勢的“隆中對”。但狩野直禎提醒讀者，諸葛亮并非三國時代唯一的“預(yù)言家”。魯肅第一次見孫權(quán)時就曾經(jīng)獻策：“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魯肅于建安二十二年去世，未能得見三國鼎立。孫權(quán)稱帝登壇告天之際對當時公卿感慨：“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于事勢矣。”此外，甘寧也斷定曹操必然成一割據(jù)政權(quán)，他建議孫權(quán)先圖荊州，再取巴蜀，與北方抗衡。因此，狩野直禎認為天下三分實際上是當時“世論的代表性意見”。

《草船借箭》京劇電影，譚富英飾魯肅，馬連良飾諸葛亮

諸葛亮、魯肅和甘寧三人立場不同，背景各異。諸葛亮的先祖諸葛豐在漢元帝時官至司隸校尉，以對抗外戚許章知名（《諸葛孔明》第18頁）。雖然這是西漢故事，但至東漢士大夫與外戚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諸葛豐的事跡必然能引起漢末清流的強烈共鳴。諸葛亮的父親和叔父都曾任郡一級的地方官，瑯琊諸葛氏實際上是當?shù)氐暮雷濉＿@一家族一直活躍到魏晉南北朝隋唐，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例如東晉時諸葛恢與瑯琊王導(dǎo)齊名，曾一度“爭族姓”（《晉書·諸葛恢傳》），是“僑姓貴族”的代表之一。在京都學(xué)派的歷史分期中，三國時代是中國從古代社會（先秦至東漢末）到中古社會（魏晉到隋唐）的過渡期，正如狩野直禎在《諸葛孔明》開篇中所描繪的那樣，中古貴族脫胎于東漢的豪族，地方與中央之間強大的離心力帶來了分裂，同時也帶來了貴族的崛起。但貴族的形成并非順其自然，一個家族究竟是成為六朝門閥還是冢中枯骨，三國人物在十字路口的抉擇至關(guān)重要。諸葛亮家族在三分天下之際散落各處，“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歷史的走向雖然以魏蜀吳相繼失敗告終，但諸葛氏卻積累了政治和文化資本，最終家門不墜，這是三國時代的充滿偶然和機遇的例證。

而魯肅雖然“家富于財”，又在吳為重臣，他的家族卻終究沒有走上門閥的道路。戲劇影視作品中的魯子敬形象大多和諸葛亮類似，都是具有書生氣的文臣，京劇《草船借箭》中譚富英先生扮演的魯子敬還多了一層憨厚可愛。但歷史上的魯肅不但和諸葛亮一樣有“過人之明”，還極具豪俠氣質(zhì)，他預(yù)感天下將亂，便招聚少年，講武習(xí)兵，他是主動迎接亂世到來的一類人。甘寧也是如此，“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至投奔劉表時，甘寧麾下已經(jīng)有八百人了。

諸葛亮、魯肅和甘寧由不同的視角出發(fā)，卻捕捉到了一種相同的歷史趨勢，或許可以證明在當時英雄眼中，分裂已然成為共識。在三個版本的“天下三分計”中，魯肅和甘寧以“漢室不可復(fù)興”為前提，而諸葛亮的規(guī)劃則是“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這固然與孫劉的不同立場有關(guān)，但不容忽視的是，漢末人對統(tǒng)一帝國的態(tài)度相當多樣。漢朝是一個延續(xù)四百余年的帝國，盡管它行將崩塌，但終結(jié)亂世的方法是回到過去還是另起爐灶，當時的人們并沒有共識。而即使已經(jīng)意識到漢祚將終的人們也不能不對統(tǒng)一時代懷舊。就連曹操自己也說曾經(jīng)的志向是“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后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而在曹丕宣布代漢之時，身為曹魏宗室的曹植痛哭，此外還有蘇則這樣同樣墮淚卻沒有被曹丕知道的大臣。前文提到的甘寧獻割據(jù)之策時，張昭馬上表示反對。對于魯肅初次見面提出的三分天下之計，孫權(quán)也只好說：“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而有趣的是，張昭也批評魯肅粗疏不可用，可見一個政權(quán)的內(nèi)部尚有不同的聲音。諸葛亮是分裂的預(yù)言者，也是秩序的重建者。通過孔明這個人物，狩野直禎探討了公元3世紀的中國為什么會分裂，又為什么有可能走向統(tǒng)一。

爭議與偏愛

雖然不是招聚亡命的游俠，但諸葛亮的少年時代也耐人尋味。他既有清流士大夫的出身，同時“躬耕隴畝”，早早做了隱士。中國人似乎偏愛聰明而沉靜內(nèi)斂的天才，諸葛亮《誡子書》中有“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名句。東漢的士大夫最擅長制造和利用輿論，而故事中避居草廬的諸葛亮又儼然“臥龍崗散淡的人”，足不出戶就能知天下之事。但歷史上諸葛亮在隆中十年的光陰究竟是如何度過的呢？正史對此的記載也只有只言片語，但是狩野直禎通過分析諸葛亮的交游，推論出他與襄陽社交圈的關(guān)系，描繪了一個在三國大幕之后蠢蠢欲動的諸葛亮。劉表治下的荊州在當時相對安定，聚集了不少名士，然而劉表不是真英雄，荊州的人士恐怕也多在觀望。“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名篇《登樓賦》也創(chuàng)作于避亂荊州時期：“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此地是待不住一點的，“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王粲的憂愁恐怕不是孤例。正是這樣一批觀望者組成了襄陽的社交圈，狩野直禎認為，未來天下大勢就是荊州士人談?wù)摰闹黝}。諸葛亮置身于這樣的氛圍中，可能扮演著一個耐心傾聽，但“笑而不語”的角色（《諸葛孔明》第三章）。這種和“談?wù)摗比艏慈綦x的關(guān)系，可能正是諸葛亮與漢末一般士大夫不同的特質(zhì)。實際上，雖然“清流”的本義無疑是具有褒義的詞匯，但“談?wù)摗睒?gòu)成的“清議”逐漸把持了社會輿論，胡三省就曾指責(zé)漢末士大夫好交游，尚浮華，是“干名蹈利之徒”，增淵龍夫由此注意到漢末一些隱士對“清議”的批判（《后漢黨錮事件的歷史評說》）。但川勝義雄也提出，清流人士與逸民人士之間難以劃上明確的分界線，黨錮之亂后期，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社會輿論的危險性和“求名蹈利”的輕佻，就連曾經(jīng)的清流領(lǐng)袖郭泰也開始傾向于處士態(tài)度（《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隆中時代的諸葛亮可能是這樣一類較為清醒的“逸民式人物”。

對諸葛亮形象的美化甚至神化起源非常早，魏晉人的筆記、小說、子書中就多有渲染，如張華《博物志》、傅玄《傅子》、習(xí)鑿齒《漢晉春秋》中都有諸葛亮故事，不少三國小說情節(jié)都可以溯源到更古老的雛形。與此同時，圍繞著諸葛亮的爭議也一直存在。陳壽為諸葛亮立傳，稱其“奇謀為短”，不足以御敵，唐代史學(xué)家劉知己在《史通·曲筆》中說“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這一評論本自北魏毛修之和崔浩的爭論。毛修之認為陳壽有挾私報復(fù)的嫌疑：“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yīng)變將略，非其所長’”，但崔浩堅稱《三國志》為良史：“亮之相劉備，當九州島鼎沸之會，英雄奮發(fā)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唐人裴度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則又批評崔浩“皆以變詐之略，論節(jié)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其中的關(guān)節(jié)，與不同時代不同人的政治背景、思想取向、學(xué)術(shù)立場等因素相關(guān)，是極為復(fù)雜的歷史命題。狩野直禎沒有回避這些爭議，他同樣指出了蜀漢的種種生存困境。例如在“斬馬謖”一節(jié)中寫到了漢廷無人可用的尷尬局面，關(guān)于斬馬謖的抉擇是否正確，狩野直禎也寫進了不同的聲音。

臺灣“中研院”藏諸葛武侯祠堂碑拓片

北伐始終困難重重，陳壽之論雖遭非議，但他說“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無論是文學(xué)中“多智而近妖”的諸葛亮，還是在北伐中左支右絀的諸葛亮，軍事史上的發(fā)明家諸葛亮，或者是思想史中的刑名家諸葛亮，他們的歷史結(jié)局都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諸葛亮。但后人卻總是津津樂道于這樣一場年年無功而返的失敗北伐。狩野直禎序言中所說的“不得不同情”，也多體現(xiàn)在敘述孔明鞠躬盡瘁的后半生中。他在書中詳細注釋、翻譯了《出師表》，感慨“文如其人”。陸游曾說“出師一表真名世”，是贊嘆其文“中原北望”的決心。而南朝蕭統(tǒng)在編選《文選》時收錄《出師表》，并不關(guān)注文章的政治立場，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標準，在南朝人眼中，這是一篇典范的文學(xué)作品。諸葛亮在當時就有文集傳世，他同時是當之無愧的學(xué)者和文學(xué)家。但對于狩野直禎來說，《出師表》有著更具體的重要意義。狩野直禎的少年時代因軍國主義而失學(xué)，祖父狩野直喜——這位京都學(xué)派的大學(xué)者將《出師表》做詳細的訓(xùn)點和解讀，寄給在東京“勞動動員”的孫子，以此來勸學(xué)，這篇文章成了戰(zhàn)爭時代狂熱和反常識的對照。諸葛亮的文章正應(yīng)了他的死敵曹丕的那句名言：“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

能夠穿透不同語言和文化的當然有天才軍師這樣的標簽，同時也有孤注一擲、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諸葛亮“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盡管狩野直禎還是謹慎地認為《后出師表》真?zhèn)未嬉桑┑臎Q心，也正是袁宏在《三國名臣序贊》中說的“雅志彌確”，這種堅硬的，無畏的態(tài)度，有著三國英雄時代的獨特生命力。日本動漫《名偵探柯南》以諸葛亮為靈感塑造了一位諸伏高明（“高明”的日語讀音與“孔明”相同）警官，是一個儒雅聰慧，喜歡念中國詩的“古風(fēng)警察”。在今年上映的大電影《獨眼的殘像》中，高明與犯人搏斗瀕死之際說：“人生有死，修短命矣”。

這實際上出自孔明的老對手周瑜的遺書（《諸葛孔明》第80頁）：“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fù)奉教命耳。”周瑜和諸葛亮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有著同樣的憂慮，也有著同樣終結(jié)亂世的強烈欲望。真如后世文學(xué)中描述的二人亦敵亦知己的關(guān)系。這種義無反顧地對“志”的追求，讓人聯(lián)系起諸葛亮《誡外生書》開頭的千古名句：“志當存高遠”。

亂世中的生命如此早熟而短暫，但三國英雄們沒有就此陷入虛無。諸葛亮告誡外甥“志”的意義：“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后代文學(xué)史常用“慷慨”來描述這一時期的文學(xué)，但這同時也是三國的時代精神。狩野直禎對《誡外生書》的翻譯（第181頁）大概足以解釋人們對孔明，對三國的“同情”，這是一則可以與現(xiàn)代人共勉的座右銘：

“過沒有遺憾的生活。”